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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成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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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到深入浅出并不专仗着字现成,词现成,句子现成;不过,此文所论却只限于现成与深入浅出的关系。

  载一九五○年四月十日《文艺报》第二卷第二期

  《骆驼祥子》序

  这本书是在七七抗战那一年写成的,在《宇宙风》上连载。连载还未登完,战事即起。后来,此书在广州印成单行本,或者还在桂林印过,我都没有看到,因为广州桂林也相继陷落敌手,大概此书也被敌人毁灭了。我看到的“初版”是在四川印的土纸本。

  据说,在抗战中,此书被译成日文,我没见到。战后,另有个日译本,却是征得我的同意才翻译的。

  一九四五年,此书在美国被译成英文。译笔不错,但将末段删去,把悲剧的下场改为大团圆,以便迎合美国读者的心理。译本的结局是祥子与小福子都没有死,而是由祥子把小福子从白房子中抢出来,皆大欢喜。译者既在事先未征求我的同意,在我到美国的时候,此书又已成为畅销书,就无法再照原文改正了。

  后来,别种文字的译本都根据英译本;版权因中美没有国际版权的协定而为译者所有,我无法干涉。这种译本现在已有德,法,意,捷克,瑞士,及西班牙六种文字的,末一种是节译。

  好莱坞一家中国电影公司曾决定采用此书,制为电影片,但未成功,而且或者永远没有实现的希望。

  此书原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印行,今改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我感谢文化生活出版社的肯于转让。

  老舍序于北京。

  一九五○年四月。

  载一九五○年五月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骆驼祥子》校正本

  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开幕词

  我代表主席团,首先来欢迎诸位代表、诸位来宾,并感谢首长们到会指导。其次,我请诸位原谅筹备委员会一切筹备得不周到的地方,筹备委员会由产生到今天,才一共不过有两个星期;时间短促,工作就难免因紧张而有所疏忽。在用钱上,筹备委员会是力求节约的;那么,在招待与布置上就难免简陋。不过,我相信,诸位先生一定会由体谅而原谅的。

  北京文联的成立,由各方面看,都是必要的。从北京市人民政府看,因为政府是人民的,就理当有个群众性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团体,好帮助政府与党,在文艺上为人民服务。从全国文联来看,全国文联若没有各地的文联作基础,便不易推动工作。从北京的特殊情形来看,文联的成立也有它迫切的需要:

  一、北京有二百万人民。这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字。比起欧洲那几个小国来,这个城,在人口上,比一两个国还大。专从人口数字上看,我们就知道;除非把北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总动员起来,是无法把大量的精神食粮供献给这么多的人民的。

  这二百万人民都被解放不久。可是,我们已经看见了国家的新主人翁,工人同志们,在各种生产上所表现的良好成绩,而且也看见了他们在业余所产生的文艺作品。这真使我们兴奋,并感觉到一个新时代的确已来到这古老的都城了。在另一方面,北京虽是个大都市,可是离城不远,便有农村与田地。我们不单看见郊区农民的翻身,并且看见不少教授学生和知识份子去参加土改,写出来他们的感想与由农民间得来的知识与智慧。这又是史无前例的事。可是,正因为我们对工农大众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才应当热诚的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去描画他们的高尚品质,鼓励他们前进,并在文化上帮助他们学习。

  同时,这二百万人民之中,可也有不少是久住在皇帝脚底下的,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泻药,去洗刷干净肠胃中的封建的余毒积滞。同时,他们也需要一点补药,去补心健脑,使他们壮实起来,好作人民政府的健全公民。这种灵药,只有文学艺术工作者会泡治,泡治得既不猛泻,也不乱补,而且是以娱乐、说服、感动、美丽,作药引子的。

  二、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首都的许多设施是自然而然的对全国有带头作用的。专拿文学与艺术来说,作品即使是就本地风光而创作出的,只要作得好,他们便会不翼而飞,比什么东西都飞得更快更远。因此,北京文联不仅是照顾着北京的二百万兄弟姐妹,它也必能间接的给全国以好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确有发生这带头作用的条件,看吧。

