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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刻准备着-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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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成一个卷拿在手里，背着手来回溜达。离开演的时间越来越近，我偷偷地从大幕里边向下望去，战士们坐了一大片，正兴高采烈地一边拉歌一边等待着演出开始。忽然间，我出了一身冷汗，心跳加速，一下傻在那里，像是产生了幻觉一样，什么都听不见了。奇怪！也上过台，也无数次面对过观众，这次为什么紧张成这个样？也许是事前低估了主持节目的难度？没有认真准备？不对呀，我自己写的串联词，背得滚瓜烂熟，再回忆一遍，糟糕！怎么几乎全忘了？ 忽然而至的紧张让我慌乱起来，一切经验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后悔事先没有和老主持人好好交流一下，后悔自己草率地决定如此重大的事情。正在我紧张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剧场里的电铃一声巨响，许老师带着人站在大幕遮掩下的舞台正中间，轻声地问我：“怎么样？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我看着许老师，紧张得脸上直抽搐，忽然抓着许老师的胳膊，央求着说：“许老师，我觉得我不行！” 许老师一把甩开我，瞪着眼睛，冲着我就嚷：“到这个时候了，你敢说你不行，不行也得上！” 口气不容质疑，毫无商量余地。我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孤注一掷。 说完，许老师和另外一个拉幕的战士一左一右往台边上走，我下意识地抓着许老师的衣服，皱着眉，一脸痛苦，喉咙里嘟囔着：“别，等会儿——” 等？！等什么！铃声就是命令！下面那么多战士等着开演呢！许老师上来了一股子倔劲，重重地摔开我，抬起手顺势推了一把，我一个趔趄，正好被推到拉开了一道大缝的舞台正中央。 一时间掌声轰鸣，充溢着我的耳鼓，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大了，不知如何是好，冲着台下深深地弯下腰，像是真诚地给战士们鞠躬，又久久地慢慢地深情地站起来。战士们见主持人如此谦诚，又是一阵热烈掌声，于是我借机又是深深的一躬，原来是想借这“一上一下”的时间，缓冲一下紧张情绪，再抓紧想想台词，没想到等我再次慢慢抬起头的时候，原来背好的台词全飞到了九霄云外，只记得说了一句：“亲爱的战友们，大家好，我们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带着军区首长的关怀和深切的慰问，来到这里为大家献上精彩的节目，下面演出正式开始——”
我的第一次主持经历（2）
这就是我主持人生涯的首次出场，被观众的掌声吓得忘了词儿，甚至还想临阵脱逃，尴尬地被许老师一把推上了舞台。但没想到这一把却将我推上了事业的“正道”，“这一把”推来我后半生的好运，让我在迷茫的人生中忽然柳暗花明。 战士们的热情又救了我一命，我在又一阵掌声中踉踉跄跄地下台，晕晕乎乎地赶紧背词，那张节目单子在我手中早已揉皱，我紧张地看到下一个节目是我和许老师的相声，于是我连忙定了定神，心里微微松弛片刻，又在那“骇人”的掌声中走了出去。舞台在那个时候，就像是枪林弹雨中的战场，敌人是谁？其实敌人就是自己，瞬间需要打败的就是那个胆怯的、不知所措的自己。 巡演了几个月回到兰州，正赶上“兰战”在排演一场大型“五四”青年节歌咏比赛，很像今天的青年歌手大奖赛，我依旧没有什么具体事情，跟着大部队瞎忙活。那天演出没有相声，节目的主持人依然是两个固定的人：王广訇和田美荣，他们俩是老搭档，团里的重要演出几乎全是他们合作主持。排练的时候，我悄悄地跟在他们身边，不打扰他，偷偷看他们怎么准备，怎么分配话语，怎么练习，怎么处理一些场上的精彩环节和突发事件，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演出是在1989年5月4日晚上，一切准备就绪，下午最后一次彩排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男主持人王广訇忽然不见了。找了一圈才知道他突发肠胃炎，上吐下泻几乎脱水。上上下下的人急得团团转。没有办法，只能换人。但是团里没有备份的主持人，即便有，也只有半天时间，怎么来得及排练？ 