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媒·戒-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配和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或机缘巧合地使湖南广电获得了证券市场的“准入证”之后，由于其“先行者”的地位，使湖南广电跑马圈地般地获得了远高于同行的市场份额，但这种份额更多地局限于因为栏目优秀而使广告增收的粗放经营阶段。
　　所谓成也广告败也广告，如果产权结构的单一性不从根本上给予改变，它的竞争力马上就会消失，甚至不需要强劲的对手，仅仅内部的诸侯混战或兄弟间的火拼，就足以让它自取灭亡无数次。
　　盛名之下的湖南广电，远非一个合格的经营主体。
　　问题是，魏文彬靠什么破那个局？
　　毕竟，魏文彬够强势，他手下自欧阳常林起，确实有一大批抓节目、办栏目的精兵强将。很快，他们通过内部的整合、权力的再分配，让湖南广电像打了一剂强心剂似的，重新焕发了活力。他们熬过来了，并且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但是很可惜，在我看来，这种起死回生却把那个根本性的生死问题给掩盖了。
　　果然，到2003年，风头正盛的湖南卫视出现了严重的收支不平衡，上市公司电广传媒处于严重亏损状态。这严重打击了广告商对电视湘军的信心，一度令湖南广电陷入了产业化转身十周年之痒的困境。
　　按照2008年7月25日《财富时报》上署名张华勇的文章的说法，魏文彬的改革，被认为是一场体制内的“分分合合的游戏”，对零散的进行整合，又对过于大一统的进行拆分，如此反反复复，激活有限的竞争力，但真正的新秩序并没有诞生。
　　张华勇更是断言，如果对中国当下比较着名的公司来一次体制评选，恐怕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现在所奉行的体制最为陈旧。在集团与湖南广播电视局的关系上，目前仍然是集团与局合署办公，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种体制，明白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的水平。
　　魏文彬曾激情昂扬地说：“产权应该明晰，这是我想做的，是应该做的，是一定要做的。我只要不提前从职位上退下来，我就一定要把湖南广播影视集团的产权改革向前推进，一定要把集团建设成以股份制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这是我今后最大的工作。”
　　很可惜，在我开始动笔写作这本书的2008年6月底，提前从职位上退下来的魏文彬，并没有完成自己雄心壮志的改革。张华勇说：“在湖南广电内部，有人解读，魏文彬实际上是被动离开的，他的存在被认为实际上阻碍了湖南广电的进一步发展——他已经待得太久，有太多的利益关系。”
　　现实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利益关系。
　　把张华勇的观点稍加延伸，我们将发现，被打上魏文彬印记的改革，实际上总是在通过洗牌创造一大批新的职位，会有一些人主动或者被动出局，而得到职位的人总是会先卖一阵子命，尽量发挥自己的潜能，直到他自己认为其所得与其所付出已经基本对等，这时，原来的激情会慢慢减弱，他很有可能会变得懈怠、按部就班、缺乏创造力，除非你能让他觉得位置不保或提供了新的更高职位，能够让他发起新一轮冲击。
　　问题是，职位总是有限的，人在某一方面的潜能也总是有限的，到了一定的高度就再也不能逾越（可惜的是很多人看不到、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更要命的是，如果某一个人在某一方面表现突出，会被认为也能在其他方面甚至所有的方面表现不俗，参见前文专门人才=通用人才的相关论述），而且组织不能总是处于动荡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新生力量开始觑视那些已经被人占领的职位、暗自心生不满进而蠢蠢欲动的时候，如果没有新的、能够良性循环的利益激励他们，整个系统可能因为不能提供欲望的泄洪功能而出现“管涌”，进而产生无序流动直至溃院。
　　道理用一句话就能说明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都知道咒骂旧有的体制，因为这够时尚够潮流，但是，在这些咒骂者中间，我相信是夹杂了创新求变的力量和既得利益者的，有时候它会复杂到这两种力量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这说明，职位的激励并非最好的激励。
