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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之新帝国时代-第5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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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九十七章代理人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而非“赈灾”的理念，士绅们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有人曾建议他们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他们拒绝。他们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正因为如此考量，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并无愧疚。
类似的理念，山东士绅们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在前去访问上海士绅们的时候，山东来的士伸们力陈教堂收容乾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随即招来了山东士伸激烈的驳斥：“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土矣。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国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土之民。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山东士伸对外国人士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时中土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这一点从他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朝廷高层。90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玑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借机“收拾人心”，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朝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此两省因在内陆，洋人尚未来得及进入赈灾，但灾情已很严重），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光旭三年（9077年），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西方传教士的“心怀叵测”。西方人士曾经在《申报》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铁泪图》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西方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河南境内的反教情绪之强烈远胜他省，开封居民闻知传教士花国香等人到达，遂遍贴告白，有“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之句，更有某书院罢课宣称“要与西人打仗”。最终，传教士们不得不放弃了赈济河南的打算。整个丁戊奇荒期间，河南省居然做到了不让西方人在其域内发放丝毫赈济物资的程度，本土乡绅们的鼎力配合，可谓居功至伟。
西方传教士投入丁戊奇荒的赈灾行动之中，自然也有其推动教会发展的意图。尤其是在山东的赈灾活动给教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良好的影响的情况下，传教士们决定将自己的赈灾活动扩展到河南、山西时，推动教会发展，已经成为了预先期望的目标。
朝野内外对洋教的排斥不算意外，此前已有太多的教案让大乾帝国焦头烂额。但事情的悲剧性也恰恰在此：当一种异域文明希望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赈灾）被接受的时候，它反而遭到了比野蛮的手段（武力胁迫）下更决绝的抵制。
但最大的最悲剧是饥荒造成的严重死亡：“丁戊奇荒”波及居民1亿6000万到2亿左右。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至少在1000万人。从重灾区逃亡到外地的灾民达2000万人，依户部人口清册统计，9077年山西人口为16433000人，到9083年时仅为10744000人，净减5689000人。其中太原府灾前人口为100万人，灾后仅剩5万人。9078年，山西的官员在给朝廷的奏议里说：“今日晋省灾荒，或父子而相食，或骨肉以析骸，所在皆有，莫之能禁，岂非人伦之大变哉？”“古人形容饥民，轻则曰菜色，重则曰鹄面鸠形，均尚未能逼肖。以今日观之，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饥荒的规模让整个朝廷都笼罩在悲观的情绪当中，9078年，李绍泉在给友人的书信中即如此说道：“朝廷日事祷祈，靡神不举，而片云不起。若清明前后仍不获甘霖，数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但吊诡的是，李绍泉所担心的“同归于尽”并没有发生，如此一场惨绝人寰的******，最后居然没有发生“农民起义”，传教士们可谓“功不可没”。他们和他们的赈济活动的出现，彻底转移了灾区和非灾区乡绅士大夫们的注意力。而失去乡绅参与的农民暴动，则始终只能停留在简单的物质索求层面上，而且彼此孤立，旋起旋灭。
