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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心理透视:心颤-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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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事会使许多男人产生一种“受骗”的感觉。所以凡是用人造处女膜的女性，都是“秘密”进行的，对于她们来说是“绝对隐私”。可是，在“诚信”的道义评判面前，注重处女膜的贞操观历史更长，更顽固，更落后，社会危害也更大。当然，这只是在提到如何看待人造处女膜的利和弊的问题时，从特定的角度看，认为其利大于弊，但不等于说我提倡靠普及人造处女膜的办法作为克服“处女膜至上”愚蠢观念的主要手段，更不是惟一手段。但是，权宜之计也并不是都要排除的。况且，人造处女膜的出现，是以“处女膜至上”观念为土壤、为前提的，没有这样的观念，假处女膜不会有任何市场。因为它既没有审美价值，也没有实用价值，它的价值仅仅在于它特定的针对性、特定的对象——“处女膜至上”。
“处女膜至上”的意思是说，什么一见钟情，什么山盟海誓，什么女性美，什么性感美，即使你情深似海，即使你貌若天仙，即使你很降，只要不是“处女”，甚至你是处女但只要不“见红”，这女的就立马“贬值”，而“受骗”的男方或恼羞成怒，或情感一落千丈，或郁闷寡欢，或常年耿耿于怀。也包括男方的家人，让那女的抬不起头。“新婚之夜成了毫无意义的‘探宝’行为。一旦‘处女宝’没有找到，男方会有一种受骗的感觉，会有一种低人一等，屈辱愤恨的感觉，好像自己生命当中失落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一件什么珍宝。当一个男人对自己的妻子大大降低了珍爱的程度，还会再从中发掘和领略更重要的东西吗？而女性一方，则开始怀疑丈夫的不忠，开始担惊受怕，甚至为自己的无辜白白地承受着负罪感。”这种情况其实说的是现在，而历史上更严重。所以我在《让美在性生活中荡漾》一书中认为：“‘处女宝’代替了一切，也掩盖了一切……当‘处女膜文化’在中国人心理上彻底消灭的时候，才标志着妇女解放，也才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确立。”
∩悲的是，现在已经是２１世纪，改革开放快３０年了，而“处女膜至上”的观念还颇有市场。我了解到这样一个绝非虚构的故事：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处级干部，由于结婚以后没有“见红”，认定妻子不是“处女”，明里暗里以种种手段和他妻子较劲，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懊丧。两人一闹矛盾，他就拿妻子“不贞洁”说事，使妻子长年被套在一个无形的锁链中遭受精神折磨，结果导致精神失常，住进了精神病院。“处女膜至上”的观念扭曲了许多人的心态，已经是一种“文化”，弥漫在中国人心头。然而，这既没有任何科学根据，也没有任何宗教的神圣。按说科学发达了，人们已经知道在女性生殖器官中，处女膜只是未婚女性阴道口上的一层不完全封闭的黏膜，除了性交，剧烈运动或意外的身体碰撞都可能导致破裂。可是，庸俗的观念顽固地看重处女膜，这不仅是褊狭和自私，而且是愚蠢和反智。问题在于，不光是老年人，甚至在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也冥顽不化，可见中国一些亘久绵延的传统思维，靠口口相传，靠潜移默化，已经成了“文化基因”。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2）
文化基因，当然和遗传基因不同。“处女膜至上”的心态，是不是人性当中固有的？就连今天的年轻人也继承了这种观念，是不是应当从弗洛伊德所说的人性潜意识中找原因？非也！在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恰恰是性欲，是我禁忌的性本能，禁忌是后天的。“处女膜至上”是一种扭曲变态的禁忌，而绝不是性欲本能，只能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中国的“中世纪”尤其漫长，社会对贞操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种性文化，已远远脱离了人的本性，愈演愈烈地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没有刀枪剑戟，没有炮火硝烟，然而女性作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受害者，却不亚于战争的牺牲品。为了换取一块“清白”的门帘，逃避一种“耻辱”的印记，她们不但逆来顺受，甚至是自觉自愿地摧残鲜艳的躯体，奉献青春的岁月，以至于用无边无际的压抑，用血泪和生命来维护这种捆绑自己的锁链。
所谓贞节、贞操，在开始，并不是那么绝对。秦始皇的母亲原来是秦国宰相吕不韦的侍妾，后来，吕不韦把她献给秦始皇的父亲秦王。甚至有野史认为，当时其母已有孕在身，也就是说，秦始皇实际是吕不韦的亲生儿子。不管野史的传说准确与否，这件事起码说明，当时对女性所谓贞操的要求并非像后来那样苛刻。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后来，吕不韦把自己绝非处女的小老婆献给皇帝，绝对是犯了欺君之罪，至少要被砍头，甚至可能祸及全家、被灭九族。