这个时候，许秀林老师忽然语出惊人：“让朱军试试吧！” “朱军是谁？”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新来的朱军哩！朱军有这个能力吗？朱军有这方面的经验吗？一连串的疑问，让许多人担心。现在想想难怪大家疑虑，这么重大的活动，让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甚至从未排练过的新手出场，有多大的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许老师坚定地认为：“我觉得他行，至少用他是目前唯一的办法。”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我成了主持人。当时只抱定一个想法，领导这么信任千万不能丢脸，至少不能演砸了给许老师丢人。至于这次机会对我将意味着什么，我无从细想，只是觉得，这个比上次还大的舞台带给了我一种莫名的兴奋，我想站在那里—— 那天我穿着白色的军礼服，精神昂扬地站在体育馆中央，一气呵成地将主持任务圆满完成。 大型晚会的主持人最重要的就是心理素质，除了自己，没人可以打倒你。在那个硕大的体育馆里，我找到了事业上的自信，不是军人的荣誉感，不是掌声鲜花，甚至不是对艺术的热爱，而是一个24岁男人的事业定位和自信。
路在脚下（1）
扭头偷偷看着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 1996年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我正式带着办理好的一切手续到中央电视台报到，最后一次用证件换得了进门条，跑了一圈办理手续，终于看着自己的一寸照片和一张出入证被过塑压膜，上面铅印着：文艺中心，朱军，还发了一条链子，我忙不迭地将出入证挂在脖子上，比带上钻石还美。办好了证，我故意找个理由，出去办事，神气活现地挂着证件从东门出从东门进，每次看见武警战士爽快的放行手势，我都有一种“得逞”的快感。就这样，来来回回，当天进出东门12次。那个时候脖子上老挂着证，就像大学一年级的新生老爱戴校徽似的。 报到的当天下午，我带着一大堆证件，来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派出所，正式办理户籍手续。 从那天起，我竟然成了北京市的正式市民。 来不及感慨，来不及享受成功和胜利的甜美，新的压力接踵而至。 1996年底，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正式开播。文艺中心成立了戏曲音乐部，我同时担任《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的主持人。时间一久，做节目的状态就有了一种惯性，我有时会忽然想起老李说的那句刺耳的话：“您差远了！”心里竟一阵阵地发慌！ 还没有调进中央台的时候，有一天，老孟要我看北京电视台一档青年节目《我们》，主持人叫亚宁，英俊年轻，他后来与《同一首歌》一起红遍大江南北。亚宁青春鲜活，有天赋的“明星”气质，符合年轻人审美选择，很快就被老孟请来实习。让我惊讶的是，这个小伙子竟然是学医的，毕业之后“不务正业”选择了做主持人，而且迅速被众多青年观众追崇，让我心生一种羡慕。亚宁很快就成了我的同事，我们同一批进台，一直都在戏曲音乐部工作。现在他离开了主持人岗位寻找自己另外的发展方向。 亚宁的出现给了我一种无形的压力，我清楚地感到亚宁先天优势凸现了我的先天不足。 有一回，我们要把《东西南北中》已经家喻户晓的主题歌拍成MTV。MTV当时是一个很时尚的概念。经过策划导演的周密计划，由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全部主持人，我、许戈辉、亚宁、袁鸣一起参加拍摄。MTV的创意是，几个年轻人坐着敞篷车，行驶在一条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大家在车上，向周围热情招手，跳起来够树上的叶子，欢声笑语，活蹦乱跳，到了风景优美的地方更是青春四溢。 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越来越别扭，越来越心虚，30多岁的人了，主持节目时总是西服革履，给人一种持重的感觉。现在穿上便装，欢蹦乱跳，跳得没人家高，笑得没人家自然，尽管还依旧是一张年轻的脸，但是扭头偷偷看看亚宁，那浑身的青春气息，一脸的阳光灿烂，怎么看都觉得自己有点“装嫩”。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早已潜藏着危机：毕竟我不是20出头的小年轻了，以前经历的沧桑清晰地挂在了眉宇之间，再浓重的粉底、再高明的化妆都掩盖不住了。