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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8大奇案-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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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的另一个特点是善于发现学生们的专长。如果有某个孩子作文写得特别好，或歌唱得特别好，或是有体育方面的天才，玛莉·凯便会竭尽全力鼓励和扶持，而这些有专长的孩子们便也成为了“老师的宠物（Teacher’sPets）”圈中的一员，受到莱图纽夫人格外的青睐。在她1991年教的二年级班上就有这样的一个被玛莉·凯认为颇具艺术才能的学生，这位皮肤黝黑的男孩子小小年纪便画得一手好画，他就是威利·伐拉奥。
四年之后，1995年新学期开学时，玛莉·凯因教学出色而被一举晋升为该校六年级教师。在那张晋级表格的评语栏里，校长写道：“玛莉·莱图纽不仅在肖尔坞小学是一位优秀的人才，而且在整个海莱茵学区也堪称得一位优秀人才。”
俗话说，小孩子一年一个样。二年级和六年级差了四年，俨然就有了天壤之别，俨然就有了“小小孩”和“小大人”之别，更何况肖尔坞小学的学生们又全都是来自“白色中心”这种地方。开学第一个星期，玛莉·凯显然有些不适应。她需要时间了解孩子们，也需要时间调整自己。幸运的是，她在几十张陌生的甚至带有敌意的脸庞中看到了一副熟悉的眉眼儿——威利·伐拉奥又被分到了莱图纽夫人的班上。
威利不仅比四年前高了壮了，而且“厉害”了。尽管警方后来的调查没有发现他和任何少年团伙有关，但他却在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上故意摹仿那些帮派中的孩子们，处处流露出一种霸道劲儿，显得好像很有“背景”的样子。玛莉·凯当然懂得“擒贼先擒王”的道理了。果然，拢住了威利·伐拉奥，也就拢住了全班的孩子。
和所有的“上班母亲（WorkingMothers）”一样，玛莉·凯经常处于既想照顾家庭又须顾及工作的两难之中。她在所有的熟人朋友里都是出了名的“老迟到”，无论是上班，或在约定的时间看医生，或是参加派对聚会。但在所有这些场合中，玛莉·凯又常常是最后一个走。她几乎每天下班后都会留在教室里，备课，改作业，直到很晚很晚。或是在派对上跟人聊天，一定要聊到曲终人散。玛莉·凯的朋友们轻易不敢给她打电话，因为她煲电话粥的本事也是一流的。有人根据玛莉·凯的电话账单作过统计，她的平均通话时间是40多分钟。
玛莉·凯每天下班后留在学校的另一个原因，是逃避家庭矛盾的困扰。除了丈夫的不忠外，莱图纽夫妻还经常为了经济问题吵架。平心而论，思蒂文和玛莉·凯工作都很努力，对一个六口之家而言，他们的收入也不算低，但用朋友们的话说，出生于政治家家庭又来自南加州——好莱坞的所在地——的玛莉·凯太过于注重仪表，追求时尚。即使家里未付的账单码成了高高的一摞，即使有关公司因他们长期拖欠各种费用而断了莱图纽家的水电或电话，玛莉·凯还是会不惜最后一个铜板为自己和家人添置新衣，或是在周末带着全家人到西雅图最豪华的饭店进晚餐。没错，他们参加聚会时经常迟到，但这一家子又经常是聚会中最出色最夺目的一群。思蒂文高高的个子，仪表堂堂。玛莉·凯虽然生养了四个孩子，却依然保持着“模特儿似的身段”。儿女们也都随了父母，一个个金发碧眼，金童玉女一般。在一次朋友的婚礼上，有人开玩笑说他们像是“肯尼迪家族”的一支。玛莉·凯被捕后，学校为她的学生们请来一位代课老师。当校长问孩子们对这位新老师有什么意见时，一个女生说：“要是她的穿着也像莱图纽夫人一样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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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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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虽然在1995年晋了级，可也在这同一年流过一次产。不久，她的父亲又被诊断出晚期癌症。玛莉·凯自幼与父亲亲密，接到电话后悲痛不已。她本能地转向思蒂文试图寻求慰藉，但思蒂文还没等她说完，便耸耸肩拂袖而去。
