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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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苦才回到游击队。事后听说大姐牺牲在宪兵枪下，他们都悲痛万分。

“你怎么还敢回厦门！”我着急。

三哥在厦门被捕逃逸，特务还在四处抓他。此刻虽然风声稍平，再返厦门依然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不设法再次潜入，因为有要紧事情找我，别人无法取代他，只有他才能让我相信。他找我的事情跟大哥和特务追的居然差不多。

“大姐跟你交代些什么？”他问我。

我把那天晚上大姐在漳州旅馆的情况告诉三哥。除了交代我一问三不知应付特务，似乎再没其他要紧事情。如果说还有什么交代，那就是要我活下去。

三哥问大姐有没有提到什么“货”，或者是某个东西放在哪里？

“你是说电台？”

他很吃惊：“你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已经把电台送上山了？”

他更吃惊：“谁告诉你的？”

我把在大哥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他。

“不是那样。”他摇头。

这部电台被大姐藏起来了，至今没有找到，他们很需要它。大姐牺牲前跟三哥在同一辆车上，急迫中没有交代电台下落，三哥猜想大姐也许会交代给我，因此特意潜回厦门问我。我对三哥无须提防，问题是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好好想。”三哥说，“会不会是你光顾哭，忘了事？”

不由我生气：“臭三哥，没让特务打死，倒来欺负我。”

三哥笑：“开玩笑呢。”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糖。

我把大哥的情况告诉他，说自己真不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三哥一听四位同学落在特务手里，脸上笑容顿失，让我细说前后。

“柯子炎让你怎么联系他？”他问。

我讲了“两火挂号”。

他想了一会儿，交代说：“这样，澳妹你今晚去写。”

“什么？”

“听我安排。”三哥说，“不是开玩笑。”

当晚我在传达室门边告示牌上写了那四个字。

第二天上午，一个打扮得像邮差的便衣进学校找我，称母亲生了急病，让我赶紧回家。我即告假，起身跟那个人走出校门。

柯子炎在校外等我。

“钱小姐想起谁了？”

我没想起哪一个，只是心里非常不安，两个晚上彻夜不眠。我感觉那四个同学都是无辜的，他们是好人，不应当被关被杀，请柯先生把我的话转告大哥。

“四个都是好人，哪一个最好？左边第一个，第二个，还是右边那个？”

我让他不要下套子，我不会去认哪一个，也不会不认哪一个。这四个人肯定不会与我三哥有关，做个好事把他们放了吧。

“怎么知道跟你三哥没关系？”

我只让柯子炎转告大哥，其他的不必多问。

柯子炎从我这里没得到什么。大哥听到情况后，要求柯子炎暂时不把几个学生送走，他要亲自审问。他觉得我主动找特务传话，如此不安，不会没有缘故，几个学生里可能确实有我认识的人，很可能跟三哥有牵扯，我越否认就越可能。既然我不愿意指认，那么大哥要自己来认一认，也许他能认出来。

两天后师部开会，会商“清剿”事宜，柯子炎到场。会后他问大哥要不要见见嫌犯？大哥点头，柯子炎起身打算回去安排，大哥把他喊住。

“别走，有事问柯特派员。”大哥说。

柯子炎打了电话，交代手下人把学生送过来。

“知道钱长官留我问什么。”他叹气，“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初一十五都过了，人没找到，连一根毛也没有？”大哥追问，“钱长官给柯特派员只派一个任务，居然这么不当回事？”

“我们不敢怠慢。”柯子炎分辩，“人还没找到，人毛还是有的。”

大哥逼着柯子炎找吴春河，那段时间里特务确实不敢怠慢，在盯紧同安那所中学的同时，也在四处撒网搜索吴春河，重点放在惠安洛阳吴家老宅。刘树木亲自蹲守，秘密监控，取得若干进展。几天前吴宅来了一个客人，穿西服，戴礼帽，南洋番客打扮，在吴家住一个晚上，次日即离开前往泉州。柯子炎认为这个南洋客可疑，命刘树木以涉嫌走私为名将其秘密扣留，带到行动组讯问。审讯中意外得到一个情况：南洋客是从新加坡回来的，为吴家人的远亲。他受一个叫“阿义”的人所托，帮助给吴家捎口信。阿义在新加坡犯了案，被关进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的监狱，其口信是寄的钱已经收到，经朋友帮助营救，近期案子当有结果，到时自会归返，请家人不要牵挂。

