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世界我的梦(姚明口述)-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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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的比赛比她多，因为在几年前她的膝盖受伤了，需要动手术。姚之队安排她飞到洛杉矶，由一位非常有名的运动医学丁博士为她动了手术。我不需要过问，姚之队就帮她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点不错，我从来不用怀疑叶莉是否是为了我的名气或者钱才和我在一起。我们早在十几岁时就相识，尽管当时她对我的请求老是说“不”。
　　红绳结不是人们知道我有女朋友的唯一方式。我的手机屏幕就是一张叶莉的照片。波斯简看到后说：“这孩子真坏。”我知道他其实是在夸奖我。
　　在我NBA的第一年结束后，叶莉还送了我一个挂在手机上的小熊，小熊里面有磁铁。她也有一个那样的熊，里面也有块磁铁。把两只熊放在一起它们就粘在一起。我不是很想让人们看到这个，因为一个大男人跟一个玩具熊在一起感觉怪怪的。因此在打手机的时候，我会把小熊藏在电话和手掌之间。在回到美国前，我还是把小熊取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波斯简和其他队友会为这个杀了我。
　　人们不知道我选择11号球衣，也是因为叶莉。我在鲨鱼队穿15号，国家队穿13号。有些数字有特别的意义，每个中国人都知道。15的特别意义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穿这个号码的球衣是因为那是我爸爸在上海队时的号码。13在中文里代表着“傻”，但是奥运会里中锋多半都是穿这个号码。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个。9是皇帝的数字，8和6是很好的数字；4不好，代表着“死”。中国联通在给姚之队和我的手机确定号码时，他们确定号码里有很多的8和9。很多记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我选择了在火箭队穿11号，因为我在鲨鱼队一直都穿15号，而且在我来之前也没有人用这个号码。章明基告诉别人我选这个号码是因为风水，两条线向上指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可事实是我觉得这个号码看起来最像两个Y，就是姚和叶的Y。你很容易发现哪辆车是我的，因为车背后有车牌号和两个Y，而且车里的地毯上也绣了两个Y。我以前总说如果你发现我的球衣号变了，就表示我换女朋友了。现在看来，我连车也得换了。
　　叶莉在中国女篮和上海女篮都是11号。她只有6英尺9高，但她却打中锋，还喜欢说她在三秒区内比我移动得好。有些时候我想还是不跟她争为妙。从我在NBA第一年的经历来看，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女孩子都想成为NBA球员的女朋友。她们会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跟球员见面。
　　我在亚特兰大参加全明星赛的时候，那儿有些酒吧，女孩子们会付钱给保安把她们介绍给球员们。我的火箭队队友凯文·卡托就来自亚特兰大。
　　“小心点，小伙子，”他告诉我：“你最好小心。在亚特兰大有很多酒吧，而且你现在是全明星了。”
　　全明星赛除了关于篮球，就是关于女人。我记得在比赛结束后一个记者问我：“这个周末你找到女孩子没有？”我说：“没有，我在中国有女朋友。”他听了很失望。我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家觉得我不去得到所有作为一个NBA球员可以得到的东西是犯了个错误。我喜欢看女孩子，但是叶莉一个对我来说足够了。比尔·沃顿也曾和我谈论过女孩子。沃顿是个很有趣的人。我们交谈过很多次，每次科林总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为他翻译，我不能确定他说了些什么。”一次，他问我是否在美国找过一些女孩子，比如说舞女。他是在开玩笑，但是当时章明基和约翰·海逊格都站在旁边，因此我不管说英文还是中文都有人听得懂我的意思。于是我用英文告诉他：“是的，我找过，但是她们都说想要的是你。”
