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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奏鸣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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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中的名人
北大红楼中有不少的名人，许多逸事都有纪录的价值，如马裕藻、许之衡、林损、刘半农、钱玄同诸人都已去世，又事隔二三十年，现在谈谈似乎也不妨事了。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前辈，随便谈讲他们的故事，虽然并不一定牵涉个人的私德，而且讲话的人也无故意毁谤的意思，总之逸事都不免有点滑稽味，那就含有小小不敬之意，不是后学所应当的，所以不能不从谨慎，只好选择无甚关系的事情纪述几则下来，真是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一斑虽少，却总是豹的文采，或者也还值得一窥吧。
有一位明先生，（也不是真姓，以旧式反切字母代之。）是文科的老教授之一，为人很和蔼，有学问，只是有一种特殊的脾气，那便是所谓誉妻癖。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平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总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这毕竟与季常之癖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明先生有一时候曾在女师大兼课，上课时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学生提出请求道，〃这一班还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内人的事吧！〃这很使得明先生有点为难，大概是嗨嗨一笑，翻开讲义夹来，模胡过去了吧。这班学生里很出些人物，便是对明先生开那玩笑的人也都是后来有名的，但是这些只好从略，此时不便发表了。
连类的想到了晓先生的故事。晓先生是专教词曲的教员，专门学问自然不错，可是打扮有点特别，模样是个老学究，却穿了一套西服，推光和尚头，脑门上留下手掌大的一片头发，状如桃子，长约四五分，不知是何取义。他在北大还好，可是到女子文理学院去兼课的时候，就可以想得到不免要受点窘了。其实那里的学生倒也并不怎么特别窘他，只是从上课的情形上可以看出他的一点窘状来而已。我有一个同学，在那里教国文，有一回叫学生作文，写教室里的印象，其中一篇写得颇妙，即是讲晓先生的，虽然不曾说出姓名来。她说有一位教师进来，身穿西服，光头，前面留着一个桃子，走上讲台，深深的一鞠躬，随后翻开书来讲。学生们有编织东西的，有看小说写信的，有三三两两低声说话的。起初说话的声音很低，可是逐渐响起来，教师的话有点不大听得出了，于是教师用力提高声音，于嗡嗡声的上面又零零落落的听到讲义里的词句，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学生的说话相应的也加响，又将教师的声音沉没到里边去了。这样一直到了下课的钟声响了，晓先生乃又深深的一躬，踱下了讲台，这事才告一段落。鲁迅的小说里有一篇《高老夫子》，说高尔础老夫子往女学校去上历史课，向讲台下一望，看见满屋子蓬蓬的头发，和许多鼻孔与眼睛，使他大发生其恐慌，《袁了凡纲鉴》本来没有预备充分，因此更着了忙，匆匆的逃了出去。这位慕高尔基而改名的老夫子尚且不免如此慌张，别人自然也是一样，但是晓先生却还忍耐得住，所以教得下去，不过窘也总是难免的了。