吴春河的小名就叫阿义。

大哥怀疑：“跑到新加坡坐英国人的监狱？怎么会呢？”

柯子炎说：“吴先生很特别。”

大哥吩咐柯子炎搞清这个情况。

柯特派员和他的行动组住在泉州近郊一个集镇，占用了一个大宅子，设有临时牢房和审讯室，四个大学生就关在那里。从行动组驻地到师部有一段距离，特务用一辆军车作为临时囚车押送犯人，押送人员全副武装，配有轻机枪、冲锋枪和手枪。这段路是土路，平时通行的主要是牛车和人力板车，运送石块、砖头、粮食布匹和各种货物。土路失修，路况很差，一些临水路段排水不畅，路面因经常走水而显松软，被重载牛车压得到处是深深车辙，汽车在这条路上开不快。

那天下午，特务押着四个大学生从临时牢房前往师部，途中被一辆拉茅草的牛车挡了道。茅草车体积大，高高垛起于车板的草捆从车厢板伸出，几乎占了两倍空间。土路不宽，找不到超车空间，囚车只能跟在茅草车后慢吞吞爬行。沿河路段车辙特别深，茅草车走上那段路时，车把式不慎让右车轮陷入一条深辙，车身连同高高的茅草垛向一侧倾斜，车把式拼命鞭打拉车水牛，水牛使尽吃奶之力，缰绳崩得笔直，无法把车轮拉出车辙。车上的茅草捆整垛歪倒，牛车无法动弹。

囚车上的特务跳下车，试图把茅草车推开。未防备间，车把式和几个推车农民突然亮出武器，逼住特务，路坡上又窜出几个人扑向军车。

坐在驾驶室上的特务小头目拔枪开火，被当场打死。

“姓柯的呢？在哪里？”劫车的领头者追问。

“他他他在师部没回来。”被捕特务说。

囚犯被劫车者劫走，上了预先安排在河岸边的一条木船。特务救兵从后边赶来时，那条船已经驶过河，囚犯和劫车者上岸跑得无影无踪。

车是三哥他们劫的，我在劫车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只是按照三哥的安排，通过柯子炎把一个含糊信息传递给大哥。三哥料定大哥会因为我的不安而生疑，把几个学生扣下来继续审问，这就争取了时间，让三哥他们可以设法营救。当天如果不是大哥把柯子炎留下问话，柯本该在囚车上与三哥狭路相逢。他会像车上那个特务一样被击毙吗？不会，三哥要活的。大姐牺牲前曾告诉三哥，不能老是挨特务抓，要设法反过来抓特务，这个特务藏着许多事情，抓住他，把事情搞清楚。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四个同学被救，大哥暴跳如雷，严令追查。我不知道大哥究竟还要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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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以死归队

由于军事部署调整，大哥的部队从“清剿”一线撤下来休整，准备调防。方国升还在养伤，大哥被任命为代理师长。

颜俊杰从台北回厦门，专程到泉州祝贺。大哥说：“贺个屁。”

颜俊杰说：“屁也贺。”

他给大哥带来了父亲的确切下落，不出大哥所料：父亲早已死亡。

根据大哥提供的资料线索，颜俊杰通过上层关系，查找了日据时期留下的机密档案，查到了一些旧日记载，发现钱以未之所以突然消失，名字是一大原因：他以“钱以未”之名从上海移送日本当局统治下的台湾，然后被以“钱亚清”之名关进了台北监狱，据说这是他的本名。钱亚清是重案犯，从事秘密颠覆活动，范围遍及中国和日本多地，需要深入搜集证据，办案时间因之拖延。没等有个结果，他即于1933年底于狱中突发重病死亡，狱方通知其家人办理了后事。

“瞎话，我们家人根本不知道。”大哥说。

“不是你们。”

按照记录，死者的遗体、遗物由一个叫钱文泰的人签字领走。这位钱文泰是死者的堂侄儿，家住台湾新竹，是一个银行职员。颜俊杰通过警察局的朋友找到这个钱文泰，证实确有其事。只不过钱文泰并未领走钱亚清遗体，该遗体实已为日本人焚化，原因是死者患烈性传染病暴死，一时找不到直系亲属，狱方必须尽快处置。日本人交给钱文泰的是若干死者遗物，包括旧衣物、一些私人物品和两把刻石刀。这些物品后都被钱文泰丢弃，因为留而无用。钱以未不仅在台湾无坟，在世间也已基本不留痕迹。

