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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未解之谜全记录-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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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印度的考古学家卡哈博士作了十分值得注目的报告：“我在9具白骨中，发现有几具白骨有高温加热的证据，我很难相信这些白骨上高温加热的痕迹，是被人突然袭击且被杀所留下来的。”不用说，这当然也不是火葬，那么，这高温加热的痕迹究竟是什么呢？按常理来判断，惟一的可能就是发生火山爆发，但印度河流域中并无火山存在。那么，是什么力量能用异常的高温使摩汉乔。达罗的住民瘁死呢？
远古史研究者们这时才相信，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曾经历过核战争，因为流传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与传说中都描述过古代惊人的战争场面，而且，在考古中也看到了种种痕迹。如在以色列、伊拉克沙漠及撒哈拉沙漠、戈壁沙漠中发现因高温而玻璃化的地层；在土耳其卡巴德奇亚遗迹及阿尔及利亚塔亚里遗迹中，发现高热破坏而形成的奇石群；在西亚的欧库罗矿山中，发现铀矿石上有发生颇具规模的核子分裂连锁反应的痕迹。
事实上，包括印度平原的印亚大陆，是神话传说中最常传诵发生古代核战争的地方。如传诵公元前3000年之史迹的大型叙事诗《玛哈巴拉德》就是其中之一，诗中描绘了英雄亚斯瓦达曼向敌人发射“连神都难以抵抗的亚格尼亚武器”：“箭雨发射于空中。整捆的箭像耀眼的流星一样，化成光包围了敌人。突然，黑夜笼罩住巴达瓦的大军，因此，敌人就丧失了方向感。”“太阳异动，天空烧成焦黑，散发出异常的热气。象群被此武器的能量焚烧，慌忙地从火焰中四处逃匿。水蒸发，住在水中的生物也烧焦了。”“从所有角落燃烧而来的箭雨，与凛冽的风一同落下。敌人的战士们，就像遭到比雷还猛烈的武器。而烈火所烧毁的树木也一一倒地。被这种武器焚烧的巨象群倒在附近，并发出惨痛的哀号声。被烧伤的其他象群，则像发疯般地四处奔逃，寻找水源。”这一惨烈的场面，真可与1945年8月的广岛长崎核爆炸相提并论。
那么，摩汉乔。达罗和古代的核战争又有何关系呢？印度的另外一篇叙事诗《拉玛亚那》里，也叙述了一段凄绝惨烈的古代核战争的情景，就像核爆炸一样，“那绽放出令人畏惧的亮光巨枪一发射，连30万的大军也在一瞬间完全消灭殆尽”。更值得注意的是，战争发生在一个被称作“兰卡”的都市。都市构造十分森严，“四面有4个巨门，门用铁链锁着”，“门内随时备有巨大岩石、箭、机械、铁制的夏格尼武器以及其他的武器”，“城堡用难以攀登的黄金城壁加以环绕，背后的巨沟中装满了冰水。”若进而将此地理上的描写与地图比照的话，可发现这座城堡都市“兰卡”似乎就位于印度河流域的某个地方。而摩汉乔。达罗遗迹正位于印度河边，当地人现在仍称它为“兰卡”！印度新德里年代学研究所所长S。B。罗伊曾十分肯定地说：“这两大叙事诗，虽是用诗的语法写成的，但记叙的大部分是实际存在的事。诗中有许多关于星球及星座的记述，可推测它应是记载发生事件的日期，我们也可用推测日期的方法来推测地点，《拉玛亚那》中的兰卡，就是摩汉乔。达罗。”根据罗伊的说法，战争发生在公元前2030年至前1930年间，经与碳14的分析结果相对照，证明摩汉乔。达罗的住民确实是在这时期左右从这座古代都市中消失的。
1978年，英国考古学家大卫勃特和威恩山迪，前往摩汉乔。达罗实地考察，进一步寻找古代核战争的痕迹。他们从本地人那儿得知，在距遗迹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本地人称为“玻璃化的市镇”的禁止入内的神秘场所。这里到处都铺着绿色光泽的黑石。很明显可看出那是“托立尼提物质”。因为当世界第一颗原子弹“托立尼提号”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试爆时，沙漠中的沙就因核子爆炸的高热而熔化，凝固成玻璃状物质，也因此将它称为“托立尼提物质”，而摩汉乔。达罗中也到处散堆着托立尼提物质。在因高热而熔化又凝固的矿山中，也有扭曲成玻璃状的壶之碎片，因异常的热气而黏着砖块的碎片，染成黑色陶土制的手镯的碎片等等混杂在其中。