  三、北京的戏曲在百年来,便已自成一派,受到各处的欢迎。北京戏曲界的名家,也是全国的,甚至是国际的名角儿。今天,全国各地普遍的展开戏曲改进运动;那么,以北京过去的在这一方面的供献与成就,再加上现有的人才与他们的努力,我确信北京的戏曲改进的成绩要比别处作得更出色,因而发生带头作用。还有:四、不单戏曲如是,在新文学与新艺术的各部门也都如是,因为北京是人才荟萃的地方。这些人才,而且,是多少保有五四运动的传统的,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这传统,虽然遭受了日本侵略者与国内反动派的暴力破坏,可是暴力并没有使文学家们、艺术家们,完全屈服。今天我们有了新的政府,与贤明的领袖,五四运动的精神得以复活,而且加上了更新的革命理论与人民的鼓励,于是当年曾被比作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的北京,今天要成为中国的莫斯科了。这一希冀,大概是在每一个在北京的文艺工作者的心中都想起过的。那么,就教咱们团结起来,齐心努力的实现这理想,与莫斯科的文学家艺术家们看齐吧。

  不过,这里还有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新文艺怎样与民间文艺相结合?如何把新血液灌输到旧形式里去?如何采取民间文艺遗产的精华,去使新文艺成为结实的土生土长的东西,不再像先前那样“狗长犄角,充羊(洋)!”这是个极难解决的问题,正需要新旧的人才团结到一处,经常的交换意见与合作,才会不偏不倚,共同找出创作民族文艺的道路来。

  五、我们也不缺乏年青的干部,北京是一座学校之城啊。文联的活动,必能与文艺教授教员们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就也必加强学生们对社会上文艺活动的了解与参加,这,不久就会练出一枝精强文艺人马,而后分散在各省各地,高悬起文艺工作的旗帜。就专凭这一点,北京文联也有成立的必要。

  我想,我在这上面所说的,并没有什么夸大的地方。我面前坐着的,正是我所提到的北京戏曲界、文艺界的名人和工人与学生们的代表。他们会证明我没有夸大,因为他们都愿意顺应着今日的需要,组织起北京市文联;否则他们就根本不会到这里来。

  不过,说着容易,作起来难。这就看我们能不能真正好好的团结,努力搞好我们的工作了。更要看我们是否能虚心的向别人学习,以补自己之所短;热诚的拿出自己所擅长的,教给别人;好作到“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似的团结。困难是有的,但团结必会克服困难。

  最后,我们感谢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主持人,借给我们会场,并给我们一切便利。北京市文联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开成立大会,真是“出门见喜”。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方向的指示,不是说文艺须给工农兵大众服务么?

  载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比喻

  旧体诗有个严重的毛病:爱用典故。从一个意义来说,用典故也是一种比喻。寿比南山是比喻,寿如彭祖也是比喻——用彭祖活了八百岁的典故,祝人长寿。典故用恰当了,能使形象鲜明,想象丰富。可是,典故用多了便招人讨厌,而且用多了就难免生拉硬扯,晦涩难懂。有许多旧体诗是用典故凑起来的,并没多少诗意,所以既难懂,又讨厌。

  白话诗大致矫正了贪用典故的毛病,这很好。可是,既是诗,就不能不用比喻。所以新诗虽用典渐少,可是比喻还很多,以便作到诗中有画。于是,就又出了新毛病:比喻往往太多,太多也就难免不恰当。

  贪用比喻,往往会养成一种习惯——不一针见血的说话,而每言一物一事必是像什么,如什么。这就容易使诗句冗长,缺乏真带劲头的句子。一来二去,甚至以为诗就是扩大的“好比”,一切都须好比一下,用不着干干净净地说真话。这是个毛病。

  比喻很难恰当。不恰当的不如不用。把长江大桥比作一张古琴,定难尽职。古琴的尺寸很短,古琴也不是摆在水上的东西,火车汽车来往的响声不成曲调,并且不像琴声那么微弱……。这差点事儿。把汽车火车的声音比作交响乐,也同样差点事儿。