“荡然无存？消失得这么干净？”大哥有些怀疑。

“你老兄感觉不忍吗？”颜俊杰问。

“感觉有些奇怪。”

大哥一向对父亲心存怨恨，因为这个父亲似有实无，生了一堆儿女，几乎不管不顾，一家只靠母亲。大哥是长子，与父亲相处时间算来最长，但是关系也最差。大哥小的时候，父亲嫌他顽皮，长大了嫌他不听话。父亲不在家时还好，一旦回家，父子俩总要发生冲突。有一回大哥当着弟妹的面顶撞父亲，被打了耳光，他向父亲喊叫，发誓有一天要拿刀子把他砍了。这些事颜俊杰都清楚。

“现在想来，父子间其实也不全是矛盾。”大哥感叹。

大哥曾说过要毁掉父亲踪迹，镇住不散阴魂，以免为害家人，那是激愤之辞，父子俩间其实还另有一种情感。大哥小时候相当顽劣，是巷子里的孩子头，经常呼朋唤友，打架滋事，凶猛好斗，威镇一方，令附近街巷的孩子避之唯恐不及。父亲教训他逞匹夫之勇不足取，大智大勇才成大事，街巷小孩相争有何意思，要知道国家、民族、理想、主义。父亲这些话于年少时的大哥了无影响，长大后回想，忽然就品味出了若干内涵。父亲在大学是学医的，本可以好好完成学业，考一本执照，开一家诊所，生一堆儿女，衣食无忧，为什么不愿意这样生活？想来也是命中注定。父亲生于台湾，身为中国人，受日本人统治，必须俯首帖耳，不得稍许反抗，他那种人无法忍受。他在台湾反日，到大陆反对当局媚日，投奔中共顺理成章。既然走上此路，谋大而放小，抛妻弃子，只能如此选择。

钱文泰还提供了另外一些情况，他对颜俊杰抱怨说自己根本不认识钱亚清，只听长辈偶然提起过这个堂叔，当年日本人找到他，通知他去监狱办手续领遗物，他吃了一惊。当局有令，不敢不去，处理完后事，以为就此了结，哪想没完没了，不时有人找他问钱亚清的事情，甚至讨债的都找过来，追钱亚清欠的某一笔钱。十几年过去，日本人走了，国民党来了，哪怕钱亚清存有几根死人骨头，只怕早已烂光，却没想到事情还是没完没了。去年春天来了一伙便衣，不由分说把他叫出家门，推上一辆车，拉到拘留所关起来。家人吓坏了，以为他犯了重案遭到密捕，没想到还是因为钱亚清，保密局的特务查其下落。他在拘留所当了三天犯人，每天接受审讯，翻来覆去说那件事，那些人居然给他上了美国的测谎器。

大哥说：“这就对了。”

钱文泰碰上的特务应当就是柯子炎。看来钱以未确实还在让特务百般牵挂。

对钱以未上心的不仅特务。钱文泰经测谎给放回家后，凳子还没坐稳，外头又有人找，自称来自台南，有事相问。这个人特别执着，几次三番上门，不厌其烦，刨根问底，为的什么事？还是钱亚清。

“后边这位可能是吴春河。”大哥判断。

父亲钱以未已经不在人世，不出大哥意料。大哥感到奇怪的是，一个死亡十几年的人，还有什么让特务惦记？哪怕他当年如何重要，死这么久了，早是过气亡者，除了家人需要偶尔想念，其他人真是不劳操心，说来确实令人费解。

“也许得把柯特派员倒吊起来，从屁眼里打出个究竟。”大哥说。

恰在其时，副官进门报告，柯特派员来了，有事禀报。

大哥说：“给他上茶。请特派员稍等片刻。”

颜俊杰问：“他找你什么事？”

“可能是吴春河。”大哥问，“你问到什么消息没有？”

颜俊杰也在台湾查了吴春河的情况，这位故人让颜俊杰更其吃惊，与钱以未可有一比。钱以未虽然传奇，四处蹲监狱，死而复生，生而复死，神龙见首不见尾，尸骨无存，毕竟留有若干记载。吴春河更其诡秘，来无影去无踪，让人抓不住摸不着。台湾情报部门已经把他列为共党要犯，认为他在台湾负有特殊使命，有多条台湾岛内中共地下活动线索与之相关，却始终没有掌握他的踪迹。据说吴春河懂“易容术”，能够迅速改变自己的模样，让人无从捉拿。颜俊杰很惊讶，当年吴春河在漳州搞剧社，确实会演戏，还当导演，但是没听说他会易容，忽然就能胖脸变瘦，矮子长高。

