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权美国的妩媚女人:希拉里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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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一个介于父亲、兄长和侠客之间的人物。
　　在琼斯出现之前，希拉里的政治意识和她的宗教意识停留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琼斯让希拉里和帕克里奇的其他几个年轻的卫理公会教派成员去阅读T？S？艾略特和E？E？康明斯的作品；用神学和地理政治学术语来为她们赏析毕加索的画作；跟他们一起讨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大检查官杜斯妥耶夫斯基；播放鲍勃？迪伦新唱片中的《大雨将至》这首歌给他们听。在周末，他还会带领帕克里奇这群生活优越的少年新教徒们去芝加哥的黑人教堂和西班牙教堂参观，同那里的青少年进行交流。
　　琼斯不仅是希拉里少女时代最重要的老师，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是她的顾问，他的教诲始终如一地为身处逆境的她指引着方向，鼓励她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要“尽自己的努力为他人服务”，通过行善来抚慰自己不平静的灵魂。此后，在她生命中几乎每一个痛苦与耻辱的关口，她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重温这些教诲。在二十多年间，希拉里一直和琼斯保持书信联系，同他探讨信仰的要素以及人类本性的迷茫。克林顿夫妇在白宫生活的那些年，琼斯夫妇经常去做客。
　　琼斯在离开帕克里奇前送给希拉里一本杰罗姆？戴维？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可她不喜欢这本书。主人公霍尔登？考尔菲尔德总是会让她想起弟弟休吉。塞林格的小说反映了少年人成长为成年人的蜕变过程，它似乎激发了有关家庭和家庭特征的种种艰涩问题和复杂感情，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性格倾向。几十年来，最崇拜希拉里的一些人渐渐开始质疑她是否真正地热爱她的人民，或者至少是否爱全体人民。他们怀疑，她也许只是喜欢一小部分人的陪伴，之所以会拥抱大众只是出于基督教责任感和政治承诺的需要。
　　琼斯离开帕克里奇之后不久，在一封信中，希拉里自己似乎也提出了同样的疑问：“你能同时怀疑人类而又挚爱或者欣赏其中一些人吗？”她还问道：“能否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愤世嫉俗者呢？”
　　17岁时，希拉里离开了伊利诺伊州的帕克里奇，去韦尔斯利女子学院读大学。那时，她成年之后的基本性格和矛盾已经初现端倪：犀利的学习和应用知识的能力以及无限拓展它的能力，勃勃的野心和喷薄的怒火，对理想主义的坚持和对屈辱的忍耐，对弥赛亚的信念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对有领袖气质的男性的迷恋和对传统女性行为规范的漠视，认真制定目标和迅速做出判断的行事风格，清教徒的敏感气质和令人诧异的脆弱情感，对个人冲突一贯的缺乏耐性和厌恶的态度，对经济独立的坚持和对公益服务的热忱，对绝对控制权的顽强追求，还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对她的抚慰、指引和庇护。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1）
　　我即将遇到的这个人将会使我的生活朝着一个始料未及的方向发展。
　　—《亲历历史》
　　贝齐？赖特曾提到，希拉里和克林顿“都热切地相信自己肩负着改变这个世界的使命，而且早在相识之前，他们就各自抱定了这个信念”。令人称奇的是，为了更好地追求他们超乎寻常的远大抱负，两个性格如此迥异的人居然能够紧密配合并且相互扶持。可能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连做梦都想不到自己能找到一个如此理想的伴侣。一位深情的妻子，一位执著的丈夫，没错，也是彼此的助手。但是，所有在他们相识之前就认识希拉里或者克林顿的人都认为，他们两个人之间如齿轮啮合一般的无间合作是超乎他们各自想象的。自从两人开始交往，他们共同的朋友德博拉？塞尔就发现了他们之间价值观和理想的完美契合。不过，塞尔还注意到了他们两个另一个共同特点，也许同样明显：“他们两个人都有些天真。”在熟识他俩的人中间，“天真”这个评价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
　　1970年，克林顿和希拉里在耶鲁大学相识。他们几乎立刻就从对方身上发现了能够影响自己、提升自我的特质，这可以让他们建立起一种拥有无限可能的政治合作关系。有件事非常说明问题—很快，希拉里就一脸诚恳、严肃认真地说出了一件克林顿从未公开宣布过的事：将来有一天，他会成为美国总统。他们两个很快就陷入了爱河—正如朋友们描述的那样，他们的爱真挚而又深厚。不过，这爱情肯定不是所谓的“浮士德式交易”①。塞尔知道，遇到克林顿之前，“希拉里只对自己改变整个世界的能力感兴趣”，而她之所以选择律师这一职业，是“因为她认为律师改变世界的能力最大”。
　　其他一些认识希拉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命女权主义者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政界能够接纳那些真正独立的女性。”韦尔斯利学院同时期的一名女校友说，“假如希拉里没有嫁给克林顿，她也许早就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最大的悲剧。”从韦尔斯利毕业的时候，希拉里已经踏出了在政界大放异彩的第一步。毕竟，是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顿，得到了《生活》杂志的青睐，并被描述成她那个时代及其价值观的象征。1973年，赖特怀着推动希拉里竞选事业的目的搬到了华盛顿，她从未怀疑过希拉里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参议员或美国总统。这个问题后来被数百万的女性热烈讨论过，尤其是在希拉里随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几年，以及她第一任参议员任期时间里。在一般人的设想下，要是没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从法学院毕业后本可能成为某个儿童保护组织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负责人；30出头的时候，希拉里可能会参加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国会议员的竞选。