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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心理透视:心颤-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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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轮到陶教授“王八钻灶坑”。
  极重视名誉和尊严的陶教授,坚持在不承认“性骚扰”的前提下,就以前自己“态度不好”而向女负责人弯腰赔笑,并在公司中因自己造成巨大的“麻烦”而深表歉疚。加上公司的公关工作,事情总算“和平解决”。但可怜的陶教授,辞去了这份兼职,临走真像做过贼似的嘱托:“我招谁惹谁了我?我怎么了我?可这事儿,这事儿……千万不能让我老婆知道!”心灵世界长期窝在“灶坑”里爬不出来。
  陶教授的遭遇其实是个“悬案”。严格说,根本不是什么案。也正因为没有定案,所以无所谓“平反昭雪”;正因为没有结论,所以无所谓“重新审查”。——可是伤害却就在不明不白当中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耍流氓已升级换代为性骚扰(2)
  前面提到的名人“性丑闻”事件,也是一种不明不白。女人状告名人曾长期与之同居,还竟然欠钱不还。此事沸沸扬扬,可一直无法定论。从大量报道中,除了当事人之外,谁也无法说自己对此事是清楚的。但是不仅报道量很大,而且伴随着言辞激烈的抨击或评论,站在哪一边的都有。这也是一种猜想状态。
 ∩怕之处就在于这种“猜想状态”!
  无论事实真相如何,总有一方是受伤害的。或者是哪个女人雪上加霜;或者是哪个名人无故蒙冤。当然,同时也包含了另外的可能:其中一人受到了“应得的报应”。但是,无论哪一方在遭受“应得”的舆论惩罚的同时,另一方则付出本不应付出的惨重代价。同时,这种混沌状态、猜想状态,无形中鼓励和培育着一种不求真相、不重依据的幸灾乐祸,一种无论谁无辜都无所谓的麻木。在没有硬性依据——证据情况下的激烈评论和抨击,虽然完全可能是出于正义感,但毕竟缺乏一种对于实事的必要的追问和关注,对于人格尊严的必要的敬重和责任。
  中国源远流长的一些说法,已经内化为人们面对事端的评价心态。这些仅仅因为悠久和普及就取得“天经地义”资格的说法,实际上是非科学、非理性的假“警句”、伪“格言”,与和谐社会、公民姿态格格不入。比如:
  “无风不起浪”——如果只是关照其中的合理内核,这句话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很有哲理。但是,它往往只是一句日常生活中的著名“格言”,只是在面对任何事端或纠纷时、甚至是面对一种信息时的“猜想依据”。不是听说谁谁“犯事儿”了吗?有依据吗?什么依据不依据的,“无风不起浪”!在如此的宁可信其有的心态下,形成了一种引导舆论和人心向背的“有罪推定”,也给任何制造谣言、传播谣言、扭曲事实真相提供余地。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确有性骚扰之类事件发生,受害一方还要在这样似是而非的说法面前受到进一步伤害。这也是造成许多性骚扰受害者不愿意声张、不敢维护权利的原因之一。骚扰者是苍蝇,被骚扰者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否则,怎么不骚扰别人专骚扰你?于是,弱者恒弱,在各种维权手段面前都望而却步。
  “难道女人会将这种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吗?”——女人只要沾“腥”,就会没脸见人,就会抬不起头,所以女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冤枉男人。女人说受骚扰,那一定是真的;男人说受骚扰,那可不一定。至于更“严重”的性丑闻,只要从女人嘴里说出来,就具有可信性。这样的“舆论导向”,足以让可怜的男人在“万恶淫为首”的达摩克利斯剑下战战兢兢;也足以鼓励勇敢的女人高举此剑,胆边生威,“舍得一身骚,敢教名人掏腰包”。