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皇权、父权、夫权步步走向绝对化，纲常礼教日臻强大严密。这一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节操，也在不断升级，直到宋朝、明朝，发展到了极致，内容包罗万象，形式繁冗庞杂。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以权力为中心，这是解读中国历史的一个枢纽。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解读今天中国许多危机潜伏、悖论纠缠的枢纽。所谓君臣父子，所谓夫为妻纲，所谓“夫死从子”，这些纲常礼教虽然在孔孟“原教旨”中就有，但大致从汉代以后意识形态化，演绎成专门维护皇权专制的政治文化。父权也好、夫权也好、男权也好，从微观和现象上看是有的，甚至还挺严重，但是从宏观上看，从实质上看，其实都是依附于、服务于、受制于皇权、政权的。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穿透历史和现实的迷雾。比如，一个男性的农民和一个女性的妃子相比，谁更有地位？男性的文臣武将见了武则天不也得跪拜？大清时哪个“男子汉大丈夫”敢冒犯老佛爷的淫威？再说父权，儿子当了高官，当爹的再也威风不起来。“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牺牲的都是孝。
进一步而言，今天社会尽管经济高速发展，但观念变革严重滞后。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争论中，总是有一种将传统文化“整体看待”的思维误区。整体有整体的优势，分析有分析的优势，绝不能以整体思维的优势取代分析思维的优势。该分析时必须分析，没有分析思维的“整体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取消思维。比如，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分析。今天，贞节观、贞操观有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基础，这显然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而这绝不是什么精华。可悲的是，竟然有人对此也进行了粉饰，硬是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
女性的贞节有三点至关重要：其一，嫁人时必须是处女；其二，平时要严守男女之防，所谓男女授受不亲；其三，就是要从一而终，而且还包括丈夫死后的“从一而终”。贞节发展到节烈，就要“赴死”。其实，活着的也生不如死。
其中，“处女”问题其实是基础。就是说，女人的贞节、贞操，要以“贞洁”为基础。如果对整个贞节观和贞节道德体系问一个为什么，回答是女人隶属于男人。所谓贞节，根本不是一个“人权”概念，而是一个“物权”概念。注意一下，奴才、奴隶、奴婢等等，“奴”字都有一个女字旁。“才”针对使用而言，“隶”针对“属于”而言，“婢”针对卑贱低下而言。汉字的结构特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发生学”意义上考察一定事物的视角，是有参考价值的。
当这种观念确立起来，并且为专制所强化的时候，本来是女性生殖器官之一的“处女膜”已经不再属于女人，在观念和心态上，在支配和主宰人的行为的意识中，处女膜已经被让渡给了男性，已经被男性所霸占和垄断。用“见红”来检验女人对男人隶属关系，来检验男人对“物”的占有与得到，来判别这个“物”是“新的”还是“旧的”，来分辨对“物”是否“初使”或“初占”。如果说太监是将男性的生殖器官戕害阉割而完成驯化、隶属的非人化，女性“见红”检验就是通过将生殖器官抽出、实行观念垄断而完成非人化，两者是同样残酷的。因此，将属于女性的“处女膜”归还给女性，才谈得上女性向人性的回归。
一种观念被专制强权意识形态化，进而也被文化心态化，更重要的是成为支配和主宰人们心态与行为的实实在在的规则。其潜移默化的程度，可以从女性的“认同”来看，这也是十分可悲之处，那就是女性本身也成为这种观念的“认同”者，甚至是“自觉”的实施者和捍卫者。 “见红”的“红”被称为“元红”、“新红”、“喜红”，备受赞颂和推崇，享有很高的地位。清末民初有一首俗曲“五更调”，唱的是“新出五更里，新人闹洞房”，唱出的恰恰是女性的心声：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3）
三更里明月来相照，
⊥好似狂风吹折嫩柳腰，
郎爱风流不顾奴年少，
忍痛含羞由他来颠倒。
弄出一点红，滴在白绫标，
不怕羞拿到灯前照。
新郎见喜红，心中名欢悦，
说奴是黄花闺女，
喜笑在眉梢。
不但新郎要验红，有时外面的男方家长和宾客们都要“眼见为实”地传看这块血迹斑斑的“白绫标”，那是新娘贞节的有力证据，众人交口赞叹，新郎因没有摊到“假冒伪劣”而扬眉吐气，新娘因自己是“合格产品”而自豪窃喜，的确称得上是“深入人心”。
文学作品中，即使是描写浪漫爱情的作品，也体现了高度“认同”。比如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里，张生在初夜事后因见落红而唱到“春罗元莹白，早见红香点嫩色”。而身价倍增，通过“资格考试”的莺莺说：“妾千金之躯，一旦去之，此皆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点红，决定女子的身价、地位、命运、前途，如果不是“一枝红杏出墙来”，则“春色满园全关住”了。
