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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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春，日本遣伊藤博文来，西乡从道为副。中国以李鸿章为全权，及大澂、续昌，与议于天津。定约凡三款：（一）两国均撤兵；（二）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兵士；（三）朝鲜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派兵，均先行文知照，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初议时，日人要我惩处统将，偿恤难民，李鸿章不许。后以驻朝庆军，系鸿章部属，由鸿章行文戒饬，查明如有弑掠日本人情事，定按中国军法，从严拿办，而偿恤则未许云（鸿章原奏云：“该使臣要求三事，一撤回华军，二议处统将，三偿恤难民。臣维三事之中，惟撤兵一层，尚可酌量允许。我军隔海远役，将士苦累异常，本非久计。朝鲜通商以后，各国官商，毕集王城，口舌滋多，又与倭军『逼』处，带兵官刚柔『操』纵，恐难一一合宜，最易生事。本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名为护卫使馆，实则鼾睡卧榻，蟠踞把持，用心殊为叵测。今乘其来请，正可趁此机会，令彼撤兵，以杜其并吞之计。但日本久认朝鲜为自主之国，不欲中国干预，其所注意，不在暂时之撤防，而在永远之辍戍。若彼此永不派兵驻朝，无事时固可相安，万一倭人嗾朝叛华，或朝人内『乱』，或俄邻有侵夺土地之事，中国即不复能过问，此又不可不熟虑审处者也。伊藤于二十七日自拟五条，给臣阅看。第一条声明嗣后两国，均不得在朝鲜国内派兵设营，乃该使臣着重之笔，余尚无甚关系。臣于其第二条内添注，若他国与朝鲜或有战争，或朝鲜有叛『乱』情事，不在前条之列。伊使于叛『乱』一语，坚持不允，遂各不怿而散。旋奉三月初一日电旨，撤兵可允，永不派兵不可允，万不得已，或于第二条内无干句下，添叙两国遇有朝鲜重大事变，各可派兵，互相知照等语，尚属可行。至教练兵士一节，亦须言定两国均不派员为要。臣复恪遵旨意，与伊滕再四磋磨，始将前议五条，改为三条云云。夫朝廷眷念东藩，日人潜师袭朝，疾雷不及掩耳，故不惜糜饷劳师，越疆远戍，今既有先互知照之约，若日本用兵，我得随时为备，即西国侵夺朝鲜土地，我亦可会商派兵，互相援照，此皆无碍中国字小之体，而有益于朝鲜大局者也。”）。

　　　　天津会议后，朝鲜屯军遂罢归，以道员袁世凯留总商务，而日谋朝如故。十二年（1886），出使英、法、德、俄大臣刘瑞芬建议，与英、美、俄诸国立约保护朝鲜。李鸿章颇善之，而总署不可。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作『乱』（以兴东学排西学为名，起咸丰、同治间，徒党遍庆尚、全罗、忠清诸道，其魁曰崔时亨）。全罗道乞援于我。鸿章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往，驻牙山。而日兵水陆大至。日使大岛圭介挟众入汉城。要我共派员，改革朝鲜内政。总署命驻日使臣汪凤藻拒之。日持益坚，复遣重兵往，屯据要害。世凯、志超屡请济师。鸿章重言战，告英、俄、德、法、美诸国，冀调停，终无成议。大岛圭介责朝鲜独立，毋事中国，又责以合攻志超，朝鲜不可。圭介入王宫，诛逐闵氏，起昰应摄政。世凯还天津，鸿章赁英商轮运兵，为日所击沉。七月朔，中国遂宣战。鸿章遣马玉崑、左宝贵、卫汝贵、丰陞阿自陆路赴援，时叶志超退公州，聂士成屯牙山。日军袭士成，败之。士成走公州，就志超，志超亦弃公州，走平壤，与续至诸军合。八月，日兵陷平壤，左宝贵死之，余军退出朝鲜。是月，海军亦败绩于大东沟（入旅顺修理，九月十八修竣，二十入威海卫，自此蛰伏不能出矣）。日兵渡鸭绿江（第一军山县有朋），宋庆总诸军守辽东，累败。九连、安东皆陷。庆退守摩天岭。十月，日兵陷凤凰城、宽甸、岫岩。别一军（第二军大山岩），自貔子窝登陆，十月陷金州，进陷大连湾，攻旅顺。宋庆以摩天岭之防委聂士成，自往援之，不克，旅顺陷。时我以重兵塞山海关至锦州（时聂士成入卫畿辅，摩天岭之防由东边道张锡銮任之，吴大澂、魏光焘率湘军出关，与宋庆兵合）。日兵乃分扰山东，自成山登陆，陷荣城（十二月），攻威海，海军提督丁汝昌以战舰降敌，自仰『药』死。山东巡抚李秉衡，时驻芝罘，弃之，退守莱州。日兵复陷文登、宁海，二月，并力攻辽东，陷营口、盖平、海城、辽阳、奉天，声援俱绝。其舰队又陷澎湖，『逼』台湾，于是中国势穷力竭，而和议起矣。

