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养生学-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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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的方法，静坐气功，只是修禅的形式或基础，并非修禅目的，但初学静坐的人必须懂得这些调身调气的方法，使身心保持降状态，以保证修禅的顺利进行。这种方法是有强健身体，却病延年作用的。养生家则将此融入吐纳导引健身功之内，成为以静坐为特点的健身功法。

又如达摩《易筋经》原为佛门养生健身功法。达摩又称菩提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者，相传《易筋经》是他译写的，故称《达摩易筋经》后传于世。成为中医养生学中的健身术之一。唐代《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天竺国按摩法，也是由当时印度传入的佛教徒常作的一种体操式的按摩法。

佛学认为人体也是由自然界构成物质的四大元素——地、水、火、风和合而成。地为骨肉，水为血液，火为人之体温、热量，风为呼吸。一般说来，“四大调和”，人方可使田，一大不和，生一百一病，四大不调，生四百四病。所以，佛家也强调身体的和谐统一，这一思想与中医理论近似。孙思邈将其收入《千金要方》之中。

佛学讲求调理人与自然、社会的“互存关系”，因而十分重视环境调养，植树造林，行医施药等公益事业。特别是植树造林，犹为突出。而寺院地址的选择，也是十分讲究的，多为环山傍水，山清水秀之处，环境清幽，景色宜人，既是佛教修行之处，又是养性怡人之环境，以宁静、空气清新、环境幽美为特点，为养生调摄增添了不少内容。

佛家有很多戒律，如五戒、十戒、普萨戒等。这些戒律多是对佛教信徒修行时的纪律约束，具体地说是对酒、色、食、财等诸方面欲念的节制和约束，以使人专心修禅，提高道德品质的修养。这种思想被吸收而融入养生学中，充实了养生学中“养神”、“固精、“节欲”等方面内容。

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浩瀚，一部大藏经即有1076部5048卷之多，后世又续有增加。其中，有关养生的论述十分丰富。此外，隋代智（岂页）法师著的《六妙门》（即《小止观》）、《摩诃止观》（即《大止观》），以及阐述心理修养的《百法明门论》、《妙云集》等等，均是论述养生的佛教典籍。不仅对佛学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对于养生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进一步发掘、整理，以使其为社会、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

四、道、儒、佛、医思想的汇通

汉唐时期，道、儒、佛思想盛行，三家之说影响着当时整个社会。并且互相渗透、融合。当时的道家思想——黄老哲学，已经融进了儒、墨、法、阴阳等诸家之说。而佛教的传入，也并非全部照搬，而多利用老、庄学说来译解佛经。实际上，被翻译过来的佛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融合了中国的哲理。这种融合、渗透，自然也影响到中国医学。这一时期的著名医家之所以在学术上有所创新、发展，也往往是受其影响。不少医家于道、儒、佛之说有精深的研究，他们据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吸收、融合、汇通了道、儒、佛的理论观点，使之成为医学理论的组成部分之一，充实、丰富和发展了养生学内容。在这一方面，只有代表性的医家，即是唐代的孙思邈。

孙思邈精通道，佛之学，广集医、道、儒、佛诸家养牛之说，给合自己多年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养生专论。不仅在《千金要方》中有大量养生论述，还著有《摄养枕中方》，内容丰富，功法众多，在我国养生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其在养生学方面的贡献，大要有五：

第一，继承和发展了《黄帝内经》“治未病”的思想，以此为养生原则，提出了“养性”之说，在《千金要方养性序》中反复强调“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是其义也”，“是以圣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于既逝之后”。

第二，奠定了我国食养学的基础。他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孙氏认为饮食是养生防病的重要手段，他在《千金要方》中，列食养、食疗食物154种，分谷米、蔬菜、果实、鸟兽四类，多为日常食品，并论述其性味、功效，以供人们酌情选用。此外，他还提出了老人饮食的具体要求。孙思邈的食养、食疗学术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强调房中补益。在《千金要方·房中补益》中指出：“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强调不可纵欲。为防止性生活不当而诱发某些疾病，在《千金要方养性禁忌》中指出：“男女热病未差，女子月血，新产者，皆不可合阴阳”。这些观点，都是很科学的性保健内容。

第四，重视妇幼保健。在《千金要方》一书中，他破历代医书之惯例，首例妇科三卷，次列儿科二卷，除疾病治疗外，对妇幼保健的论述甚详。算得上是世界上从社会角度强调妇幼保陆的第一人。

第五，融道、佛、儒、医于一体，收集、整理、推广养生功法。由于孙思邈用于道、佛之学，对其养生之理论及养生之术皆有精研，故在他的《千金要方》中，既有“道林养性”、“房中补益”、“食养”等道家养生之说，也有“天竺国按摩法”等佛家养生功法。不仅丰富了养生内容，也使得诸家传统养生法得以流传于世，是我国养生发展史上有价值的医学文献。