　　我说过，我有机会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去NBA。但是还记得我也说过我相信结果已经在那儿了，你需要做的就是努力去达到目标。我发现现在我可能在朝着更大的目标前进，不仅仅是在NBA打球，这个更大的目标还包括叶莉。生活不只是篮球。在2001年选秀的时候，我们才在一起两到三个月。既然我为了约她出来等了那么久，我当然不准备轻易放弃。尤其是发现我们相处得很好后。能和叶莉多相处一年真是一种天赐礼物。我在休斯顿的第一年，能够和她通过电话交谈关于中国以及她球队发生的事情，这样生活对我来说容易多了。所以一切进展得都非常顺利。


　　　　　　　　　　　　　　　　　　
第十二章　成名的代价（1）
　　
　　在NBA的第一年结束后我回到中国，我忘记了带电脑游戏机。章明基和我一起回来，我一直跟他说要去电脑商店，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我告诉他在被火箭队选中后我去过那个电脑店，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直跟他说这事，直到他相信不会有事。也许他是被我缠得有点烦了。
　　他是对的，这确实是个馊主意。仅仅几分钟，那个小店就挤满了想要签名或者照像的人　。章明基打电话叫来6个保安帮我离开那个地方。
　　我应该预见到在我老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我在NBA的第一个赛季，火箭队在加州的一个快餐店停留时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大概是在赛季结束前的一个月，我们从奥克兰赶去沙加缅都。路途不长所以球队就坐巴士去，整个车程约有两小时。许多球队都这么干，走了一段路后，大家在路边的汉堡店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全下车还是派个人去买吃的，但我们觉得大家一块儿进去买东西应该没问题。火箭队在全国有点小名气，但它毕竟跟洛杉矶的湖人队全体出现在麦当劳不同。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欢呼：“姚明！姚明！”周围的人群纷纷要求签名。甚至连餐馆工作人员也停下工作来要签名。我不想让其他队友觉得难堪，便回巴士去了，科林替我买了个双层奶酪汉堡。在中国，我在机场的时候，只要我坐下就没事，别人不会注意到我。但当我站起来后，就没人会看不到我。我不能像以前那样去商店或者饭店。
　　我喜欢美国的一点是，当我告诉球迷，“等等，让我吃完后再签名吧”，他们会尊重我。但是在中国，有时球迷就不饶我。不过在美国，我也得为火箭队做很多事情。我喜欢打球，不论是练习还是比赛。但是确实不喜欢其它的事情。在运动衫、球以及海报上签字、拍推广照片等等，我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在中国，因为人们还不知道怎么商业化运作，所以我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在中美两个国家，我在公众场合都很小心。因为我的身高，我常显得很突出，特别是在没有太多高个子的中国。但我总想能融入平民中，成为人群中一个小男孩小青年或者只是个马路上的普通行人，去看场电影、购物或买电子游戏。早在人们知道我是篮球运动员之前，我还有这些自由。我总希望出名，但我只看到了成名带给我的东西，而从没想到它也带走了很多。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告诉你我是怎样改变的，或者说人们的注意力如何改变了我。在1997年我随国家青年队访问台湾。我是队里最高的球员，所以当我们到达后，所有的镜头都随时随地地对准我。但我的脚受了伤，当时正在等待它的痊愈，没有上场。第一场比赛后，所有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看见我坐冷板凳，镜头就再也不对准我了。我必须老实说：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公众的关注。当然现在我对少些关注不以为然。这就好比其他事情，假如你每天吃牛排，就算是世界上最好的牛排，过一阵子你也会腻味。
　　我记得我第一次签名是在1995年，当时是第一次为中国青年队比赛。那时我觉得没有人会认识我。我打得并不差，但那时我不会投篮或进攻，只是在每场球都能盖大约12个帽。有个二十一、二岁左右的年轻人，可能比我大些，要我在他的记事本上签名。我很惊讶，完整地写下了我的中文名字，很仔细。我真是太兴奋了，有人想要我的签名！我回家后告诉妈妈：“我第一次为别人签了名！”然后向她展示我怎么签的。她说：“你是这样签的？”我说：“是的，就是这样。”她问：“你打算一直都这样签吗？”因此她告诉我该怎么快速签名。但是后来两年中，没人找我要签名，一直到我成为职业球员。