　　　　当旅顺之将陷也，鸿章请于总署，遣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议款，日以其未奉敕书，且西员不当专使事，谢不与通。旋命户侍张荫桓、湘抚邵友濂为全权，以二十一年（1895）正月至日，日以其内阁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卿陆奥宗光为全权，会荫桓等议款。又以敕书未载便宜行事，不足为全权，拒之。乃改命李鸿章，以二月二十三日至马关，二十五日会议，博文请驻兵大沽、天津、山海关乃停战，鸿章不许，而博文执之甚坚。鸿章乃请缓停战，先议和。二十八日鸿章为刺客所伤，日人渐惧。三月三日，乃允停战，于五日订约。以二十五日为限。后又展二十一日。七日，博文出议和约稿十款，于二十三日定议。其中第一、三、五、七、九、十均照原稿定约云。

　　　　《马关条约》十一款。第一款，中国认朝鲜自主。第二款，割奉天南部、台湾、澎湖（约文云：“中国将管理下开地方之权，并将该地方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一切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第一，下开划界以内之奉天省南边地方，从鸭绿江口溯该江抵安平河口，又从该河口划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画成折线。以南地方，所有前开各城市邑，皆包括在划界线内。该线抵营口之辽河后，即顺流至海口止，彼此以河中心为分界。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在奉天省所属诸岛屿，亦一并在所让界内。第二，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第三，澎湖列岛，即英国格林尼次东经百十九度起至百二十度止，及北纬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之间诸岛屿。”）。第四款，赔款二万万两，分八次交清，未交之款，按年加息百五。第六款，本约批准互换后，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以中国与泰西各国现行约章为本，未经实行以前，与最优待国无异。添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以便日本人民往来侨寓，从事工艺制作。日轮得从宜昌溯江至重庆，从上海溯吴淞江及运河至苏、杭。日人在内地买生熟货，及进口货运往内地，得暂租栈房存货，不输税钞。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寄存栈房，均照日人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优例豁除亦同。第七款，日本军队现驻中国境内者，于本约批准互换后三个月内撤回。第八款，暂占威海卫，俟一二次赔款缴清，通商行船约章批准互换，并将通商口岸关税，作为余款并息之抵押方撤。另约第一款，威海驻军之费，由中国年贴四分之一，计库平银50万两。第二款，以刘公岛、威海卫口湾沿岸5日里（约合中国40里）以内地方，作为日军驻地。第三款，治理仍归中国，惟日司令官因军队事出示，中国官员亦当遵守，有涉军务之罪，均归日军务官审断。

　　　　约既定，台湾人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总兵刘永福主军政，谋自立。未几，抚标兵变，景崧走，日人入台北，永福据台南苦战，卒不敌，内渡，台南亦亡。

　　　　其奉天南部之地，则因俄、法、德三国之干涉而还我。三国驻日公使，照会日外务省，事在四月朔日。日人不得已，许之。其后条约既换（四月十四日），日兵仍据辽东，三国复以为言，日本索偿款10000万两，徐减至5000万两。迁延至八月，三国会议定为3000万两，日本亦许之。而要以交款后三个月乃撤兵。于是复派李鸿章与日使林董议还辽约。林董请于约内声明俄、法、德不得占东三省，中国亦不割让。大连湾通商，大东沟、大孤山均开埠。鸿章不许。九月，三国又促日本退兵，乃以四日定议。约凡六款，又专条款，中国输银3000万两（第二款），而将《马关条约》第三款，及拟订陆路通商章程之事作罢云（第一款）。