这一点，与中世纪欧洲庄园主的“初夜权”有异曲同工之妙。封建领主（一般为贵族）领地内的所有农奴新婚时，都要把新娘交付领主首先“使用”。农奴的妻子看来必须是要失去“贞操”了。但与中国的“见红”的共同之处在于：女人仍然是男人的工具，否则怎么会发生“使用权”的转移呢？只不过在工具的使用权上按等级分配，领主依对农奴的占有权而享有使用其妻子的优先权。多么“贵重”的处女膜，多么低贱的女人。女性对扼杀自己的观念锁链予以“主动配合”，这的确是很悲惨、很令人痛心的一幕。问题在于，这样的偏见至今并没有绝迹。女性要想提高地位，就靠信奉贞节贞操，要想获得人的尊敬，就靠更严格地遵循这些扼杀、降低、残害自己人格尊严的信条，这是典型的“饮鸩止渴”。
女性贞节的第二个标志是男女授受不亲，也就是说，男女不得有任何肢体、肌肤的接触，甚至连衣服也碰不得。更有甚者，让男人看一眼也算一次“失节”。《烈女传》中，有一位贞节烈女，她的胳膊让男人拉了一下，她气愤不过，因为这胳膊已被男人弄脏了，不贞了，为了维护贞节，她把自己的胳膊砍下来。
⊥连女性最看重的容貌，在贞节面前也一钱不值。唐代名相房玄龄年轻时，有一次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却哭着到他床前，挖出自己的一只眼睛，表白自己绝不再嫁。与当今女性的美容、整容相反，历史上多次出现自愿“丑容”、“毁容”的女性，当然是为了贞节。——“生命诚可贵，花容价更高；为了贞节故，二者皆可抛”。
鲁迅写了《我之节烈观》，对“吃人”的道德法式进行了透彻的戳穿和批判。他说：“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要断定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这些话已经过去大半个世纪，今天依然振聋发聩，说明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
女性贞节最重要的，还要算从一而终这一条。女性的贞节，是从型要树立的。从型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家里学习将来为人妇的道理和技能。嫁人时，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自己无权决定，嫁过去之后，要上侍公婆，服从丈夫，夫死守节，从一而终，所谓“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锡，有宠妾阎氏和薛氏。一天张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妾道：“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答：“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张天锡病危，二妾双双自刎。可是，张天锡的病却好了。
南朝梁时，有一个叫杜嶷的纳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妾。一天该女收到其父来信，正读时杜回来，妾羞以家事告杜，将信吞下。杜怀疑是情书，命令剖腹取信，信取出时，妾尚剩一口气。杜看完信，知道妾被冤枉，但妾已气断命绝。
隋朝有个崔姓妇女，十三岁时嫁给郑家，丈夫死时，崔氏年方二十，其父不忍看她年轻守寡，劝她再嫁，崔氏为表白绝不再嫁的决心，截了头发，割了耳朵，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让男人的倾慕和自己的欲念随着花容毁灭一起烟消云散。
到了宋朝，大倡贞烈之风到了荒诞地步。有人问宋朝理学家程颢，如果一个女人死了丈夫，若不改嫁就无法生活，就得饿死，该怎么办？程颢回答：“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中国女性在这种宣传下，往往做出惨烈的牺牲以保贞节。
如果说为贞节而赴汤蹈火、自毁芳容，能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甚至“百世流芳”，那种守寡的痛苦，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很难想象的。清朝一位“高节妇”，１７岁时开始守寡，守到９６岁而死，７９年中两万八千八百多个日日夜夜的滋味，任何超常的想象力都难以体会。有一寡妇，丈夫死的时候儿子还在襁褓之中。儿子长大成人中了状元，结婚的那天晚上，母亲把儿子叫过来，递给他一个包袱。儿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又光又亮的铜钱，上面的字已经磨损。母亲给他讲了铜钱的故事：在你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含辛茹苦把你抚养成人，经历了多少难以入睡的夜晚啊！每天夜里我会想入非非，只有劳累才能使我入睡。于是我每天半夜都要从床上起来，把这些铜钱扔在地上，在一片漆黑中趴在地上摸索，直到找到每一个铜钱为止，这时我常常累得筋疲力尽，倒在床上。现在你娶了新娘，希望你别忘了这些。
别拿着贞节牌坊当先进文化（4）