  “孤男寡女能不出事儿?”——不是依照实事证据,而是依照“条件”,只要“条件”具备了,那就是有事儿了。此等似是而非的“逻辑”,无形中刺激着人们的联想思维和模糊猜测,让本来不应该发挥作用的不明不白变成害人的毒剂。商场和官场上,一些出于阴暗心理的伎俩、偷拍偷录制造假证据的手段,也借着这样的“条件推定”而得以施展和收效。男女之间的正常交往,被无端地蒙上浓重的阴影。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本来是女人在发泄怨愤时一句情绪化的说法,男人对此应当可以容忍,可以理解。但是,这句话常常被“当真”,潜移默化地在女人心头盘踞,并同样潜移默化地发挥“舆论判官”的威力。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他是个男人,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此等说法从“普遍”变为“具体”的时候,便“当真”地可以发挥一定的杀伤力。其实,部分男人不是好东西不等于没有一个男人是好东西;一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并不一定在这件事情上没有当好东西;男人不是好东西并不等于女人全都是好东西。所有这些都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一些非科学、非理性、非逻辑的假命题、假格言、假标准,就在一种模糊状态、边缘地带中,发挥着实在的功能和作用。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1)
  浏览戏剧艺术的史册,一些脍炙人口、栩栩如生的女性艺术形象,是剧作家从生活中“提炼”到戏剧中的。而随着从内蕴到节奏都令人目不暇接的社会变迁,当今现实生活的“舞台”上,有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女人,似乎是当年剧中人转换角色,“上演”了一幕幕既“不该”发生、又“正常”发生的故事。只不过,她们变换多舛的身世、阴差阳错的命运、喜怒哀乐的心态、耐人寻味的“情节”,都是由她们自己来“编导”和“扮演”的。虽然,有多种社会性的因素,是她们“重登舞台”的台阶,但她们自己的心理轨迹,毕竟是造成她们“戏剧性”色彩的内因。我们不妨将她们称为当代都市的“戏剧性女人”。
  1。当代“陈白露”——不再绝望自杀
  “晓晨,回来吧!亲爱的晓晨,你知道你是我的惟一。有你在,我是在颐养天年中走向极乐世界;离开你,我是在痛不欲生中走向地狱之门……”陈晓晨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接到这种“情真意切”的来信。但是,这一次,她不再像前些次那样随手撕掉扔进纸篓,而是反复看了两遍,折叠好保留起来。
  信当然是出自高修文老先生的手笔。59岁的高老先生不仅身体降,而且春心荡漾,“宝刀未老”。他不像曹禺笔下《日出》中的那位金融大亨潘月亭,而是一位地位不低而又“知书达理”的官员。他的钱不知从何而来,但远远多于他的工资收入和所有正常待遇。当陈晓晨还是一名三陪小姐时,高修文头一次“泡妞”就盯上了她。而这位高先生既不搂搂抱抱,又不亲亲热热,只是在递出大把小费时一下攥住她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下,把晓晨吓得尖叫了一声。
  “小姐,我要你跟我走,我会用余生的全部真情对你好!我要让你过比现在好十倍的生活!”
  的确该进入“颐养天年”阶段的高修文,果然颇有眼力。当陈晓晨出现在远郊别墅花园、成为当代“陈白露”的时候,她最经常的形象是牵着一只德国品种的宠物犬缓缓而行,为小区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雪白的颈项、雪白的双臂、高耸的胸脯和翘起的臀部,透出令男人眼睛“流水”的十足的性感。
  然而,“陈白露”也有自己的“方达生”——话剧《日出》当中那位怀着爱的激情的年轻人。这位“方达生”名叫骆洪生,他千方百计找到陈晓晨,以暴风雨式的“攻求”和闪电式的“掳掠”,带走了晓晨。高老先生从晓晨留下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了通讯地址,便接二连三地寄发“情书”,求晓晨重返自己身边。
  晓晨开始犹豫了,但她绝不是被高修文的“真情”所打动,而是因为,她发现她的“方达生”其实是个混混儿。当初他们有过死去活来的爱,骆洪生却为了一笔大买卖突然“失踪”,失去依托的晓晨既缺文化,又没有什么本事,只剩下让男人馋涎欲滴的身段和青春。高修文把她从三陪女郎的队伍里“救出红尘”的时候,她还真是心存感激的。骆洪生的重新出现,其实是生意上亏了本儿,欠了一屁股债,急需利用晓晨为自己搞公关。——“方达生”并没有什么真情,“陈白露”那点儿渴望的微火再次熄灭了。
  然而,陈晓晨丝毫没有产生“轻生”的念头,她再次回到高修文身边的时候,仍然是那幢别墅的女主人。老先生激动地试探:“晓晨,你不会再离开我了,是吗?”晓晨坦率地回答:“不!我对你只有感激,没有感情。可是,我不再追求感情,那是空想。我需要的是你给我的钱和条件,这房、这车、这可爱的小宠物……但是,你知道你不可能陪伴我一生。你死了,我去依靠谁?所以我只能依靠钱。你要给我投资,让我开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容院。还有,我明白告诉你,我会有一两个男朋友,我需要他们!”
