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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遇而安-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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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淳朴的劳动人民
在印刷厂我体会到了很多东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人民淳朴的友爱。
每周印报纸从周二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四早晨，机器是不停的。中间的五六顿饭就都得在车间里吃。我们印刷车间的工人分成两组，一组六七个人。到了吃饭的时候，每组一次最多只能有两人停下来，另外的人先顶着，等这两人吃完了，再换其他人吃。每次饭送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饥肠辘辘了，但每次厂长喊“饭来了，吃饭了”的时候都没人动，都让别人先吃。两个组都有一个光荣的传统—组长最后吃，让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先吃。每次大伙儿都不动，都让别人先吃的时候，我总能感受到那种工友之间最淳朴的互相关心。
我对吃一直不挑剔，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厂里的饭实在太难吃了，基本上就是民工的伙食标准，就别谈什么口味好坏了，关键是菜的分量少得可怜。每次都是一小撮菜，一大盒饭，饭又硬得像喂鸡的粳米，难以下咽。很多工友都是就着几口菜吃几口饭，菜没了饭也就不吃了，而我每次都能就着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菜把最后一口饭吃完。
干了八小时后，两个组的同事也是谦让着轮流去睡两小时。每次到点休息的时候，我从车间出来，在去往宿舍的那一两百米路上，都像梦游一样。耳朵里满是机器的轰鸣，眼睛半睁半闭，累得谁都不愿意说一句话。到了宿舍，把外边墨迹斑斑的工作服一脱，头一挨着枕头，一秒钟就打呼噜了。
两个钟头实在太短了。你想想，大冬天的，睡到夜里三四点的时候，有人拿脚踢你说“哎哎哎，起来了”，你是不是很想杀人？都是年轻人，谁不想睡到中午才起床。但在上夜班印报纸的时候，只要有人来喊，所有人都是一秒钟都不耽误立刻起来，我从来没有听一个人说过一次“让我再睡两分钟”之类的话。随后，我们起床闭着眼睛穿上工作服，半梦半醒地回车间继续干活儿。
之所以那样自觉，是因为每个人都明白，你多睡两分钟，别人就要少睡两分钟。就这么简单。
今年年初，我在昆明接到一个电话，是印刷厂那个吴大麻子打来的，我在厂里跟他关系很好，我们快二十年没见面了。他说他儿子十月份要结婚了，问我能不能去捧场。他说他身体不好，内退了，家里的经济条件比较差，儿子结婚的地方不是很高档，但总想着能办得体面点儿，于是想到我了。我说：“一定去！如果不巧正好录节目，我也会以别的方式出现。”
3、手指甲黑糊糊的人
应该说，即便在蓝领工人队伍里，印刷工也算是比较辛苦的，不仅累而且脏。在一天工作结束后，下班前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洗手！这件事情马马虎虎地做也要五六分钟，讲究一点儿的要十几分钟。因为印刷工整天接触的都是油墨，那双手实在太难洗干净了。
印刷工洗手有一套程序。手在油墨中浸了两天之后，油墨已经深深地黑到指纹里去了，任何肥皂都没有用。想洗得稍微干净些，首先得用一大块棉纱蘸着机油使劲擦手，擦几分钟后，再用汽油洗掉机油和油墨—这两道工序就要五六分钟。接下来是用硬板刷或钢丝刷蘸着洗衣粉在手上刷，使劲刷呀刷呀，这时你的手才开始出现皮肤的颜色。最后再用清水加肥皂搓呀搓。
这一番折腾下来你会以为—手基本洗干净了！我之前也一直这样以为，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儿约我吃西餐（她埋单，我的工资连快餐都不能经常吃），那天我洗手的时间比平时都长，以为已经洗得很干净了，结果上了餐桌，在雪白的台布映衬下，我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手还是黑黑的。直到现在，我听到有人说“手指甲黑糊糊的人”，我都怀疑是不是在说我，会情不自禁地低下头检查自己的手指甲。