  比喻很难精采。所以好用比喻的人往往不能不抄袭前人的意思,以至本是有创造性的设喻逐渐变成了陈词滥调。“芙蓉为面柳为腰”本来不坏,后来被蝴蝶鸳鸯派诗人用滥了,便令人难过。至于用这个来形容今天乘风破浪的女同志们就更不对头了。

  不恰当的比喻,不要。恰当的比喻应更进一步,力求精采。就是精采的也不如直接地把话说出来。陆放翁是咱们的大诗人。他有个好用“如”、“似”的毛病。什么“读书似走名场日,许国如骑战马时”呀,什么“生计似蛛聊补网,敝庐如燕旋添泥”呀,很多很多。这些比喻叫他的作品有时候显着纤弱。他的名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便不同了。这是爱国有真情,虽死难忘。这是真的诗,千载之后还使我们感动。那些带有“如”、“似”的句子并没有这股子劲头。

  比喻不是完全不可以用,但首先宜求恰当,还要再求精采。诗要求形象。比喻本是利用联想(以南山比长寿)使形象更为突出。但形象与形象的联系必须合理,巧妙。否则乱比一气,成了笑话。南山大概除了忽然遇到地震,的确可以长期存在,以喻长寿,危险不大。以古琴比长江大桥就有危险,一块石头便能把古琴(越古越糟)打碎。谁能希望长江大桥不久就垮架呢!

  再随手举一两个例子:那柔弱的兰草,怎能比你们刚强!

  兰草本来柔弱,比它作甚呢?

  川陕公路像一个稀烂的泥塘,公路很长,泥塘是“塘”,不是看不到头的公路。两个形象不一致。

  萧萧落木是她啜泣的声音。

  “萧萧”——相当的响。啜泣——无声为泣。自相矛盾。

  也许这近于吹毛求疵吧?不是的。诗是语言的结晶,必须一丝不苟。诗中的比喻必须精到,这是诗人的责任。找不到好的比喻就不比喻,也还不失为慎重。若是随便一想,即写出来,便容易使人以为诗很容易作,可以不必推敲再推敲。这不利于诗的发展。

  别怕动笔

  有不少初学写作的人感到苦恼:写不出来!

  我的看法是:加紧学习,先别苦恼。

  怎么学习呢?我看哪,第一步顶好是心中有什么就写什么,有多少就写多少。

  永远不敢动笔,就永远摸不着门儿。不敢下水,还学得会游泳么?自己动了笔,再去读书,或看刊物上登载的作品,就会明白一些写作的方法了。只有自己动过笔,才会更深入地了解别人的作品,学会一些窍门。好吧,就再写吧,还是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又写完了一篇或半篇,就再去阅读别人的作品,也就得到更大的好处。

  千万别着急,别刚一拿笔就想发表不发表。先想发表,不是实事求是的办法。假若有个人告诉我们:他刚下过两次水,可是决定马上去参加国际游泳比赛,我们会相信他能得胜而归吗?不会!我们必定这么鼓舞他:你的志愿很好,可是要拚命练习,不成功不拉倒。这样,你会有朝一日去参加国际比赛的。我看,写作也是这样。谁肯下功夫学习,谁就会成功,可不能希望初次动笔就名扬天下。我说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了练习,假若我们忽略了这个练习过程,而想马上去发表,那就不好办了。是呀,只写了半篇,再也写不下去,可怎么去发表呢?先不要为发表不发表着急,这么着急会使我们灰心丧气,不肯再学习。若是由学习观点来看呢,写了半篇就很不错啊,在这以前,不是连半篇也写不上来吗?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总以为初学写作不宜先决定要写五十万字的一本小说或一部多幕剧。也许有人那么干过,而且的确一箭成功。但这究竟不是常见的事,我们不便自视过高,看不起基本练习。那个一箭成功的人,想必是文字已经写得很通顺,生活经验也丰富,而且懂得一些小说或剧本的写法。他下过苦功,可是山沟里练把式,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知道自己的底。我们的文字的基础若还不十分好,生活经验也还有限,又不晓得小说或剧本的技巧,我们顶好是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为的是练习,给创作预备条件。

