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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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的问题。唯独辽东，这块神奇的土地，孕育了改变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民族“女直”，后来演变成了女真人。再后来，演变成建州满族。
关于建州、女真的传承以后再说，单说说毛文龙和袁崇焕这两个生死冤家。
毛文龙和袁崇焕都是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领兵将官，但两个人的脾气秉性截然不同，治军、统兵的方法也大相径庭。毛文龙失之野蛮，他的部将全是他的干儿子，干孙子。这样的毛家军建法，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的通病。明代不乏战功赫赫的戚家军和沐家军。现在也存在郑家军和毛家军。将来还会出现洪兵与左兵。这毕竟是几千年的传统了。
而袁崇焕的建军思路则是正统的，明太祖朱爷爷，很反感私家军的形式，所以才出现了卫所制度。但因为边关形势危机，所以现在的满朝文武，对于这条祖训，也都睁只眼闭只眼了。
但袁崇焕不同，他骨子是一个很坚持信念的文人。所以，他根本看不上毛文龙这样的将领。再加上，毛文龙缺点一大堆。
明代几百年的积弊，杀民冒功、杀降敛财、空饷吃粮、骄横跋扈。等等等等，毛文龙有样学样，可谓五毒俱全。但拿温体仁的话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嘛！’
而且更绝的是，两人的战略思想也大相径庭，袁崇焕主守，步步为营，用兵求稳，用袁崇焕的话叫“缓图之”。
毛文龙呢？他认为与其坐等对方无端做大，不如时常派兵骚扰，即可以打乱八旗轮防的后金政策，还可以趁机多抢点钱，多抢点汉民回来。
要说二人的策略都有对的地方，但是，无论二人之间如何争论，这些和毛文龙的战略作用相比，都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的海军，因为他的东江镇。
以皮岛为中心的东江镇，可以说是楔入建州的一根鲠骨，不仅随时可以出兵骚扰后金政权的后方，还可以起到招揽、收容从建州逃散回来的汉民。
后金的汉民因为地位低下，所以，经常有成规模的逃离现象，其中也不乏奸细，但出于各种考虑，毛文龙还是收拢了不少，并且予以安置，还从中挑选精壮来充实他的队伍。
现在毛文龙有钱了，由于不用再跟朝鲜强索钱物，而是名正言顺的进行贸易，毛文龙跟朝鲜政权的关系也改善不少。但他和袁崇焕的矛盾始终没能改善。
当初，为了施行各种目的，也为了缓和袁崇焕和毛文龙的矛盾。小朱和内阁在两人的任命上绞尽脑汁，但恰恰因为东江镇是毛文龙一手一脚打出来的，所以，东江镇成为了导火索。
根据东江镇的地理和战略的考虑，内阁还是将东江镇划分在宁锦一线的战斗序列之中，也就是依然隶属于辽东镇管辖。
整个辽东一带，根据孙承宗、熊廷弼、袁崇焕等几代将领的总结和努力，形成了完善的战略布置。其中，东江镇收拢留置的逃散汉民，都应该分给宁锦，作为锦州一线屯田的劳动力来使用。
但毛文龙因为船队贸易的迅速扩大，对于海员的需求也逐渐增大，所以，他利用自己还是东江总兵的职务之便，把这些汉民全部应用于造船和水手的备源来使用了。
原本袁崇焕就对毛文龙的跋扈骄横有所不满，再加上锦州屯田的开垦越来越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同样越来越大。所以，老袁急了。
老袁急了的结果就是，他约毛文龙在双岛见面，见面的主题是计议东江流民的归属问题。恰恰是这个借口，毛文龙才拣回条命来。因为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大明子民的安置，毛文龙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挪用，属于当斩的罪行。