由于这座“玻璃化的市镇”是本地人的神圣之地，故难以进行深入的挖掘调查，也不为外界所晓。大卫勃特二人并不到此止步，他们千辛万苦，从“玻璃化的市镇”里带回了几个标本，送到罗马科学大学火山学研究室进行分析，结果是：第一件标本壶的碎片，是从外侧向内侧再加热，并又急速冷却的。亦即是最低也有摄氏950度至1000度的高温加热，然后再急速冷却的。第二个标本“黑石”则是由石英、长石及玻璃质所形成的矿物，这种矿物的溶解点大约是从1400度至1500度。可是，从形成空洞孔的外观来看，可知此应是由极高温在极短的时间形成的。如果在窑中或普通的火中，是不会产生那种“在极短的时间内产生数千度高热，然后又急速冷却”的效果的。大卫勃特在调查摩汉乔。达罗时，也发现了许多足以证明这座城市曾发生强烈爆炸的证据，如一瞬间崩溃的砖造建筑物的痕迹，因高热而烧毁的砖块，大量的灰烬等等。因此，大卫勃特肯定摩汉乔。达罗是古代核战争的战场，在它的上空，曾经发生过比广岛原子弹还要大的数千吨的核爆炸。他说：“我们之所以主张这是核子爆炸的结果，是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的阶段中，所惟一知道能让其在瞬间发生热波和冲击波的爆炸物只有核子武器。”不过，上述事实至今仍然无法获得进一步的证实，摩汉乔。达罗仍然有许多难解之谜。发动古代核战争的是哪两个敌对势力？为何非发动核战争不可呢？古代人又是如何拥有核武器技术的呢？建造摩汉乔。达罗的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里形成的高度文明，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逝了吗？
19。谁制造了核爆炸1984年的一次发生在太平洋上空的神秘核爆炸，至今仍在人们心中留下难解的谜团。
1984年4月9日晚，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从东京成田机场起飞，前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科雷季。就在飞机即将到达安科雷季的时候，一件奇异的事发生了：飞机前方出现一个巨大的蘑菇状烟云，高度达1万米，烟云不断地向周围扩散，在夜空中显得十分明亮。班机的驾驶人员认为，这团烟云不像是夏天常见的积雨云，而像是核爆炸时出现的蘑菇云。这架班机立即向地面飞行控制中心报告，并避开了这个巨大的蘑菇云。
当天晚上，一架荷兰航空公司班机的乘员也目击了这个巨大的蘑菇云。目击这一过程的还有这天晚上飞同一航线的另两架飞机的乘员。
美国的有关当局在分析过上述目击报告后，即对这些飞机和所有乘客进行了放射性污染的检查。但是检查结果表明，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有放射性污染。据当时气象部门提供的资料，当天该海域没有进行任何核试验，也没有火山爆发，而且在发现蘑菇状烟云时该海域上空也不可能形成积雨云。
事后日本和美国有关部门相继对事发地点进行了调查，对大气尘埃进行了分析，发现尘埃的放射性强度比其他地区高出许多倍。这一结论表明，当时的巨大蘑菇烟云很可能是一场核爆炸造成的。
这一事件使人们想起了1979年在非洲大陆西南部发生的一起类似事件。1979年9月22日，美国间谍卫星在非洲大陆西南部海域拍摄到了一次猛烈爆炸的照片，爆炸只持续了几秒钟。从照片上的强光分析，这很可能是一次核爆炸。但是当时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不可能在距本土这么遥远的地方进行核试验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人们众说纷纭，但都很难自圆其说。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也就是这种神秘核爆炸仍有可能再次发生，它会给我们提供找到真正答案的线索。