　　最好的激励是能让每个人都能与单位、组织、集体一起共进退、同呼吸共命运，当然主要是一起成长的激励。两者科学地、公平地、机会均等地结成利益共同体。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这并非难以做到。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说站在岸上指手画脚、站着说话不嫌腰疼，事不关己所以可以肆无忌惮地过度阐释。非也。我其实并没有说出什么新花样。或者说，这不是一个能不能想到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做到的问题。
　　而当局者，要么有所迷惑，看不清根本性的变革，其实是产权结构的彻底革命。要么就是装迷糊，因为一旦真枪实弹地干起来，触犯的利益集团太庞大，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利，如果久攻不下，难保不会反误了卿卿性命。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等待整个大气候更加成熟。
　　再重复一次：职位的激励是一种内部循环，而且总是资源有限；产权明晰则能在夯实稳定的人心的基础上对外扩张。
　　魏文彬的遗憾在于，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却没有把它解决掉。这成就了他为国内都市生活类电视台的开创者和领风气之先者以及有谋有勇的改革风云人物的名声，却未能让他获得宏图大略的行业领袖的桂冠。
　　当然，我的这个评价可能会让很多人不服气，我也知道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好在这已经足以让我们的读者了解天娱传媒产生的环境与背景了，那就让我们继续往下说吧。
　　天娱传媒的发起人是湖南广电娱乐频道。当时给它们配了两个人，一个是王鹏，一个是王伟。
　　娱乐频道脱胎于文体频道，文体频道的前身是湖南电视台二台。娱乐频道当时的配置是这样，总监张华立，副总监张勇、陈湘，总编室主任王鹏，节目部副主任夏青。其中王鹏和夏青既是北京广播学院（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系的同学，又是一对夫妻。这两个人在“超级女声”红火的那一阵子，曾经在各种媒体上频繁亮相。
　　关于娱乐频道创办天娱传媒的发端，《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有一种说法，说是娱乐频道张华立受了中国光线传媒的刺激而产生的动议。
　　怎么说？
　　因为国内第一档娱乐新闻节目其实是他们娱乐频道做的，叫“娱乐急先锋”，却因为体制和内耗的原因，被他们的兄长、同样将娱乐节目作为主打的强势的湖南卫视削弱了。中国光线传媒差不多前后做的“娱乐在线”，却因为是公司化操作而迅速崛起，马上就做到了行业老大的地位。张华立由光线传媒的模式看到了传统媒体中频道概念的束缚，要冲破这种束缚，只有打破体制的局限，完全面向市场，于是决定成立几家完全市场运作的公司。
　　第一家公司叫“湖南艺术玩家艺术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2月，由娱乐频道控股，源于娱乐频道的一个节目“艺术玩家”，它的业务主要有两块，以“长沙窑”为品牌生产销售礼品陶瓷；经销（展销、拍卖）现、当代艺术品。乱世黄金，盛世收藏。艺术玩家公司赶上了好时光，虽然不像拥有“超女”品牌的天娱传媒一样，名声一度如雷贯耳，但其稳步发展的态势，已使其成为了湖南省艺术品市场的翘楚。
　　天娱传媒比艺术玩家晚成立三个月，作为两家兄弟公司，它们不一样的市场表现和不同的企业命运，可以成为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巧的是我正好认识艺术玩家的掌门人邱天，他是一个很有才气、很实干也很能干的人，把公司做得很稳健。不过，我不想在此停留太久。在这个环节，我认为成立艺术玩家和天娱传媒两家公司的战略意义，是以频道特色或栏目为依托，跳出了湖南广电以广告收益为主要诉求的内部搏杀，也算是另辟蹊径。
　　艺术玩家和天娱传媒两个公司，一开始着力点就不一样，艺术玩家立足于本土，天娱传媒着眼于外埠市场。