那个女校友又说：“事实上，很难再找比希拉里更可悲的、对过去的梦想念念不忘的人了，她接近政治的方法是嫁给一个要参加竞选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希拉里从韦尔斯利毕业时的初衷。她本打算要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直到遇到了克林顿并爱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原来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一直以来，希拉里就渴望大有作为、造福人民。比尔？克林顿也是个想要造福人民的人，而且也是个想成大事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世俗的实用政治方面。而希拉里则始终看到天堂和彼岸，一直对约翰？韦斯利的教诲深信不疑。希拉里给他们两个的联盟带来的是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目标感，是凌驾于传统政治理念之上的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克林顿的政治信仰一直很坚定，不过，法学院的一个朋友说：“和比尔在一起，你会感到他只是想当总统，而希拉里则极富宗教热情。”似乎从青春期起，希拉里就认定，她生活的意义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以确定什么是对的，并力求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拉里同时向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递交了申请并被两所法学院录取，但是她迟迟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所法学院。希拉里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考察，那次考察坚定了她选择耶鲁法学院的决心。当时，她被介绍给一位著名的教授，而据她回忆，这位教授对她说：“好吧，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次，我们这里并不需要更多的女人。”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2）
　　1969年秋天，希拉里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当时法学院235名新生中只有27名女生，希拉里就是其中一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读书时就赢得了“大胆的领袖”和“行动主义者”的名声，不过这些称号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们十分敬畏她的勇气。”希拉里的新同学卡罗琳？埃利斯说，“她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已经把她当做领袖了。我们之前曾在国家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而3个月后的今天，她就在我们班上，就在我们身边。”法学院的同学都认为希拉里肯定是要参加竞选步入政坛的，她之所以选择来读耶鲁法学院，只不过是因为这是实现她远大目标的最佳途径。她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帮助她快速提高声望的，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怀疑的迹象。“希拉里知道自己要想在政治方面有影响力需要有些名气，她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拉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说。像在韦尔斯利学院那样，她的同龄人都受到她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认为哪里有她，哪里就是战事打响的地方。
　　实际上，当时耶鲁大学纽黑文法学院爬满常春藤的围墙里，那片曾经的净土已被一种疯狂的力量占领，一种近乎让人头晕目眩的反体制伦理弥漫着整个校园。希拉里刚到学院的头几周里，学生们占据了主校区，并称之为“解放区”。不同的派系都在院内搭建了帐篷—嬉皮士、黑权主义布道者、积极的反战倡导者、激进的左翼分子，宣扬自己反传统文化的精神。第二年当上法学院院长的亚伯拉罕？戈尔兹坦把耶鲁法学院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学生们迫使老师采用“通过”与“不通过”的评分标准。因此，后来有人说只要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就几乎不可能被退学，这种说法确是有几分真实的成分。那时，扎染的衬衫和肮脏的牛仔裤取代了有律师派头的定制套装。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极端势力中间，安排好自己的议程。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她带来了名气，这种名气使她收到了来自妇女选民联盟的邀请—邀请她参加其青年顾问委员会。她的参与给一些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这更重要的是，希拉里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在以后的30年里成了克林顿集团中的成员，其中包括弗农？乔丹、戴维？米克斯纳和彼得？埃德尔曼。弗农？乔丹当时是亚特兰大州南部地区委员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领导了南部地区登记黑人选民的运动。戴维？米克斯纳是当年终止越战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后来又领导了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彼得？埃德尔曼当年是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堂的副馆长，也是青年联盟委员会的主席。