1。青海托素湖的远古文明位于青海省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60多千米的戈壁上镶嵌着两颗蓝宝石般的高原湖泊———可鲁克湖和托素湖。这对一大一小的姊妹湖，美丽恬静，是大自然赐与青海高原的两面熠熠闪亮的巨大宝镜。可鲁克是蒙古语，意谓“多草的芨芨滩”。可鲁克湖是一个外泄湖，发源于德令哈北部山中的巴音河直通湖中，回旋之后，从南面的低洼处，泄入与它相通的另一个湖泊托素湖。托素湖在蒙古语中意谓“酥油湖”，在可鲁克湖的西南部。巴音河水贯通两湖，托素湖是可鲁克湖的3倍之大，面积180多平方千米，系高原咸水湖泊。湖面烟波浩淼，水天一色，蔚为壮观，天气变幻时，湖水汹涌，浪涛拍岸，动人心魄，湖心有岛，是候鸟的乐园。每年春季，数以万计的黑颈鹤、斑头雁、棕头鸥、白天鹅会集岛上，欢乐的鸣叫震耳欲聋，声达数千米，成了这里的一道自然景观。湖面偶尔出现的海市蜃楼，令人心驰神往，飘飘欲仙。傍湖的是连绵远去的高大山包，光秃秃的，一片青灰色。紧靠湖岸有一山，上尖下圆，高约200米，形似金字塔。山下有3洞，其中左边2洞已被流沙掩埋，只有右边一洞高约5米左右，洞宽3米，纵深10米有余。山系沙岩，洞无人工雕凿痕迹，亦非溶洞。沿内偏左，有一管状物，口径约20厘米，锈迹斑驳，呈紫黑色，一触即碎，下通山体底层，上达半山之腰，洞外两侧数米高处，几根管状物突兀山坡。挖去积沙，冒险钻入被掩埋的两洞之中，里面亦有管状物直通上下，且从山体伸出洞外。离开洞口，沿着一片丰满斗大石块的陡坡到托素湖畔，到处可见神秘的管状物，粗细、造型各异。粗者如水桶，细者仅及竹筷；造型或直或曲或呈纺锤状，分布面积约为1千米。从高处详细察看，管状物分布的区域给人以“全石为底”人工浇注而成的印象。蛛丝般的管状物伸入托素湖水中，映入眼帘的确是一座十分先进的大型“水利工程”。伴随着管状物裸露在外的，还有许多造型奇特的石块，虽然经过风蚀水冲，失去了棱角，但石块上的造型线仍依稀可辨，很像修筑“水利工程”的原料。青海省锡铁山矿务局的专家曾对托素湖的管状物进行了化验分析，结论是管状物确系金属：其中氧化铁占30％以上，二氧化硅和碳酸钙占60％以上，另外，尚有7－8％的不明化学元素。这些都表明管状物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沉寂在托素湖畔的远古文明的遗留物。巨大的托素湖“水利工程”是谁在这里营造的？在这人迹罕至的茫茫戈壁上建造这样巨大的“水利工程”究竟有什么用途？千百年来无人知晓，无人考证。在久远的地质年代时，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后来随着地球板块漂移，这里的海水才逐渐退去，出现了陆地，近数万年前这里才形成了柴达木盆地。然而，柴达木盆地中出现人类的活动不过几千年的事。据考古发掘表明，这里的2800年前已有了人类的活动。相当于西周时期柴达木盆地中的诺木洪文化堆积层中有冶铜的残存物，这是柴达木盆地迄今为止出现的最早远古文明的遗迹。但以当时的冶铜技术和冶铜规模要建造托素湖的“水利工程”，只能是昆仑神话传说。其后，虽然迁青海的鲜卑族的一支吐谷浑曾在柴达木盆地建立过长达3000年之久的楼兰政权，但就吐谷浑简陋的手工技术，建造巨大的托素湖“水利工程”是不可想像的，即便是经济发达的内地亦未发现有诸如此类的远古文明的历史记载。至于外域文明的输入，则更是无稽之谈，近百年来，柴达木盆地只留下了一些外国探险者的足迹，以及柴达木盆地留给他们的心有余悸的可怕回忆。
2。“陷巢州”的传说不是传说考古人员经过悉心研究，目前正式披露，流传在民间的有关巢湖的由来，即“陷巢州”的传说极有可能是事实。关于巢湖的形成，一直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民间流传的、史书上也有所记载的———“陷巢州”的传说，认为巢湖水域在古代是一座城市，后沉入湖底。另一种是地质学者的观点，认为巢湖是在地壳运动过程中由陆地下陷而形成的，属于陷落湖，时间在秦汉以前，与民间传说无关。还有一种是历史学者的看法，他们从字面上对史料进行反复论证，找出了一些漏洞，得出结论，史书记载的有关“陷巢州”的传说不过是神话故事而已，并非有事实依据。2001年底，“巢湖市发现隋代窑址”的消息被报道后，便有群众提供线索，说巢湖北岸在冬季水位下降时河床上露出大量的陶片，可能和窑址有关。考古人员遂赶到了距市区不远的现场，发现在沿湖滨大道的护坡下露出水面的约有二、三百米的河床上到处都散落着陶片。这些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同时还有泥质红陶、褐陶、夹砂黑陶以及一些烧成温度略高的硬陶等。器物以圈足器为主，一般都比较大，无论是口沿，还是底座弧度都很大，品种有瓮、盆、缸、罐、坛、釜等生活用品。少部分陶器上有印纹，主要有方格纹、席纹、弘纹、绳纹和刻划水波纹。一些泥质灰陶比较精细，胎体很薄，表面有贴塑。据当地渔民介绍，陶片分布的范围向湖中延伸有4、5公里远，陶片多的地方有厚厚的一层。他们还能大至说出这座城址四个城门的位置。在一般的年份，冬季的河床上能够看到有十多口水井，其中有一个水井旁还可以看到一棵两人都合抱不过来的古树树根。很多人曾在这里捡到过青铜器，古钱币，印章和完整的陶器。在村民家中，考古人员还见到了他们在河滩捡到十分完整的陶釜、陶壶等。经过数月的艰苦研究，考古人员确认这些物品是陶器制作和使用鼎盛时期的产物，基本断定这是一处沉入湖底的秦汉时期的城市遗址，并很自然地把它和“陷巢州”的历史传说联系起来。