　　如果不是我已经从内部了解了旧天娱传媒几个历史转折时期那差强人意的表现，我很可能会接受那种在它名声日隆时各方当事人种种先知先觉的解读，但是很遗憾，在我眼里，那层窗户纸已经被捅破了，我对于窗户纸后面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神秘感。我甚至跟王伟讨论过旧天娱传媒的寿命问题，我的结论是，它的标志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它曾经伴随着“超级女声”一起诞生、成长、如日中天，又随着“超级女声”品牌价值的急剧贬值而沦为明日黄花。旧天娱传媒真的到了不得不出重手输血做手术的时候。
　　欧阳常林以此为继续深入改革的切入点之一，算是眼光独到。
　　但是，即使现在新天娱传媒的表现令人拭目以待，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它当初成立时的动机和人员配置，提出如下疑问：
　　为什么是王鹏和王伟？结合前面交待的背景，他俩是不是湖南广电第二次改革时，被内部整合下来的闲人（即没有获得更高级别的职务）？如果当初不是王鹏和王伟，而是另外两个人，几年下来，天娱传媒又会是一番怎样的景象？
　　天娱传媒的创立者，懂得“完全市场运作的公司”的内涵吗？娱乐频道的领导们在做节目的时候体会到了“频道概念的束缚”，那么，在做公司的时候，是否真的想到并做到了要尽量“去频道化”，而不是把它当成频道的“一亩三分地”？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他们能自始至终、心甘情愿、毫无束缚地按照《公司法》的规范来管理公司吗？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王鹏和王伟在这之前没有任何从商经验。
　　王鹏是为追求爱情跟夏青来到长沙的，十几年里两人爱情甚笃，虽经历过绯闻的打击，但事实证明那纯属空穴来风、子虚乌有。
　　我没有见过王鹏，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很自然地把他归纳到超豪爽、真性情的北方汉子的类别里去。他先做播音员，后进入娱乐频道的管理层。他是一个喜欢喝酒而且有海量的人。曾经还喜欢钓鱼。钓鱼可是一种需要有耐心的慢活儿，多少体现了遁世文人与世无争的一面。听说他还喜欢读史书，尤其与那种帝王将相的驭人之术有关的书。当我听到他的这几个爱好时，我忍不住猜想他为人处世性格复杂双重的一面。凭着我对人对事的感悟能力，我猜想这种人内心很狂野，总想把场面弄得很大，但真要碰到什么事儿，一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惹不起躲得起。这话可以反过来说，平时他可以当甩手掌柜，但在关键时刻，他也会有自己的原则。
　　我还听说王鹏并不喜欢干办公室主任的活儿，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得管整个频道的吃喝拉撒，没有超级好的脾气和耐心是不行的。此外，还得头脑里时刻装着领导，在时不时要跟各种“牛鬼蛇神”打交道的时候，要善于、敢于端起酒杯把事情搞定。这个“岗位责任”真的跟王鹏的性格不相称。东北人除了是活雷锋，还是大爷，很牛B的，伺候人的活儿是干不来的。比如说王鹏虽然喜欢喝酒，却只喜欢跟哥们儿小兄弟一起喝，碰到要陪领导的时候，能躲就躲了。
　　但那时王鹏已经不在娱乐频道总编室干了，在新成立的企划部做主任，并且还兼了个娱乐频道的副总监，与原来的职务虽然升了半级，但显然没有原来的职务那样要求按部就班。
　　再来说王伟。
　　湖南广电第二轮改革的时候，王伟从湖南生活频道合并到了湖南经视，是新闻中心筹备一档新闻评论节目的制片人，仅仅因为一个竞聘上来的一个分管它的副主任不合他的口味，觉得那人不是干事的，自己又改变不了既成的格局，便准备挂靴而去。
　　正好王鹏来找王伟，怂恿他一起干，两个人喝了几次酒后越来越投机，王伟便下了决心，进企划部给王鹏做副手。
　　这其实是王鹏第二次向王伟抛绣球。第一次，王伟还是谢湘林的手下，那时的湖南广电虽然各频道、各部门挖人几成常态，王伟还是选择了放弃。
　　王伟说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这样说不是说他有多叛逆，只是说他性格中天生有一种求异求变的本性，他不喜欢按部就班的生活，每隔三四年就要改变一下。
　　我知道我周围有很多人有这种原始的冲动，他们的改变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换手机、换汽车直到换配偶。我不认为这种内心的冲动是人类社会发展或产品更新换代的主要动力，也不把它归结为现代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浮躁心态，以致任何一次官阶或财富的提升，都需要更高档次的物资去匹配。我只认为这跟一个人的内分泌或肾上腺素之类的生物因素有关。
