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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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十四章
　　　　江华来过的第二天，道静就按照自己重新想好的步骤，拉着侯瑞一起去参加了一次北大世界语学会的例会。这是晚上，在红楼一间不甚大的课室里，坐着三十多个男女青年——多半是北大的学生，也有不是北大的。而且在这些青年的黑发当中还坐着两个花白头发的教授模样的人。这不仅使得道静感到惊异，连侯瑞那两只离得远远的眼睛也一眨一眨地露出了惊奇的神气。
　　　　因为他们两个是经过介绍才来参加的，所以人们看着他们并不奇怪。大家都坐好了，课堂的门就由一个学生把它关好。在昏昏的不大明亮的电灯光下，几十张脸屏住气息，鸦雀无声。多么奇怪，这既不像上课——因为讲台上没有站着教授，又不像茶话会，因为大家都是端端正正坐在教室的座位上。这样沉默了一会儿，这才有一位二十多岁白净面皮的青年学生——据说他的名字叫韩林福，站起来说：“大家把讲义和材料都带来了吗？”
　　　　印着世界语文字的讲义和各种材料唰唰响着被众多的手放到桌面上来。但是，人们的眼睛并不看这些，那些眼睛都望着韩林福的脸，也有的互相凝望着。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一个学术性的会上，人们的脸上却流露出了那么沉重的思虑重重的感情？……道静不由己地向身边的侯瑞望了一眼，好像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侯瑞的眼睛也直直地望着韩林福的脸像在思考着什么，并不搭理林道静。这时，韩林福讲话了，他以主持人的身份蛮有风度地说：“我们接到许多世界语学会会员的要求，大家实在不能再安心钻在A、B、C这些字母当中了，大家要求能够在学习世界语之前，分出一部分时间，讨论一下目前的形势，讨论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时局问题。根据大家的要求，所以今天我们的例会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这样尝试一下？”
　　　　像开闸的洪水，坐在位子上的男女青年呼啦一声伸出胳膊喊了起来：“赞成！赞成！……”
　　　　“太好啦！太好啦！……”
　　　　那个花白胡子的教授和一个戴眼镜、稍年轻的教授也互相望望，他们的嘴角也都浮上微微的笑意。
　　　　韩林福挥挥手不慌不忙地说：“那太好啦。大家既然都赞成，现在我们就开始讨论。为了大家发言方便，我们不妨拟定一个讨论的题目，今天就讨论‘我们往何处去’这个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怎么样？”
　　　　“好极啦！……”又是一阵激动的欢呼。但是，精明的韩林福马上挥挥手把这激动的呼声压了下去，他望望那位戴眼镜的教授，转身对大家说：“为了大家更有准备地发言，现在先请我们经济系的陈教授把这个问题给大家阐述一下怎么样？”
　　　　一阵微微的长吁，表现了多少热烈的希望与被压抑的苦闷呵！等那位陈教授站起身来，开始了低声的讲话时，课堂里静得连掉下一根针也都可以听见了。
　　　　陈教授文质彬彬从容不迫地说：“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不会没有路可走的。但是眼前中华民族的出路在哪里呢？东北已经沦陷四年多；华北也早就名存实亡；长春的木头人戏（指伪满傀儡政府）依然锣鼓喧天；而冀东又平空添上了一个伪组织。‘五七’、‘五九’、‘五卅’、‘九一八’、‘一二八’的奇耻未雪，现在敌人又准备好一副新的锁链套在我们的头上。中国的人民大众天天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煎熬、挣扎，怨恨愤怒已达顶点。不管什么人全在心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往何处去？’……”