　　在NBA第一个赛季后的一个晚上，我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跟国家队在一起。我们两周内打了9场比赛，都是为亚锦赛作准备的表演赛。国家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的球迷想见我，没有事行安排保安。我们在机场行走或者从大巴下来去酒店的时候，甚至在球场上准备比赛的时候，各地的球迷都会上来要求签名和合影。中国球迷一直在背后支持我，所以我一直觉得很亏欠他们，可是签名以及在任何时候都有镜头对着你，这些让人感到太累了。可能每个球迷都觉得自己是唯一要求这样的人，或者他们认为签名和照相不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要说，你也来试试，每天、每天、几百次。如果我去机场，那儿工作的航班人员或者保安会找我要签名，有些甚至让我签在他们的服装上；如果我住在酒店里，那儿上班的人会来到我的房间找我要签名；如果我在大巴上，车停下来付高速公路费，那些守卫会上车找我要签名和照片。奇怪的是我仍然觉得自己是个喜欢有隐私的人，对所有这些关注我并不完全适应。我们另外一次困境，发生在亚洲杯之前的旅途中，中国队对自己如此出名还缺乏准备。
　　他们对酒店和赛场周围出现的人群没有做准备。在我们表演赛最后一场比赛后，我们返回酒店。大堂里挤满了人，球员几乎进不了电梯。我尽了最大努力签名，但在如此拥挤的时候，难免会漏掉一些人。有两个人为了要我的照片和签名，跟着我出了电梯一直走到我的房间。我不知道怎么办。天太晚了，早过了午夜，而我和刘炜合住在一个房间。我知道有时候我不得不放弃我的隐私，但我从不喜欢别人为了我也失去他们的隐私。一个球队领导看见球迷走进我房间就想跟他们说话，但他们不理他。我很倔，便犯了个错误，跟他们说我不会和他们合影。20分钟后他们又返回来按我的门铃，再次要求合影和签名。我只好来到走廊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一开始就应该明白他们是下定决心的。刘炜是我的老朋友，所以我确定他不会太生我的气。


　　　　　　　　　　　　　　　　　　
第十二章　成名的代价（2）
　　
　　章明基（姚明经纪人）：甚至从一个历史角度来说，姚明在NBA的出现引发了很多民族的自豪和情感。在我的有生之年中，甚至在这一代，或者下一代，或者下下代，中国的运动员总是会有一些负担。从18世纪早期到现在，中国一直是一个落后、相对贫弱的国家。对姚明的关注实际上是一种希望中国回到往日辉煌的表现。在越来越个人化的中国社会中，他是一个很好的个人成功范例。有些人在他们30岁的时候，做了自己父母从未做过的事情，离开内地落后地区去沿海城市寻找机会和社会价值，努力工作，冒着风险并且通过付出得到回报。　对这些人来说姚明是个英雄，因为在他们17岁的时候没有人会对他们说：“我们会让你成为休斯顿火箭队的首发中锋。”他是通过自己的选择以及与困难做斗争而成功的。
　　大概十年前，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工作，他们会接受分配。你唯一能够自己做出决定的是你的专业，你得在录取前就决定而且不能更改。毕业后，政府会分配你到他们想要你去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公司工作。而且这个工作基本上是终身的。但是90年代以来，中国学生有了选择权，他们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寻找自己的位置。
　　方凤娣（姚明母亲）：我和姚明的父亲在做球员的时候就很出名，所以对发生在姚明身上的事情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生活。唯一吃惊的是在美国发生得这么快。
　　姚志源（姚明父亲）：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以前如果大家提到姚明，会说他是姚志源和方凤娣的儿子。而现在如果提到我们，大家就会说那是姚明的父母。当然，姚明名气可能跟迈克尔·乔丹一样大，但这不表示他是和乔丹是一样优秀的球员。我认为姚明这么受欢迎是因为他是个中国人，而且美国人知道有上十亿的中国人在后面支持着他。而且他也是中国的新一代，和老一代人不同。我认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不比中国人对美国的多。他们不知道中国的现代文化，因此姚明对这儿每个人都是个意外。做姚明的父母最不利的地方，就是买什么都不能砍价，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付得起全价。中国和美国的媒体很不一样。在NBA，媒体会在赛后问我很具体的问题，比如，“在今晚的比赛中，为什么你们的球队不抢更多的篮板？”提问都和比赛有点关系。在中国，记者会问“你对今晚的比赛怎么看”？他们给你一个大问题，然后让你说出问题在哪里。中国的记者的采访还永远停不下来。在NBA，比赛后我们留在更衣室，体育记者问我们问题，采访也到此为止。但是在中国，记者就会跟到你的家或者酒店。
