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着-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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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咐我：出门不要忘记退卡。说完，径直走了。我赶紧说了声谢谢，当时一激动，忘了问小姑娘的姓名和部门。直到今天我都万分感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真想知道她是谁，真想当面说声谢谢。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引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或许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她无意中的举动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帮助。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书中的这个段落，接受我由衷的谢感。记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陈坤讲到当时他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本来自己没有什么考试的愿望，但是一个不太熟识的叫陈畅的朋友不但鼓励他试试，还主动帮他交了200元报名费，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也许就没有今天走红的陈坤。后来陈坤与这个朋友就此失散，陈坤对他却铭记在心。当我们节目的编导找到现在深圳的陈畅，并接通电话的时候，陈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畅却在那里极力回忆，还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根本记不清帮助陈坤的事情，只是依稀记得大家一起考过试。有的时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可能成就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我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然而，又一想，人生在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别人的恩惠，自己经常浑然不知，假如说回报的话，就让我们都善待他人吧！说不定你自己无意中一个热心、一个善举就可以给别人一个重要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帮助与被帮助中成长的。今天，每当我帮助了一个人，就觉得是回报了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帮助过我的小姑娘现在一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善有善报！我永远祝福她！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的太宿命，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机缘的巧合。　　拿着这张珍贵的进门条，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上次有人领路还晕乎，这回心虚加胆怯，就更找不着北了！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唯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熟人”。电梯的门关上，我不知道该上几楼，犹豫的时候肩膀碰到了“21”。“21就21吧，不行再下来”，隐约记得文艺部好像就是20多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我眼前一亮，出现了“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　　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　　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　　，“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　　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　　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　　“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　　当时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一句硬气的话来，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唯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我是众多候选人之一。原来，高立民1993年9月回北京之后，就在部里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并给大家看了我在兰州与他们合作时的录像带，因为工作很忙，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大家筹备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的时候，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春节期间高立民的电话打到我们团里，没人接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得太宿命，太传奇，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我确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　　午饭后大家回办公室，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　　我将文化部地下室的房费续交了几天，每天到台里“上班”。到了东门可以用那些条子进门，不用无目的地等待了。中央电视台是个工作性质特殊的单位，所有的事无需在办公室完成，大家在外面各自忙各自的。同一组的人假如不开会，半个月见不到面是常有的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进屋的目的十分明确，各司其职，根本没有闲聊天的人。如果无事可做，大家可以各回各家，总之无所事事的人几乎找不到。而我在这里似乎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经常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碍了谁的事情，想帮他们收拾桌子却又不敢乱动，想和人说话，看他们忙得脚踩风火轮似的，又生怕打扰人家。

漂在北京（6）
后来才知道，崔亚楠和我一样，也是中央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乘命蹇的大有人在。

自卑的剧务（1）
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的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日子一长，陌生感就消失了。直到今天我见到杨东升、刘真他们还常说：我给你们打盒饭去吧！同样，现在我接过组里年轻剧务送来的盒饭都不忘说一句：真不错，好吃！有时看着他们手拎盒饭上下楼的样子，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我非常庆幸初到这里，就遇见了这些真挚热忱的人，孟欣、高立民、杨东升、刘真、崔亚楠、张海潮、魏党生。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中央台许多重要节目的扛鼎之人。他们完全不会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只懂埋头做事。我幸运地一进电视台，便进入“环保”的工作空间，在那里悟到电视台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真才实学加敬业实干。　　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来可以见很多人，终于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时《东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omTV…1播出，当时comTV…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后来她创办了著名的《同一首歌》栏目，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　　孟欣身材不高，打扮入时，整个人透着一种精明干练，她一边走路一边比划着和旁边的人说话，语速很快，有浓重的东北口音，是电视台非常能干的导演。孟欣年纪长我几岁，看人的时候会直视你的眼睛，给人一种强大的压力。但是接触久了更强烈感受到的是，她身上东北人的豪爽和仗义。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　　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必恭必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　　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　　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业务被人注意。这让我欣喜若狂，尽管依旧是无所事事的一天，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面。人是很怪的，遇到自己重视的事情，记忆力、意志力都非常好。那是一段没有什么私心杂念的日子，电视会带给我怎样的生活上的变化，想都没想过。想成功的心情是强烈的，但什么是成功呢？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来北京吗？懵懵懂懂！　　孟欣在下班的时候，忽然问了我一句话：“朱军，你住哪儿？”　　我照实说了。孟欣几乎是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对崔亚楠说：“亚楠呀，朱军住的太远了，搬来和你住吧。”　　亚楠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孟欣走了，崔亚楠就和我商量搬家的事情。亚楠是内蒙人，长得人高马大，性格看得出来非常爽快。崔亚楠现在是文艺中心的著名导演，综艺频道（comTV…3）的频道形象宣传片几乎都是他的手笔。你现在随意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三套，每个节目结束后，都会播放崔亚楠的宣传作品。当时，他是《东西南北中》的一名普通导演，就住在剧组驻地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由于电视台的办公室非常狭小，节目组都会在附近的宾馆或写字楼租个剧组驻地，晚上还可以给“无家可归”的外地同事当宿舍。我的到来侵占了亚楠的单间，但是看得出来他从心里接纳了我这个来自西北兰州的青年。

