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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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呀。”　　“导演，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在心里重重地重复着，原来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还有这样的，女性，职业，年轻，我原来以为中央台的导演都是岁数很大、长着大胡子的哩！　　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当时《地方文艺》的导演，现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诗歌散文》的制片人高立民老师。得到中央电视台导演的肯定，心里感觉还是满舒服的。但是，那时对中央台的人虽然心存向往，却不敢轻易“套磁高攀”，我心里总有那么一点矜持和西北汉子的大男子主义，再加上对今后发展并没有那么坚定和迫在眉睫的决心，所以没有主动出击。　　但出于西北人的热情，我还是在节目录制的间歇到了高立民处，礼貌地邀请她和甘肃电视台的同事到我家里吃饭。　　我一时性起，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九十年代初，在自己家里请客吃饭是很常见的事情，当时还没有到外面吃饭的习惯，当然经济条件也不允许。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我是一个很出色的厨师，露一下拿手好菜，尽地主之谊，是情理之中事。第二天一早，谭梅备起了做“重庆火锅”需要的一切原料，洗菜削皮地给我打下手。做饭对我而言是一个乐趣，直到今天我对待最好朋友的礼遇仍然是自己亲手做一顿饭。高立民和甘肃台的哥们儿一起来了。到了家，什么中央台不中央台的反倒不重要了，大家嘻嘻哈哈地在一起，盛赞我的厨艺，我撩胳臂挽袖子十分卖力，听到人家说我做饭一级棒，比说我主持得好还高兴。其实那时候的人真的很单纯，对朋友的那份诚意简单而淳厚，没有任何私心杂念。现在经常为了各种事情在各种豪华场合推杯换盏，吃的是丰盛了，真情实感缺失了。而那顿家常火锅，煮沸了热情和当时对生活的希望。直到今天高立民老师还经常怀念那顿火锅，逢人便说，朱军做饭真棒！其实做饭如做人，用真材实料，加上精心地烹饪，一定是“味道好极了！”　　吃火锅之后的第二天，高立民老师他们就回北京了，临走撂下了和杨澜类似的一句话：“你条件不错，有机会到北京，到中央电视台来看看吧。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留下了一个010－6850****的号码。　　后来才知道，6850开头的都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话，直到今天那个号码还存在，我还经常拨打，谁又能知道那是我与中央电视台的第一次联系呢。高老师的建议似乎更加具体，我如获至宝地拿着电话号码，用大号的字，彩色的笔，记在了通讯录的扉页上……暗下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去趟北京。
机会不能等（1）
1993年年底的一天，我忽然接到了高立民老师的电话，寒暄之后，她邀我有空到北京看看，没有说具体事情。说实话，自从杨澜和高立民老师不经意中提议我走出兰州去发展，说者无心，听者却有意了。我总得有种隐隐的冲动——想去北京走走。这一次，妻子在西安演出，团里不是很忙，甘肃台的杨平导演又恰好要去北京出差，我就和他结伴登上东去的火车，懵懵懂懂来到北京。还好，我可以蹭住在杨平出差的公费旅馆里。　　到了北京，才知道天下有多大，也才知道自己的眼界有多小，再加上对北京从小的崇拜向往，在兰州时的小小成就和得意一扫而光。杨平有公事要办，我成了无所事事的闲人。奇怪得很，在家时最希望忙乱中能闲上一天。到了北京，却闲得人心慌，看着清洁工忙碌地扫马路都觉得比自己充实。看来“闲”也是一种心境，是一种很奢侈的行为。高老师很忙，杨平也很忙，中央电视台的人更忙，我不好意思打扰，就一天天在街上闲逛。那个时候北京没有现在繁华，但是宽阔的长安街，林立的大楼，陌生的北京人，忽然让我觉得不踏实，这是我的家吗？我觉得我像个游客，我甚至想家了，我明白想家就意味着胆怯——　　终于有一天，大家停下手里的活，高老师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印象特别深，吃的是当时兰州还没有、在北京尚属时髦的“麦当劳”，几个汉堡，一人一个盘子，冰凉的饮料。