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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媒·戒-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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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公司的股本结构。
最初的注册资金是300万元人民币。为什么正好是300万？原因很简单，当时在上海注册一家具有电视节目制作和演出经纪资格的传媒公司，注册资金不能低于300万。
它的股东有三个：一家是湖南娱乐频道，占总股本的60％；后来湖南娱乐频道替王鹏垫资，算是借给他的，让他占总股本的5％；另外一家是北京一家叫天博宏达的广告公司，占总股本的35％。
这个天博宏达很有来头，是“天中文化”的控股子公司。“天中文化”是一家香港公司，是刘德华及其老搭档、着名经纪人李小麟、张国忠等人出资联手打造创立的多媒体娱乐集团，曾经拥有包括刘德华、苏有朋、林依轮、零点乐队等大牌艺员，后来又成功包装了2004年“超级女声”季军张含韵。
我问王伟，这个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是怎么找到娱乐频道的？或者反过来说，娱乐频道是怎么找到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的？
我问这个问题的理由在于，大家要共同组建一个公司，必须知根知底，或者说要“道”相同才能相与筹谋，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好某一行业良好的市场前景，或者至少要像冯仑说的，大家要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
王伟说，天娱传媒成立之初是想做艺人经纪，娱乐频道有频道载体资源，天博宏达或天中文化有丰富的从业经验，两者结合在一起是很自然的，也算是强强联合吧。
这算得上一个解释。
有一个小花絮可以说一下，天娱传媒刚开始成立的时候，王鹏曾让王伟在上海找人测过字，找的好像是“中华取名网”的李佳麟，这个神秘的、“神机妙算”的“大师”当时给了他四个字：外美内恶。
找人测字本来是一个玩笑，但起码说明了王鹏、王伟当时的心境……初次下海的忐忑与兴奋。这也是很多成立新公司或要生孩子了的人常干的。
奇怪的是，风水大师解释这四个字的情景，后来还将时不时地在王伟的脑海中浮现，尤其是在公司极度困难的时候或极度辉煌的时候。这说明王伟虽然把它当成一个笑谈，心里多少觉得还是有点诡异。
李佳麟说，天娱传媒一定能干出一些大事，但却又是一个短命的公司，它在外面的名声会很大，大得你现在都无法想象，但内部却很乱，各自为政、难以为继。
算命先生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他们惯于给你一阴一阳两种说法，让你欲知的前景充满了可左可右、模棱两可的玄机，横竖都有他的道理。
在当时，王伟还不至于因此而五味杂陈，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不会听命于“大师”而停滞不前或打退堂鼓。再说了，不是还有个“外美”的光辉前景吗？又再说了，他只是一个副总，前面有一大串人在那里顶着。
王伟曾经找过很多朋友，求教新的公司应该怎么做。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说归说，却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可供操作的计划，当然更没有人替他们担当。王伟觉得，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两种结果，要么真的把天娱传媒做得风生水起，要么就被市场经济大潮的海水给淹死。
他和王鹏很快分了工，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在公司注册初期，天博宏达广告公司像隐身人似的，没有过多地抛头露面。
王鹏是董事长，由他当家主内，负责跟娱乐频道乃至湖南广电的沟通。王伟说，王鹏是个家庭观念很重的人，这种分工使他不仅不用离开家，甚至还保持了电视台做企划工作时的上班模式，大多数时间是每天下午两点到广电娱乐频道办公室，很潇洒的。