不客气的林公铎
和上边两位先生相反的有一个林公铎，单名一个损字。他对人的态度是相当强韧（不是硬）的，其不客气的地方也实在可以佩服。有一回我跑到国文系去找主任说话，可是主任还没来，只好在那里暂等，有一位姓甘的毕业生早已等着，此外则只有林先生，他是来上课的。甘君等久了觉得无聊，便去同林先生搭讪说话，桌上适有一个北大三十几周年纪念册，拿起来说道，林先生看过这册子么，里边的文章怎么样？林先生微微摇头道，不通，不通。这已经够了，可是甘君还不肯甘休，翻开册内自己的一篇文章，指着说，林先生看我这篇怎样？林先生从容的答道，亦不通，亦不通。（当时的确说〃亦〃不是说〃也〃的。）甘君名大文，本在中国大学读书，因听了胡博士的讲演，转到北大哲学系来，能作几万言的洋洋大文，曾在孙伏园的《晨报副刊》上登载《陶渊明与托尔斯泰》一文，接续登了有两三个月之久，读者看了又头痛又佩服。甘君的应酬交际工夫十二分的绵密，许多教授都惶恐退避，可是他遇着了林公铎，也就一败涂地了。
论甘君的学力，教教书总是可以的，但他过于自信，其态度也颇强韧，所以终于失败。疑古先生曾经介绍他到师大去教〃大一国文〃，他的选本第一篇是韩愈的《进学解》，第二篇以下至于第末都是他自己的大作，学期末了学生便去要求主任把他撤换了。后来我到沙滩的一家公寓里去访报人刘少少，看见对门住着一位名叫乌英的秃顶怪老人，说是美国也到过，终日呜呜的念他自作的诗词，因为是台州口音，也听不懂是什么词句，只据刘少少说，见过他一首新词，却都是苏东坡的话，中间只有五个字不一样。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这也是人情之常，但如甘、乌者则是极端的例，可以说是世间少有的了。
林公铎嗜酒，平常遇见总是脸红红的，讲学问写文章都不免有爱使气的地方。我在红楼常见着他，曾问他在北大外还有兼课么，答说在中国大学有两小时。什么课呢，说是唐诗。我又好奇追问道，林先生讲哪些人的诗呢？他的答复很出意外，他说是讲陶渊明。大家知道陶渊明与唐朝之间还整个的隔着一个（姑且说一个吧）南北朝，可是他就是那样的讲的。他算是北大老教授中旧派之一人，在民国二十年顷北大改组时和许之衡一起被学校所辞退了。北大旧例，聘请教员头一年规定任期一年，算是试教，假如两方面都没有问题，第二学年便送来一个正式聘书，只简单的说聘为教授，并无年限及薪水数目，因为这聘任是无限期的，假如不因特别事故有一方面预先声明解约，这便永久有效。十八年以后始改为每年送聘书，如至本学年末不曾收到，那便算是解了聘，在学校方面生怕照从前的办法，有不合理的教授拿着无限期聘书，学校要解约时硬不肯走，所以改用了这个方法。其实也不尽然，这原是在人不在办法，和平的人就是拿着无限期聘书，也会不则一声的走了，激烈的虽是期限已满，也还要争执，不肯罢休的。许之衡便是前者的例，林公铎则属于后者，他大写其抗议的文章，在《世界日报》上发表的致胡博士（其时为文学院长兼国文学系主任）的信中，有〃遗我一矢〃之语，但是胡博士并不回答，所以这事也就不久平息了。
钱玄同与刘半农
说起逸事来，当以钱玄同、刘半农二人为最多，但锁屑而近于笑话的也多不宜于纪录，现在且挑选两件事，都是关于鞋子的来一说吧。疑古先生的逸事是马九先生所常讲的，疑古也听着微笑，大概并非假作，不过多一点文饰当然也是有的。马九先生是马氏兄弟中最小的一个，专门研究明代小说，很有工夫，少时写有《劳久笔记》，讲小说戏曲的考据书中常有征引，云著者不详，其实这原只是老九二字的变化罢了。据说疑古先生有一天，大约还在民十以前吧，从什么地方以廉价买得一双夹鞋，说是枣红宁绸的，这自然是说话人的夸张，恐怕也就是黑『色』哔叽之类而已。及至拿回来一看，却是左右两只脚一样的，旧式鞋子本来都是如此，而这乃是原分左右，是认脚穿的，但如今却是两只一样，即是说两只鞋都是左脚，或者都是右脚的。我们推想这鞋不是从什么有招牌的店铺里买来的，所以疑古先生无法去退换。