　　　　这位陈教授身量不高，年纪不过四十左右，但是讲话有条不紊，而且几句话就把人们的注意力全集中到他身上来。道静虽然是在用心观察那些学生们的情绪、表现的，但是，她也不由自主地被这位教授富有魅力的言词所吸引。她又望望身边的侯瑞和全课堂的青年们，继续听陈教授讲下去：“中国的道路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走法的：这就是人民大众要走的路，和上流社会大人先生们要走的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现在，我先把大人先生们要走的路给诸位分析一下，以做抛砖引玉的尝试吧。
　　　　“大人先生们要走的路，其结果虽然都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却各有各的一套理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样几种：“一种是悲观主义的理论——他们说中国已经无可救药。
　　　　和的结果是亡国；战的结果也是亡国。不抵抗是亡国；抵抗也是亡国。既然都是亡国，那又何必抵抗呢。
　　　　“一种是失败主义的理论——他们对于中国的胜利毫无信心。他们看中国的飞机大炮不如人，因此断定中国绝对无法取胜。他们看不见人民大众的力量，他们不知道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人。这一派人可以以胡适博士为代表。悲观主义者坦白地承认中国只有亡国；而胡适博士这一派还有一点骗人的幻想，胡适曾说过：‘华北停战虽不能使敌人将东北四省退出一寸一尺；至少也应该使他们不得在东四省以外多占一寸一尺的土地……’他这种自欺欺人的论调虽然彻底被事实粉碎了，但是他那种‘抵抗只有失败，不抵抗嘛，也许幸而生存’的理论还在廉价拍卖着。
　　　　“第三种是投降主义的理论——这些人相信可以和帝国主义提携亲善，可以实行东亚民族的合作，干脆说吧，就是公开地卖国投降……”
　　　　陈教授讲到这里，多少只激忿的眼睛看着他，仿佛他就是那主张投降的卖国贼似的。他的话讲不下去了，几十只臂膀一齐愤怒地举了起来，要求发言的声音像沸腾的开水，热气炙人。看到这种情况，陈教授笑笑坐了下去。接着一个一个，有红涨着面孔的，有把脸气得苍白发抖的，都发表了一通谴责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言论。最后一个好像只有十八九岁，有一张孩子脸的男学生站起来讲话时，全场又鸦雀无声地静下来了。这个孩子样的人说话声音低沉，但是那么有力，那么撼动人心。只听他首先提出了一个刺人的问题，他说：“今日的平津还是中国的领土么？诸位同学，听吧，看吧，两翼上标着红膏药的飞机整日在我们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天津跑马场附近一千多亩土地被日本人占去修建大飞机场；最近不光是通县成立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河北省各个地方也都有成群结队的日本兵，携带着全副武装，横冲直撞……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出路在哪儿？难道我们就等着敌人来宰割，就等着当亡国奴么？……”
　　　　孩子脸的青年说得声泪俱下，连头发斑白的老教授（他一直听着，自己并没发言）的眼泪也直在眼眶里打转。道静又扭头看看侯瑞，不大易动感情的他，这时也激动得满面绯红。
　　　　“不，我们要起来抵抗！不，我们要当主人，不当奴隶！”
　　　　孩子脸的青年，当人们的情绪正在万分激昂的时候，他突然这样挥着拳头喊了两句就坐下了。他的话说得又短、又有力。
　　　　这不是课堂，不是研究世界语的学习场所，这是一场向反动派、向日本鬼子宣战的战场。当道静和侯瑞一同从这个课堂走出来，一同走在冷清的马路上时，他们的心还都是热烘烘的。但是他们互相瞥视了一下，谁都没有说话。沉默了一会儿，道静只随便地问侯瑞：“那个像孩子样的、最后讲话的人是谁？”
　　　　“是历史系三年级的。李……李，大概叫李绍桐。讲得不错是不是？”
　　　　“有热情，我看代表了整个课堂里的人心。”道静轻轻地说。
　　　　“是啊。”侯瑞笑笑，因为冷，他用力抱着肩，想说什么却没有说下去。
　　　　他们又一同向前走了几步，黑夜包围着他们，谁也看不清谁的脸。道静又说：“谁发动开今天这个会的？有党员么？”