很快，玛莉·凯在她的六年级班上“发展”了三名“宠物”。不用说，有绘画天才的威利·伐拉奥荣登榜首，还有一位“今后可能成为作家”的女生卡蒂·霍顿，以及威利的表弟。这些孩子们常常在放学以后留下来帮莱图纽夫人改卷子，查资料，出墙报等，其中最积极的威利还不时地去莱图纽夫人家里替她干些家务。
到1996年4月，玛莉·凯和威利的关系已经明显地超出了师生的范畴。一次，一位老师听见威利对莱图纽夫人直呼其名，管她叫“玛莉”，这在西方国家的学校里是不允许的。还有两位老师分别在不同的时候看见威利在学校的停车场上用莱图纽夫人的面包车学习驾驶。
6月，学校放假了，玛莉·凯和威利反倒来往得更加密切。据诺曼底公园的邻人们反映，大约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常常有两个“黑孩子”——人们分不出萨摩亚人和黑人——在莱图纽家进进出出。玛莉·凯说那是替他们做家教照管孩子们的学生，但几个邻居的小孩去莱图纽家玩了回来，告诉大人们说两个“黑孩子”当着玛莉·凯的面抽烟喝啤酒，玛莉·凯居然不管。后来有街坊问起这件事，玛莉·凯称威利和勃利两兄弟帮了她不少忙，她拉不下脸来。
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那个初夏之夜发生在德斯莫因码头的事件，但不少人却听说了玛莉·凯和她那位会画画的学生一起在海莱茵社区学院和西雅图画院进修艺术课程。按照美国教育部门的有关规定，中小学教师必须定期利用寒暑假选修一定学分的高等教育或专业课程，以更新知识，也更新他们的教书执照。这对师生除了上课之外，还一起逛画廊，逛博物馆，逛艺术用品商店，一起在莱图纽家做作业。也是在那年夏天，玛莉·凯带着威利飞到阿拉斯加州，参加了她丈夫家族的一次聚会。
10月，玛莉·凯打电话给她在南加州中学时代的好友美娴·任那特，说她“爱上了一个人”。据美娴后来的回忆，“玛莉·凯非常兴奋，她对着话筒滔滔不绝，抛出一连串的赞美之词。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是她一辈子都在寻找的人。……她说她终于如愿以偿，获得了一份绝对纯真的爱情。……他们的感情完全是建立在精神上的，他们之间尚未发生属于物质的性关系，不过他们正在考虑这一点。……玛莉·凯说：‘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他是我的灵魂伴侣（SoulMate）……’”玛莉·凯还用了一些很华丽的词藻，诸如“我们总能踏着相同的节奏和旋律，我们总能用相同的目光捕捉蕴藏于生活中的美妙”等等。美娴想，玛莉·凯真不愧是当老师的。
美娴·任那特深知莱图纽夫妇之间的疙疙瘩瘩，她当时很为玛莉·凯感到高兴。然而，和玛莉·凯在电话上聊了将近两个小时，美娴自始至终没有听到关于那个人的具体描述，比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在何处供职，以及女人们最爱谈论的那人个子有多高，开什么样的车等等。美娴几次想问，无奈玛莉·凯是那种讲起话来别人就甭想插嘴的主儿——这也算是她当老师的素质之一。不过，玛莉·凯确曾说过“他是一个学生”。所以在美娴的印象里，她好朋友的新情人应该是一位20来岁的大学生。
几个星期后，美娴接到另一通来自西雅图的长途。“我怀孕了。”玛莉·凯宣布道，“而且不是思蒂文的。”但是，玛莉·凯接着说，她暂时还不想和思蒂文道破这一点，她仍希望思蒂文“认为”这是他的孩子。不过，等孩子生下来就瞒不住了。
“为什么？”美娴·任那特问。
“那将是一个黑头发黑皮肤的孩子。”玛莉·凯答。
然而，思蒂文·莱图纽很快便得知了真相，因为他们夫妻已经有些日子不行房事了。思蒂文将这件事告诉了他在阿拉斯加的父母家人，但要他们都发誓保密。
办案人员也去了伐拉奥家。威利的母亲松娜今年刚38岁，两鬓却已经冒出了白发。自从前夫在十年前进了监狱，她只能靠自己的双手养活一家五口。松娜同时兼着两三份工作，比如这些日子，白天在墨西哥连锁餐馆“塔可钟”的车上服务（Drive…through）窗口接单，晚上在“得克萨可”连锁加油站收银。每周七天，每天平均工作12小时左右，却因为在每个地方都做不长久，到现在还拿着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但是松娜并不孤独，她的孩子们在学校里都非常有人缘。几年前伐拉奥家失过一次火，就是全靠肖尔坞小学和卡斯卡地中学的师生们慷慨相助，捐赠若干衣物钱财等才撑过来的。伐拉奥家的四个孩子都各有一技之长：威利的画画得好，勃利有一副不错的歌喉，列娜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法瓦耶的数学总是能得A。只不过和白色中心的许多孩子一样，这些在小学里展露出来的天才，到了中学毕业就黯然泯灭了。伐拉奥家唯一的女孩列娜曾拿到过一笔体育奖学金，但因家境贫困，终究也没能上成大学。