　　　　通商行船条约，初由李鸿章与日使林权助会议。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鸿章使俄，改由侍郎张荫桓与议。于六月十一日立约，凡二十九条：驻使（第二款），设领（第三款），游历、通商（第六款），进出口税则，子口税（第九至十三款），领事裁判权（第二十至二十二款，约文言日本官员），最惠国条款（第二十五款），均与泰西各国之约无异。又特订明，在日本之中国人，由日本衙署审判（第三款）。而日人在通商口岸，得从事商业工艺制作（第四款）。由此通商口至彼通商口，税赋、课钞、厘金、杂派全免（第十款）。运中国土产出洋，除纳子口税外亦然（第十二款）。许在通商口岸，设立关栈（第十四款）。则其权利，并有超出西国各约之外者，皆以马关条约第六条为本也。

第19章　讲义（18）（）　
议约之初，中国要求华民在日，一律优待。举美、奥二约为证。日言美非欧洲，奥远华，华民鲜到，日与欧美改约，数年内拟开放全国，中国通商，仍限口岸，且中国与他国立约，彼国虽有优待之文，亦终立限制之条云。机器所造之货，日人欲免抽厘，中国谓《马关条约》只免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制造货离厂等税未提。日不肯订入约内，卒如其意（后许中国定机器制造税，见下）。旋因津、沪、厦、汉四租界，及苏、杭、沪通商章程，又于是年九月，公立文凭四款。第一款，添设通商口岸，专为日本商民，妥定租界。其管道路及稽查地面之权，专属于日领事。第二款，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三日，江海关所颁苏、沪、杭通商章程，内行船之事，当与日本妥商而定。第三款，许中国课机器制造货物税饷，但不得比中国臣民所纳加多，或有殊异。第四款，中『政府』在沪、津、汉、厦等处，设立日本专管租界。

　　　　中国与朝鲜订约，始于光绪八年（1882）八月，与各国之约迥异（此约由李鸿章与朝鲜来使赵宁夏所立，谓之《会定水陆贸易章程》），凡八条：（一）互派商务委员，驻扎口岸；（二）中国商民在朝鲜，朝鲜商民在中国，所有案件，均由中国官主政审断；（三）两国商船，听在通商口岸交易。朝鲜平安、黄海道，与山东、奉天滨海地方，听两国渔船往来捕鱼；（四）商民应纳税钞，悉照彼此通行章程，并准中国北京交易，朝鲜汉城设栈。又准两国商民入内地采办土货；（五）陆路交易，定于鸭绿江对岸栅门与义州二处，图们江对岸珲春与会宁二处；（六）鸦片不准售卖。红参入中国，抽税百分之十五；（七）两国往来，向由驿路，听改海道；（八）有须增损之处，随时咨商。甲午战后，朝鲜改国号曰韩（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中国以太仆寺卿徐寿朋为驻使，重与立约，则除彼此皆有领事裁判权外，与他约无甚异同云。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八月，凡十五条。（二）驻使设领，须得本国承认。（三）、（四）、（八）条通商征税，游历通商，皆属相互。（五）彼此互有领事裁判权，而许将来收回云。第四条订明，在租界者，须依租界章程，第八条订明游历通商，不许坐肆卖买。第九条中国运洋『药』入韩，及潜买韩国红参出口者有罚。（十二）两国陆路交界处所，边民向来互市，此次定约后，应重订陆路通商章程税则。边民已经越垦者，听其安业，以后越界，彼此均应禁止。此数条约中韩独有之关系，故亦与他国之约不同。

　　　　第二十五章港湾之租借

　　　　中日战时，内外臣僚与舆论，多欲联俄拒日者。其后干涉还辽，亦颇赖三国之力。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李鸿章使俄，与订《中俄密约》。明年冬，德占胶州，成租借之约。于是威海卫、广州湾相继租借。铁路、矿山之要索，随之而盛，形势益危急矣。