  “谈判”进行得直白而且实际,当高修文将她的“条件”都接受下来的时候,他知道,他所获得的只是她赤裸裸的肉体,她身上过早地消退了梦幻的光环,也脱掉了羞涩、自尊、矜持、含蓄的“外衣”。高修文不会像《日出》中的潘月亭那样事业崩溃,他会“颐养天年”;而陈晓晨也不会像陈白露那样自毁芳魂,她是一个经营者,一个以自己的青春美貌为资本的经营者。但她所经营的,只能是一笔以女人一生的幸福为代价的、无论如何也是“蚀本”的生意。
  2。当代“茶花女”——不再香消玉殒
  在英国文学家小仲马的笔下,茶花女被迫离开心爱的人,而且受到自己所爱的阿芒残酷的报复,疾病和精神痛苦的双重折磨,使她过早地离开人世。阿芒从茶花女的遗书中得知,原来是自己的父亲逼走了美丽可爱的茶花女,使他悔恨交加。
  当代都市,也有命运相似、甚至情节更为曲折的“茶花女”,只不过“结局”却大相迥异。由打工妹进入富豪之家的顾姗婵,就是其中之一。
  当李新荣出差外地,住在一家宾馆时,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堂小姐所吸引。
  “小姐,我……可以认识你吗?”李新荣鼓起勇气,递上名片。
  “哦,我叫顾姗婵!”——李新荣牢牢记住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在出差的半个多月里,李新荣出入宾馆,总要站上几分钟,默默欣赏顾小姐优雅中透着温存的姿容。每当她向宾客莞尔一笑,都让他怦然心动。顾姗婵其实原名叫“山柴妞”,进城以后还是一位有文化的“客户”给她起了这个雅致的名字,而她本来就婀娜秀美的身段,加上迅速成熟起来的气质、举止,使她很快配得上这个名字。比天使还高雅、比鲜花还美丽、比明星还性感——这就是李新荣对她的评价,这评价足以使他下定非她不娶的决心。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2)
  回到北京,身为公司部门经理的李新荣竟然茶饭不思,实在忍不住,专程利用双休日,乘飞机去看姗婵。坠入爱河的人是冲动的,姗婵毅然辞掉工作,跟随李新荣来到北京。李新荣专门买了一套精致的杏室,成为他们“无照经营”、鸳倒鸯晕的巢穴。如胶似漆的厮守,似乎使他们忘记了办个结婚手续。
  像茶花女一样,姗婵突然不辞而别,而且消失得无影无踪。李新荣几乎动用了所有的朋友找遍北京,差点要发“寻人启事”。
  在一家发廊,西装革履的李新荣走进来,点名要顾姗婵服务。默默无语的姗婵一边为他理发按摩,一边强忍泪水,双手微微颤抖。突然,李新荣站起来大吼一声:“就是让我死,也该让我死个明白!”
  以后李新荣再来,姗婵始终像塑像一样木,像冰块一样冷,像哑巴一样沉默。由疯狂到绝望的李新荣,没有像《茶花女》中的阿芒一样与姗婵过不去,但他的报复更加残酷。他变换着身边的女友频繁光顾,不久又结了婚,让新娘成为发廊的常客。他其实知道,姗婵表面的平静下面,心里在淌血。
  好在李新荣的妻子是一位善良的女人,她真诚地成了姗婵的朋友,告诉她李新荣一年多来的种种痛苦,使“茶花女”吐露了心声:李新荣所在公司的老板是他的父亲,总经理是他的哥哥,在这样一个家族式的企业里,竟容不下弱女姗婵。老板和总经理私下里调查了姗婵,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堵死了她的幸福之路。她是山西人,在进城后五年的打工生活里,蹬过卖菜的三轮儿,站过个体商贩的柜台,端过餐厅的盘子,为学礼仪服务而花掉了所有汗水换来的积蓄。她干到宾馆前厅的礼仪小姐,绝不仅仅是凭美貌。而李氏家族不能接受、也不能欣赏这棵由穷乡僻壤的仙株移植到城市而开放的花朵。她在倾诉的最后已经擦掉了眼泪:“李新荣他妈找我时,更不客气,侮辱和威胁什么都有。还说就算给你安排个好工作你干得了吗?你户口进不了北京将来孩子怎么办?有几个打工妹真正能嫁给城里人?何况我们新荣这样好的条件……的确,虽然新荣对我好,我也不舍得离开他,可这样的家,这样的环境,就算是我不配吧!”