当时觉得味道很怪，哪有我们兰州的火锅好吃呀！饭后，我得到了一次奢侈的活动安排——参观中央电视台！　　进门的时候几个朋友在一起，由他们交给武警一张纸条。当时觉得进门真容易，后来才知道那张纸条叫“进门条”。许多天后，为了弄一张这样的纸条，我竟然费尽了周折。　　进中央电视台的兴奋自不用说，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只不过比刘姥姥矜持一些，其实也是故作镇静。那天我扒着门缝看了一眼演播室，没有录像的时候里面什么都没有，黑洞洞的，像个大仓库。那时只觉得中央电视台真大，大大小小那么多演播室，他们随意指着一个说：“《正大综艺》在这里录！”我一下子兴奋了很久，原来“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就是在这里录的呀！　　参观是短暂的，中央电视台不是旅游景点，里面的人忙得不可开交，走路都是一溜小跑。转悠了一圈，时不时地碰见几个脸熟播音员，也不好意思盯着人家看，一趟走下来，转得我晕晕乎乎。道别的时候，高老师的脸上还带着些许歉意：“让你大老远的来一回。”我对她的话至今感激涕零，因为我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机会不会在北京等着我，我得自己去找它去！　　出了门，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进来。这次参观是我在北京唯一的收获。参观结束后我知道我该回去了。整整一个星期，我在北京天天躺在旅馆里无所事事，也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但却感觉筋疲力尽。满脑子回荡的就是齐秦的一句歌词：“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坦率地讲，那时，我没有太强的斗志和愿望，甚至不如在兰州时兴奋，我真的不知道下面应该干什么了。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一旦回到兰州，我一定会不知足了——　　我没有回兰州，上西安找谭梅去了。　　回到丈母娘家，为了面子，我将北京之行说的紧张而忙碌，又换来了亲人朋友的诸多鼓励。我知道我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但是我也知道谭梅从我超标的酒量上看出了破绽，西北男人借酒消愁的习惯古已有之，我至少在妻子面前“露馅儿”了。　　那天我醉了，踉踉跄跄地被谭梅的姐夫搀着下楼，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和兰州部队的一个熟人发生了口角，那人似乎是说了一句什么挑衅的话，我一时性起，挣脱姐夫，大声地冲他嚷嚷：“告诉你们，中央电视台都要我了，你们等着瞧吧！”　　酒后吐真言——深藏心底的愿望坦露无遗。　　酒醒后，一切都忘了，唯有那句狂言记得真切。其实大家都没有在意我的狂话，和那个朋友事后也言归于好。只有我觉得像是隐私被揭穿一样地惴惴不安，老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戳戳地嘲笑我，回头一看，其实空无一人……除了我自己，也许没有人在意什么。人最怕自己内心深处的不知足。我也承认，我的梦想已经不仅仅是年轻人血气方刚的冲动，我那么渴望人生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甚至开始有了躁动不安的“白日梦”。

机会不能等（2）
很多年后，有一天，我和我侄子朱涛聊天，给他讲起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小涛当时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找工作，会意地给我讲起了中学的一篇英语课文：名字叫《DAY　DREAM》（《白日梦》），说是西方有一种做法，没事的时候幻想自己的未来，想得越具体越好，想得越遥远越好，然后将自己的“白日梦”大声地讲给周围的朋友听，让所有的人知道。从此，碍于“说到做到”的面子，不断激励自己，不断将别人的嘲讽做为前进的动力。据说克林顿从小就口出狂言“我长大了要当总统”。这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不同。现在想想，这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当年的那句狂言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背水一战，拼死一搏，却神奇般有效。