　　王伟说他的改变专指变换岗位，是一种人生历练和精神追求。否则，人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憋屈，只有通过换一种活法的方式，才能在挑战新的东西的过程中，保持生命的应急状态与质量。
　　这是硬币的一面。
　　硬币的另外一面是，由他们两个人来组建公司，可能完全是娱乐频道的一个行政决策，其实就是对王鹏进行的一项人事安排。
　　这当然是我的大胆假设。王鹏却不能不当一回事，他捎上王伟，王伟是王鹏弄进来的，理所当然地跟他共进退。
　　其实，王伟一进企划部就发现，像那种喝酒扯淡的企划部纯粹是鬼扯腿，有什么干的？给你一个闲职，把你晾在那儿，免得你在领导面前晃来晃去烦人。在单位不得宠的人，经常会享受到这种待遇。2003年湖南广电不是搞体制改革吗？娱乐频道当然要响应，这就是当年成立公司的背景。事过几年再回头看，我个人认为娱乐频道其实并没有多么认真地分析过他们是否是最合适的人选，只是说他们两个人正好空闲着，就把他们往公司里塞了，因为很明显，不管是王鹏还是王伟，从未表现过自己有市场经验、有勇气、魄力，更谈不上他们两人有过什么毛遂自荐，在2003年年底的一个会上，就把这事宣布了，所以当时的王伟一边兴奋，一边忍不住茫然。
　　但王伟没有茫然多久，骨子里的血性让他对新公司很快充满了期待与渴望，准备像第一次下水的鸭子似的赴向未知的领域去折腾。这是一个读了七年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现在在长江商学院读EMBA。他大概觉得大学经历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并不打算深谈。我的看法倒是相反，我觉得一个敢于在大学基础教育上耗上七年的人，一定富有某种禀赋，而且只要不是纯粹追求一纸好看的文凭或花着父母的钱在大学里浪掷青春，这种独特的求学经历，多少会让他具备不同的知识构架和学术素养基础。我很快知道，王伟先是读了一个自费的本科，电子技术专业，应用电子通讯。三年后再次参加高考，终于考上了中南大学，学的是管理工程。
　　王伟爱折腾、爱忽悠的劲儿在上大学的时候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发挥。从二年级开始，他便竞选当上了学院学生会主席。
　　王伟大学毕业后在王平波的哥哥王旭波的推荐下进入湖南广电，跟他一起做统计、媒介研究和收视率分析。那时候收视率分析在中国刚刚起步，虽然专业不对口，但因为王伟肯学好钻且天性接受能力强，很快就上了路。生活频道建组的时候，时任总编室主任的谢湘林招兵买马，把比自己小10岁的王伟纳入麾下。王伟称他为谢老师，认为是谢湘林把他一手栽培出来的，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这种男人间的友谊和惺惺相惜，一直保留至今，现在的谢老师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
　　按照王伟比较谦虚的说法，在收视率分析方面，他可以算半个专家。严格的统计学思维训练，培养了他对于数字的敏感。做调查、做分析报告、做竞争态势，王伟认为自己的工作进入了社会学的范畴，这些工作经验很快成为他一种不可多得的财富，当他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时，总是在无形之中使他大受其益。
　　当时王伟可能没有意识到，长达三年那种每天面对那些枯燥的数据的生活，其实在冥冥之中，培养了他对市场的最基本的感觉。
　　这之后王伟与谢湘林共进退，出来做制片人。这是新成立的湖南生活频道的一档谈话类节目，叫“大当家”。他们把谈话节目活动化，很快让活动本身的影响力超过了节目本身。比如他和王谅、李卫（李卫现在也是王伟团队的重要成员）曾经为了做一个“走进戒毒所”的节目，在长达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与吸毒者同吃同住，走进他们内心，和他们交朋友，这个节目当时在湖南的影响非常大；又比如在新的《婚姻法》准备颁布实行时，他们做了一个轰动新闻界和整个社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所有顶级的婚姻法学者全部请到长沙，做了四期节目，叫“为婚姻辩法”。据说像《新民周刊》、《新周刊》都来拿他们的第一手资料。