其实从上一年级开始，几乎所有的任课老师都看出了威利·伐拉奥在绘画方面比别的孩子出色，但谁也没有像莱图纽夫人玛莉·凯那样对此推崇备至。不少老师还记得，玛莉·凯有一次谈到威利的天才，激动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尽管没能在同事中引起共鸣，但玛莉·凯以为那只是因为别的人艺术修养皆不及自己，所以也不具备这方面的“慧眼”。而那些稍有一点资历的老教师们则在背地里议论说，玛莉·凯毕竟年轻，刚教了几年书，不像她们，见识过太多“未来的艺术家”们。这些孩子中的大多数，后来长到二三十岁，不也只能空怀一身“绝技”，在“迪斯尼动画制片厂”门外的加油站里替客人擦车，或某家著名广告公司对过的餐馆里端盘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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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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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在莱图纽夫人班上做过义工的学生家长回忆说，有一次上美术课，老师发给每个孩子一张水仙百合花的摄影图片，威利是全班学生中临摹得最为逼真的。但据这位家长的看法：“他充其量只是一台‘复印机’，因为他缺乏创造性，只会重复别人的作品。”
威利曾送给卡蒂·霍顿——玛莉·凯在六年级班上的另一只“宠物”一张他的自画像。按照卡蒂的评论：“什么都好，就是鼻子被故意画小了两号，看上去像极了‘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做完整容手术后的鼻子。”
谈到威利·伐拉奥本人，不少学生直言不讳地说，威利具备“双重性格”，这可能是他除了绘画以外的另一份“天才”。威利可以循规蹈矩，懂事听话，而且处处替人着想，周到体贴，这通常表现在老师们的面前。他也可以冷酷无情、欺小凌弱，这通常是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关于威利的后一面，卡蒂形容说：“威利向同学们表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我是小流氓，我是G（即Gangster，黑帮团伙成员——笔者注），我不是好惹的。’……威利很聪明，他只要和你打五分钟的交道，就能判断出你会喜欢他的哪一面，然后他就表现出哪一面，让你印象深刻。……他跟你谈话时，非常注意你脸上的表情。……我一直都知道他在为人处事中利用他的双重性格。……我们之所以能成为朋友，就是因为我看透了他。”
“威利·伐拉奥相当出众。”另一位同学表示，“学校里人人都认识他，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他。”
办案人员想，这或许就是玛莉·凯十分赞赏的“威利比他的同龄人都聪明、成熟”的一面。
显然，松娜·伐拉奥也了解她小儿子的“双重性格”。与警察们谈到这一点时，松娜忧心忡忡：“在我的四个孩子中，威利恐怕在这一点上最像他们的父亲。”威利的父亲鲁亚瓦·伐拉奥曾是一位技术不错的汽车机械师，也是教堂里受人尊敬的传道士，但同时又是一个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罪犯，他的身上也结合着截然不同的“双重性格”。在威利两岁时，警方以数项性骚扰罪和伤害罪依法逮捕鲁亚瓦以后，松娜才得知，她的丈夫是18个孩子的父亲。那时威利尚小，记不得家里的事，但从哥哥姐姐们的谈话中，他知道父亲喝醉了酒揍起人来是很可怕的。他虽然也跟着家人一起去探过几次监，但正如卡蒂·霍顿所说：“他心里充满了对他父亲的仇恨，很深很深的仇恨。”
思蒂文·莱图纽的同事们都看得出来他这两天心绪欠佳。工间休息时，思蒂文把他的好朋友乔·本狄克叫到一旁。本狄克一家以前也曾是莱图纽夫妇在肯特市的邻居。思蒂文说：“报纸和电视上很快就会有一些关于玛莉·凯的报道，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我想还是先亲自告诉你为好，谁知道那些记者们会添油加醋地胡诌些什么。”思蒂文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玛莉·凯和她的一个学生发生了性关系。”