前面说过，印刷厂和学校共用一个食堂。每天中午打饭的时候，厂里的工人和老师都在职工窗口。当学生们在窗口挤成一团的时候，老师们从来不跟我们挤。有一次，一个工友跟我感慨，说：“瞧人家，老师的素质就是高，从来不跟咱们挤。”我笑了一下说：“他们是怕挨着你，嫌我们身上脏，懂吗？”老师们穿着白衬衫，一碰上我们身上的油墨，衣服就废了。
老师们躲着我们也就罢了，连厂长都嫌我们脏。厂里为了提高工人的生活待遇，盖了个小澡堂，但没多久，厂长就不愿意跟我们一块儿“赤诚相见”了。他每次都趁着报纸快印完之前就先去澡堂泡着，那会儿水干净啊。有一次我们提前印完了，一起跑进澡堂，赤条条地正准备下水，厂长在水里一下喊了起来：“别动！别动！等我先上来！”因为我们都下去之后，水就成墨汁了。
厂里一些年轻工人挺虚荣的，别人问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他们都说“报社的”，每次我听到都会再加一句“印刷厂”。现在想起来，我有点儿不厚道了。
第九章工伤
在印厂的日子虽然苦，但日子过得还算平静。那时我谈恋爱了，日子也算是有奔头，但一次工伤改变了我的命运。
1、刻骨铭心的工伤
一九九二年六月五日早上，连续两晚的夜班后，报纸已经印好了，下班前最后的工序就是擦洗印刷机。当时我正在用棉纱蘸着汽油擦滚筒，可能是太疲惫了，一没留神，抓棉纱的左手和按点动键钮的右手没有配合好，机器转得快了一点儿，我的左手没来得及抽出来就被棉纱拖进了两个滚筒之间。
我大叫了一声，旁边几个同样疲惫不堪的同事马上发现出事了，立刻围拢过来。看到我的手夹在了机器里，稍有经验的印刷工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印刷厂最容易发生的工伤，很多大的印刷厂里都有手指被机器轧断的老工人。厂长和车间主任很快被喊过来了。
我们厂里的印刷机是北人生产的一种轮转印刷机，印刷机那两个只能容纳两张报纸厚度的钢滚筒之间夹进了人的手指，你可以想象一下那种感觉。经过简单勘察，大家一致认为，要把我的手从滚筒里退出来必须让滚筒倒转。偏偏那台机器从引进到我们厂之后，就从来没有倒转过。如果要倒转，必须脱开机头。我至今也搞不清这件事情到底有多复杂，反正在厂里那会儿还没有人干过这事儿。
于是，我的手还夹在机器里，一帮技术骨干在机头那里开起了技术研讨会。会议的议题就是—到底怎样脱开机头，把小孟的手弄出来。我印象中大家发言还是相当踊跃的，一些插不上嘴，更插不上手的工人便在一边不断安慰我，问一些“疼不疼”之类的傻话。技术研讨会的时间似乎不算长，但是对我来说每一秒都是漫长的煎熬。说实话，手夹在机器里的那几分钟我还没有感到疼痛，只知道出事了，而且不是小事。研讨会很快结束，经验最丰富的一个组长冒着极大的压力亲自操刀，终于脱开了机头—之所以压力大是因为如果操作不当，我的手将被机器继续往里拖，整个手就残废了。万幸，夹住我手的两个滚筒终于倒转起来，我的手顺利地从钢滚筒里抽出来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的左手抽出来的时候手上还裹着棉纱，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还好奇地掀开棉纱去看。我看到自己的手指已经变形了，左手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甲已经翻开，皮开肉绽的，竟然没流血，白森森的，看着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边上立刻有同事扶着我从机器上下来，快步往车间外走。我恍恍惚惚地，脚下软绵绵地，捧着受伤的左手刚走出去几步远，被轧伤的手指指尖血噗一下喷了出来，就跟电视剧《天龙八部》里段誉那六脉神剑的特效差不多。看着血喷出来几米远，刚才挂在机器上没有感觉到的疼痛感像压抑了很久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一样，报复性地袭来。那种剧痛无法用语言描述，我眼睁睁地看着鲜血从指尖皮开肉绽的地方止不住地往外喷。天不绝我—我们厂唯一一辆卡车刚出去送报纸，因为驾驶员小李忘带驾照，回厂里拿，正好碰上了我出工伤。厂长立刻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报纸先别送了，先送伤员！