  首先是要把文字写通顺了。我说的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正是为逐渐充实我们的文字表达能力。还是那句话:不是为发表。想想看,我们若是有了想起什么、看见什么,和听见什么就写得下来的能力,那该是多么可喜的事啊!即使我们一辈子不写一篇小说或一部剧本,可是我们的书信、报告、杂感等等,都能写得简练而生动,难道不是值得高兴的事吗?

  当然,到了我们的文字能够得心应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试写小说或剧本了。文学的工具是语言文字呀。

  这可不是说:文学创作专靠文字,用不着别的东西。不是这样!政治思想、生活经验、文学修养……都是要紧的。我们不应只管文字,不顾其他。我在前面说的有什么写什么,和有多少就写多少,是指文字学习而言。这样能够叫我们敢于拿起笔来,不怕困难。在与动笔杆的同时,我们应当努力于政治学习,热情地参加各种活动,丰富生活经验,还要看戏,看电影,看文学作品。这样双管齐下,既常动笔,又关心政治与生活,我们的文字与思想就会得到进步,生活经验也逐渐丰富起来。我们就会既有值得写的资料,又有会写的本事了。

  要学习写作,须先摸摸自己的底。自己的文字若还很差,就请按照我的建议去试试——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同时,连写封家信或记点日记,都郑重其事地去干,当作练习写作的一种日课。文字的学习应当是随时随地的,不专限于写文章的时候。一个会写小说的当然也会写信,而一封出色的信也是文学作品——好的日记也是!

  文字有了点根底,可还是写不出文章来,又怎么办呢?应当去看看,自己想写的是什么,是小说,还是剧本?假若是小说或剧本,那就难怪写不出来。首先是:我们往往觉得自己的某些生活经验足够写一篇小说或一部三幕剧的。事实上,那点经验并不够支持这么一篇作品的。我们的那些生活经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仿佛是好大一堆,可以用之不竭。及至把它写在纸上的时候就并不是那么一大堆了,因为写在纸上的必是最值得写下来的,无关重要的都用不上,就好象一个大笋,看起来很粗很长,及至把外边的吃不得的皮子都剥去,就只剩下不大的一块了。我们没法子用这点笋炒出一大盘子菜来!

  这样,假若我们一下手就先把那点生活经验记下来,写一千字也好,二千字也好,我们倒能得到好处。一来是,我们会由此体会出来,原来值得写在纸上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我们的生活经验还并不丰富。假若我们要写长篇的东西,就必须去积累更多的经验,以便选择。对了,写下来的事情必是经过选择的;随便把鸡毛蒜皮都写下来,不能成为文学作品。即须经过选择,那么用不着说,我们的生活经验越多,才越便于选择。是呀,手里只有一个苹果,怎么去选择呢?

  二来是,用所谓的一大堆生活经验而写成的一千或二千字,可能是很好的一篇文章。这就使我们有了信心,敢再去拿起笔来。反之,我们非用那所谓的一大堆生活经验去写长篇小说或剧本不可,我们就可能始终不能成篇交卷,因而灰心丧气,不敢再写。不要贪大!能把小的写好,才有把大的写好的希望。况且,文章的好坏,不决定于字数的多少。一首千锤百炼的民歌,虽然只有四句或八句,也可以传诵全国。

  还有:即使我们的那一段生活经验的确结结实实,只要写下来便是好东西,也还会碰到困难——写得干巴巴的,没有味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看大概是这样:我们只知道这几个人,这一些事,而不知道更多的人与事,所以没法子运用更多的人与事来丰富那几个人与那一些事。是呀,一本小说或一本戏剧就是一个小世界,只有我们知道的真多,我们才能随时地写人、写事、写景、写对话,都活泼生动,写晴天就使读者感到天朗气清,心情舒畅,写一棵花就使人闻到了香味!我们必须深入生活,不断动笔!我们不妨今天描写一棵花,明天又试验描写一个人,今天记述一段事,明天试写一首抒情诗,去充实表达能力。生活越丰富,心里越宽绰;写的越勤,就会有得心应手的那么一天。是的,得下些功夫,把根底打好。别着急,别先考虑发表不发表。谁肯用功,谁就会写文章。