可以这么说，9078年前后的乾国，被一种很古怪的“民族主义”所笼罩，甚至掩盖住了******的死气，最后，竟然起到了为千疮百孔的大乾帝国“保驾护航”的作用。
这实在是一种讽刺：乡绅们为了坚持儒家伦理道统而极力排斥西方传教士的赈济；而官员们向朝廷陈情所说的“父子相食”的“人伦之大变”，岂非正是儒家伦理道统的溃灭？
陈廷轩之所以在此时指出“丁戊奇荒”的例子，就是担心“十三行”集团和罗特希尔德家族一道正式进入乾国后，遇到类似“丁戊奇荒”时外国传教士赈灾时的遭遇。
“我亲爱的亲家，这个问题我经过长时间的慎重考虑，已经想出了解决的办法。”内森笑了笑，对陈廷轩说道，“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你们的情况要比我们好得多，因为你们还有家族的人在乾国，原本就有根基，而我们却要谨慎的物色‘代理人’。”
听到“代理人”这个词，陈廷轩的长眉一下子扬了扬，眼神也亮了起来。
林逸青当然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现在的乾国，无论是朝廷官方还是士子百姓，排外情绪仍然很严重，“十三行”和罗家如果直接大张旗鼓的进军乾国，在乾国沿海乃至内地开办银行和工商企业，肯定会遇到类似“丁戊奇荒”那样的外国传教士赈灾遭到抵制的事情。
对他们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乾国寻找代理人，以代理人的名义在乾国发展，因为大家都是乾国人，就可以避免遭到抵制了。
正如内森所说，“十三行”集团的情况能够好一些，因为他们虽然很早就撤离了乾国，成为了“海外弃民”，但家族中仍然有人留在乾国，象陈家还有亲属作了大官（如陈婉的父亲台湾巡抚陈轼），所以代理人的问题并不难解决，但对“第六帝国”罗特希尔德家族来说，代理人的问题就要麻烦些了。
事实上，选择代理人来开展在乾国的业务，是犹太人各金融家族在“悬崖城堡会议”中达成的共识。
而林逸青已经知道，代理自己在英国的财产的那位美丽的16岁少女，很可能就是罗氏未来在乾国的重要代理人之一。
在谈话结束后，几个人出了密室，这时林逸青发现，陈伟似乎失去了平日的沉静，显得有些不安。
林逸青好奇的走向了陈伟，他很想知道，是谁让他如此的失态。
对于陈伟和希腊公主亚历山德拉之间发生的事，他已经知道了。
在林逸青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事陈伟可以说是女人的毒药，这一路陪他访问，他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也最大限度的利用了这一点。
“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让你如此不安？”林逸青借故将陈伟拉到了一边，微笑着低声问了一句。
“竟然被您看出来了。”陈伟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您知道，只有安妮……”
“她知道亚历山德拉公主的事了？”
“是的……”
“谁告诉他的？尤斯塔斯？”
“不是，是她收拾我的衣物，发现了亚历山德拉公主写给我的一封信和一个蓝宝石戒指，我不知道她把这些缝进了我的衣服里……”
“所以安妮找你算帐了？”
“是的，她要解除和我的婚约，可您也了解我，我非常爱她，不愿意失去她……”
“你打算怎么办？”
“我想请妈妈帮我去和安妮谈一谈……”
看到陈伟第一次有些乱了方寸，林逸青不由得有些好笑。
“不用你妈妈出面，我教你怎么对付她，附耳过来。”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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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百九十八章丘吉尔一家
伦道夫。丘吉尔曾把自由党德高望重的领袖格莱斯顿称为“急于求成的老头子”，而其实他自己倒是有点急于求成。英国幽默杂志《笨拙》的一位漫画家称伦道夫。丘吉尔是“伟大的年轻人”，不久之后人们就把这一说法改为“伟大的急于求成的年轻人”。
伦道夫。丘吉尔在内阁中自感地位重要，力图施加更大的政治影响，于是把手伸到了财政以外的领域。他干预外交事务，公开表示要与德国和奥地利加强联系。他采用类似反对党领袖格莱斯顿的政策来制订预算，主张减少税收和降低军费开支。对此，海军部未予反对，却遭陆军部的拒绝。他的主张在内阁中也屡遭反对；他自恃政府少不了他，曾两次以辞职相要挟迫使索尔兹伯里作出让步。但在9086年9月，他为强行使他的财政预算方案得到通过而第三次提出辞职时，等待已久的索尔兹伯里终于等来了把这位难以共事的内阁同僚清除出去的适当时机。索尔兹伯里正确地判断了形势，认为伦道夫的辞职不会对内阁以及政局产生根本性影响，于是平静地接受了伦道夫的辞职，随即任命原自由党前排议员G。J。戈申接替财政大臣职务。这样处理虽然引起了一些政治上的波动，但政府还是挺住了。显然，结局大大出乎伦道夫的意料，他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后来曾有人问及伦道夫为何轻率辞职，以至于过早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时，他回答说：“所有的伟大人物都会犯错误。拿破仑忘记了布吕歇尔，而我却忘记了戈申。”