第四节　宋元时期
两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期。在思想上倡导融道、儒、佛三教于一炉的所谓“理学”，又出现“新学”哲学流派，他们既有争论，又互有渗透，互有吸收和发扬，这对医疗保健有一定影响。在医药卫生保健方面，改进医事管理，发展医药教育，促进医药保健的发展。此外，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医疗保健取得成就提供了有利条件。活字印刷术的使用和发展，对医学的著述和传播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古代的养生学说，得到了较好的结承，并且有了进一步发展。金元时期，许多著名的养生家和医家，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见解，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养生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充实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

一、养生保健方法的日臻完备

宋元时期，养生理论和养生方法也日益丰富发展。

北宋末年，官方出版的《圣济总录》，共二百卷，二百多万字，包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及养生、杂治等分66门，内容十分丰富。该书前数卷大量论述了当时流行的“运气”学说，而且对养生保健的一些方法做了相当详尽的介绍。可见，当时十分肯定这些方法的效果，并倡导这些保健方法的适用。宋代宫廷编著的方剂专书《太平圣惠方》，不仅是一部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书，而且载有许多摄生保健的内容，尤其注意药物与食物相结合的方法，如记述了各种药粥、药酒等。这些方法符合医疗保健的需要，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宋元时期，全面整理了前代本草文献，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同时期世界药物学领域占领先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金元医家和养生家根据阴阳五行等理论对于药物的性味功用等多有发明，使其既适用于疾病辨治，又有利于防病保健。例如寇宗（大＋皕=爽字形）编撰的《本草衍义》中，根据体质和疾病，选择相应性味的药物。指出只有明了药性，有的放矢，方可收到治病保健的目的。此外，张元素的《珍珠囊》，李杲的《用药法象》、朱震亨的《本草衍义补遗》等，对此多有发挥，更切适用。

针灸学在宋元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闻名国内外的“针灸铜人”以及新的针灸专著，如《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十四经发挥》等，同时，又出现了子午流注针法，主张依据不同时间，选择不同穴位，达到治疗保健的目的。

宋代整理的《正统道藏》及其辑要本《云笈七签》，虽属道家书籍，但书中记述很多导引、气功、按摩等有关方法，对于防病保竭有重大的价值。

二、老年医学的充实和发展

在唐代孙思邈重视老年保健的基础上，宋元医家、养生家寻求新的老年保健方法，全面认识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丰富老年人的治疗保健原则和方法，促进了老年医学的发展。宋代陈直撰《养老奉亲书》，元代邹铉在此书的基础上继增三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内容颇为详尽，是老年医学专书。金元时期学术争鸣，对老年保健的理论和方法的认识更趋完善。

（一）强调精神摄养

根据老年人的精神情志特点，陈直指出：“凡丧藏凶祸不可令吊，疾病危困不可令惊，悲哀忧愁不可令人预报……暗昧之室不可令孤。凶祸远报不可令知，轻薄婢使不可令亲”。说明保持老年人情绪稳定，维持心理降是非常必要的。邹铉还指出了心病心医的情志保健的原则。《寿亲养老新书》中载有一首诗：“自身有病自身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境静时身亦静，心生还是病生时”。说明了只有进行自身心理保健，才可杜绝情志疾病。

（二）主张饮食调养

对于老年人，合理调节饮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年之人，真气耗竭，五脏衰弱，全仰饮食，以资气血；若生冷不节，饥饱失宜，调停无度，动则疾患”。因此，提出“老人之食，大抵宜温热、熟软、忌其粗硬生冷”，及“善治病者，不如善慎疾；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寿亲养老新书》）的主张；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病理特点的。朱丹溪对于老年人的饮食提出“尤当谨节”、“茹淡”，强调节制饮食，又要避免摄入燥热厚腻之物，以保养精气。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贾铭著《饮食须知》等，又都丰富了饮食调养的内容。

（三）提倡顺时奉养

《内经》提出四时养生法则，到宋元时期不仅尊崇其说，而且增广其法，从而丰富了顺时养老的内容。对于老年人，顺应四时的阴阳消长来保养身体，更为重要。故陈直指出，老年人要“依四时摄养之方，顺五行休王之气，恭怡奉亲，慎无懈怠”（《寿亲养老新书》）。朱丹溪亦指出：“善摄养者……各自珍摄，以保天和”（《格致余论》）。故养老大法，必然要依据天和的性质，顺四时变化而摄养，才能老当益壮。此外，邱处机著《摄生消息论》亦从不同角度对四时的精神调养，起居调摄、饮食保健等，都有所阐发和发挥。