　　在我的第一个NBA的赛季结束时，我的英语提高到了能辨别某些提问的程度。也许是因为他们用的词我听得懂，也许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以前听过好多次了。当我开始为火箭队打球时，如果有记者提问，我会理解其中的百分之二十。但到赛季后期我还是使用翻译，因为我知道我在对媒体谈话时，一切都需要非常小心准确。
　　我并非向来如此。在我17岁的时候，代表上海队参加全运会。我们最后得了第7名。那是第一次有人开始注意到我这个球员，也是我第一次跟记者打交道。他们在赛后问我问题，但是他们在引用我的回答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他们问我想成为多优秀的运动员，问我是否想超过王治郅。但是报道中听起来好像我不尊敬王治郅和其他国家队队员，好像我觉得我已经超过他们了。在读过那场比赛的报道后，人们对我有了新的看法。我就是这样学会小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在开始不用翻译和记者谈话之前，能真正学好英语。我也希望我的英语能更棒，这样我讲脏话也会更顺口些。一个韩国球员在2003年亚锦赛决赛的时候要投三分球，正对着他们的板凳区，我盖了他的帽，然后用英文大吼：“滚开！”我明白这不是什么好话，反正我也不能肯定韩国球员是否听得懂。像每个中国球员一样，我受的教育是不要在球场上讲脏话，不要在球场上发脾气，除了打球什么都不要做。在中国，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脏话，我们甚至不能诅咒。现在我想想这是不可能的，我确实喜欢在球场上讲话。在2003年亚洲锦标赛前，我在跟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老虎队进行的一场表演赛上，我跟老虎队的中锋马克·布拉德克老是讲话。
　　我们一直相互挑战，谈论着谁得到的前场篮板球最多，谁的跳投最多，等等。我的女朋友看了亚锦赛第一场比赛的电视转播。我们对叙利亚队时，我第一球没投中，我骂了句英语脏话。她告诉我说全中国都听到了，因为在篮板下面有一个麦克风。我希望能说，永远不会再发生了，但我做不到。
　　不论我是在中国还是美国，从现在起我都会在场上讲话。我也不会停止跟记者交谈。不回答记者的提问显得很不礼貌，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不仅仅来自记者，还来自我的球迷。无论如何，我都有义务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比赛时的感受。


　　　　　　　　　　　　　　　　　　
第十三章　我看中国篮球（1）
　　
　　从我1994年加入上海东方青年队到现在，中国的职业篮球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和刘炜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条件不是很好，尤其是球鞋的质量非常差。你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最好的篮球鞋中的一部分是中国制造的。但是我们穿的是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质量与耐克、锐步生产的球鞋相比差得多。这些鞋的底非常薄，穿起来很不舒适。看起来就像那种又旧又白的帆布鞋，但是质量却没有帆布鞋那么好。我们没有练习专用的汗衫、短裤或者短袜。你只能穿自己能找到的随便什么运动服装。在体育场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空调。所有　的队员整周都在一起训练、一起生活，我们六个男生睡在一个房间里。篮板都是木制的，篮球上也没有外皮。现在他们除了有球圈、好篮球、耐克鞋，所有的青年队球员还配有护肘、护膝和护腕。过去的日子听上去很可怕是吗？我现在只能这么想。当时我觉得有机会为东方青年队打球很幸运，因为这意味着我有机会能去中国青年队打球，我有朝一日还会有机会进国家队。