　　　　侯瑞又走了几步，才说：“这里面没有现在的党员。但是可能有过去的。韩林福很进步。他自己积极在世界语学会里活动，常常搞些讨论会什么的。”
　　　　“侯瑞，”道静站住了，她把寒风吹散了的头发，用手向后一掠，放低声音说，“今天的讨论会你看出点问题没有？”
　　　　侯瑞吃惊似的也站住脚说：“什么问题？群众不是表现得很不错吗？”
　　　　道静说：“不是这个。‘我们往何处去’这个问题你看得到解决了吗？大家只是愤怒、苦闷，但是却提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来。说了半天，除了控诉，还是不知‘往何处去’。”
　　　　侯瑞半天不出声。他好像没有听见道静的话，又像在苦苦思索道静的话。忽然，他把腿向前一伸，迈开了大步子。他一边走着，一边向落在身后的道静点头笑道：“明天晚上咱们再一起到新文字研究会去看看。明天见！”说罢，他走进一条小胡同里，倏忽不见了。
　　　　道静站在马路上，望着侯瑞走进去的小胡同，沉重地长出了一口气，也赶快走开了。
　　　　第二天晚上，他们又一同到新文字研究会的集会地点去看了看，情形还是和世界语学会差不多。研究新文字成了迷惑敌人的幌子。随着华北形势的紧张，青年学生借着这个地方在控诉日寇和国民党的罪恶，在抒发个人的苦闷、彷徨。但是也像世界语学会的讨论一样，对当前的危急形势，他们除了喊两声要抵抗以外，谁也说不出什么具体的主张来。看到了这些情况的林道静，当夜，立刻把侯瑞邀到她的住处，两个人做了一次比较深刻的长谈。有了江华的指示，又看到了真正的群众的力量，道静的态度变得坚决果断了：“侯瑞，咱们接着谈谈昨天晚上那个问题——那些积极的爱国群众，为什么对‘我们往何处去’提不出具体的回答？”
　　　　道静本来准备要和侯瑞展开一场激烈的争辩的，可是奇怪，侯瑞好像早就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路芳，谢、谢谢你，一切都、都不必多说了。我犯了保守主义或者说经验主义……我总是拿去年，拿前年白色恐怖最疯狂的时候，群众情绪一度低沉的情形来看今天……”
　　　　侯瑞的转变使道静非常高兴。她忍不住一下子拉住侯瑞的胳膊摇晃着说：“侯瑞，你真是个好同志！……那，那，我想北大的工作今后一定可以大大地活跃起来啦！”
　　　　侯瑞还是不慌不忙地，眯起两只离得远远的眼睛，说：“路芳，感谢你，也感谢党，感谢群众。想不到北大这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散兵游勇这么多。过去，我也知道同学们对时局的关心、苦闷，有些积极分子十分活跃。可是，我没有把他们和整个形势联系起来；没有重视这些力量，所以造成北大的工作停滞不前。”谈到这里，侯瑞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不再说下去了。
　　　　道静的神情也很严肃，她用沉思的眼睛瞅着侯瑞：“我想，党的工作要是不和群众相结合，那就是没有根的草不会有生命、有力量。可是群众运动要是不和党的领导相结合呢，那就是无头的鸟，永远不会搞出什么结果，永远不会找到正确的道路。从世界语学会那个讨论会上，我才深刻地体会了这个道理。侯瑞，你看是不是这样？”
　　　　侯瑞的神情很特别，他不回答道静，却死死地盯着她，好半天才突然说道：“路芳，我已经想出办法来了！把那些散兵游勇，把那些自发的积极群众都吸引到我们的周围，都分配给他们具体的工作。通过他们在各个班上再组织起一定数目的可靠群众。这样，党和群众的力量结合起来，我看那些老法［当时北大学生对法西斯派的一种鄙夷的称呼——原注］就闹腾不起来。然后改选学生会——把各个班上的学生会一个一个地拿到我们手上来。那么全校统一的学生会就会成为我们的，还会有问题么？”
　　　　“原来，他是有能力的，可就是过去没有使用它。”道静看着侯瑞那两只离得远远的眼睛里闪烁着激动和智慧的光芒，心里不禁这样想。接着道静也激动地对侯瑞说：“侯瑞，还是你了解情况，有办法。这次要是一个班一个班地去发动、掌握，我看情况一定和上次不同。我想只要积极地发动群众，及时抓住群众的苦闷心理给以启发引导。要是群众都起来了，那几个老法又算得了什么呀！”
　　　　侯瑞点点头笑了。这个晚上，他们第一次融洽地、意见一致地商讨了北大工作如何迅速开展的问题。来北大以后，道静也是第一次那么香甜地熟睡了。　　
第三十五章
　　　　早晨，李槐英刚刚洗过脸，准备上图书馆去——因为今天上午她没有课。这时，一个身材袅娜、衣著鲜丽、阔面大眼的年轻女人穿着高跟皮鞋匆匆地跑进房里来。