　　1970年春天，摆在数百万名大学生面前的问题不是传统的学习和功课，而是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一件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问题—年轻人要应征入伍去越南参战。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曾向公众许下诺言，说他一旦当选，就会立刻结束越南战争。可是他食言了。他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光荣和平”战略激化了各种矛盾。在希拉里就读耶鲁的这4年里，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超过2。5万名美国士兵和几十万名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希拉里后来说，有时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在和自己的国民打仗”。《宪法》赋予人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正遭到由上至下的蓄意的侵犯。
　　加入法学院学生主办的法学期刊《法律评论》编辑部是在美国法学院中取得学生认可的传统方式，没有哪所大学的《法律评论》能比哈佛或耶鲁法学院的更有影响、更重要。而在1970年春天，《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发行了创刊号，希拉里的名字列在了编委中。这份期刊的名字本身就声明了它的目的，就像希拉里和她的编辑同行们介绍的那样：“《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的第一期开创了我们超越法律界传统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突破这种狭隘做法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展示那些以通过务实态度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法律学术活动和新闻报道形式。”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3）
　　“希拉里的兴趣并不在于法律学术研究，”一个法学院的同僚说，“她的兴趣在于法律行业以及应用法律为人们服务。”特别是应用法律为穷人服务—这也是创办该杂志的初衷之一。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被另外两个议题占据：战争问题和黑豹党运动问题。那年春天，在纽黑文市中心的联邦法院，黑豹党主席博比？西尔和他的7位同志正接受审判，他们被指控谋杀了一名黑豹党党徒。据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成千上万的人在纽黑文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这场审判，因为他们确信，在尼克松总统司法部的授意下，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及联邦检察官对这些黑豹党成员实施了迫害。该案因为陪审团产生分歧而无法做出最终裁决。
　　《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杂志创刊号特意选择在五一劳动节出版，期间爆发了以督促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州争取撤销对黑豹党的指控为目的的大型游行示威和学生罢课行动，理由是他们认为“在白人的司法制度下”，黑人被告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第一期登了一篇叫做《大学与警察：大学校园里的武力和自由》的文章，杂志封面上刊登了该文章的插图：戴着防毒面具、佩带重型武器的警察的照片。
　　迫于学生们声称要举行暴力示威的威胁，耶鲁法学院院长金曼？布鲁斯特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五一”游行示威的根本理念，并对学生们的一些要求做出让步：暂停课程，允许学生餐厅为参加游行示威者提供饮食服务，允许博比？西尔的首席辩护律师查尔斯？加里在审判期间住在校园里。布鲁斯特的声明显示由黑豹党案件审理引起的比其本身更重大的那些问题已经进入主流文化。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认同“五一”游行示威活动的深层次目标，但她却明确地表示，她认为游行示威应该是和平的、有目的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应该瞄准长期的目标。虽然希拉里只是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但她已经是整个法学院里颇有影响、颇受尊重的人物了。那一周，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们召开特别会议来商讨斗争策略，那次会议差点失控，是希拉里巧妙地安抚了争执各方，并引导讨论朝着最终平息争端的方向发展。院长戈尔兹坦说：“大家都出于愤怒说了许多过激的话。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士，希拉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
　　希拉里的处事方法是她各种气质特征的独特组合：咄咄逼人、温柔体贴、插科打诨、生硬粗暴、热情赞颂、冷嘲热讽、理性分析、热情似火或者热烈奔放。多年以后，甚至许多开始讨厌她政治策略的同学们都满怀敬意地回忆起她在“五一”示威活动中收放自如地发挥这些气质特征的情景。
　　“五一”当天，15000名游行示威者聚集在耶鲁校园内，有人还高举着“烧掉耶鲁”的牌子。事实上，这次游行示威的气氛出奇的平和。其间还穿插着一些研讨会：《逮捕与搜查》和《种植园社会的殖民地化和种族特征》。当时主要发言人之一杰里？鲁宾振臂高呼“×尼克松！×尼克松！×尼克松”来调动听众的情绪，痛斥尼克松推行的战争政策、种族主义及“警察国家战术”。在希拉里看来，大量的批评其实是言过其实的。第二天，《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说，那场示威集合了“纽黑文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与会者，包括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电影拍摄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队员”。两天后，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开枪射杀了4名参加反战游行示威的学生。希拉里写道，那张一名年轻女子趴在一位遇难学生尸体上的著名照片让她流下了眼泪。