觉得很窘，这并不因了块把钞票的损失，那是小事，窘的是没法子处分这两只一样的鞋子。假如扔在垃圾堆废纸篓里，也会有人发见，而且看了要发笑，不免传扬开去。情急计生，等到晚间，他拿起鞋子的纸包，出门雇了洋车走到市场，下车时故意将鞋包留在车上，心想溜走，不料这车夫是个规矩老实人，一眼看见了便即把他叫住，说先生你忘了东西了。疑古先生于是不得不哭丧着脸回转去，向车夫道了谢，仍将那鞋子带了回来。到了第二天清早，想出了更好的办法，他走到中央公园，花了五分钱门票，一径往公共厕所去，恰巧没有人，便赶紧将鞋包放将角落里，小偷似的（这是马九先生原来的口气）心惊胆战的踅了出来，一溜烟的从后门走出公园，奔回宿舍去了。至于刘半农的事情，说来极其简单，并无这些曲折。在民国六七年顷，还只有二十七八岁，当然很是时髦的，平时衣着怎样大家当时看过也忘记了，只有一回，他打扮得有点特别，手里拿着一根长只二尺的短棍，脚上着了一双时式新鞋。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总是一种绸类吧，颜『色』很奇怪，仿佛是俗称霞『色』的有似出炉银而更浓厚，上边又有鱼鳞似的花纹模样。熟朋友嘲笑他，说他穿鱼皮鞋子，这事就成为故实，刘半农的〃鱼皮鞋子〃说起来大家多知道，不过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故事，刘博士于二十三年去世，这些事情以后也就少有人知道了。刘半农于那一年夏天往内蒙古一带调查语音，在蒙古包内被虱子咬了几口，竟得了回归热，回北平来医治。这回归热大概七天发一转，比〃四日两头〃的疟病还要来得凶恶，其螺旋形的病菌却是同梅毒的是一类的，所以如用了六零六或九一四之类注『射』就可以治好。但是刘半农的病却有点耽误了，即使病治好了，而血细胞太被破坏，心脏出了危险，也已不能挽救了。刘半农殁于廿三年七月，年四十八。钱玄同则于廿八年一月去世，年五十三岁，原因是脑溢血，旧称中风，今则一般称为脑冲血，却是新旧医学上所没有的名字。钱、刘都很有风趣，又各具绝学，在北大中是很不易得的教授，他们的早死实在是学问上的一个大损失，我想同意的人一定也很不少，不单只是认识的人觉得如此吧。
戏曲与印度哲学
大学国文学系里有戏曲的功课，始于北大，大概也是民六吧，当时文化界听了还议论纷然，记得上海的《时事新报》有过嘲骂的话，这还是在研究系参加新文化运动之前，所以也是不足为怪的。最初的教员是吴梅，号瞿安，他因南京之后始推荐许之衡继任。吴瞿安很喜饮酒，不记得是那一年，我在红楼上看见他，问他近来酒兴如何，他说因为有病，听医生劝告，不喝酒了，可是晚上不喝便睡不着，所以还喝一点。我问喝多少呢，他笑嘻嘻的笑道，不过就是一斤。这话说得很有点幽默，可是他的意见与思想却是很正统的，虽然所教的功课是戏曲。后来见到卢冀野所编《清都散客二种》，有吴瞿安的跋语，硬拉六一居士做陪客说赵梦白的有些散曲小令是人家伪托的，其实这真是赵忠毅公有魄力有情『性』的所在，也是集子那里极有意思的几篇作品。哲学系里也有一门新功课，即是印度哲学史，讲的是婆罗门及外道六师的哲学，大约也颇为正统派佛教徒所不满，教师是许丹，字季上，所编讲义很古雅可诵。蔡校长最初想请万慧法师来教，他是谢无量的兄弟，出家为僧，在印度留学，但是他回信谢绝了，不愿意回来，所以改请了许季上。许君教了一两年，也坚决的辞职了，理由是依照佛法不能以道法卖钱，他是佛教密宗的信徒，所以我们怀疑他所说的理由只是一半，还有一半恐怕也是因为不愿意讲外道的学问的缘故吧。后任的教师是梁漱溟，他讲印度哲学不记得多久，但也随即变向，由佛教转入儒教，有名的著书《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即是在北大讲学的一部分结果。梁君现尚健在，不宜随便评论他，这里所说只以校事为限，总之印度哲学在北大的运气不大好，不能得到专家予以介绍发挥，近来吴晓铃、金克木诸君听说从印度回来，不知对于此事有无兴趣，或者能介绍印度哲学文学进来，总之是颇有希望的事吧。