老毛因此小心翼翼的更换了会面地点，改在了一个叫做蛇岛的小岛上，这里是他造船和训练水手的大本营。在这个地方，老袁的确不敢擅杀毛文龙了。
但二人相见，着实大打了一架，这架打的，两边的大哥没动手，下面的小弟全挂了彩。好险没有闹出人命来。尽管不欢而散，但出现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毛文龙把东江镇的兵力全撤到了镇海舰队的船上，然后言辞凿凿的上书告状，说是自己被袁崇焕逼迫的上不去辽东的土地了。
袁崇焕呢，也不含糊，直接以毛文龙擅改水师编制为由，上书请旨要杀了毛文龙。
孙承宗接到这个消息后，连忙找到了小朱，这么重大的事情，请皇上御决，是定制。但小朱哪里什么好主意？只好再把内阁全部招来，大家一起想办法。
“皇上，毛文龙罪实不致死，现在亦更不可杀。杀之，则镇海、东江两地，前功尽弃。”这是温体仁的意见，自然也代表了小朱的意见。
“皇上，毛文龙持宠而骄，此罪一；擅扩军旅，此罪二；不从军令，此罪三。辱骂上官，此罪四。唯杀之，方可以正法度，立君威。”这是钱谦益的想法。
在这里要说明一下，两人在蛇岛会晤时，导致斗殴事件的激发点，是毛文龙爽快地骂了一句‘袁蛮子’。‘袁蛮子’这个称呼在大明内部是不允许存在的。
所谓蛮，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倔强，但太俗，只能在平民间使用。在官僚士林阶层，是不允许出现的，而且，很多人是不愿意口出不雅词汇的。因此，‘袁蛮子’绝绝对对不能是褒义词。
一个是蔑称，古时称南方的居民为蛮。倔强是好事情，明代官员都很犟，所以，袁崇焕不是因为犟才得到这个称号的。袁蛮子根本就是在取笑袁崇焕是两广佬。这样毫无礼貌的称呼只有后金内部才叫。毛文龙这么叫，就不合适了。
“皇上，元年冬。毛文龙擅用镇海海事银，于东瀛兑金一事，已经犯了罔谋国家之财的大罪。如今又屡犯国法，不杀，恐成细柳之故。”这是孙承宗的看法。
细柳军的典故是汉文景八王之乱时，周亚夫于西柳练军有方，得到文帝巡军时赞扬。到景帝后期，周亚夫渐生骄横之心，结果被景帝在临死之前，寻了一个细故给杀了。
孙承宗的意思很简单，毛文龙再这么发展下去，难保不成为第二个周亚夫。与其那个时候再杀，造成妄杀大臣的恶名，不如现在先做了。
“皇上，镇海、东江均文龙亲兵也，贸杀之，福海如何？东江如何？海事如何？”这是成基命的看法。
“皇上，臣以为当缓图万全。”这是周延儒的看法。
大家一众人等都知道无论杀还是不杀，都事关重大，于是，这一讨论，就讨论黄了。只是由内阁着兵部发了一个饬令下去，叫二人忠君爱国，相互扶持，把好国门。整个就是屁话。至于东江镇的问题，因为毛文龙和袁崇焕基本平级，所以，还归毛文龙主理。
中国官场嘛，拖刀计是现成的妙计。既然事关重大，就先讨论吧，等过段时间再说。结果这一拖，顺便把袁崇焕已经递交了多份的另一个奏疏也拖了下去。
三月的时候，袁崇焕趁着小朱生了个儿子高兴，连忙上奏，说山海关一带，有赵率教、祖大寿、他袁崇焕自己，可以说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州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才出言提醒小朱的。
第一道奏章上来后，小朱连忙让兵部和兵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主要还是没有银钱来征募民壮工兵来修建，况且，袁崇焕为了宁锦防线，抽调了不少蓟镇的精兵强将去协防，现在，加强蓟镇防务，就需要增加边军，这问题就大了。
明代以世袭军户为主，这种世袭军制，在世界各国都的历史中，都不乏多见，甚至到了21世纪，中外各国的世袭军人家庭，仍占据着极大的比例，因此，世袭军制，是人类历史上永远不会消亡的文化现象。
而军户的制度，另有不同，安置一位边军，需要定下一户的编制，以及相应的屯田数目。边军之中，屯田占六成，一线战士占四成。后来这个比例一直上下浮动，变化倒也不算太大。
也就是说，如果要补充蓟镇被抽调兵马的空缺，需要三个蓟镇的人员。这问题，实在太难办了。说一千，道一万，国家现在实在没有这个精力和实力来做。