（四）重视起居护养

老年之人，体力衰弱，动作多有不便，故对其起居作息，行动坐卧，都须合理安排，“竭力将护，以免非横之虞”（《寿亲养老新书》）。护养方法是：“凡行住坐卧，宴处起居，皆须巧立制度”。例如，老年之居室宜洁雅，夏则虚敝，冬则温密。床榻不宜太高，应坐可垂足履地，起卧方便。被褥务在松软，枕头宜低长，可用药枕保健。衣服不可宽长，宜全体贴身，以利气血流畅。药物调治，汗、吐、下等攻伐之剂，切宜详审，防止不良后果。总之，处处为老人提供便利条件，细心护养。

（五）注意药物扶持

老年人气色已衰，精神减耗，所以不能象对待年青人那样，施用峻猛方药，欲速则不达，反而危及生命。《寿亲养老新书》提出：老年人医药调治应采取“扶持”之法，即用温平、顺气、补虚和中、促进食欲之方来调治，切不可竣补猛泻，这些原则是符合老年人的生理特点的。

三、食养方法的丰富

历代医家和养生家都非常重视饮食保健，因为这是防病治病、健体延年的基础。在宋元时期，由于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食养食疗不仅在理论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了新的进展，取得显著的成就。

（一）四时五味养脏法

在宋元时期，对食养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化。蒲虔贾根据五味入五脏，五脏分别旺于四时以及五行生克理论，提出了四时的饮食五味要求：“四时无多食所旺并所制之味，皆能伤所旺之胜也。宜食相生之味助其旺气”。认为“旺盛不伤，旺气增益，饮食合度、寒温得益，则诸疾不生，遐龄自永矣”（《保生要录·饮食门》），这在食膳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意义。陈直对先秦时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的原则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在具体运用上明确提出

了：“当春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酸增甘，以养脾气”；“当夏之时，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当秋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当冬之时，其饮食之味宜减咸而增苦，以养心气”（《寿亲养老新书·卷一》）的观点，这种饮食原则的好处在于既不使当旺之脏气过于亢盛，又不使所克之辨气有所伤代。刘完素提出以臊焦香腥腐五气助所克之气。他说；“是以圣人春木旺以膏香助脾；夏火旺以膏腥助肺；金用事，膳膏臊以助肝；水用事，膳膏膻以助心；所谓因其不胜而助之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摄生论》）。这可与陈直以五味平调五脏之气的见解互为发明、相得益彰。

（二）食养食疗的新进展

随着对营养保健理论认识的深化，食养和食疗方法更加丰富多彩。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撰《饮膳正要》一书，是一部古代营养学专著。它从降人的实际饮食需要出发，以正常人膳食标准立论，制定了一套饮食卫生法则。书中还具体阐发了饮食卫生，营养疗法，乃至食物中毒的防治等。附录版画二十余幅，文图并茂，为我国现存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古代食谱。另外，李东垣、朱丹溪等对饮食保健的有关原则和诸般宜忌也有很多精辟论述，也是他们身体力行的经验总结，更加丰富了食养的内容。

四、“金元四民”对养生学的主要贡献

（一）刘完素主张养生重在养气

刘完素在王充提出人之寿夭在于“先天禀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主性命者在乎人”，“修短寿夭，皆人自为”的思想。这种“人主性命“说，说明只要发挥摄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境界。他重视气、神、精、形的调养，但尤其强调气的保养。对于养气方法，他认为当从调气、守气、交气三方面着手。他以：“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导引按跷，所以调气也；平气定息，握固凝神，神宫内视，五脏昭彻，所以守其气也；法则天地，顺理阴阳，交媾坎离，济用水火，所以交其气也”（《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原道论》）。这种调养之法可起到舒畅阴阳，灌溉五脏，调畅气血的作用。

（二）张子和提倡祛邪扶正

张氏主张用攻法防病治病，认为祛邪即所以扶正，邪去则正气自安，反对唯人参、黄芪“为补”的狭隘观点，他还提出“养生当用食补，治病当用药攻”（《儒门事亲》）的主张。他的养生保健的思想核心是“君子贵流不贵滞”的观点，并指出调饮食、施药物、戒房劳、练气功等方法。在防病保健中，还特别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整体观和机体与情志的整体观，从而丰富了中医学中有关心身医学、医学社会学的内容。