拍出来的效果也如我所料，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显得“青春已去”，尽管在导演精心拍摄处理下，我还差强人意地过了关，但是自己的问题自己心知肚明。MTV播出后，观众尽管非常喜欢，但是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亚宁的青春自然，很少有人提及朱军。 这次的刺激非同小可，让我着实实有了危机感。我想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一个主持人，究竟应该怎么定位，尤其是一个已经不能算年轻的主持人—— 这个MTV几乎每期节目都会插播一遍，而每插播一遍我就受一遍刺激，毕竟我的目标不是一张中央电视台的进门条。进来干什么？这里是人才济济的地方，谁又能知道等候在东门的年轻人不是虎视眈眈的青年才俊？不是台前幕后闪烁的新星？ 人生的又一道关卡悄悄横在了我的面前，我开始了新一轮的忧虑。我已经不年轻了，在自然规律面前，我可能彻底地无能为力。就像烧开一壶水，从0度到80度可以很快，但是要想再升高20度，沸腾起来，却需要更多的能量，我不知道怎样、从哪里汲取这样的能量？
路在脚下（2）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这样鼓励自己，我也只能这样鼓励自己！ 有时侯，我挺害怕，我怕自己就这么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地荒废这来之不易的主持人生涯。然而，在当时我主持的《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档节目中，又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劣势，每到周一，写给亚宁的信足有一筐，写给我的却寥寥无几。我不想仅仅成为屏幕上comTV字母的背景。电视媒体的奇特之处就在于：优劣成败，一览无余。它能让一个主持人一夜之间大红大紫，也能让你一败涂地，关键在于观众的视觉判断。我必须寻找自己的准确定位，扮演适合自己的“角色”，才能最终被观众认可。坦率地讲，那个时候，成名的心、成名的梦变成了一个实在的心愿。 面对各种竞争压力和观众的批评，我不甘心；作为30多岁的人，我不甘心；作为一个男人，我不甘心。 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于是，在1996年，《中国音乐电视》最“火”的一年中，我毅然离开了那里。 坚持难，但是比坚持还难的是放弃。 我不想继续在一个不再适合自己的地方委曲求全，这会让自己和节目都感到勉为其难。我相信我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于是，我在综艺频道的改版中放弃了《东西南北中》和《中国音乐电视》两个节目，开始主持一个名叫《音乐直播厅》的栏目。每周末到一个音乐会的现场，直播音乐会实况，同时单枪匹马地负责一个叫《中国音乐电视精品廊》的周末赏析类节目，自己担任编导主持人。默默、沉静地琢磨着电视——这个本不是我的专业、或许会伴随我终身的事业。同时，我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大大小小的直播节目和大型晚会上，我喜欢大舞台，喜欢直播。我终于明白了，当找不到合适定位的时候，千万不要占着别人的位置，观众会对朱军这张脸久而久之产生“审美疲劳”，结果只能是还没有被人记住的时候，就已经被人忘记了
勿忘父母恩
1999年10月7日，我没了爸爸。 2000年12月16日，我没了妈妈。 那才是我真正长大的日子。 那一刻，除了悲伤，我感到了一段彻骨的孤独，似乎一切的成就都在一种力量面前化为乌有。我是个孝子，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孝子。父母给我的不仅是骨血和容颜，更是一种深深的烙印，我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在他们刚刚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按照理性解释“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当我来到父母合葬的墓前，见到自己的名字也被刻上石碑的时候，我知道父母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 慈祥的爹带走了我的胆怯，让我更加地坚强；善良的娘带走了我的迷茫，让我的人生更有方向
把爱全给了我，把世界给了我