“哦，思蒂文，”乔说，“你知道，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他也和美娴·任那特一样，以为是玛莉·凯以前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上大学了。
对方显然还没明白，思蒂文只得把话说得再透一些：“那孩子只比我们家小思蒂文大一两岁。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
乔顿时哑然。愣了一会儿才说：“我很抱歉你们家出了这样的事。不过我想，事情总是会有办法的。”
思蒂文不幸而言中。没过几天，这件性丑闻果然被添油加醋地捅上了报纸电视，而且其范围很快从西雅图扩展到了全美国。一时间，流言蜚语，街谈巷议，似乎每一个人都会讲出一套自己的分析和看法。在世人的口舌中，玛莉·凯成了电影《毕业生》中的“男孩杀手”罗宾逊夫人，或《42年之夏》中被丈夫遗弃的孤寂怨妇，成了“男生们的美梦，家长们的噩梦”，她“窃取了一个男孩子的童贞，把他变成了一个男人”，等等等等。
值此闲言四起之时，玛莉·凯的老父亲约翰·希密兹如约为女儿送来了一辆大众·福克斯轿车，也送来了为父的一片关爱。只是不承想，希密兹先生以花甲之年，病笃之躯，竟也成为媒体不择手段、不留情面的揭短对象。记者们很快便发现，玛莉·凯对威利·伐拉奥之作为实际上是在重复着希密兹家族的一段也曾轰动一时的绯闻。
玛莉·凯瑟琳·希密兹生于1962年1月30日，她的母亲也叫玛莉。玛莉·凯是玛莉和约翰·希密兹夫妇的第四个孩子和最大的女儿，所以从呱呱坠地，便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尽管希密兹家后来又添了两女一男，但希密兹先生在他的七个孩子中一直偏疼着大女儿。
玛莉·凯从她的双亲那里承接了永远年轻的美貌和永远苗条的身材。她的父母都很瘦，据说约翰·希密兹当年更是瘦到了几近于皮包骨头，但长相却是难得的英俊，只要留上一圈胡子，便酷似电影明星戴维·尼文。约翰·希密兹曾是美国空军中的飞行员，后来又做过飞行教官。玛莉·凯出生时，他已经从军中退役，在洛杉矶一所大学里当教授。因为希密兹夫人没有工作，所以约翰也利用假期和周末到附近的“迪斯尼乐园”做业余保安，以贴补家用。
玛莉·凯两岁那年，约翰·希密兹开始步入政界。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的立法委员一举成功，希密兹一家也随即搬到了加州首府沙加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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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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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凯后来对人说起，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是在7岁时，她看到了一个哥哥的“那话儿”，还伸手摸了摸，她哥哥也摸了她。但玛莉·凯随即补充道：“我们只是出于好奇，没有谁强迫谁。后来我感觉这样做不对，就说‘不！’你猜怎么着？从此便停止了。”
1970年，约翰·希密兹如愿以偿地当选为国会众议员，一家九口又随着父亲政治舞台的转移而东迁首都华盛顿特区。玛莉·凯还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地带她去过国会山，非常骄傲地向同僚们夸耀他的女儿多么聪明漂亮，乖巧懂事。
在华盛顿的两年里，约翰·希密兹以其雄健的谈锋而颇受媒介的关注，他还在这期间出过两本书。希密兹夫人玛莉也和许多政治家夫人一样，利用各种机会在电视和报纸上频频露面，向公众们展示自己对时事的评判能力，以及对妇女、儿童、家庭、教育等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
1972年，约翰·希密兹被他所代表的极右翼保守派组织“美国独立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虽然大家都明白这只不过是走走形式，他绝对不可能敌过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对手，但在当时的一亿多名选民中，约翰·希密兹还是获得了100万多张选票，占总数的1％。