我躺在卡车的后座上，同事举着我的胳膊，血顺着胳膊往下流。他们就用纱布紧紧地扎住我的手腕止血。事后听司机小李说，他当时是打着双跳灯，一路闯着红灯向最近的一家医院狂奔的。很快我被送到了南京城南的一家医院，那一路上的剧痛让我几乎要昏过去。同事去找医生的时候，我被放在抢救室门口的地上—凳子上都坐着人。一个穿着满身油污工作服的年轻人，举着血淋淋的手躺在医院走廊的地上，现在回想起这一幕多少还是有点儿心酸。
进了急救室之后，医生开始清创，最可怕的时刻到来了。所谓清创，就是清理伤口，让大夫看清楚受伤程度。那时我两根手指的指甲盖已经完全翻开了，伤口处血肉模糊。大夫干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用钳子夹着翻开的指甲，把我两个指甲连皮带肉，连根拔了出来。我当时差点儿直接昏厥过去，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不给我打麻药。我记得大夫好像对我说了一句：“有点儿疼，忍着点儿。”我很想问：把你的指甲连根拔出来而且不打麻药只是“有点儿疼”？
接下来，大夫扯了一大团医用棉花蘸满了酒精擦洗我的伤口。我的手指那时已经完全没有皮肤了，再碰上酒精，再加上大夫反复使劲地擦，我又差点儿昏死过去。两个同事拼命按住我的肩膀，那种疼痛足以铭记终生。我的汗如黄豆般往下滴，真是咬碎了钢牙。在那一刻，我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人—江姐！竹签钉进她手指的感觉，我已经有了差不多的体验。打那以后，江姐成了我最敬佩的革命英雄人物。等到一切结束，我从抢救台上坐起来的时候，看到身边那个托盘—足足一盘血！
厂里当时要通知家属，这是我们厂第一起工伤事故。陪我到医院的是我的组长，他问我：“你爸呢？”
“出差去了。”
他又问：“你妈呢？”
“也出差了。”
再问：“你有个哥吧？”
“当兵去了！”
司机小李问：“你不是有对象吗？”
我说：“对了，通知她吧！”
那会儿已经是夏天了，很热。当时她在鼓楼上班，据说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当时就傻了。她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赶到了我们厂里。为什么不是赶到医院呢？因为大夫包扎完伤口之后就让我回家休养了。我的组长问我：“送你回家？”我想了一想说：“回厂吧，我自行车还在厂里。”他们就真把我送回厂里了。
后来我就跟我女朋友两人骑着自行车回家了，当然我的姿势是一手扶车把，一手举着—如果不举着，血往下流的时候会更疼。当天晚上是最难熬的一晚，止痛片吃了一大把，根本没用。我跟我女朋友干脆上街看电影。我记得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连续看了两场电影，什么内容完全记不得，一句台词也没听进去，只有疼痛。回家后，那一夜无眠，因为我不能举着胳膊睡觉，而手一放下来疼痛就会加剧。
过了两天，我妈出差回来，见了我这副模样，难过得死去活来。我还要装出很淡定的样子安慰她：“还好，没有残废嘛。”
我在家养伤期间，同事们纷纷前来慰问，送的东西是那个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慰问品—水果罐头。还有几个关系要好的同事为了陪我解闷，教会了我打麻将—这是我工伤期间最大的，也是唯一的收获。
2、离开印厂
我受了工伤之后，厂里开始安全生产大整顿，本来就不怎么喜欢我的厂领导似乎更加讨厌我了。厂长其实还好，讨厌我的主要是那个车间主任，我至今不知道他为什么讨厌我，大概有点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意思吧。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厂领导总觉得我是厂里的害群之马，会煽动起其他工人对工厂管理制度的不满。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他们对我的厌恶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起码后来事实证明我还是有这方面的能力的。