  面对由种种观念造成的狭隘得有点残酷的氛围,姗婵信誓旦旦地表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会再嫁人了,坚绝不会!以前我靠自己,以后还要靠自己,这辈子不靠男人,我就不信活不出人样来!”
  3。当代“娜拉”——“出走”不再无奈
  挪威作家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描绘了一幅在家庭巢穴中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地位的女性画像。娜拉出走,既是走出巢穴,却又陷入社会的藩篱。因而,剧作有了跨越时空的魅力,直至今日,仍令人玩味着其中的含蕴和启迪。
  如果说一纸婚书,并不能规定形形色色的夫妻关系中“权利义务”的话,离婚率的攀升,更说明夫妻之间变幻莫测的种种“谈判”、“签约”、不言而喻的“分工”、心知肚明的“地位”或“平等”……都淹没在没有“契约保证”或“法律效力”的实际生活中。是幸福还是痛苦,是美满还是缺憾,不仅外人难评,当事人自己也“稀里又糊涂”。王立红就是这样的糊涂人,她只知道暗暗地盼着丈夫的“落魄”或“失败”。丈夫生意红火,她会觉得自己腰板儿挺不直;丈夫亏损又欠债时,她会觉得自己说话有底气;丈夫生病时,她觉得自己“涨价”了;丈夫精神抖擞、八面威风时,她觉得自己“矮”了几公分。结婚11年了,她越来越觉得自己就像是丈夫那辆“切诺基”后面的一份备用轮胎,一般情况下可有可无,还显得特累赘。
  婆家不是什么名门望族,丈夫也不是什么“高干子弟”“高学历”,可王立红不知不觉就成了没有地位的“娜拉”。小保姆干活干净利索,还会插花、美化房间;那位女秘书不仅花枝招展,而且会开车、会电脑、口齿伶俐,有她跟着特让丈夫“提气”;性生活嘛,丈夫虽欲望强烈,可也机会多多,她无意中听到丈夫跟朋友穷侃:“南方妞嫩,北方妞壮,一换一刺激。”——丈夫出差时南来北往。
  然而,王立红很有自知之明:除了丈夫,她在男人眼中是个“可人儿”。至少有两个男人真喜欢她。一个是自己的中学同学;另一个是丈夫的朋友。那个“朋友”私下里当着她骂她丈夫“不识货”。她知道丈夫以前“识”、现在“不识”的恰恰是自己浑身的“女人味儿”。无论哪个男人请她撮一顿儿,她都会善解人意、温柔备至。男人脱大衣,她会接着;男人喝酒,她会把盏添杯;男人刚摸出一枝烟,她会点亮打火机;男人衣领上刚沾点儿土,她会轻轻拍打掉;男人握她的手,她会娇滴滴地笑;男人一激动抱住她,她会嗲嗲地靠过去;男人忍不住吻她,她会伸出一个手指头再眨眨眼睫毛:“就一下哦……”
  离婚的时候,她没有品尝“娜拉出走”时那种痛苦和无奈,早就做好了铺垫,心理上顺利完成了“软着陆”。因为新夫是前夫的“朋友”,婚礼上丈夫派女秘书送来一束鲜花表示祝贺。至于女秘书会不会接替自己,她连想也不想。只不过,她每到周末就把留在前夫身边的儿子接出来狠狠地疼爱一番。“儿子呀!”她喃喃地说,“要是妈又遇到一个‘二传手’,妈这只球,将来‘主攻手’可全靠你啦!”儿子似懂非懂地瞪大眼睛,使劲点头,一边用手擦掉妈脸上的大颗泪珠,一边坚定地说:“妈妈别哭,等我长大了,把我爸的钱全要过来给你!” 