王伟负责在外面跑腿，第一个任务就是把公司注册下来。
娱乐频道给了王伟8万块钱的筹备费用，包括公司的注册费、上海至长沙的往返费用、与天博宏达谈判的差旅费、公关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这点钱在偏远的农村也许够建一幢像模像样的房子，但是在上海，要维持上述庞大的开销，很快就让王伟捉襟见肘。
但资金困难还不是主要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2004年4月8日凌晨三点，王伟带着当时还未婚的太太和娱乐频道的司机吴学文开着一个车况并不太好的东南freecar从湖南长沙出发，就像拙劣的影视作品常常用电闪雷鸣渲染主人公大起大落的饱满情感一样，那一路也是雷电交加、暴雨如注，正常情况下十二小时能到上海，结果他们整整开了十八个小时。暴雨及极低的能见度，加上又累又困，他们途径江西的时候几次车差点撞上高速公路的护栏。
传媒公司的注册流程很复杂，不能交给中介机构去办，因为有一些前置性的审批条件。简单地说，工商登记可以先办，但如果办不下来三证，等于与传媒有关的公司业务，一项也不能做。哪三证？其一，广告经营许可证；其二，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其三，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
还是举例来说吧。
先说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
在审批的时候，首先必须有一个担保单位，这个担保单位还必须是由上海文广主管的。俗话说，熟人多了好办事，问题是那时王伟在上海一个熟人也没有，真的是两眼一黑。本来他也可以去找娱乐频道或通过娱乐频道找魏文彬和欧阳常林，动用他们的社会资源，但这不符合王伟的性格，真那样，一有一点事就找领导，那不等于是抱着别人的脖子下海吗？那算怎么一回事？
可是，事情又必须解决，怎么办？
王伟想到了一个最原始、最笨的办法，就是上网查上海文广下面的二级单位，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地打过去，看有哪个单位愿意做他们的主管，只要对方松一点点口风，马上约好时间登门拜访。
后来有一个什么上海工程协会，终于答应愿意给他们做主办单位，双方谈定的价格是每年6000元的管理费。
办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似乎更麻烦一些，按规定，需要四个经纪人证。那时候公司就只有他跟王鹏两个人，哪里去弄四个经纪人证？王伟在湖南已考取了经纪人证，但上海根本不认，他们只认上海的证。怎么办呢？要么就在上海招人，要么就必须派人在上海考试。招人不可能，跟人家谈，人家动不动就要5000块钱一个月，四个人每月就是两万。公司还没注册，王伟不可能把钱花在这上面。那就考吧。但是，谁去考？在上海招人要花钱，在湖南招人带到上海去一样要花钱。为了省钱，王伟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她当时在湖南省衡阳市财政局工作，正经八百吃“皇粮”的，王伟硬是忽悠着让她把工作辞了。公司筹备组那时候还找了一个会计许珺，刚好她姐姐也在上海，就这样凑齐了四个人，读了两个月的书，通过考试拿了四张证。因为是自己的人，也就只花了一点报名费和考试培训费。
除了经纪人证和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其他的前置性条件还有很多，如基本的制作设备等等。当然这种设备可以租赁。公司是娱乐频道办的，但不可能把娱乐频道的设备搬到上海。王伟想到的变通办法是跟当地的电视台签订一份联合制作合同，设备由他们解决，拍不拍片先别管，先到工商部门蒙混过关再说。
办理营业性演出经营许可证，除了上面说的四张经纪人证，还要两个有六级外语证的员工。而办理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则要有五个高级职称的员工。那两个六级外语证的员工和五个高级职称的员工，天娱传媒公司根本没有，王伟只好凭私人关系找湖南广电的朋友借证。（据我所知，近几年，一些会读书善考试的人，考取了各种各样的资格证、资质证，当公司注册需要相关证书时，他们就挂出去，也不用去上班，每个证根据考试的难易程度和通过率，每年有数千到数万的收益，俨然已成为一个产业，不知道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怪现象？）然后广告经营要有审查员证，还要有几个美编证，都是他找朋友借的。