大约两个月后，我的伤养好了，回厂上班了。同事们并没有因此歧视我，但是我和车间主任之间的彼此厌恶却不见好转。到了春节加班发加班工资的时候，我发现我被车间主任莫名其妙地扣了五十块钱。这让我对他的不满彻底爆发了，那可是我一个月六分之一的工资啊！在春节加班期间的一个晚上，我就跟同样对车间主任有一肚子不满的小钱去找他算账。小钱当时是厂里的电工（现在在江苏电视台总编室工作），小钱的电工业务不怎么样，但跟我关系很好，偏偏车间主任也是电工出身，所以很看不起，也看不惯他。
当晚我和小钱酝酿了一下情绪，一起找车间主任发难，说了没几句就吵起来了，我抓起报纸就抽在了车间主任的脸上，刚要打起来，就被人拉开了。闻讯而来的厂长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和小钱的鼻子大骂：“你们造反啊？我开除你们！”对于厂方的态度我是完全有心理准备的。我大义凛然地指着厂长的鼻子说：“老子抽他的时候就没打算干了！不是你开除我，是老子不干了！”说完绝尘而去。走出车间大门时，我想象着自己的背影顿觉伟岸并且在心里为自己喝彩。
我和小钱头也不回地出了车间，回到宿舍，把自带的铺盖一卷往自行车后座一夹，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走出印刷厂，结束了一年多的印刷工生涯。
最后一点儿花絮是，报社领导得知了一个印刷工、一个电工大闹节日加班的消息，相当震怒。社长决定亲自找我谈话。对于一个印刷工而言，受到社长的亲自召见本来是一件相当荣耀的事情，可是我又和社长大吵了一架，列举了车间主任如何迫害我这样的进步青年工人的罪行，最后不欢而散。
其实，那时我如果服个软，回厂还是有可能的。社长找我谈话就是一个姿态了，无奈年轻气盛的我去意已决。之后我去了电视台干临时工，听说多年之后，新来的厂长还经常对厂里的工人说：“好好干，什么地方都能出人才，孟非就是我们厂出去的！”
第十章打杂
刚开始在台里当临时工，基本上就是打杂，干那些正式工不干或不屑干的活儿。每个电视台都有一些临时工干了很多年，虽没编制，但还一直干着。
我刚去台里的时候，干的是临时工当中最低级的杂活儿，通常都是接电话，给摄像机电池充电，扛背包机、三脚架之类。外出干活儿的时候，我就一路拎着摄像机，老摄像要拍的时候，我把机器递过去，人家拍完了，我再接过来继续拎着。跑一个月腿，工资和在印刷厂差不多，也是三百来块钱。不过，因为父母都在这个单位，我也比较勤快，所以大家对我都还比较好，有活儿都喜欢叫上我，活儿多了，钱就多起来了。
其实，纯粹打杂的日子没有太长时间。这期间，跟着老摄像拍片子，我也慢慢地学，没多久就学会摄像了。电视台的活儿里，摄像是最容易上手的，就看有没有人给你机会。老摄像们大多对我都不错，每当他们拍的镜头差不多够了的时候就会把摄像机交给我，让我随便拍点儿。慢慢地，编辑在剪辑的时候发现我拍的镜头还能用，到了下一次，老摄像就又多给我点儿机会拍。再后来，一些不那么重要的选题，编辑们干脆直接让我去了—这就意味着，我可以独立拍片子了。再后来，通过跟在编辑旁边看剪片，剪辑我也学会了。最后，摄像、剪辑、写稿、配音，这一套活儿不到一年时间，我也差不多都掌握了。这样，我就又可以独立做片子了。
那段时间，我主要在体育组，那里摄像的活儿干得最多，包括体育赛事转播，也拍过一些小专题和新闻。记得第三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南京举行的时候，我拍的几条片子还在省里得过好新闻一、二、三等奖。这对于当时的我已经是巨大的荣誉了。
在我的临时工生涯中有一个重要事件，那就是一九九四年夏天，有一部纪录片叫《西域风情》，是当时文化部下属的一个公司投拍的项目，当时摄制组到台里来找摄像。老摄像们有的因为台里有栏目走不开，有的嫌时间太长，又在新疆拍摄，嫌苦不愿意去，而我是又能拍片子又肯吃苦又自由的人，就进了那个摄制组。
现在看起来，《西域风情》那个摄制组是个标准的草台班子。导演很懂新疆，但不太懂电视，三个摄像当中，一个是南京电影制片厂的，另一个是电视台的老摄像，还有就是我，当时我二十三岁。
其实片子拍得并不算好，只是拍这部片子给我留下了特别重要的一段回忆。我们在新疆一共拍了三个月，要跋涉于高原、沙漠、冰川，拍摄条件非常艰苦，另外两个摄像都是分别参与了一半，我是唯一一个从头拍到尾的。当时我跑遍了全新疆，行程三万多千米，以至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对新疆的地理比对江苏还熟。
成长。