　　5月7日，希拉里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参加了在华盛顿举行的妇女选民联盟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这是她知名度、影响力日益提高的又一体现。为了纪念肯特州立大学枪杀事件的受害者，她佩戴着黑袖章，站在了讲台前。后来她说，当讲到美国入侵柬埔寨的军事行为是“不合法、违背美国《宪法》”的行为时，她情绪异常激动。她尝试着把发生在各大学校园里惨烈的示威行动介绍给这些年长于她的听众们。多年后她说，1970年在耶鲁那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她奋力争取的是投入，而“不是破坏或所谓‘革命’”。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4）
　　35年后，已经成为总统候选人提名有力竞争者的参议员希拉里却说要等到完成更多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后，美国才能从伊拉克撤军。在这样说的时候，她不再慷慨激昂，也不再那么有说服力。接着，跟在越南战争中一样，在战争问题上，希拉里和其他大多数参议员一样投了赞成票，给予了乔治？布什想要得到的授权。一年后，她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获得了一席之位，成为军事准备方面的专家。希拉里的影响力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点，而她却一再拒绝利用自己的影响敦促美军尽快从伊拉克撤军，这使得民主党左派中很多支持她的人开始与她渐行渐远，还有一些人开始产生了一个疑问—她在对越战争和对伊战争中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是不是表明她不再年轻幼稚，已经变得成熟稳重了呢？或者，这只不过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客为了政治前途而放弃了年轻时所坚持的价值观和原则呢？
　　在法学院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希拉里在芝加哥参加了厄弗？库普西内特主持的在全美播出的电视访谈节目；当选为女性选民联盟中前后两代女性民权主义者的联络员；成为报纸上的新闻人物。希拉里很享受这些关注，享受自己的特立独行—她走的是一条与众不同的、更有思想的道路。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她将会选择选举政治之路的猜测，而她则从未公开回应过这样的猜测。其实，当时国会已经完全放弃了对战争问题的监督职责，而她不但没有把参加政治竞选当做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且也不相信选举政治的力量—选举政治对她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希拉里仍然认为公益事业应该是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服务的，包括那些最没有权力的、被边缘化的或是受歧视最严重的人。在所有应该得到帮助的人中，希拉里最想帮助的是孩子。孩子是公民中最脆弱的群体，也是最应该得到帮助的，尤其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和黑人的子女。她认为，为了孩子们的利益，法律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她可以找到办法努力促成此事。
　　那年秋天，希拉里乘车往返于纽黑文和华盛顿之间，这是职业和学习任务之间的完美结合。她在国会大厦为女性公众人物玛丽安？埃德尔曼组织听证会，评估了可能会影响儿童生活的法规。在纽黑文，她为自己制订了独特的课程和工作计划，广泛涉猎法律、医学和心理学。她一边在耶鲁大学医学院旁听，一边在耶鲁—纽黑文医院从事与儿童身心健康问题有关的工作，其中包括受虐儿童身心问题的研究，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被作为重要的社会现象加以研究。她帮医院建立了法律程序来处置医院的疑似虐待儿童案例。整整一学年，她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在耶鲁儿童研究中心观察儿童治疗过程，以及同医生进行案例讨论。希拉里说：“我开始仔细思考影响儿童的因素，包括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法律管辖范围内及范围外的。”像许多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样，她被派到联邦资助的隶属国家法律服务计划的地方机构工作。在那里，一个名叫佩恩？罗迪恩的年轻司法援助律师指导她为那些被忽视的受虐待儿童辩护。
　　和佩恩？罗迪恩一起，希拉里代表一位五十多岁的黑人寄养母亲出庭，这位女士自孩子一出生就照顾她，直到孩子两岁。寄养母亲要求收养那个混血女孩，她自己已经养育了两个成年的孩子。但是康涅狄格州社会服务部却驳回了她的收养请求，下令给这个小女孩找一个“更合适的家庭”，希拉里和罗迪恩起诉该州，但是失败了。
　　尽管输了官司，但是为儿童争取权利的运动却从此展开。希拉里指出，受虐儿童是“儿童公民”，有权和成年人一样享有《宪法》赋予的相关权利。她在母亲小时候受虐待的遭遇和现在某些父母对孩子所做的可怕事情之间发现了内在的联系。她想帮助那些孩子。
　　希拉里为了替儿童争取权利而写作的学术著作和所做的工作，后来成了克林顿政敌攻击的目标。他们通过夸张的漫画对希拉里的作品及其煽动性进行讽刺，将其称为“左翼理论家的伪善”。到1992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帕特里克？布坎南在共和党大会上说，希拉里持有“反家庭”的观念，她“认为12岁的孩子应该拥有起诉父母的权力，还……将婚姻同奴役体制相提并论”。事实上，她的学术著作构思缜密，在《家庭法》领域广受赞誉，而且并未提出会引起严重争议的观点。历史学家加里？威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对希拉里作品的述评中说，这些作品值得一提，希拉里完全当得起“过去20年中重要的学者活动家”的称号。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5）
　　希拉里决定在耶鲁从事儿童研究，且参与玛丽安？埃德尔曼的华盛顿研究计划，这两件事使她感到非常安心和满足。最终，她似乎找到了自己这一生想做的事情。“我想成为美国儿童的代言人。”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