东南西北任你游（1）
稍事平静，我仍在家里琢磨，觉得自己属于温火慢炖的性子，总需要一点外力的推动，否则就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现在想想都有些后怕，因为很多选择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稍不留意就会坐失良机。　　1994年是农历狗年，春节放假，大年初八，我和谭梅骑着我的南方125摩托车在大街上转悠，不知不觉来到了位于兰州滨河路的白云观。这是兰州的一个著名道观，每到春节，香火鼎盛。闲来无事，我们也去凑凑热闹，求个签讨个吉祥话。在大殿里，我随意地摇着签，由于不太掌握摇签的方法，刚一动手就掉出了一只竹签，我捡起来，弹了弹土，上面用老旧的油漆写着一行字：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　　读完此话，我竟然一下子心惊肉跳，迟缓地将签放回去，一句话都没有说，示意谭梅也抽一个。谭梅拿着签筒摇了几下，竟然掉出了两只签，其中的一支原话我记不住了，但是清楚地记得那个解签的道士说的话：“你要想成事，你们两个谁也离不开谁，必须在一起。　　”另外的一只签子更加让我惊讶，竟然和我抽到的那个一模一样！我问谭梅抽签的时候在想什么？谭梅淡淡地说：“在想你去北京的事情，又在想假如你去了北京之后我们的事情……”　　我明白她含蓄的表达，知道她一直和我一起忧虑我们的前程。我尽力让自己客观地想这个问题，尽量抑制着自己有些激动的心情。　　“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原以为求个平安健康的祝福，换一日的好心情，原以为上天可以说句“知足常乐”之类的话，让我放弃久已萌生的不切实际的愿望。没有想到，是造物弄人，还是命运提醒，人生难道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说实话，从小在军人家庭长大，自己又是个军人，从不相信宿命的东西，但是自从杨澜的提醒和高立民的建议之后，我的心情就一直徘徊和躁动着。这次抽签更是推波助澜，给我愁上浇愁。　　从白云观出来之后，我一直闷不作声，路还是原来的路，景还是原来的景，但我似乎开始冲动了，越来越感到不安，与路边人们的悠闲格格不入。我从来没有如此迫切地想马上离开兰州。　　我到家拿了存折，取了里面仅有的2000元钱，径直到民航售票处，买了一张第二天早上8：50飞往北京的机票。说实话，这在我30年的人生经历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以前花100元以上的钱都要反复考虑好几天，出远门也要周密地计划很久。而且在此之前，除了军用飞机，我从来没有坐过民航飞机。一切都毫无计划，一切都不符合我稳健的习惯做法，然而我怕我一回家认真考虑便会犹豫不决，我怕自己思前想后做出保守的决定。再说去趟北京怎么了？又没有生命危险，顶多花掉半年的工资，钱是可以挣回来的，过去看看，不行就回来，现在是放春节大假，管它哩！我把一切事情按照非常态的思路想了一遍，除了理智客观的困难不敢想，剩下的都想好了，就这么定了！谭梅一直保持着沉默，用女人的善解人意为我收拾着简单的行李，但是我从她平和的眼神和纤细的手指间看到了鼓励。梅梅身上有东方女人优良的美德，她的温和善良总让我心里　　觉得无比踏实，借用一句歌词：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　　我不敢多想什么离情别绪！第二天，带着坚毅的冲动，我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拎着行李走在飞机的舷梯上，我不敢回头，我希望即便有一天后悔，也是在许多年之后。　　记得《艺术人生——朱明瑛》节目中，她讲到自己为了到美国的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放弃了在东方歌舞团已有的名气和地位，放弃了稳定温馨的生活，在登上飞机舷梯的瞬间，她说了一句话：“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后来的一切虽然遂了人愿，但其中的艰辛只有经历的人自己知道。每当听到嘉宾讲述这样故事的时候，我的心都跟着他们一起怦怦地跳，那种复杂的心理选择，会在经历过的人身上形成一种冲击，无论什么时候提起都会激动不已。人生就是这样，没有艰难的选择就没有后来的一切/

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　　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