《西域风情》总共拍了三个月，从新疆回来的时候，我头发长得扎上了一个小辫儿，络腮胡子一大把，基本上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装逼艺术家们的统一造型，区别在于我那是条件所逼，因为在新疆拍摄和生活条件都太艰苦，没地方也没时间理发，真不是为了“装13”。
回来后歇了大半年，一九九五年十一月，国家体育总局投拍一部中国奥运军团备战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大型纪录片《奔向亚特兰大》，因为我一直在体育组打工，所以我又进了这个组。《西域风情》拍了三个月，这个“亚特兰大”前期加后期一共六个月时间，简直折磨死我了。生活和拍摄条件比起在新疆好了很多，但是在制作和业务要求上难度更高，也相对更辛苦，也更磨炼人。
我参加这个摄制组，要感谢片子的项目运作人王讯，他是江苏台最早的体育解说员，对我很好，也是觉得我能力还行，就把我拉了进去。这个项目让我的电视业务能力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奔向亚特兰大》这部纪录片的撰稿人有十多个，我是其中之一，同时也是摄像和编导之一。它的题材很宏大，但其实是很常规的选题，只是拍摄起来比较辛苦，为了采访遍布全国的每一支国家集训队，我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路上，总行程跑了三万多千米。
我还记得这部片子一共拍了一百四十多盘素材，其中绝大部分是我拍的。本来我的任务到前期拍摄结束就完了，没想到训练局的领导看完样片后要我剪片子。我把本子看了一遍有些发愁了。这个纪录片的撰稿人群体集中了当时中国体育界最顶尖的一群人，包括中国足球报社总编杨迎明、现在的中新社总编章新新、人民日报社的缪鲁、新华社的杨明、解放军报社社长孙晓青。因为这群大人物都是搞文字的，他们写的是很文学的稿子，往往不考虑画面。他们的稿子里经常有大段优美的文字旁征博引，写得像体育史一样，看起来很好，可我上哪儿找画面呢？虽然可以借用一些史料性的资料画面，但制作时间和经费都有限，怎么办？后来，我提出让每个撰稿人按电视要求改解说词。
年轻时我很为这事儿陶醉—我一个江苏台的临时工，让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的名记们按我的要求改稿！多得瑟啊！就这样，我实际上负责了这部纪录片的后期制作。这部二十六集的片子都在北京做后期，整整一个月，我一大早进机房，一直忙到晚上十二点，然后睡觉，第二天继续。一天除了吃两顿盒饭的时间，一直在昏天黑地地剪片子，想想那个时期真是熬得我够呛。
放到现在看，《奔向亚特兰大》除了具备一定的时效性和史料价值外，从整体制作水平来说，还是很一般的。但是不管怎么说，第二年这部片子还获了一个什么奖，并且这部片子拍摄和制作的经历对我的业务成长也有很大的帮助。《奔向亚特兰大》完成之后，我俨然成长为一个相当高级的临时工了。
在一九九六年五月，带着一身疲惫，我奔回南京，结婚去了。
“名记”。
我从北京回来后没多久，就进了我在江苏台的第一个正经栏目，新创办的深度报道类新闻栏目—《都市传真》，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新闻生涯。
1、文笔得到公认
从《奔向亚特兰大》组回到台里，我进了江苏台二套《都市传真》栏目，在这个新闻专题栏目组，拍摄、编辑、写稿、配音，我都自己来，一个月忙下来工资有一千七八，比起当年干临时工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简直好到天上了。更重要的是，我到了该栏目后不久，从临时工转正成了记者，从此结束了在江苏台低人一等的生活。当上了体面的记者之后，我整个人都精神多了，社会责任感空前高涨，陆续做了一些相当有影响的报道。一下子，我就找到了一种做名记的感觉。
那时，凡是有重大题材，主任几乎都点我去做。一九九六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当天，台里要推出一个三十分钟的回顾本届奥运会的新闻综述。当时我们是一个社会新闻栏目，不是体育栏目，领导把这个活儿交给我的时候离闭幕已经没有几天了。
一分钟片子的解说词是二百二十至二百五十个字，三十分钟的片子差不多要写七千多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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