关于巢湖的形成，虽然有多部史料记载它是在秦汉时期，但这些记载都是只言片语。居巢国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侯国，在探寻这一古国时，始终有一些难解之谜，这些谜似乎都和它的神秘消失有关。首先，它的地理位置十分不确切。有人说在巢湖，也有人说在桐城，还有人说在寿县，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够说明它的准确位置。其次，是在汉代以前在多部史书里都提到过“巢伯”“南巢”“居巢”这一诸侯国，但是在汉代以后和“巢”这座城市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载却很少，这一现象表明了它的社会地位已经大大的下降了，或者是消失了。结合巢城这几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来看，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一地区文明发展曾被中断过。汉代以前的出土文物反映出这是一个政治强大、经济繁荣的地区。如北山头战国皇族墓，出土了很多十分珍贵文物，放王岗汉代吕柯墓曾获全国考古十大发现提名奖。无论是在规格上还是在规模上，在全国范围已出土的同时代墓中都是屈指可数的，但是在汉代以后，却看不出这种社会发展的延续性。高规格的墓葬和遗址几乎没有发现。对巢湖形成，以及居巢国的探索，过去一直都停留在以古籍史料为依据的历史学范畴内，这次偶然的机会使现代考古学介入其中。湖底这一古遗址的发现，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了史料记载有关“陷巢州”的故事的可能性。大量的陶片和古人生活的遗迹，告诉我们在八百里浩瀚的湖面下，有着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当然这一处遗址是否就是历史上的居巢国，湖中还有没有其他遗址存在，它是因水位上涨而淹没的，还是由于地面下沉而陷落的，只有等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古发掘以后才能知道。
3。三星堆之谜四川广汉南兴镇北，古老的马牧河在三星堆村形成月牙般弯道———月亮湾，河南岸是三个起伏相连的黄土堆，此即清《嘉庆汉州志》记载的“三星伴月堆”。这里就是古蜀先民生息繁衍之地———闻名中外的三星堆遗址。三星堆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千米，南北宽2千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至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达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块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198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出大片房屋遗址并进行了航拍。但真正使三星堆名扬四海的则是1986年7～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的出土，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撰文说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1989年，四川考古部门对三星堆进行解剖，证明系由人工夯筑而成；1990年，发掘东城墙局部并获确认，同时发现3000多年前的土坯砖；1992年，试掘西城墙并获确认；1994年，发现并发掘南城墙。