大选揭晓后，约翰·希密兹带领全家仍是很体面地撤离华盛顿，回到阳光依然明媚的南加州。他们在斯拜格拉山庄买下了一幢带游泳池的豪华大宅，约翰继续从政，业已成为公众人物的夫人玛莉也不甘再进厨房，便做起了当地的社会活动家。
1973年8月11日，希密兹夫妇约请了几位朋友在家中聚会，希密兹家的孩子们和往常一样，都被分派了各自的任务，11岁的玛莉·凯负责照看3岁的小弟弟菲利普。突然，玛莉·凯在人群中急急地乱窜，逢人便问：“你看见菲利普了吗？”“菲利普在哪儿？”宾主们马上停止了交谈，大家四下里寻找，最后在游泳池底找到了小男孩。他已经淹死了。
多年后，当时第一位赶到现场的警察还记得，玛莉·凯一遍又一遍地说：“我只离开了他一分钟，就一分钟。”
多年后，玛莉·凯跟人提起这场家庭悲剧时总是说：“我父母说了，这不是任何人的过错。这只是一次意外事故。”但她的知心朋友们都知道。玛莉·凯一直认为她的父母在心里责怪她。
到了中学，玛莉·凯已经出落得如花似玉。希密兹夫妇很重视儿子们的教育，玛莉·凯的几个哥哥都先后进了斯坦福等名校，但两口子对女儿却不是那么认真，所以玛莉·凯也由着性子，只在学校参加一些如啦啦队之类的活动，任自己的成绩一再滑坡。
玛莉·凯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是美娴·任那特，学校男生们眼中的另一朵花。玛莉·凯和美娴因为相同的兴趣而走到了一起，她们感兴趣的只有三件事：派对、男孩和旅游。两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开车出游，动辄便跨越边境到墨西哥去转一圈。两个人还经常出入周围几所大学的校园，在学生宿舍里通宵达旦地泡派对。两个人都不缺男朋友，而且三天两头地更新换代。
就在她的大女儿忙于享受青春之际，希密兹夫人玛莉的事业蒸蒸日上。她接受了一家电视台的聘请，参加每周一期的时事评论专题节目《自由论坛》，就各项国家大事和热门话题等与持不同观点的人士辩论。有行家认为，希密兹夫人在辩论中“思路清晰，机智诙谐，逻辑性强，而且咄咄逼人”。
玛莉·希密兹一如既往地利用《自由论坛》宣扬她关于家庭与婚姻的价值观，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关注妇女儿童的利益。但是，有一位也许是最应该听到这一切的妇女，却没能够欣赏玛莉的这些真知灼见。
时年43岁的卡拉·司达克尔是一位单身母亲，她与前夫所生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而今步入中年，身边又多出了一双小儿女：两岁多的约翰·乔治和不满周岁的尤金妮。卡拉身患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自己带着两个婴孩，一面又打着双份工，生活之艰难不言而喻。
1983年某日，卡拉发现约翰·乔治的小鸡鸡又红又肿，遂赶紧往医院里送。大夫检查后告诉卡拉，里面缠绕了一根头发，而且那根头发在那里已经很久了。大夫动手术取出了头发，一切顺利。然而，有关部门却不允许卡拉带约翰·乔治回家，因为据说卡拉有虐待孩子之嫌。一般来说，大人给孩子换尿布时可能会不慎将头发或纤维等掉在里面，从而引起类似的感染。但大夫认为，那根头发是有人故意缠上去的，因为头发上“还打了一个交叉的十字结”。
卡拉·司达克尔被带到警署，她逐一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只是当问到孩子们的父亲时，卡拉犹豫了。警察威胁她说：“不讲也行。不过在我们把整个事情弄清楚以前，你恐怕必须呆在拘留所里。而且，你可能再也见不到你的儿子了……”
“如果你们一定要知道的话，孩子们的父亲是约翰·希密兹。”卡拉后来说，她一开始没有回答警方的这个问题，一是不想把约翰·希密兹牵扯进来，再者也觉得没有人会相信她的答案。
果然，警察们瞪大了眼睛：“约翰·希密兹？”
“约翰·希密兹。”卡拉又说了一遍，“州参议员。”
卡拉说，20年前，她曾是希密兹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关系断断续续，直到最近几年才热火起来，因为她离了婚，也因为希密兹夫人忙于上电视，忽视了丈夫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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