  这么说,不就很难作到写作的跃进吗?不是!写作的跃进也和别种工作的跃进一样,必须下工夫,勤学苦练。不能把勤学苦练放在一边,而去空谈跃进。看吧,原本不敢动笔,现在拿起笔来了,这还不是跃进的劲头吗?然后,写不出大的,就写小的;写不好诗,就写散文;这样高高兴兴地,不图名不图利地往下干,一定会有成功那一天。难道这还不是跃进么?好吧,让咱们都兴高采烈地干吧!放开胆子,先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咱们就会逐渐提高,写出像样子的东西来。不怕动笔,笔就会听咱们的话,不是吗?

  大众文艺怎样写

  今天我要讲的不是为什么要写大众文艺,和什么是大众文艺的问题;而是怎样写大众文艺的问题①。

  首先我愿就写大众文艺应取什么态度,来谈一谈。至至诚诚的去写,与吊儿啷噹地写,分明是两个不同的态度,也就必得到不同的结果。以我自己来说吧,在我回到北京来的将近三个月的工夫,我写了四篇鼓词,改编了三篇相声,还写了两篇关于鼓词与相声如何编制与改编的小文,一共是九篇。

  有人可就说了:“哈,看老舍这家伙,真写的快呀,想必是那些东西容易写,东一笤帚西一扫帚的就凑成一篇。”

  我不能承认那个说法。在我的经验中,我写长篇小说是大约一天能写一千字到两千字。写鼓词呢,长的二百多句一篇,短的一百多句;就以长的来说,以七字一句去算,也不过一千五百字左右。可是,这一千多字须写六七天。你看,这是容易写呢?还是不容易写呢?

  又有人说了:“老舍这家伙,连外国都翻译他的作品,也多少总算有点地位的人了,怎么回国之后,单单的去写鼓词和相声什么的呢?唉,可惜呀,可惜!”

  对上边的那大材小用的惋惜,我并不感谢。我知道我干的是什么。我知道写一部小说与写一段鼓词是同样的不容易,我也知道在今天一段鼓词的功用也许比一部小说的功用还要大的多。一篇小说因版权的关系,篇幅的关系,不易转载,就流传不广。一段鼓词可以得到全国各地报纸刊物的转载,而后一个人念或唱,便可以教多少多少不识字的人也听到,而且听得懂。今天的文艺作品已不是文人与文人之间互相标榜与欣赏的东西,而是必须向人民大众服务的东西了。你若是不知道这一点哪,我也就回敬一个“可惜呀,可惜!”

  我们若是以为大众文艺容易写,所以才去写它,就大错而特错。态度不真诚,干什么也不会干好。要去写它,就必须认清楚,它是人民大众的精神食粮,其重要或仅次于小米儿和高粱。也要认清楚,它不是文艺的垃圾,扫巴扫巴就是一大堆。知道了它的重要与难写,我们的态度就变成了严肃,真诚,真拿它当作一件事去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搞好,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众。

  让我们先看看,大众文艺怎么会难写吧。先提这一点,绝对不是为自高声价,自居为通俗文艺专家;我自己对于大众文艺的认识还小得可怜。我也绝对不是先吓唬你,教你知难而退,我好独霸一方。反之,我诚心的愿意把我知道的告诉你,也希望你也礼尚往来,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咱们若能照着“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那么在一块儿好好的干,咱们才能克服困难,教大众文艺打个大大的胜仗。

  “大众”二字就很要命。不说别的,先说识字的程度吧,大众里面有的能认许多字,有的能认几个字,有的一字不识,而以一字不识的为最多。这一下可把咱们喝过墨水的人给撅了。咱们善于转文,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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