伦道夫。丘吉尔只当了2个月财政大臣，便又回到了下院后排议员的席位上，并且是一去不返。他期待过一段时间会有机会再次出山。但对每一次“让伦道夫回来！”的呼声，索尔兹伯里总是置之不理。他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时的听众越来越少，报纸也很少再登他的消息，曾经热闹非凡的家里也从此门可罗雀。
这种情况是丘吉尔夫人所根本不能忍受的。
伦道夫。丘吉尔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按照英国法律，马尔巴罗公爵的爵位和领地应由其长兄乔治。丘吉尔继承，伦道夫自己只能在政界、军队、殖民地行政当局或者宗教界寻求出路。所以伦道夫在牛津大学毕业之后，决定向政界寻求发展。而在进入政界之前，9073年8月，伦道夫在一次舞会上认识了美国百万富翁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珍妮，也就是现在的丘吉尔夫人。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便确定了婚姻关系。
珍妮的父亲伦纳德。杰罗姆是一位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他早年干过外交工作，曾任美国驻的里雅斯特领事。以后转而从商，成为《纽约时报》的老板之一，同时还做房地产生意。对于珍妮和伦道夫的婚姻，他一开始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美国人与英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但由于当事人双方的坚持，他最终不仅同意了婚事，而且还答应每年提供2000英镑给女儿、女婿补贴生活。
马尔巴罗公爵七世开始时也不同意儿子伦道夫的选择；出于门第方面的考虑，娶一个美国平民的女儿为媳，是不符合贵族的传统和身份的。在英国王室以外的贵族中，仅有20个公爵爵位，马尔巴罗公爵按封爵次序名列第十。因而公爵夫妇很注重自己仅次于王室的尊崇地位和荣耀声望。由于儿子的坚持，公爵最终还是同意了这门婚事，但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伦道夫必须进入议会之后才能举行婚礼。
夫妇两人都过惯了富贵日子，花钱如流水，经常在家设宴款待社交界朋友；伦道夫又是一位狂热的赛马爱好者，所以他们也经常感到拮据。但他们的大方好客以及女主人的美貌、聪慧和在巴黎生活多年所养成的优雅风度，赢得了伦敦社交界的欢迎，不久，伦道夫夫妇就成为威尔士亲王那个风流而又奢华的小圈子里的成员。珍妮既善于绘画，又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能运用隽言妙语写出感情细腻的书信。这就引得英国贵族中的杰出人物都来登门拜访，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首相一度也曾是他们家的常客。
然而好景不长，不久之后上流社会发生的一件轰动一时的丑闻，突然中断了伦道夫一家与伦敦社交界的联系。9076年，伦道夫的哥哥布伦德福德侯爵完全不顾自己已经结婚生子，在情感的驱使下策划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私奔。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也曾是威尔士亲王伯蒂的情人，此时她的丈夫正陪同威尔士亲王在印度访问，等他们访问结束回到伦敦时，此事已闹得满城风雨。亲王要求艾利斯福德伯爵与其妻子离婚，同时要求布伦德福德侯爵亦与自己的妻子离婚并与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结婚。布伦德福德侯爵认为，若接受了这一要求就是一种耻辱。伦道夫。丘吉尔为了家族的声誉和哥哥的情面，要求威尔士亲王劝说艾利斯福德伯爵不要提出离婚诉讼，否则，他将把“威尔士王子写给艾利斯福德伯爵夫人的表示友情的几封信公诸于世。”这样鲁莽的威胁激怒了威尔士亲王，亲王通过自己的私人秘书、曾担任过伦道夫婚礼男傧相的弗朗西斯。诺兰斯提出和伦道夫决斗。伦道夫回答说，他只能与亲王指定的代理人决斗，但决不同未来的国王决斗。事情闹到维多利亚女王那里，由迪斯雷利首相和反对党领袖哈丁顿勋爵出面调停。伦道夫被迫按照大法官的授意，书面向威尔士亲王道歉。然而亲王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扬言说，谁要是接待伦道夫。丘吉尔他就不上谁家的门。
这件事不仅对伦道夫夫妇打击很大，而且使马尔巴罗公爵夫妇感到难堪。为了暂避风头，摆脱困境，马尔巴罗公爵决定接受迪斯雷利首相非常适时地发出的请他担任爱尔兰总督的邀请。此前因为总督这个职位花销太大，远远超出了他一年收入20000英镑的薪俸，他曾谢绝过同一邀请。这时候该职位再度空缺倒成了他求之不得的机会。马尔巴罗公爵走马上任，其子伦道夫作为总督不领薪水的私人秘书身份随同前往。伦道夫夫妇住进了都柏林凤凰公园里的一幢公寓，一住就是三年。直到保守党人迪斯雷利政府竞选失败下台，自由党人格莱斯顿政府上台执政，此时正好马尔巴罗公爵的爱尔兰总督期满卸任，全家人才又重返伦敦。
尽管回到了伦敦，但丘吉尔夫人却因此淡出了伦敦社交界，这是她所无法忍受的。
好在伦道夫在都柏林期间并未放弃自己的议员席位，回到伦敦后以更加积极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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