水先生张竞生博士
北大教员中有一个人，我们总不宜忽略不提的，那便是张竞生博士。他在社会上批评现在不管是如何，总之在北大讲〃美的生活〃的时候，他的态度是诚实的，所主张的话也多合理，虽然不免有好些浪漫的地方。他的《『性』史》第一集，在出版以前曾经同我谈及，印成后送给我一册，这是原版初印的真本，以后在上海续出的各集真假如何，不曾研究，也没有见到，所以无从说起，大概更是每下愈况了。《『性』史》第一集不能说写得好，只是当初本意原是不坏的，英国人的《『性』心理研究》七册中，常常附有调查来的各人『性』史，男女都有，长短详略不同，却都是诚实的报告，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张君自己谈的原意即是想照样的来一下，所以我说这本不坏。不过写的人太不高明了，这里边有没有张君的大作我不知道，总之如看过《『性』心理研究》上的记录的人总不应当那么『乱』写，特别是小江平那么的描写，平白地把『性』史的名字糟塌了，实在是可惜的事。张君自己的文章，到了上海以后也就随之而下落，所广告的《第三种水》不知真出版了没有，单就他所说的话看来，就够荒唐无稽了，只要查考英蔼理斯，以及奥大利勃劳厄耳，荷兰凡特威耳台诸人的书，并无所谓《第三种水》那么样的东西，这真可以算是张君独自的发明，却未免有卖野人头的嫌疑，一时满天下（说得夸大一点，实在只是说全国而已。）读者上了他的当，被他暗笑为阿木林，可以说是很大的一个恶作剧。它的影响至今还普遍存在，《子曰》上讲西北的文章里说起，还使得姓水的〃水先生〃很受其窘，真是池鱼之殃，张君原来也是预料不到的吧。人们对于『性』生活感到好感，也是人情之常，要想知道，不难从正当书籍上去觅取，多少年前有北新出版的一本朗医生的书，说得好，书名及译者姓名都已忘却，现在事隔二十余年，也不知道绝版了没有。
末了本来还有一段，是关于李守常之死及其后，但是稿子已经够长了，已经可以缴卷，所以就此止住了。
五四与三一八
当作《红楼内外》的续稿，我们这里再来讲另外一件更为严肃的事，这就是关于北大教授中几个人的死。说起发源于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即是中国知识阶级的斗争史来，实在是很可悲的。这有如一座小山，北面的山坡很短，一下子就到了山顶，这算甲点，从甲点至乙点是小小一片平地，南边乙点以下则是下山的路，大约很长也很陡，底下是什么地方还没有人知道。假如是五十岁的人，从二十岁时即民国七八年起，留心看下来，到了现时来总结一下，一定都有同感，觉得这其间的知识阶级运动的兴衰史的书页是很暗淡的……自然，这是中国现代全面史的一页，其暗淡或者不足为奇，不过这总是可悲的一件事。如前文所述我于民初就在北大，所见所闻很是不少，但说来似乎矛盾，因此也就记得很少了，就所记忆的说来，我觉得五四与三一八这两件是顶重大的事，就是刚才所说的那甲点与乙点。五四的意义是很容易明白的。如说远因，自东汉南宋的太学生，以及明末的东林，清末的公车上书等，都有关系，但在民国实在酝酿并不久，积蓄也并不深，却是一飞冲天，达到了学生运动的顶点，其成功的迅速是可惊异的。可是好景不长，转瞬过了七年，就到了下坡的乙点，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在执『政府』门前死的那些男女学生和工人市民，都当了牺牲品，纪念这大转变的开始。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世间对于三一八的事件后来总是那么冷淡或是健忘，这事虽然出在北京一隅，但其意义却是极其重大的，因为正如五四是代表了知识阶级对于北京『政府』进攻的成功，三一八乃是代表北京『政府』对于知识阶级以及人民的反攻的开始。而这反攻却比当初进攻更为猛烈，持久，它的影响说起来真是更仆难尽。