　　　　先是光绪十二年（1886），出使大臣许景澄奏陈海军事宜，言西人测量中国海岸，靡所不至，皆艳称胶州湾，请渐次经营。期以十年成巨镇。二十年（1894），中国拟创修船坞于此，然卒未果。二十三年（1897）十月，钜野杀德两教士（游勇所为），德人袭据胶州湾，分兵略地，直窥即墨。德皇又派其弟率兵船来华。德使海靖照会总署，要求六款，又请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德主教安治泰在济宁所建教堂，敕赐天主堂匾额，给工料银6。6万两，被杀教士，无家属领恤，请在曹州及钜野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官给地段，不逾10亩，各给银6。6万两，并敕赐天主堂匾额。钜野、菏泽、郓城、单县、武陟、曹县、鱼台七处，为教士各建住房一所，共给工料银2。4万两，作为偿恤之用。又请筑造山东铁路，铁路旁近矿务，先尽德商估办。总署与之磋商，请删永不叙用四字，铁路许先造胶济一段。会曹州复有逐教民杀洋人之说，海靖复翻前议，要求李秉衡永不叙用。奉谕将曹州镇总兵万本华撤职，海靖乃许先结教案。胶济租约，由海靖送来五款，于十二月中议定，而又有德兵在即墨被杀，德教士在南雄被劫之事。海靖复增索胶至沂、沂至济铁路，嗣后山西路矿，均须先向德国商办。二十四年（1898）二月，订约三端。胶州湾租借以九十九年为期（一端二款）。租期未满，德人自愿归还中国，应偿其在胶费用，另将较此相宜之处，让与德国。德所租地，永不转租于别国（一端五款）。胶济、胶沂济铁路，由德承造，其由济往山东界，与中国自办干路相接，应俟造至济南后再商（二端一款）。铁路附近30里内煤矿，许德开采（二端四款）。山东各项事务，如用外国人或外国资本、外国物料，均先问德商（三端）。二十五年（1899）三月，会订青岛设关征税办法。德许中国于青岛设关云。

　　　　德租胶州湾后，俄人遂租借旅顺大连湾。其租约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六日（凡九条。李鸿章、张荫桓与俄巴布罗福所立，租期为25年限满后由两国相商，亦可展限，见第三条。限内调度水陆各军，并治理地方大吏，全归俄官责成一人办理，但不得有总督巡抚名目。中国无论何项陆军，不得驻此界内。界内华民犯罪送交就近中国官按律治罪，见第四条。租借地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商订，见第二条。租地之北留一隙地，其界由许大臣在圣彼得堡与俄外部商定。此隙地之内，一切吏治全归中国，惟非与俄官商明，中国兵仍不得至。见第五条。许大臣者，驻俄公使许景澄也。旅顺仅准华、俄船只停泊，大连口内，一港专供华、俄军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见第六条）。《中俄密约》允许俄人筑造东省铁路，此约又准其展筑支线（第八条，光绪二十二年〈1896〉所准东方铁路公司建造铁路，许自某一站至大连湾或营口、鸭绿江间沿海地方筑一支路）。是年闰三月十七日，出使大臣许景澄、杨儒与俄外部莫拉维诺夫增立条款六条。定租地及隙地之界（第一、第二条俄外部原议海城、凤凰城、大孤山三城在内，经中国争执，画出金州归中国治理，得设警察。中国兵退出，代以俄兵，居民有权往来金州至租地北界各道路，并用附近之水，但无权兼用海岸。见第四条。别以照会申明，俄兵屯扎城外，非有『乱』事及攻击俄兵之事，不得入城。又隙地不得让与别国。其东西海岸，不与别国通商。工商利益，非经俄允许，亦不得让与别国。见第五条。此项境界后由奉天委员与俄会定，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立专条八款，共立界碑三十一，小界碑八）。铁路东端定在旅大海口（不在沿海别处。此路经过地方，不将铁路利益给与别国人。中国自造从山海关接长之路，则俄不干预。见第三条）。五月十八日，又与俄东省铁路公司订立合同七款（一、定名为东省铁路南满洲支路。二、为运料故，许俄船航行辽河及其支流及营口，并隙地内各海口。三、暂筑支路至营口及隙地海口。惟自勘定路线，拨给地段日起算，于八年内拆去。四、以路用故，许开采官地树林及煤矿。五、俄可在租地内自定税则，中国可在交界处，征收经铁路从租地入内地，从内地入租地之税。照海关进出口税则，无增减。又可商允俄国自开埠日起，在大连设关，委公司代为收税，而中国另派文官为委员。六、许公司照各国通商行船章程，自备航海商船。此事与铁路无涉，其期自无限制，毋庸按照光绪二十二年〈1896〉中『政府』与华俄银行合同第十二条价买及归还期限办理。七、路线由总监工勘定，由公司与铁路总办商定。第五条原合同第十款，中国在交界设关，照通商税则，三分减一，此时以大连系海口，恐牛庄、天津受碍，内地租地亦非国界，议改）。第七条定后，又与俄商，路线须绕避陵寝30里，俄亦允许。而英以俄故，租借威海卫，租期如旅顺（俄租旅大后，英使窦乐纳请租威海卫，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十三日，与立专条。租借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期照俄租旅顺，英可驻兵，设防护之法，凿井开泉，修筑道路，建设医院。中国管辖治理，英国并不干预，惟除中英两国兵丁之外，不准他国兵丁擅入。威海中国官员仍可驻扎城内，惟不得与保卫租界之武备有妨。租与英国之水面，中国之兵船，不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法以德故，租借广州湾，租期亦如胶州（遂溪、吴川县属海湾，并东海、硇洲两岛，租约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因遂溪杀法武官、教士而起，法兵入据广州湾，立约七款。其第七款，并许法造赤坎至安铺铁路旱电线）。英又立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香港后面九龙地方，亦以九十九年为期（租约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一日，九龙官员仍可驻扎城内，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妨。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留九龙城附近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船渡艇停泊。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大鹏湾、深圳湾水面，中国兵轮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外人势力，布列海口，并借筑路开矿，侵入腹地，几于卧榻之旁，任人鼾睡矣。