（三）李东垣注重调理脾胃

李氏认为促成人之早夭的根本原因在于元气耗损，他说；“人寿应百岁，……其元气消耗不得终其天年”（《兰室秘藏·脾胃虚损论》，而“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这说明调养脾胃之气，维护后天之本，是防补衰，延年益寿的一条重要原则。调养脾胃的方法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调节饮食护养脾胃。他认为“饮食不节”是酿成内伤的一个重要原因，“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即伤，而元气亦不能充，则诸病之所由生也”。故合理饮食是防病保健的一个重要环节；二是调摄情志保护脾胃。李氏指出：“凡愤怒、悲思、恐惧，皆伤元气”。说明精神情志密切关系着生理变化，尤其易伤脾胃功能，因此，须从积极方面调摄，静心寡欲、不妄作劳，以养元气；三是防病治病顾护脾胃。东垣防治疾病之立法遣药，处处考虑到脾胃之升降生化机能，用升发阳气之法，注重调补脾胃。东坦以顾护脾胃而益寿延年的精辟理论为养生别树一帜，另辟一途，为后世实践所肯定。

（四）朱丹溪强调阴气保养

丹溪力倡“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并一再强调阴气“难成易亏”，因而在治疗与养生上，都主张以滋阴为主。围绕保阴精，强调顺四时以调养神气，饮食清淡冲和以免升火助湿，节欲保精以息相火妄动，并为此而著《色欲箴》以戒众人。在老年病方面，认为老年阴气暗耗，相火易亢炎为害，故养老大法，总要在于承制相火的亢极。此外，朱氏对防病于未然的养生理论和方法也有所论述。

综上所述，金元四家的学术观点虽异，然崇尚养生则一。尽管他们所研究的专题各有侧重。所得成果也不尽相同，但等到合流之后，终于汇集成比较完整的养生理论和方法的体系。

此外，宋元时期还有不少养生专著，如周守忠的《养生类纂》及《养生月览》、钱称《摄生月令》、刘词《混俗颐生录》、愚谷老人《延寿第一伸言》、姜悦《养生月录》、韦行规《保生月录》、李鹏飞《三元参赞延寿书》、王珪《泰定养生主论》、瞿祐《居家宜忌》和《四时宜忌》等，均为养生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总之，在这一个时期，涌现出了不少养生学家及养生专著，尤其是金元的学术争鸣，更促进了养生学的发展。宋元时期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的养生理论、原则和方法，而且对老年病学的防治和摄生保健有了突出的发展，形年了比较完备的体系。中医养生学发展至此，其理论渐趋完备，其方法更加丰富。

第五节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统治阶级提倡孔孟正统的程朱理学，同时利用佛、道两教的思想，在一部分士大夫和知识分于中有的弃士为医，有的转儒从医，又有很多医家非常重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出现了很多著名养生学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医养生学的内容，并使养生学得到更大范围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中医养生保健专着的撰辑和出版是养生学史的鼎盛时期。从明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夕的580多年中所出版和刊行的养生类著作比明清以前2200多年间所发行的总量还要多，其发展之迅速和传播之广泛，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另外，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期间，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活动亦日益频繁，有养生专著被译成外文出版发行，西方医药学传到中国的也空前增多，这对世界医学和我国的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都有一定促进作用。

一、养生重“命门”和治形宝精说

至明代，随着命门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以赵献可、张景岳为代表的温补派，他们反对滥用寒凉药物主张用温补药物峻补命门。如赵献可认为命门真火乃人身之宝，并说：“吾有一譬焉，譬之元霄鳌山之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者、舞者、飞者、走者，躯壳未尝不存也”（《医贯·内经十二官论》）。此主张养生及治病，均以保养真火为要。

张景岳提出“阳强则寿，阳衰则夭”（《景岳全书·传忠录》）的论点，指出：“欲知所以生死者，须察乎阳，亲阳者，察其衰与不衰；欲知所以存亡者，须察乎阴，察阴者，察其坏与不坏，此保生之本法也”。其重视命门，在理论上较赵献可全面。张氏认为阳气阴精之根本皆在命门，“命门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故命门者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府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即如阴胜于下者，原非阴盛，以命门之火衰也；阳胜于标者，原非阳盛，以命门水亏也。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求证录》），故他特别注重用甘温固本法预防疾病。这对当时那种滥用寒凉，败胃伤阳，致成时弊的情况下，是有重要意义的。与此同时，张景岳还辨证地阐述了形与神，形与生命的关系，明确提出养生之要在于治形宝精的主张。张氏所论之形，实指精血而言。他认为形赖精血为养，养精血即所以养形。明确提出：“善养生者，必宝其精”（《类经·摄生类》），指出了节欲保精的重要性。另外，张氏又鲜明地提出了“中年修理”以求振兴的卓越见解。中年时期是人体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这种强调中年调养，求复振兴的思想，对于防止早衰，预防老年病，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综合调养发展了养生方法

明清时期的养生家对于养生理论的认识，都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尽管在精气神的保养上各有侧重，但都强调全面综合调理，尤其重视调理方法的研究和阐述。

（一）调养五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