既然迁延甚广，出力又难讨好！索性拖着吧！
这段时间可真是不短，因为大家有意无意的将小朱的注意力吸引到陕西叛乱的上面去了。
陕西去年好容易安抚下来的流寇又开始闹腾了，因为‘捕蝗八法’中，有改陆田为水田的法子，尽管是以点带面的进行整理，难免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出现。杨鹤与洪承畴也发动民力推广改田。而陕西地处高原，黄河水涸，要想引水蓄田，势必要难上加难。加上张彝宪推广红白薯推广工作的同时进行，也因为张彝宪极力想在老闹事不消停的陕西干出点成绩，好为皇上‘分忧’。于是同样采取了强制措施。
连续两个强征民力的政令一下，谣言，这个历次农民起义都屡试不爽的东西，就又出来了。
谣言的内容很简单：
1。引水蓄田在陕西势必难行，到时候，素有屠手恶名的洪承畴，便有借口大杀特杀过杀人瘾头了。
2。红、白薯种植，那玩意吃着是不错，可是种植呢？那是在关东的土地，咱们这陇西和关内的土地，适合不适合谁知道？如若不成功，张彝宪这个素以贪敛闻名的死太监，一定会为了避免皇上的责罚，推诿责任给咱们老百姓，难免又要杀一些人滴。
这样，两个大坏蛋：陕西布政使洪承畴、浣衣局提督张彝宪，就成为了这次民变的借口。
在经过冬天和春天两个季节的修养，这些流寇的战斗力有了极大的发展，游击将军高从龙在接战的第三天，就阵亡了。而且死状惨烈，被乱民给分了尸体。
游击将军算不上什么大官，只有从七品左右。但是，这高从龙却是榆林总兵泾国公陈芷勇的远亲，榆林总兵陈芷勇在整个陕西内的声望很高，连带的，高从龙阵亡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但这个巨大却是负面影响。
各地的民众听说之后，都产生了一个想法：
“什么？连泾国公的外甥都死了，那咱们还等什么？直接投靠过‘上天龙’大当家的去吧。”
于是，陕西流寇有了迅速壮大的规模效应。'）；
第五章：剿匪应急预案
三月份，接到袁、毛二人的争执，以及袁崇焕建议加强蓟镇防务的疏奏之后不久，小朱他们君臣就开始了二年的剿匪之旅。
大家这次齐心协力的研究陕西流寇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家都不愿意讨论袁崇焕和毛文龙谁是谁非。既然争论起来有困难，既然毛文龙已经撤兵海上，与袁崇焕不相来往，先拖延一段时间，岂非不就完美？反正二人现在只是较较劲而已，谁也不敢动手开打，现在的皇权威严，权威性还是有的。
搁置一个问题，自然不能忽视另外的问题，蓟镇固防的问题，因为朝廷太穷，索性先放着呗。先把陕西摆平再说吧。
剿匪的方法已经属于预案性质的应对策略了。发钱、发粮、发旨意。升官、抚恤、减免税赋。当然，主要政策依然是招抚。
并且明刊中进行明示，上面详细把朝廷的意愿写清楚，比如发钱，要细化到各家各户凭借乡里保长的证明，可以领到400枚铜钱、一石粮食（米面红白薯四样合计一石）、粗棉布一领。
同时严正声明，只要天旱继续，则税赋年年皆免。
这样，之前驿站明刊的效果，终于被大臣们所认识，原来他们还以为皇上是在‘持民以诛贪’跟他们玩心眼呢，现在好了，明刊所到之处，民皆向服。
这里有个一点要解释一下，所谓保长，是现在的里长，每十五户为一里，十里为邻。‘邻里关系’这词就是这么来的，里长、邻头，分别是基层管理者，义务的，没有正式薪酬。后来大家就统叫保长。
领赈济粮钱需要保长做证明，只要民众愿意跟着保长，一起去官府那里领粮食，就意味着大明政府的权威正在逐步建立。
政府权威的恢复，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所谓乱世，说白了就是无政府状态，既然出现了‘有’政府状态，那么乱世也就将转化为盛世。
杨鹤不是很懂兵，但他有威望，还有识人用人的眼光和魄力，洪承畴的假（代）布政使，被正式任命为陕西布政使。和杨鹤在某些场合上已经仅差一级了。
洪承畴在朝廷全力支持下，打起来还算顺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初步巩固了阵地，并且将叛匪的地盘牢牢控制在三水周边地区。这次，洪承畴用光启炮没少杀人，但没有一个是俘虏，因为杀降这样的事情，干一次都是天大的污点，更何况现在有国策在压他。