能考的就自己考，所以，除了经纪人证之外，王伟本人还考了广告从业人员证、广告审查员资格证。
这个证那个证能把人的头弄晕，如果按一个证配一个人计算，公司办齐三证，至少要有四五十个人，但公司初创期在上海的员工就四五个人，一个是肖文俊，任行政总监；一个是吴学文，就是和王伟一起开车去上海的那个司机，他在上海待了一个月，因为老婆孩子都在长沙，在上海入不敷出，生活工作条件太差，便仍然回娱乐频道上班了；司机换成了王戬，再加上会计许珺和王伟自己。就这么几个人。
我发现王伟漏了一个人，就是和他一起考上了经纪人资格证的他的未婚妻。
王伟告诉我，她不是公司的员工，不拿公司一分钱。
王伟反复强调，这是他的原则，他认为夫妻一定不能在同一个公司干。其实，根据当时的实际状况和他跟王鹏的交情，只要王伟以此为条件跟王鹏提，王鹏完全会同意。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住房补贴，什么都没有。就四千块钱死工资，在上海租个房子就要一千五。所有的员工都挤在那套房子里生活，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为了节约成本，他们甚至不敢请厨师。王伟就经常亲自下厨房，为大家做吃的。
公司的办公场地呢？总不至于也挤在一起吧？
那倒没有。公司就在对面，从表面上，完全小打小闹的格局。
他们4月8号去上海，5月26号拿到工商执照。到八、九月份，上面说的那三个证一个不差地全部办好了。后来“超级女声”全国巡回演出的时候，这三证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聪明的读者可能已经看出来了，我在表现王伟的办事能力时，暗含了对旧天娱传媒的批评——除了注册资金是实的，它的专业人才配备可大部分都是虚的，和冯仑他们当初的公司比，称得上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皮包公司”。我唯一能替它辩解的是，即使在现在，类似的情况仍然很普遍。比如说，我现在仍然是国家注册拍卖师，如果我想把证“挂”出去，我一年可以收入N个五位数，真有这个市场。
精力充沛的王伟可没闲着——未婚妻怀孕了，一切都是在没有“执照”的情况下进行的。王伟感到极大的兴奋与甜蜜，还有，就是责任，对自己所爱、义无反顾抛弃正式工作来上海陪伴他打拼的爱人的责任。尽管公司千头万绪，王伟决定还是给对方一个婚礼，地点：回老家；时间：24小时。
那一天是6月6日，王伟不敢也不愿意对婚礼的常规程序进行任何删减。他先天下午从上海赶回长沙，而未婚妻回老家衡阳。第二天凌晨六点，王伟从长沙赴衡阳把她接到自己的老家邵东，他从娱乐频道借了一辆大巴车，8点钟到衡阳，12点钟赶到邵东自己老家。下午开始办酒席，那天晚上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5点钟起床回长沙，然后上午8点钟飞回上海。
我有意省略了王伟老婆的名字，尽管王伟对她的爱与尊敬溢于言表。在中国男人为事业打拼的过程中，有很多优秀的女性以妻子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任劳任怨地支持着他们，好像是一种命运。我见过她和他们那个眼睛明亮、快乐健康的孩子，她们应该得到祝福。
王伟对一件事心存芥蒂，他小孩的百日酒王鹏没来出席。当时王伟所有最好的朋友和公司其他的人都来了，唯独王鹏没来，他本来答应中午来的，但临时又没来。考虑到那时也是王鹏事业的低谷时期，王伟也不好意思太怪他。
还是让我们回到上海。
不管怎么样，公司的注册和构架完成了。一个注册300万的小小的传媒公司，就像南京路上如织的人流中一个不起眼的角色。但王伟不这么看，他不妄自菲薄，他越来越认为天娱传媒的成立是一个契机、一个突破口和一个标志。
王伟这样解读天娱传媒：为什么它不叫湖南天娱传媒，而要叫上海天娱传媒？因为在我们心目中，新的公司必须站在一个传媒中心的、具有制高点性质的、全国标志性意义的地方，那就是上海。叫上海天娱传媒，就是去湖南化。去湖南化就意味着面向全国市场，而不是一个区域市场。虽然上海也是一个区域，但它像北京一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王伟上述种种表现表明，他把天娱传媒当成了自己的事业，丝毫没有超越天娱传媒的私心杂念，尽管他当时的身份只是那个新成立的公司的副总，连百分之零点一的股份都不占。他当初的梦想，是在不久的将来，在东方明珠塔不远的地方建立一个传媒王国，名字就叫天娱大厦。