自卑的剧务（2）
第二天，我拎着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两件衬衣，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在我看来这间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我不但可以不交钱，白吃白住，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阳光了。　　为了庆祝我的“乔迁之喜”，我和崔亚楠到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一些火锅原料，羊肉、白菜、毛肚、豆腐、蘑菇，还买了地道的北京二锅头。回到宿舍，用他的电饭锅烧了一锅热水，这是我到北京之后最丰盛的一顿饭，不仅有酒有菜，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朋友的陪伴。西北人很能喝酒，但是在北京的这几天，为了避免一个人喝闷酒，我很少沾酒。水烧开了，冒着暖烘烘的热气，肉和菜的香气散发着诱人的味道，我和亚楠用茶杯倒满了酒，一口酒，一口菜，让我真实地感到了一阵温暖。　　亚楠喝了一口酒，说了一句让我终身难忘的话：“兄弟，我看你行，好好干，我不会看走眼的……”　　说完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的浓烈，这句话的温暖，不知给了我多少信心和勇气。亚楠是我来中央电视台结识的第一个朋友，他给我的鼓励和自信犹如雪中送炭，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莫逆之交。　　后来才知道，亚楠和我一样，也是在中央电视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只是比我早来半年，他还告诉我，中央电视台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很多，大家全力投入，不计名利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听他这么一说，原本非常封闭胆怯的我反倒更有了自信。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乖命蹇的还大有人在。现在想想，人是多么需要交流！又是多么需要朋友！记得在《艺术人生——周华健》节目的结尾处，我提议节目组准备了好酒和华健畅饮，那天我兴奋地和周华健以及现场的观众大声地唱到：“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脑海中浮现着10年前和崔亚楠的那次难忘的晚餐——从那之后，我和崔亚楠便成了行影不离的好朋友。　　我心里偷偷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　　住在翠微宾馆的日子开始让我觉得踏实了一些。每天早上，我和亚楠坐地铁上班。兰州没有地铁，北京的地铁很快，我们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时候地铁票价是五毛钱，对于我们这样的短途来说实在是不值。于是为了省钱，捎带着锻炼一下身体，我们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长安街上来往的车辆，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奋斗10年，我怎么也能开上辆“奥拓”吧！简单而有目标的生活是快乐的，能如愿以偿地做自己向往的事情，再加上年轻和健康，我已非常满足。由于以前当过相声演员，天生的活跃和开朗让我的心境打开了很多，尽管还不时有惶恐和不安，但是我总对自己说：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初春的一个午后，孟欣对办公室所有的人说：“今天晚上开《东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划会，大家该准备的准备一下。”　　于是，编导们纷纷打电话请人，整理材料，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事情，也不敢问，心想：只要他们能带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们从台西门出来，打了一辆“面的”，这是我来北京之后第二次坐出租车。那个时候的公主坟还没有立交桥，是一个巨大的环岛，环岛中心是一个彩色音乐喷泉，平时不开，只有过年过节才开放。这里是北京的一个景点，很多人专程坐车来看。“面的”绕过环岛，到海军大院的门口停下，车门打开，上来一个漂亮女孩，穿着时髦，与大家非常熟悉，一上车就说说笑笑，她就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主持人许戈辉，一个漂亮且礼数周全的女孩。许戈辉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现在凤凰卫视主持一档访谈节目《名人面对面》，我们依旧主持同类节目。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得到的工作便是做许戈辉的搭档。大家介绍我们认识，我的称谓是“这是新来的朱军”，大家都这么说，我差不多习惯了。我对许戈辉第一印象很好，加上前面的杨澜，幕后的孟欣、高立民，感觉中央台女同胞的气质整体出众，她们知性、活跃、干练，而且不失女性的俊美与文雅。我始终确信，高素质人才聚集的环境，会不断提升个人品质。这也使我更加坚定决心，进军中央台。

自卑的剧务（3）
接上许戈辉，我们到了京丰宾馆的一个会议室，在那里我又见到了另一位仰慕已久的著名策划人焦乃积先生。请外脑策划是电视台做节目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无论是《东方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