我这里并不要谈过去三十年的事情，只因要说北大几个教授之死，不得不附带的说明几句，因为他们正是死于三一八以后『政府』的以反攻中间，以政治关系而被害的。在三一八那年之前，学生当〈与〉教授在社会上似乎保有一种权威和地位，虽然『政府』讨厌他们，但不敢轻易动手，只有民八陈独秀因为在市场发传单，被警厅捉去关了几个月，民七教员索薪代表马叙伦、沈士远等在总统府门外被军警打伤，结果北京『政府』也抵赖，硬说是自己碰伤，和解了事。及至三一八那时，执『政府』卫队公然对了学生群众开排枪，这情形就不问〈同〉了，对知识阶级的恐怖时代可以说就此开始了。到了第二年里，北大的教授就有两个人遭了毒手，这即是李守常与高仁山。
图书馆长李守常
李守常原任北大图书馆长，在他的属下出过几个名人，助理有张申府（崧年），书记里有以办副刊成名的孙伏园（福源）以及〃二十八画生〃。他在校本来也兼教功课，可是在北伐的前几时，他隐藏了起来专在做国民党的地下工作了，虽然在三一八那天，还有人看见他也在执『政府』的人群中间。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张作霖已经做了大元帅，与东交民巷的公使团联络，突然派军警查抄俄国大使馆捉去党务人员十九名，不久便把主要的五个人处了绞刑，李君之外只记得有路友于、张挹兰二人。张系北大女生，她担任国民党部的『妇』女部长，本系女师大的某君（姓名从略）所担任，后来离开北京，乃由她继任，没有多久便殉了难。她的兄弟也是北大出身，曾译有英国吉卜林的小说，我也是认识的，我听说她遇难之后老母非常哀伤，我每看见张君，常觉得难过，想安慰一两句话，可是想不出话来，觉得还不如不说好，所以始终不曾提及一个字，虽然在那一年内遇见的次数并不少。这事件的内情如何，我们局外人不能详知，可以知道的部分当时新闻上多已报道过，不用重说，也实在记不清楚了。现在所要讲的只是附属一点小事情，知道的人却并不多，所以够得上说真是逸事，虽然我原来也是听来的。告诉我这故事里的人是我亲戚长辈，他的话是靠得住的，至少像我觉得自己的话的可靠一样，他本来叫方鹤来，但在北大一小部同人中通称他为方六，所以这里便这样的写了。
从四月六日说起
这事就是从四月六日说起。当天是星期日，北大有几教授约好了往海甸去玩一天，同去的有明君，审君，方六，一共五六人吧，其中也有金心异，或者还有刘半农。审君有一位哥哥，我们姑称之为审甲，在燕京大学教书，大家就跑到那里去，吃过中饭后，谈到傍晚方散，赶回城里来。李君的大儿子，假设名为羽英，恰巧与这班教员的儿子们都是中学同学，所以他们也约会了去玩，当晚他一个人不曾进城，便寄宿在审甲的家里。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打开报纸来看时，大吃一惊，原来李君一行人正于那个星期日被捕了。审君赶紧打电话给他哥哥，叫他暂留羽英住在燕大，以避追捕。北京官方查问家属，只找到李君的赵夫人，羽英的妹子辰英等二人，小兄弟才几岁而已，都与党事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过了几天，审君觉得羽英留在海甸也不是好办法，因为燕大的南门外就是侦缉分队，未免多危险，于是打电话给方六，叫他到燕大去上课的时候顺便带他进城来，留在方家暂住，那里比较的偏僻安稳点。方君就这样的办了，叫他住在里院东边的屋内，那间屋空着，在那时节曾经前后住过好些避难的人。方君将这事由电话告知了审君，彼此刚放了心的时候，想不到次日就会得遇见极棘手的困难问题的。据方君告诉我，他往燕大上课去的那天大概是星期五，那么应当是四月十一吧，但是假如这不是星期五而是星期二，则须得顺延四天下去，这的确的日子有点不容易说定，总之是在那一天的次日，见到报纸，一眼就瞥见李君几个人的相片，原来他们都已于前一天里执行死刑了。方君这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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