战事打的差不多了，就该轮到杨鹤出场了，杨鹤出场的目的只有一个，招抚！
招抚，可恶的招抚，现在崇祯朝，刚刚遭灾两年，朝廷还有能力进行剿匪，然而，连续十几年的灾荒，拖也能把国家拖死。所以，小朱真的很希望能全力清剿，但可惜的是，内阁不同意，他这个当皇帝的就没有办法。
“看吧，”小朱举着洪承畴和杨鹤的奏疏跟温体仁厉声说着：
“杨鹤一定能够招抚成功，然后明年这个时候，他们还会反叛，久而久之，流民势必养成习惯，降后过冬，复叛索粮钱。”
真是气死小朱了，降了复叛，叛了再降，这明显的恶性循环何时才是个头啊？
“皇上继统以来，屡发内帑以济饥民，仁慈圣德，定会感化万民，臣祈愿吾皇之忧，早日平复。”
温体仁也对‘一力剿杀’的政策不感冒，但毕竟是皇帝的近臣，不好多说什么，随即，为了引开注意力，他又拿了一个奏疏出来。
“皇上，李邦华大人，前日已经将勇卫营的军员名录誊写好了，并且上报了军饷和武备的用银计划。臣请皇上过目。”
“哦！好啊，李邦华的办事也太稳妥了，怎么这么久才报上来。”
“回皇上，李邦华因皇上定的勇卫营招收十二至十五岁少年定员的方略，特意跑遍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蓟辽等地，优选了一千四百名聪健少年，数额已实是极限，不得以，李大人还自京营军户、勋戚旁支中优选三百名少年以充备员，是以时间上稍稍长了一些。”
“这样啊！那勇卫营剩下的两千六百名定员，就全是成年军卒喽？”
“正是，李大人从九边军卒中优选三千三百人作为勇卫营定员，其中七百人为备员。”
“备员？不是每月只有5名的汰选人数吗？怎么要选这么多的备员？”
“回皇上，编练新军，少年军定比不得成年军卒，是故，李大人特意将少年军和成年军分开汰选，每月有十人的汰选名额了。但日常编练则是混在一起的。并且，还要预备突然猝死的情况出现，是以备员的名额稍稍多了一些。”
“这样啊，李邦华办事就是谨慎啊！那这些备员的安置怎么处理的？”小朱问这么多，是因为他实在懒得看文字了。
“回皇上，备员日常就安置在天津卫所之中，与勇卫营一同训练，前十名作为中选定员之约。另，毛文龙海事银的运送一事，刚好是天津卫的职责，因此，李大人想将这九百名备员用于押送海事银的差事上，一来不用牵扯天津卫的饷银，二来可以给他们一个谋生的饭碗。”
“好吧，这些个方略，你拟出票拟了吗？”
“回皇上，臣已请孙次辅和钱首辅批的票拟。”
“哦？”温体仁这事办的倒是稳妥，他如果批票拟，钱谦益估计又会找麻烦，“不错，难为温先生了，票拟呢？朕这就批红。”
李邦华，国家未来的军官学校可就全指望着你了，希望你的勇卫营不要令国家失望才是。想到这里，心情不错的小朱看见温体仁仍然迟疑，于是奇怪的问：
“怎么了，温先生有什么话要说吗？”
“回皇上，勋戚中，嘉定伯的远房侄子周定方也在定员之内。”
“噢，可有什么说辞吗？”嘉定伯周奎是皇后的父亲，也是小朱正根儿的老丈人。
“回皇上，周定方年十六岁，本在京五千营供职，素来忠厚恭顺。李大人对他也是赞赏有加。听闻皇上拟练新军勇卫营，定方求嘉定伯，问李大人的意见，李大人便同意了。”
明代勋戚供职军中的先例不少，又是老周家的远亲旁支，小伙子人又不错，这事小朱也没当回事，直接就允了。温体仁想了想，还是说出了真实想法：田家现在是大富之家了，亲族子弟都跟着享福。而皇后家的子弟却要从军旅打拼，似乎不太合适。
但小朱很轻松的说，田家再富，也和贵字无缘了，周家再穷，也是将来皇上的亲戚。此事就这么定下吧。
小朱的儿子长的很快，小家伙也挺健康，估计明年周岁的时候，就要册立皇太子了，既然未来的储君身上，流有周家的血脉，还怕周家倒霉不成？
听到皇上说这话，温体仁很高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希望能册立这个慈？为太子，现在见万岁真的这般说辞，显然是同意他们的想法了。作为文臣，他还挺高兴。呵呵！有趣的一群人啊！
大明后期的政治体制，出现了分权而治的现象。国家省部级高官任命，税收和财政政策的制定，勋贵册封，科举试题，大型祭奠，朝贡献俘，等等重大的军务政事，要皇上和内阁、九卿甚至文武群臣一同商议。这叫外朝请旨。