我不敢轻易回忆童年，因为我的今天与我的童年生活天壤之别。童年时最清晰的记忆都是关于父亲母亲的回忆，关于贫寒的家和自卑的自己。也许当年还曾经有过委屈，今天为人父母才知道，虽然经历了一个清苦的童年，但是我得到的一切都是父母能给我的最好的生活。 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因为生活困难，每顿饭也仅仅是能吃饱，而且没过一会儿就饿得饥肠辘辘。 虽然贫穷，我的家教却非常严格。无论多饿，一定要等长辈坐好了才可以动筷子，而且只允许夹靠自己一边的菜，绝对不许有什么失礼行为。饭桌上很少有肉，即使有一点也要家里人一起分享。记得一次妈妈端上来一盘切得薄薄的香肠，那香味让我直咽唾沫，数数香肠的数量，也就够一人吃一片。哥哥姐姐很懂事，都像没看见似地只管吃自己碗里的饭，爸爸伸出筷子，夹了两片轻轻放在我的碗里。 我看了看爸爸，又看看哥哥，夹起一片咬了一小口，咂摸着滋味。忽然皱了皱眉头，把另外的一片香肠又放回了盘子，小声地说：太难吃了！因为我知道一人只有一片，我吃两片就意味着没有爸爸或妈妈的份。我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懂事，没有想到的是，父亲却因此大发雷霆，一下扔了筷子，怒吼着冲我说：“这么好的东西，你说难吃，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说完，跑到一边，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地喘着粗气。我委屈地看着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吞咽着没有滋味的饭菜，眼泪啪啦啪啦地掉进碗里——当时我无法理解父亲生气的原因，反倒觉得自己好心好意却挨批评。爸爸怎么连我的心意都不懂呢？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就是因为我的“懂事”伤害了父亲的自尊心：一个大男人，连让自己小儿子吃片香肠的能力都没有，还要年幼的孩子自己去谦让。 父亲是个活得极有尊严的人，家境再穷也不希望孩子们在忧郁中度过。当他看到9岁的儿子因为贫寒的家境开始变得“懂事”时，内心的伤感可想而知。 母亲是一位慈祥的普通妇女。她没有文化，没有工作，像天下的很多母亲一样，一辈子围着锅台转。
我理解了母亲（1）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考了全年级第一名，一阵大张旗鼓的表扬之后，老师派班长、学习委员到我家给家长报喜。我欢天喜地地领着同学，一路上说说笑笑。本来在学校我属于不善言谈的，家境不好让我始终有自卑感。这一次拿了年级第一，立刻有了自信心，性格一下变得活泼开朗。 高高兴兴到了家，因为比平时回来的早，大人都还没有下班，院子里面冷冷清清，我七拐八绕到了家门口，忙不迭地冲屋子里喊：“妈妈，我们同学来了，我考试第一名！”我连珠炮似地说了好几遍：“妈妈，我考试第一。这是我们同学，来告诉您的！” 没有妈妈的应答。 她正在我家低矮的小厨房里干活。1月份了，妈妈还只是穿着一件单薄的青布褂子，弯着腰，正费力地将烧火用的煤块码放在炉子边上，两手煤黑，裤子上也蹭上一块块黑印，一绺头发耷拉着遮住半拉脸，妈妈看了我们一下，眼睛里没有什么惊喜，只是平静地直直腰，举着两只满是煤末的手，却没有去拿同学手里的喜报。答应了一声之后，又弯下腰，继续干活。 同学的眼睛中也透出了一种失望和不理解。其中一个同学没有忘记学校交给的任务：“阿姨，朱军考试得第一，老师叫我们给您报喜。” 妈妈再次直起腰，回身看看我，用手背轻轻抹了一下脸颊，淡淡地说了一句：“知道了。” 说完又出门继续搬煤。 我傻愣愣地站在门口，同学们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我又小声嘟囔了一句：“妈，我考试得了第一。” 妈妈继续干活，搬起了一簸箕煤，对愣在一边的我们说：“孩子们，我知道了。你们快回家吧，谢谢你们。”语气平静地像完全没有报喜这回事。 同学将那张粉红色的喜报放在桌上，我尴尬地站在院子里，勉强送走了同学，心中的委屈从头涌到脚，觉得自己的成绩被母亲否定了，自己的面子被母亲打碎了，刚刚建立不到半天的自信心被母亲摧垮了，自尊心被母亲伤害了！ 我站在院子里一声不吭，看着母亲来回搬运煤块也不像往常那样去帮忙。母亲忽然间在我的心中变得那么渺小，那么不近人情。好几天，我都闷闷不乐，甚至故意不理睬母亲。 在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心里，也许渴望有这样一个美好情景：漂亮的母亲站在亮堂堂的院子里，见到同学们送来的喜报，不停地夸奖自己，拿出好多糖果招待同学，甚至还请同学在家吃饭——这事关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可惜我什么都没有得到。