　　　　第二十六章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

　　　　清廷之变法，始于戊戌。先是德宗亲政后，大权仍在孝钦后手中。德宗颇有图治之意，而为后所尼（新进之臣，首被擢用者为文廷式，自编修擢为侍读学士。廷式者，德宗所宠珍、瑾二妃之师也。妃兄志锐亦擢为侍郎。孝钦杖二妃，谪志锐于乌里雅苏台。廷式托病去，后亦被褫职。时光绪二十年〈1894〉也。明年，德宗密令翁同龢拟变法诏十二道，孝钦知之，撤同龢毓庆宫行走。侍郎汪鸣銮、长麟亦坐是革职）。光绪二十二年（1896），恭亲王死，孙毓汶亦罢，翁同龢以师傅旧恩，颇赞维新之议。是时时局亦益棘，而革新之机渐熟。

　　　　中国与外人之接触，以广东为最早，人民之通知外情，亦以广东为最。故变法之议及革命之举，皆起于是焉。康有为者，南海人，早主变法之议，初以荫生上书，不达。甲午之战，有为令各省举人入都会试者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变法之计，亦不达。嗣后有为又上书者二，胶州事起，又上书陈救急之计，前后上书凡五，得达者惟一。德宗颇善之。公车上书之后，有为设强学会于京师，为御史杨崇伊所劾，封禁。其徒梁启超，设《时务报》于上海，大唱变法维新之论，举国耸动，风气骤变。是年四月，德宗始擢用有为、启超等，行新政。朝臣之守旧者，倚孝钦以尼之。有为等乃有围颐和园，劫迁太后之谋。时袁世凯继胡燏棻练新兵于天津，谭嗣同说之，世凯泄其事于荣禄。八月六日，后再临朝，幽帝于瀛台。杀有为弟广仁及谭嗣同、刘光第、杨深秀、杨锐、林旭，有为、启超走海外，新政尽废。后欲捕有为、启超，外人以为国事犯，弗听。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继穆宗后），欲图废立，而有为立保皇党于海外，诸华侨时电请圣安，以阻其谋。后使人以废立意讽示各公使，各公使亦反之。经元善等在上海合绅民电争废立，后欲捕之。元善走澳门，报馆在租界者多诋后，后欲禁之，又不得，于是后积怒外人，排外之心渐炽。

　　　　义和团者，《各国立约始末记》云嘉庆十三年（1808），仁宗谕饬江南、安徽、河南、山东诸省，严惩聚众设会，即有义和拳名目。揭“扶清灭洋”为帜，自称有神术，可避枪炮。大臣之顽旧者颇信之，毓贤抚山东，尤加奖励，德使迫总署开其缺，代以袁世凯。世凯知其不足恃，痛剿之。义和团入畿甸。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