“这么多年不见，或许已经术有专攻？”颜俊杰说。

“据说眼下他被关在新加坡英国人的监狱里。”大哥说。

颜俊杰大惊：“怎么会呢！”

“说他给关进华盛顿美国人的监狱里，我也不觉奇怪。”大哥说。

大哥问起颜俊杰近况，家人都好吧？夫人如何？岳父大人有何安排？颜俊杰长叹，说不如理个光头出家算了。阿凤的墓边有座庙，干脆进那座庙得了。

“那是尼姑庵。”大哥劝他，“都过去了，好好过日子吧。”

颜俊杰与妻子感情不洽。颜妻是官家娇女，从小养尊处优，生性比较骄横，曾留学欧洲，交游面很广，身后有一群追随者，时有绯闻。颜俊杰虽是富家子弟，为人却不张扬，喜静不喜动，多愁善感，行事严谨，两人性格差异较大，婚姻比较勉强。颜俊杰去台后，在海军总部一个办事机构任职，每天下班回家，妻子总在外边应酬交际，他自己枯坐大宅，有时通宵达旦。

“忍忍吧。都会过去的。”大哥说。

颜俊杰没多耽搁，告辞离开。

柯子炎进了大哥办公室，有要事相告。

几天前，厦门警察局属下水警大队扣押了一艘轮船上的三百余人，轮船来自马来亚，所扣人员均为马来亚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的华侨，怀疑其中可能藏有不少“马共”即马来亚共产党员。大哥从一个渠道得到消息，即通知柯子炎，请柯亲自进岛，查一下吴春河或者“阿义”是否在这三百余人中。柯子炎遵命，赶到厦门找了水警大队的头头，查核了名单，没有这两个名字，特来向大哥报告。

大哥问：“人放了吗？”

“还押在水警大队里。”

大哥认定人肯定在里边，要柯子炎再次去，当面认，不要只看名单，隔靴搔痒。

柯子炎有些尴尬：“钱长官知道，这么多年了。”

他的意思是虽然与吴春河有旧，这么多年过去了，只怕不一定能认出来。

“难道要我亲自去认？”大哥问。

大哥逼着柯子炎去认人。吴春河号称会易容，会不断变换名字，人却肯定是那个人。无论吴春河变成什么样子，别人认不出来，柯子炎应当可以，他们俩关系非同一般。

“别的好办，这个人啊。”柯子炎为难。

眼下如果是别的嫌疑人，例如大姐钱金凤，甚至钱长官本人，一旦涉嫌共党，撞到柯特派员手上，不会有任何问题，该抓就抓，绝不容情。唯有吴春河此人让柯子炎很尴尬，推三推四，因为脸上挂不住。

大哥不容他推托，强调眼下吴春河是共党要犯，任何人徇私不得。他不把吴春河当妹夫，柯特派员也别把吴春河当故旧。

柯子炎问：“钱长官能否给我说个理由？”

从一开始他就表示过不解。钱长官紧盯吴春河不放，为什么呢？吴春河毕竟是钱金凤的丈夫，钱长官的亲妹夫，大义灭亲也不至于需要如此。钱长官口口声声说是“剿共”，是任务，只是这样吗？没有其他缘故？

“我跟他有一笔账要算。”大哥说。

这笔账就是大姐，大哥认为她横死山冈，宪兵是杀手，柯特派员是催命鬼，而吴春河是祸首，是吴春河把她引上了这条路。

“钱长官真是这么感觉？”

“不必问我感觉，”大哥说，“我要这个人。”

大哥让柯子炎再去认人，要是没有认出来，他会亲自去厦门核实，亲自去认，看看柯特派员是不是暗中徇私，放跑了重要嫌犯。

“钱长官要把我逼上梁山啊。”柯子炎说。

柯子炎去了水警大队，三百多个被扣人员集中在码头边一个旧库房里，特务押着他们排成长队，在库房外的空地上放风。放风者三三两两绕场而行，一边走一边低声交谈，有几个年轻人高声骂娘，对当局发泄不满。

“干他姆！郎毛警察乱关郎。”