　　　　“小李子，你起来啦？”一进门这个女人就拉住李槐英的手兴冲冲地说，“走，陪我到车站去！快点！”
　　　　“黄梅霜——小梅子，什么事？”李槐英不慌不忙地瞅着梅霜微笑着。
　　　　从玫瑰色的皮包里，黄梅霜掏出了一封电报。“你这没有皇冠的皇后，什么也不懂！你看看，这是什么？”黄梅霜说话很快，眼神很锋利，看得出来这是个性急的泼辣的女人。
　　　　李槐英看过电报，瞅着黄梅霜嫣然一笑。
　　　　“好啦！你日也盼、夜也盼的人就要来到啦。小梅子，可以，我当然愿意陪你去接他！”说到“他”字，李槐英用小拇指在黄梅霜白嫩的脸上轻轻一戳，咯咯地笑了。黄梅霜也笑了。
　　　　两个穿着翻毛皮大衣的女学生都坐在人力车上。在驰向前门车站的路上，黄梅霜回过头来告诉李槐英：“小刘在东京帝大毕业以后，就来信说快回国了，可是一拖再拖，也不知他忙的什么。昨夜十一点多我才突然接到这封电报，说他由秦皇岛下了轮船，今天上午十点一刻的火车到北平。嘿！小李子，快十点了……”黄梅霜看看腕上的手表，又赶快说完尚未说完的话，“现在离十点一刻还差三十八分钟，我上午有两堂课都没有上。说实话，他一来，上帝对我都不重要了。”她扭着头对李槐英笑着，忽然，像想起了什么，把高跟鞋在洋车的踏板上连着狠狠地踏了几下，对车夫粗声催促道：“快点！拉快点！火车就要到了。”
　　　　两个女学生还没有走进东车站的大门，远远地就望见车站附近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她们再走近一看，许多黑制服的警察，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根粗皮鞭，而这些皮鞭在嘈乱的人群头上，就像无数的褐色长蛇——有的昂头向上，有的蜿蜒飞舞，有的在凶恶地盘旋……而在这些皮鞭下面的，是万头攒动的人群。皮鞭赶着人群，人群惊慌乱窜。妇女、小孩哭喊着，人群呼儿唤女地大叫着……在这些嘈杂声响之中，还有警察凶猛的叱叫：“躲开！躲开！都躲到候车室去！躲到远处去！前门里外现在宣布戒严。”
　　　　行路的人飞快地跑走了，无数提着包裹行李、箱箱笼笼的旅客，迅急地跑向候车室里去了，哭喊着的女人孩子也找个角落藏了起来。这时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公务人员，还是大腹便便的商人，人们的眼睛都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困惑苦恼着：“什么事呢！”“什么事呢？”“来了大人物？”许多只眼睛都用惊疑的目光互相探询着。可是谁也没有探出个究竟来。
　　　　李槐英和黄梅霜两个混在惊慌乱窜的人群中挤进了车站里面。黄梅霜若无其事地拉着她的女友，昂然地走向卖月台票的窗口，却冷不防一条皮鞭在她俩的头上舞动起来，几乎抽在黄梅霜的肩膀上。黄梅霜动了气，她把大黑眼仁一瞪，冲着身边的一个年轻警察喊道：“你要干么？”
　　　　警察开始是满脸的凶煞之气，他把鞭子举得更高，看看第二下就要抽向两个紧挨着的女人身上。但是，他灵机一动，发现他皮鞭下的牺牲者并不是乡下佬或者穷苦的小贩，而是两个衣著阔绰气派大方的小姐时，他高举着的手松下来了。
　　　　“对不起！”警察抱歉似地佯笑了一下，“现在戒严了，请到候车室等一等。”
　　　　黄梅霜和李槐英同时抬眼向旁边的候车室望去，只见平日空旷旷的大候车室里，现在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人们拥挤着、乱窜着，而在入口处，却还有大群大群的人在警察皮鞭的监督下在向里面拥挤。
　　　　黄梅霜把描得弯弯的眉毛一翘，厌恶地唾道：“脏死了！臭死了！谁进那里面去！槐英，来，我们就在这出口地方等着，看他们怎么样我们。警察们也太凶啦，也不知哪个该死的这时候来……”她狠狠地向举着鞭子的警察瞪了一眼。
　　　　工夫不大，火车站的里里外外全都鸦雀无声了。仿佛冬日的深夜，一种肃杀的气氛笼罩了整个的车站。警察手里的皮鞭不见了，都一律换成了白色的短木棒。从月台到车站外面，警察排成两行，脸对着脸整整齐齐地站着，仿佛仪仗队一样。
　　　　几声汽笛的嘶叫，火车进站了。
　　　　警察还在恭敬地肃立着。这时，却又临时增加了一队灰衣的宪兵掺在警察当中来警卫。于是火车站更加显得威严、肃穆——俨然是皇帝驾到般的气魄。