至此，确证三星堆古城的存在，其东、西、南被三面城墙包围，北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其面积超过3平方公里，这样大的古城在中国同时期文化中也是罕见的。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即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至商末周初，这把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同时，三星堆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其陶器以高柄豆、小平底罐、鸟头形把勺为基本组合定式，其中还有瓶形杯，它是三星堆出土的很有地方特色的器物，它被做成喇叭口、细颈项、圆平底，很像今天我国北方地区用来烫酒的陶瓷酒瓶，与日本人喝清酒用的酒瓶极为相似。陶在遗址也有较多发现，颇具特色，一般高三、四十厘米，下部为3只袋状足，中间是空的，可加大容量，一般认为它是用来温酒器物，其玉石器则以祭天礼日的璧、璋为多，尤其是号称“边璋之王”的玉边璋，其残长达159厘米，厚1。8厘米，宽22厘米，其加工精美，棱角分明，器身上刻有纹饰，这么大件精美玉器，在国内现有的考古发现中仅发现有一件，但在三星堆的发掘中，又很少工具类的文物出土，当时也缺乏比玉石更硬的金属，那么这些玉器是如何加工的呢？在三星堆的两个祭祀坑发掘中，还出土了共计80多枚象牙，它的来源和作用在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有的认为是通过贸易而来，有的认为在远古四川的生态环境适合大象的生存，其证物主要是在当地发现大量的半化石状乌木，单体巨大。但无论其来源怎样，都可以认为它是统治者财富的象征。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有造型各异青铜人头像，出土时面部510均有彩绘，而且在耳垂上穿孔，用以挂戴耳环耳饰。除了这些青铜造像外，还有许多用祭祀的尊等，有形态各异的各种动植物造型，其中有被誉为写实主义杰作的青铜鸡、有在全国范围内首次出土的青铜太阳形器等一大批精品文物。它们皆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这表明三星堆文化不仅是古蜀文化的典型代表，亦是长江上游的一个古代文明中心，从而再次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一体的。三星堆文物中，有高达3。95米、集“扶桑”“建木”“若木”等多种神树功能于一身的青铜神树，共分3层，有9枝，每个枝头上立有一鸟，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鸟，而是一种代表太阳的神鸟。被誉为铜像之王的青铜立人像，有面具之王美誉，作为“纵目”的蜀人先祖蚕从偶像的青铜纵目面具，长达1。42米，作为权杖法杖的金杖，其器身上刻有精美和神秘的纹饰，两只相向的鸟，两背相对的鱼，并在鱼的头部和鸟的颈部压一只箭状物，同时有充满神秘笑容的人头像。器身满饰图案的玉边璋以及数十件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似的青铜人头像，俱是前所未见的，作为集群展现的稀世之珍，而在青铜器冶铸方面，范铸法和分铸法的使用，以铅锡铜为主的三元合金的冶炼，表明在商周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即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有力地驳斥了传统史学关于中原周边文化滞后的谬误。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因三星堆而成为信史，史载在蜀地先后称王的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三星堆最为繁盛的时期大抵属鱼凫王时期，鱼凫，即俗称的鱼老鸹。三星堆遗址出土有大量的鸟及鸟形器，其喙部多有如鱼鹰者，很可能就是鱼凫的象征或其族徽。另外，三星堆除了没有发现可识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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