而像中级官的任命，刑罚，银钱划转，内阁九卿就有权利自行决定，皇帝这边如果勤勉一点的，可以亲自做个批示。皇帝如果懈怠一些儿，就直接让司礼监的秉笔来代替处理。这叫做票拟和批红。
而更多琐碎的事情，则直接由内阁来处理，这叫做内阁批蓝。
在皇帝和内阁之外，还有个内廷制度，司礼监、东厂、锦衣卫，是皇帝监督和控制官员的一种方式，皇帝疑心重一些的或者皇帝和百官的关系差一些的，内廷的权力和名声就臭一些。皇帝能力强一些的，内廷的作用就更幕后一些。但总体来说，内廷是监督百官的。因为百官之中同样有监督皇帝的机构。
言官理论来说，只是都察院一个衙门口。但是，六科给事中的职责范围也归属于言官系统。并且因为明代后期的官员任命有滥的趋势，很多重臣都曾经或者正兼过都察院左右督御史的职位。加上明代众臣都拥有言官情节。因此，言官可以说遍布朝野，甚至连仅有功名资格的举人和秀才们，也都有当言官的可能和渠道。
这样的架构是那个牛叉的朱元璋搞出来的，皇帝由内阁来协助理政、预机务，然后有言官来监督。百官由皇帝和内阁来领导，并且有内廷来监管。互相制约，互相制衡。
如果算上地方三司和卫所这样的军力划分，加上兵部，五军都督府、皇帝这样的军令系统。整个大明是五权分立。司法、立法、执法、军事、监察。
同时，朱元璋、朱棣这两个大劳神，还特意把藩王的一些特权给定的很细致，其目的就是，日常里，藩王的力量难以撼动正统皇帝的地位，不存在威胁的可能性。乱世里，藩王的力量又可以让敌对势力费点劲儿。这样，藩王的财政、军事、刑罚，又独立于整个大明政治系统之外，就是第六种力量。
并且，大明整个社会还进行了细化分工。农户、军户、医户、匠户、商户这样的划分，使得家艺传承有了法律上的约束，但这么做的坏处是，除非这五种户民的后人中有中武举和文举的才能，否则生生世世、千秋万载都被钉死在户民的身份上了。显然是违反科学发展观的。
因此，到了后期，五种户民的生活上出现了偏差，商户因为得天独厚的资格，越来越有钱，越来越富足。医户和匠户因为天生的手艺与技巧而衣食无忧。但是，农户和军户就向着另外的极端走去。
当初制定户民政策的时候，分别给各家各户划定了固定的使用土地，但是人数是逐渐繁衍的，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少的绝对土地，造成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其中农户尚好，如果没有天灾，开垦荒地的鼓励性政策的出台，以及低廉的土地税赋，一半以上的农民可以维持生计。但不可避免的是，兼并土地的浪潮席卷全国，失地农民的生活是悲惨的。
土地兼并是个迁延几千年，中国文化中一个很另类的文化现象。中国人的思想中，始终对土地具有极大的热忱，这种痴狂渗透到了骨子里，血液中，灵魂之内。有权有钱阶级，甚至稍稍存有余资的平民阶层，也要购买土地。看着自己的土地，看着属于自己的房屋，心中的那份安逸，是每个中国人的理想，而这份理想，被先师孔圣喻画为“大同社会”。
土地兼并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也是社会弊端。而这种弊端给当政者带来的好处，军户们是得不到的。
军户的土地鲜有增长，人类繁衍200年，人和土地的矛盾必将凸显。于是，国家赖以生存的军队，其素质和战斗力，不可避免的出现下滑趋势。尽管有秋闱来促进武力的保持和发扬，但更多的，是严重的蜕化变质。因为，和春闱一样，每三年才选拔300人左右的武举。再加上勋戚权贵的旁支远亲的作弊行为，平均每年100人左右的军官培养系统，出现了停滞和崩溃的迹象。
明代后期，名将如云，但其中典型军户出身的，只有左良玉（宁南侯），黄得功（靖南侯）、刘泽清（东平伯）和虎大威等数人。更多的是毛文龙、袁崇焕、洪承畴、卢象升、刘良佐（广昌伯）、李邦华、曹文诏这样的文选人才。巧合的是，这六人都是两榜进士出身。另有高杰（兴平伯）等人属于李自成叛将。高杰于崇祯八年（1635年）带着邢氏及一帮兵士投降了明将贺人龙（贺人龙也是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