至今，人们的观念和心态并没有发生本来应有的更加彻底和实质的改变，也就是说批判贞操、贞节、贞烈的道德、法式，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在支配人的行为的意识中，而且在许多理论上、宣传上、主张上，还都在不同程度上以贞节、贞操的观念为依据。有人提出中国应当立“贞操法”、“贞节法”，有人提出对青少年加强贞操、贞节的教育，许多老师、家长、专家甚至提出“靠贞节教育来加强女青年的自我保护意识”，而更多的人对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实际上依照和运用的也是这些。所谓对“贞节”进行新的解释，所谓保留其中合理成分，所谓“与时俱进”地进行改造和发展等等，其实是不了解这些所谓“传统文化”并不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是非文明、反价值、反人性、反智慧的集权专制遗风。
一种“道德”，只要求一部分人而对另一部分人失效，比如要求女人而不要求男人，在人与人之间堂而皇之地搞“双重标准”，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违反了人性，牺牲自己的幸福，忍受极大的痛苦而对人对己并无实质益处，它就是不道德的；一种“道德”剥夺人的“性权”，剥夺一个人对自己生殖器官自主支配的权利，迫使一个人依附、顺服别人，甚至让渡自己合法权利才能避免谴责惩罚，它就是不道德的。一个女人为爱情而付出自己的身体，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变化，当一种“道德”宣判她的贬值、不洁净、低下的时候，这种“道德”就是不道德的。
因此，用所谓贞节、贞操为标准来衡量女人是否自重、自爱、自尊，恰恰是诱导女人自轻、自贱、自弃。正像作为一个现代公民，还有许多困惑，无法充分运用民主权利，无法全面维护合法权益，无法充分表达自由意志等等一样，女性还有许多的妥协、忍让和无奈。但是，价值取向是要搞清楚的。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腐朽没落当先进文化，拿着锁链桎梏当精神文明，拿着倒行逆施当与时俱进，那就不仅是女性，也是包括男性在内的民族的悲哀。
从宁死遮掩到疯狂暴露（1）
无论怎样追求男女平等，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审美价值都“不平等”。男子的选美大赛和女子的选美大赛无论如何不可等量齐观，一个潇洒标志的帅哥和一个艳光四射的靓女，在性审美的视角面前不等价。因为，男性之美在于力，女性之力在于美。就像雌性的孔雀无论怎样羽毛丰满，在雄性孔雀开屏时也会黯然失色。对于这样的差别最好撇开理性论证，而一言以蔽之——“上帝的安排”。
于是，男权社会维护巨大的男女权利的格序之差，必然以女性的遮掩为重要条件之一，暴露是大逆不道，东西方皆然。怎样婀娜多姿的女体，在衣带包裹下也失落大半性感诱惑，而怎样道貌岸然的君子，在暴露的女人面前也难以无动于衷。“坐怀不乱”指的是行为，不是心理，就连先哲鼻祖，也只管“非礼”的“勿听、勿视、勿动”等等，而不管“勿思、勿念、勿想”，因为连他们也知道，那根本做不到。
别以为西方最早出现裸体画、裸体雕塑等等，就觉得西方始终比东方开化，绝不尽然。在西方，连思想意识，也就是内心的“色心”“色欲”也曾经被禁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
欧洲思想解放、技术革命等等之前，是黑暗笼罩的中世纪，性禁锢是黑暗中的黑色精神囚笼。圣·奥古斯丁教皇认为：性生活是罪恶的起源，性欲是传播罪行的渠道。禁欲是当时社会的观念中的主旋律，不仅宣扬未婚者的贞操，而且强调已婚者的节制。基督教开始并没有成形的性伦理法典，对性的理解受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教的影响。诺斯替教大体上由东方神秘主义、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混合而成，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点儿乱，用它来指导人的行动，只能造成晕头转向。而基督教、斯多葛主义再一掺和，简直叫人不分裂成好几块就寸步难行。比如其中认为结婚是恶，生育是传递恶势力的工具。所以，人类只有绝种了才能实现善。
基督教的道德学说在当时算是“开明”的，因为教义中肯定了性是创造的一部分，因而是善，但对性活动严格限制。一方面反对所有性交，要求禁欲；一方面支持所有可能的性交经验，只要它不是生育的。一方面肯定生育是性交的基础；一方面极力主张童贞。总而言之，要是真的把中世纪的行为规范看明白，并且真的当回事儿（当时也必须当回事儿），就只能找不着北。总得给善男信女们指条活路吧？处理这种矛盾的方法是有的，那就是：内在的态度和思想比外在的行动更重要；在内心、思想上肯定性交的神圣意义，但是要认识到它也是恶的源泉，所以必须禁欲。
当时，社会在教会的这种信条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一种病态的信仰方式。当时的文学、艺术都体现了对人的自然需要的压抑和否定。那些修行者穿着质地粗糙、极不舒服的衣服，身上绑着沉重的铁块，故意忍着饥渴，睡硬木板。有的人为了表现自己对女人毫无兴趣，把脸割破，弄出伤痕，有的人把头发剃光。我猜想他们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表示自己拒绝女人的坚决——你看，我都这样了，难道我还是个采花大盗吗？我这是为了让女人不喜欢我，我宁愿如此！其实还有另一层意思：性欲这东西实在难以泯灭，我自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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