现在看来，王伟的梦想与当时他们所拥有的硬件条件相差得实在太远。王伟清楚这一点，他说事到如今还敢说出那个梦想，只是因为那就是当时的心境，一个三十岁刚出头的湖南小伙子心中的蓝图，够狂够霸蛮，他明白现实与梦想的距离，他觉得那是为未来预留出来的广阔空间。一个公司如果连远景规划都没有，你能指望它能走多远？
第三节 屡战屡败上海滩：“丐帮帮主”的快意人生
王伟准备雄心勃勃地开拓上海市场，但路要一步一步地走。
当时他的想法很多，但基本上还是原来在湖南广电做栏目时的那些思路，即想方设法实现节目与企业广告诉求的对接。他弄到了上海黄页（其实就是大本的电话号码），分给会计、行政、司机，像他当初给上海文广的二级单位打电话一样，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打电话。
试想一下，排外的上海人，接到这种电话一定是不厌其烦的。这是一场耐心与耐心的比拼，只可惜，王伟他们一开始就处在了十分被动的地位。
这对他们的军心也是一种考验。电话打过去，听到的总是不耐烦的拒绝，这种待遇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十次二十次，一百次两百次，想一想，该需要多么坚韧的神经才能承受这种日复一日的挫折？
策划一些小节目，找一些小赞助，先维持公司正常的开销就行了。王伟手上多的是策划好了的节目方案，只要找到一笔企业赞助，就能良性循环，一切真的就那么难吗？
还真的就那么难。
那种与企业的沟通方式，决定了他们只能接触到企业管理层的最底层，那些接电话的人，连让你把话说完的耐心都没有。
你是在替别人策划项目不错，但你也是要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你公司的知名度、美誉度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你能替别人做什么？别人肯不肯掏钱让你做？就看你提供的平台与服务是不是能被他看上，两者能否找到交集点。新成立的天娱传媒有什么？对，有王伟好不容易弄下来的三证。除此之外呢？没有名气，没有业绩，没有资金优势，没有资源优势。
前景似乎很不乐观。
这使我想到了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这个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是靠马云和他的创业伙伴们凑足了6万美元弄起来的。一开始，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赢利模式，为了帮助企业做买卖，他们经常提供免费服务。在阿里巴巴最需要钱的时候，也是互联网最疯狂的时候。在马云的游说下，在杭州马云家里办公的公司员工会经常接到投资者打来的电话。每一个电话对于那些憧憬着梦想、渴望成功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一次离成功更近的信号（参见《马云创造》，作者杨艾祥）。
王伟和马云的工作不具有行业类比性，但他们的劲头一样。王伟是一个对自己的游说能力充满自信的人，他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忽悠也是生产力，而且可能是最大的生产力之一。
商场上人人精明，别人能被你忽悠，证明他认可你的价值观或经营理念，合作的机会也就产生了。
上海的企业都不认天娱传媒，这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王伟不愿意承认自己设计的盈利模式出了问题。他不是一个轻意服输的人。他想让天娱传媒在上海企业眼里显得有媒体资源的优势。
他想到的办法是借船出海，像傍大款似的傍上上海文广。
王伟一开始就打了这个算盘，所以他特意为天娱传媒的办公室选址威海路，就在上海电视台旁边。他通过一层一层关系结识了上海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心的负责人，电话约了好几次，对方终于答应在上海电视台内他的办公室见上一面。