                  
都市里的“戏剧性”女人(3)
  4。当代“繁漪”——不再死去活来
  在曹禺的《雷雨》中,最后直接造成三人惨死的,就是那个欲爱不能、妒火中烧的女人繁漪,而她自己也从此变成了疯子。繁漪的悲剧,关键在于她丝毫也不爱自己的丈夫,而丈夫周朴园也根本不爱她。她只是身为董事长的周朴园置放家中的一件摆设,一个徒有“夫人”虚名的“赝品”,而曾与她相爱、并有着“乱伦”关系的恰恰是丈夫前妻所生的儿子。
  说赵娟霞是当代的“繁漪”,颇有几分道理。她与丈夫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连周围的同事和朋友都知道。她需要丈夫的地位和金钱,更脱离不了开车郊游、逛商场、养宠物、打麻将的那份儿悠闲。丈夫也需要她,她虽然年逾四十,却华容未退,再加上拼命的健美减肥、营养美容,给丈夫的面子和虚荣增添了不少色彩。然而,双方各自心有另属,只不过“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而已。她的“地下同谋”是丈夫的上司,她的那位年近50的丈夫,碰上一位比自己年轻十几岁的上司。上司没有提拔过他,却及时给他送了一顶“绿帽子”。
  “我烦他,像个大肚蝈蝈,浑身的肥肉松得都成了囊囊揣!”她一边抚摸“地下同谋”强健的胸大肌,一边喃喃地拿丈夫“垫底儿”。其实她知道“地下同谋”需要自己什么,她那堪与20多岁姑娘媲美的白皙、弹性十足的肌肤给了她足够的自信。两人之间不需要什么春光明媚、细雨绵绵,需要的是电闪雷鸣、汹涌澎湃。
  她当然很清楚丈夫有外遇,也很清楚丈夫将三分之一的收入拿去讨外遇的欢心。她还明白“地下同谋”与自己的妻子恩爱有加,分给她的那份“感情”不过是一杯“残羹”。她曾开诚布公地对“地下同谋”说:“你别紧张,也别心虚,我呀,才不会死去活来呢!咱们谁跟谁都心里明白,相安无事。我跟丈夫是衣食住行,跟你是刺激释放。我也在寻找,再找一个小白脸来点儿情意绵绵。有仨就够了,少了不行,多了麻烦。要想把我需要的男人都集中到一个人身上,累死我也找不着,这辈子没指望,下辈子也不能太犯傻。”
  5。对“戏剧性女人”心态的一点综述
  这些上面的故事情节,除略作“微调”、并为其中的“角色”隐姓埋名以外,基本上并非虚构,也并非道听途说,是直接或间接发生于笔者身边的人和事。它们绝不普遍,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于是,我们作一些理性的综述与评析,或许并非无的放矢。
  第一,“戏剧性”,无非是说情节的错落发展与经典戏剧有某种类似或重合,而社会本身就是舞台,生活本身就是演戏,人们本来就扮演着特定的角色。社会嬗变的深度、广度、速度,使一些都市女性捷足先登地“分享”或“遭遇”了时代为人们带来的生活弹性和转轨空间,但她们并未完成必要的心理准备和价值选择。因此,她们行为上的“开放”与精神上的“成熟”并不同步。“领略”中增添了意想不到的“承受”。主体意识、主观追求的色彩十分淡化,而对自我的失落和对未来的盲目,便构成了她们命运中悲剧的颤符。
  第二,男性仍然以社会性更强的姿态处身于社会机制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中,他们的物质追求和事业追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或统一。女性却无法做到这一点。男性总体精神境界的提升是一个“之”字型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其中,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骑士精神”“贵族意识”“文明程度”“绅士风度”等等,尚未真正培养起来,更遑论在人格、价值层面上对女权主义的深入理解。因而,男女之间真正平等的格局其实远未到来,只有一些形式上的变化,而尚未完成实质意义上的突破。
  第三,一些女人充分发挥了“直觉”“直观”的“优势”,不仅将形式上的变化当做获得“解放”的体现,而且当做了进一步“解放”的导向。她们把从男人那里得到的种种“待遇”作为自己的追求。于是,这些女人从种种现象中,“自觉地”或无奈地、主动地或被动地认为爱情的失落、婚姻的动荡、带有审美和浪漫色彩的情感价值的贬低等等,是必然的、正常的。因而她们认可并拥抱“现实”了。这是一种“自慰”式的心理偏差——她们获得了一些“选择”男人、“诱惑”男人、甚至“把握”男人,“拥有”多个男人的主动权,而且伴随着从男人那里“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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