那天我觉得脸被丢尽了，从此更不爱和同学说话了，开始感到家境的贫寒带给我的压力，甚至变得心事重重。 直到有一天，我回到家里，照例和母亲没有什么话说，走到房间门口，我愣住了。 母亲一个人坐在床边，依旧穿着那件洗得褪了色的青布褂子，她身后的墙壁上，花花绿绿地贴满了大哥得到的各种奖状，足足占了半面墙。大哥从小学开始，年年是三好生，有一年还被评选为兰州市“三好学生”。那时候，大哥是父母的骄傲。每次拿来奖状，他并不张扬，悄悄放在家里桌子上，母亲看到后，就端端正正贴在墙上。直到大哥参加工作，他上学时的奖状还贴在墙上！ 夕阳的余辉透过窗户，落在母亲瘦弱的身上。她手中拿着我那张粉红色的喜报，轻轻摩挲着，偷偷地掉眼泪—— 那一刻母亲的形象，像一副经典油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对母亲的记恨顿时烟消云散。母亲对我的爱，对我的每一点进步，发自内心地高兴。只是为了让我明白，家里穷，上学是一种奢侈的付出，学好功课理所应当，不应该那样张扬。 直到母亲去世，我都没有和她提起这件事，但是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长大之后，无论是回兰州家里，还是把母亲接到北京住，只要有我的同事朋友在场，母亲无论身体多么难受，都要特意换一件利利索索的衣服，把头发梳理整齐，端端正正，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拿出最好的烟酒茶水招待我的同事朋友，和大家聊天。见过母亲的朋友都说：“朱军的妈妈气质真好，难怪养出了这么一个儿子。”
我理解了母亲（2）
听了这话她总是特别高兴，直到她身患绝症，依然是衣着整齐地出来见我的朋友，给足了儿时我那份缺失的“面子”。每当这时，我的心里都酸酸的。
父亲，我人生的导师（1）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那个晚上，竟然成为我和父亲今生今世的诀别—— 父亲往往是男孩成长中最重要的导师。 直到我做主持人，退伍，转业，进入中央电视台，父亲几乎从不干涉我对事业的选择，父亲信任我。尽管我没有自始自终继承父亲的军旅生涯，但是我却继承了父亲做事做人的原则。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看到电视屏幕上的我，只有淡淡的两个字：“还行。” 在我记忆中，1999年父亲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监督我主持了一台节目，而让我最刻骨铭心的是，那次竟成了我和父亲的诀别…… 1999年，是兰州大学100年校庆，那时我到中央电视台被邀请为兰大百年校庆做主持人。那天上午11点我到了兰州，直奔兰大，和老师同学商量节目安排，因为事前已有准备，我觉得十拿九稳。下午对完了词，我急不可耐地打车回家去看父母，舟车劳顿加上归心似箭，一不小心，将晚会的串联稿落在出租车上。 回到家，见了父亲自然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工作原因，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能和父亲坐下来说话的时间也非常少。但是父亲那天却反常地不爱理我，不断地说：你是来工作的，怎么可以借机探亲呢？兰大百年校庆是多么重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在那好好背词跑回家休息！ 尤其听说我把稿子落在出租车上了，父亲非常生气，命令我立刻返回兰大，认真准备晚上的节目！我无可奈何，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太清楚父亲做事的原则，在他看来，无论我怎样胸有成竹都要认真准备，晚会上一个磕巴都不许打，否则在父亲看来就是犯下弥天大罪！ 我无法说服父亲，于是准备好晚上的衣服，比原计划提前出了门。走的时候父亲仍旧一脸严肃，特别派我二哥“押送”我回现场，“监督”我演出，并且要求回来认真“汇报”情况，绝不只听我一面之辞。 我无奈地摇头晃脑出了门，二哥也笑着跟我去，一边劝着我“顺者为孝”嘛！我和二哥提前到了现场，晚上的活动一如既往地顺利，父亲担心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演出结束了，我直接回家，第二天一大早就得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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