　　王伟后来还做过新闻和时事评论节目，进一步加深着对社会与人的了解。直到王鹏第二次来挖他。
　　在王伟曾经工作过的部门，他被同事认为是一个热情、肯干而直性子的人，最重要的是，他脑子很活。
第二节　　天娱人的豪情有如黄浦江水汹涌澎湃滔滔不绝
　　2007年年底，搞房地产的冯仑出了一本书，叫《野蛮生长》，很多老板和白领都抢着看，好像里面藏着多少财富的秘密似的。
　　这本书我也看过，是我一搞房地产的中学同学推荐的，据他说，这个世纪初他在北京做证券时，跟冯仑一度很熟，知道他很会侃。
　　我也认为冯仑的段子说得不错，一些经典的段子不仅言简意赅，还具有被多种阐释的可能。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也能自圆其说，写书时的胆子也不算小，难得的是冯仑写作时分寸感的把握还很到位，有人说他是中国房地产界的思想家，我基本上认同。其实，中国商界各个行业思想家太少了，什么时候多起来，才是国家、国人及企业界自身之幸。当然，长期以来被誉为无商不奸的商界、商人，最缺乏的还是一种社会担当。
　　冯仑一开始就谈到了公司的江湖式进入问题。大概在1991年的海南，大家因为志趣相投，凑了三万多块钱，注册成立了一家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的公司，冯仑在书里说，那家公司类似皮包公司。
　　冯仑太客气了，那其实就是一家皮包公司。
　　在《公司法》没有颁布实施之前，这怪不了他们。当时是什么年代？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正在跑。每个人都怀着致富的梦想，在那里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冯仑他们还是文人下海。所以，他们之间的合伙人关系只能是虚拟的，没有股权基础。
　　冯仑跟他们的几个合伙人很有意思，个人和个人之间没有金钱矛盾，但在事业方向（即公司战略）与企业管理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一方面是友谊，一方面是观念相左，搞得每个人都很痛苦。但他们最后选择了商人方式退出，既最大限度地维系了朋友间的友谊，又给了各自广阔发展的空间。
　　反观旧天娱传媒就没有这种境界和运气，他们是有实实在在的股本金注入的，但还是没有避免落入俗套：两个大股东在观念上似乎没有把投入的股本金当成是公司资产，对于分配到手的权利，则主要用来相互制衡与防患，公司发展方向不明确，内部游戏规则要么没有，要么不清晰，所谓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连纸上谈兵都没有谈过，一些规章制度基本是娱乐频道管理文件不动脑筋的照抄或翻版。所以公司成立不到一年，另外一个股东便开始闹分家，最终分道扬镳。
　　我始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怪胎。
　　让我们还是先从注册时说起吧。
　　天娱传媒准备成立的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比冯仑他们注册公司时晚了12年，距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已经快满十年。应该说已经有法可依了。换一种话说，相比于冯仑他们的公司，它应该更理性，更有可能按《公司法》的规则运行。
　　我先问王伟，为什么公司注册地不选择长沙或北京，而是上海？
　　王伟说，上海的投资环境不错，海派文化的底蕴很深，公司管理够专业、够规范。如果要做真正的传媒公司，就必须选择上海，因为当时世界级的传媒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都在上海，在北京只设了记者站。做生意就得要扎堆儿。王伟不是那种小打小闹的人，一开始他就想把天娱传媒做成国内最出色的传媒公司。
　　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上面的旨意？
　　王伟想了想说，也许吧，进驻上海应该跟湖南广电的整体布局有关。当时，湖南广电在北京、在广州都已经有了公司和据点，唯独上海没有，他们要在大上海踏上一只脚。
　　再谈公司的股本结构。
　　最初的注册资金是300万元人民币。为什么正好是300万？原因很简单，当时在上海注册一家具有电视节目制作和演出经纪资格的传媒公司，注册资金不能低于3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