　　　　听见火车进站的声音，被关闭在候车室里、像囚犯又像牲口似的人们，在烦躁中响起了惊异好奇的声音：“倒要看看都是什么贵客大人物。”
　　　　“何应钦到北平也没这么抖劲呀！”
　　　　“蒋委员长来了，也不准有这大派头！”
　　　　愤懑讥讽的议论，在污臭的拥挤的候车室里散布着。突然，玻璃窗狠狠地响了一下，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人，举着盒子枪向屋里的“囚犯”们喊了一声：“友军要到了，不许再嚷！谁再说话，拉出去枪毙！”
　　　　“友军？……”
　　　　“友军？……”
　　　　人们垂下了眼皮。好像突然遭到了霜冻的庄稼，一个个衰萎地痛苦地低下头来。
　　　　顷刻间，在中国的国土上出现了这样的奇迹：一队队红肩章、大皮靴的矮小而粗壮的日本军人下了火车，凶赳赳地昂头阔步地走过来了。一队接一队地过来了。他们披挂着全副武装——机关枪、步枪掮在肩上，明晃晃地发着耀眼寒光的刺刀握在手里。而“护卫”他们的中国军警呢？
　　　　黑衣警察身上只有小小的白木棒；灰衣宪兵的腰间只挂着短短的盒枪。在这些日军以战胜者的姿态迈着大步橐橐地走过这些寒酸的怯懦的中国军警的身边时，被囚禁的人们喘息不安地瞪大眼睛望着那些红肩章，望着红红的像大膏药似的太阳旗……这些眼睛是愤怒的，也是惊疑莫定的。时局将要怎样发展下去呢？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中国的东北，而现在，北平——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古都，竟也悄悄地无声无息地沦丧了吗？
　　　　李槐英和黄梅霜终于还是被赶到候车室的门边伫立着。
　　　　日军经过时，她俩都惊悸了一下，不由自主地把身子向门里挤了挤。黄梅霜也不嫌脏臭了，不，她还是闻不了这气味，时而用绢帕捂着鼻子，时而又用皮包掸着鼻子前面的臭气。李槐英虽然也讨厌这气味，但还不像黄梅霜，她皱着眉头望着那些洋洋自得的日本人，心里不知怎的感到一种说不上来的压抑，好像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似的。候车室里的人们看见了昂头经过的日本军队，看清了他们被囚禁起来的原因就是这些“友军”的降临。突然一阵由小而大、由缓而疾的喧哗声爆发了。
　　　　“怎么样？怎么样？开来了这多日本军队——北平不是完了吗？”
　　　　“你不知道，华北要‘自治’啦。何应钦到北平来就为的是廉价拍卖！”
　　　　“***！中国人是孙子，日本人是你他妈八辈祖宗！”
　　　　“小子们知道吗？这是中国地方，不是你东洋三岛！哼，打靶——又该在东长安街上打靶啦！”
　　　　“嚷什么！嚷什么！找死吗？……”
　　　　人群中有激愤不平形于颜色的；有对这些现象视若无睹、只忍耐地等着对他们的释放的；更多的人还是发出了愤慨的咒骂声……于是宪兵老爷又走到了窗前——此时日本人在经过，他不敢大声叱骂，却朝候车室里瞪大眼睛压低声音吼道：“不许出声！肃静！”
　　　　但是屋里肃静不了。嘁嘁喳喳竟连互不相识的人也低声攀谈起来了。李槐英本来是呆望着窗外络绎不断地走过的日本军队的，但她的肩上忽被什么人拍了一下。一回头，却是江西老乡国文系的同学邓云宣。他满头大汗地挤在她身边，轻轻地摇着头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小李，你怎么也到这儿来了？”
　　　　李槐英冲着黄梅霜努努嘴：“陪着她来接人。老邓，你怎么也来了？”
　　　　“我的表婶婶从东北来，我来接她……”说到这儿，他扶着眼镜伏在李槐英的耳边小声说，“花王，你的消息灵通，这——这些日本军队究竟是怎么回事呀？”
　　　　李槐英摇摇头，茫然地笑笑：“我怎么清楚！听说华北也快变成东北了。你向来不看报的吗？”
　　　　“不看。”邓云宣尴尬地笑笑。看得出他是个专心读书的好好先生，“看它，管啥子用呀，不看还舒服些。”
　　　　黄梅霜也是望着那些红肩章、亮钢盔在发呆。不过眼前发生的是什么事她并没有想；而这时占据了她整个心灵的却是刘文蔚没有来。刘文蔚是一个大买办的儿子，他俩在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同学，以后恋爱了。后来他到日本去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