这是骂“鸡巴毛”警察乱关人。柯子炎躲在吉普车上，一边认人，一边仔细倾听。马来客讲话骂娘都用闽南话，这不奇怪，那里许多华侨、华人老家都在闽南。

吴春河没在这些人里。

柯子炎带着他的人离开水警大队驻地。刚出大门，他又命令吉普车返回。

囚犯再次从他面前走过，其中有个走路一瘸一拐的男子引起柯子炎注意。这人看上去年纪不小，个子不高，头发蓬乱，衣服邋里邋遢。柯子炎目不转睛，屏息静气，看着瘸子慢吞吞绕场走完一周。

“就是他。”柯子炎喘一口气，“带走。”

他认出了吴春河，但是始终躲在一旁，没打照面。

大哥简直料事如神，他断定吴春河在那里，居然真从那里把人抓住。得知吴春河落网，他说：“这就对了。”

他先不与吴春河见面，也不逼柯子炎去面对，审讯任务交给了师部军法处。

吴春河很难对付，几次过堂，软磨硬抗，要紧的话一句都没有。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华工，在马来亚橡胶园里干活，受朋友牵连，稀里糊涂被英国人捕住，驱逐出境。他不知道什么马共，更不知道中共。他也不知道“吴春河”或者“阿义”是谁，反正不是他。他不知道钱金凤，不知道吴亚明，不知道什么电台，不知道谁是他的上级。

军法官向大哥报告。大哥下令：“上刑。”

“嫌犯身体很弱。”

大哥让军法官狠打，不管是瘸是拐，打到讲真话为止。

柯子炎说：“以我了解，用刑只怕不管用。”

大哥说：“如果不管用，请柯特派员上。”

军法官没能撬开吴春河的嘴。

吴春河受刑那天，母亲和澳妹从厦门坐船赶到泉州，到了师部。母亲追问大哥：“春河死在哪里？”

大哥心知蹊跷：“母亲听到什么了？”

母亲所谓“死在哪里”是口头禅，她找大哥要的是活人。她怎么会到大哥这里找女婿？因为有人给家里送了一封信，从门缝塞进家门。母亲不识字，知道这封信很奇怪，不敢有片刻耽误，立刻让人到学校找回澳妹。澳妹看了信，大吃一惊：信里说吴春河已经返回厦门，被特务抓了，送到大哥那里，让母亲赶紧想办法营救。

母亲带着澳妹立刻赶来。

大哥说：“阿姆上当了。”

他领着母亲和澳妹在师部兜圈，四层楼一一走过，办公室、休息室，每一间门都打开，供母亲检查，还看了军法处的禁闭室，有几个犯事的下级军官在里边关禁闭。

“阿姆仔细看，哪里有啊？”他问。

“为什么有人报信？”

大哥说报信的或者没搞清楚，或者就是搞鬼。母亲放心，大妹已经死了，看在她还有亚明的份上，要是吴春河到了他这里，哪怕真是“土共”，他也会手下留情。

母亲和澳妹被哄回厦门。

大哥追问柯子炎，柯子炎辩解自己与字条无关。吴春河以往对他有恩，现在却是他的敌人，即使他放过吴春河，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他效忠党国，不会暗通敌人。

“那么是老天爷会写纸条？”

柯子炎立刻打电话了解，得知被关押的三百多南洋客已经全数释放，据说有人通过省里某位要员下的指令。南洋客里可能有马共，但是他们在马来亚的活动，厦门警察搞不清楚，也管不到那里去，因此没有理由死扣着不放。

“里头可能有吴春河的同伙，纸条可能是他们送的。”柯子炎分析。

大哥要柯子炎做好准备，军法官再没弄出东西，就让柯子炎上。当晚柯子炎派刘树木带行动组赶到惠安洛阳吴宅，用担架把吴春河的重病养母抬上车，拉到行动组驻地。

如果吴春河交给他，他需要一支能够撬开牙关的撬棒，吴春河年老体弱的养母用得上。血手毕竟是血手，时候一到，自当冷酷无情。

吴春河再次受刑，还是什么都不说。半夜里犯人被送回牢房，次日清晨发觉他已经猝死于牢中。军法官向大哥报告，犯人被押回牢房后，并未发现与可疑之人接触，没有进食，未发现服毒。这人的身体确实比较弱，看来英国人监狱的伙食很差。

吴春河以死逃脱。大哥白费工夫，一无所获，怒不可遏。

吴春河的养母又被刘树木送回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