上海文广很牛B的，进去需要经过几道关卡。王伟他们有台车，开车进去会显得有面子一点。为了节约成本，司机王戬把会计也带上了，准备顺道去税务局办事。事情巧就巧在当天正好车坏了，并且还坏在出门不远的高架桥上。当时上海有一个规定，外地车牌的车子到了某一时间就不能上高架桥了。王伟他们本来是因为赶时间违规上的高架桥，结果偏偏车坏了，那不是等着交警来罚款吗？那个车坏得还很有技术含量，不是熄火完全开不动，而是以每分钟一米的速度前进，像一只卖力的乌龟。叫不叫拖车是个问题，叫拖车，需要几百块钱，但也许可以避开警察；不叫拖车，除非出现奇迹，车滋溜一下开走了，否则就只有等着警察来罚款。结果是拖车到的时候警察也到了。
王伟留下王戬他们处理善后，自己跑步去上海文广（高架桥上打不到的士），第一道门岗就把他挡住了，大概觉得他约见的是领导，却是走路进来的，还满头大汗，差点没把他当成派发广告的。
王伟当时没有对方的手机号码，只有办公室电话，偏巧他要找的那人那会儿又不在办公室，门岗自然怀疑他了。后来几经周折，总算进去了。是你求着见人家，不仅不准时，还给人家添了那么多小麻烦，结果可想而知，王伟想借船没借到，想傍“大款”没傍上。
虽然公司人不多，但没有进项只有出项，也还是很容易让人心里发慌，表现之一是王伟每天不得不算小账，就是每一天什么事都不干，光房租、水电和员工工资要花多少钱。还有一个问题，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到头？
否定自己是痛苦的，再说王伟也不甘心，他决定去苏州、无锡和宁波试试运气。他手里带着几个光碟，是娱乐频道做的“超级男声”，那是他拿在手里准备跟那些个市电视台合作的项目。
运气没有光顾他。
上海企业不认天娱传媒，苏州、无锡和宁波的企业也不认。那些个市电视里的同行，有些人更是不讲面子，看过碟后满脸鄙夷：这都是什么呀，粗制滥造的？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湖南广电的电视节目水平？
王伟被弄得灰头土脸的。
到这里，我不得不小小地打破一下时空秩序，因为很多事是交叉进行的。正在王伟在上海苦撑危局的时候，五月底，娱乐频道、天娱传媒在同湖南卫视欧阳常林台长、总编室主任李浩几轮沟通后，湖南卫视终于启动了2004年的“超级女声”。
关于“超级女声”的前世今生，我会在后面的篇幅中详细解说，现在让我们从中间说起。
王鹏知道王伟有超强的执行能力，一个电话把他调回了长沙。
在当时，没有谁能看到“超级女声”的前途，但王伟必须听从董事长的号令。他知道自己将行踪不定，不得已把怀有身孕的老婆和另外几个员工一起留在了上海，直到那一年的秋天，他们颗粒无收、铩羽而归。
那个时候的“超级女声”是还没有变成凤凰的野鸡，娱乐频道非常慷慨地把它连同“超级男声”和“星姐”选美一起划给天娱传媒，也就是说，从制作到播出、到与人合作，都是天娱传媒的事。
天娱传媒要想盈利，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制作费，比如说台里给的制作费是50万，你能省吃俭用控制支出成本，结果只花了40万，你可以赚到10万元的差价，依此类推。所以，在湖南广电，栏目负责人或节目制作人是很有大权利的。第二，就是看你能不能拉来广告，比如说冠名、现场广告牌、植入式广告等等，有些企业拿不出或者不愿意出钱，出产品也可以，这有点像易货贸易。不过，有没有企业赞助节目都要播出，广告资源浪费了就浪费了，收到了实物，起码可以改善大家的福利条件。
那时是王鹏和王伟的蜜月期，大家是患难与共的兄弟，王鹏乐得把节目制作等一摊子事全部交给王伟。娱乐频道也很支持，要设备给设备，要人给人。娱乐频道当时有一个演艺部，王鹏挑了彭志坚、姜军、郭新等几个人配合王伟，其中姜军、郭新后来就加盟到了旧天娱传媒公司。
王鹏和王伟的想法很简单，他们也没有觉得“超级女声”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项目，如果能抠出一点制作费，再在每个省开个分赛区，找一笔冠名费，也许就能够把天娱传媒养活下去，先解决生存问题，再谋求发展。
那就先联系分赛区赛场吧，找当地的电视台合作，设备、播出频道、选手等等一切节目元素都在当地解决，天娱传媒只负责提供节目形式和组织实施，有点像技术入股。
具体不记得是哪一天了，领了任务的王伟从长沙坐首发航班直飞上海，然后去了苏州，接着一个人到南京，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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