经历困难时期会对你有帮助。那段时间我梦想着加入大鲨鱼队一队就为了能有双好鞋。不光是我，王治郅、刘炜和其他在青年队的所有球员都是这样。我不是说今天的球员因为日子好过多了，却比我们缺乏上进心。如果我那时拥有现在的球员所拥有的一切，也许我的目标也会有所不同，可能我会马上想去NBA，而不是在第一次去了美国之后才有这个想法。不管怎样，在进入大鲨鱼一队我得到了一双很好的鞋。我妈妈为我拿到的，她打了电话给当时国家队的副教练陈德春。我加入大鲨鱼青年队时他是主教练，也是我父母的朋友。他有两双尺寸为18的阿迪达斯球鞋，是专门给中国女篮中锋郑海霞的。郑海霞有6英尺8寸高，曾在WNBA为洛杉矶火花队效力过两年。
　　现在困难的是为火箭队打球后，再回到中国为国家队打球，然后再回到火箭队。两个地方条件太不一样了。为火箭队准备比赛就涉及到很多人：教练、训练员、助理教练、肌力和体能教练、设备主管、设备副主管、传媒关系主管、队医、保安主管。中国人认为美国人一向如此。他们会说，在朝鲜战争时每一个在战场上的美国士兵后面，都有两到三个人提供服务。因此10000名士兵，就有30000人提供医药、食物、原料和弹药服务。而中国如果有10000名士兵，那么可能只有5000人在提供支援。
　　篮球界的现状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要自己洗自己的队服，自己带着自己的鞋并且自己绑脚踝。我们有12名队员、一个主教练、一个副教练、一个队医和一个球队经理。总共就这四个人。他们管了所有的事情：比赛、酒店、旅行、安全和传媒。
　　我们乘坐普通飞机，自己排队拿登机牌，再将行李放到X光机上，通过金属探测器，坐的也是经济舱座位。你知道在一些飞机上的中间位置有连在一起的六个座位吗？国家队2001年去达拉斯训练的时候，我、巴特尔和王治郅，三个身高等于或高于6英尺7的大个儿，就一起挤在飞机上这样的一排6个位子上，从北京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到达拉斯。我们就像那样坐了16个小时！现在他们允许我和巴特尔跟教练一起坐在头等舱里，这样就有地方放我们的长腿了。也许他们应该告诉王治郅这一点，说不定他就会回国家队了。
　　在火箭队，我们有自己的飞机，我们不用通过安全关卡或者自己买机票，每个座位都是头等舱位。有很多的食物供你享用，你不需要系安全带，还可以一直使用自己的电脑。唯一困难的是区分哪个位置，是哪个球员喜欢坐的地方。每个球员都有自己喜欢的位置，你不要坐错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旅行也可以这么的舒适。在NBA第一年结束后回到中国跟国家队旅行的时候，我最想念的就是火箭队的飞机。
　　NBA球员就不需要考虑这些，甚至连美国国家队的球员也是住豪华酒店，坐包机旅行。我必须相信，一个能为美国国家队效力的好球员，他的整个职业生涯，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人照顾。如果你从小生长在一个很糟糕的街区，没有钱，在你进入了一个好的环境并且有了一份高薪工作后，你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但是当你习惯了所有的变化之后，就很容易了。想想做了富人，并且一段时间居住在良好的环境，再去过贫穷的日子，再恢复富有，这样一来一回，每年如此。


　　　　　　　　　　　　　　　　　　
第十三章　我看中国篮球（2）
　　
　　我知道我现在听上去像个真正的资本主义者了。
　　美国的设施确实比中国要好得多。但是中国缺少什么我不想抱怨太多。在国家队打球一直并且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我感觉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着荣誉。在我NBA第一年结束后的那个夏天，国家队在全国打了9场表演赛，那些比赛对我们毫无帮助，只是为了挣钱。　
　　王非（国家男篮前主教练）：姚明在第一年所经历的那些困难是完全正常的。我相信姚明在将来的路上还会碰到很多困难：NBA的粗野打法、攻击性、如何融入队伍、怎样成为领导者等。我无法指出哪个是最大的挑战，但是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挡不住他。他会继续进步并且最终克服所有的障碍。
　　同时我相信平衡好在火箭队和国家队的时间对姚明也很重要。国家队只需要姚明一个月的训练时间。CBA需要从过去王治郅和姚明的事情上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