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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垣以其不肯行三跪九叩首礼，不敢许。而又有人言其欲逃，载垣遽命僧王捕拿。僧王遂将巴夏礼执送京城，监在刑部监里（此时被拘的，英人26，法人13，及释出时，英人还剩13，法人只有5名，余均死亡了）。英法兵进攻，僧兵大败。胜保出战，又败。八月，英法兵遂陷通州。文宗以恭亲王奕囗为全权大臣议和，仍不谐。文宗遂逃往热河。英法兵据圆明园。胁北京守臣，释放巴夏礼，开放永定门。英法兵于二十九日入城，九月五日，英兵焚毁圆明园，奕囗避匿不敢出。旋因俄使伊格那提也夫（ignatief）居间，且力任保护，乃出面议和，与英法各订条约：（一）开放天津。（二）许华人出洋做工。（三）割九龙司与英。（四）英约改商欠为200万两，军费为600万两。法约改赔款为800万两（中以700万为兵费，100万赔偿在粤损失）。（五）英约言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1858）九月在沪会商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公使驻京一节，中国所竭力争持的，都归于无效了。

第32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9）（）　
长江通商后，镇江、江汉、九江各关，次第设立。总署遂与英使议订《长江通商章程》十二款，《纳税章程》五款。穆宗同治元年（1862）又续订《长江通商章程》为七款。洋商由上海运洋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进口正税。至江口后，如完一子口税，则发给税单，离江口入内地，不再另征。否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运土货进长江的，在上海纳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如系别口来的土货，已在该处完出口税，上海交复进口税的，则出口正税及长江复进口半税皆免，而均须逢关纳税，遇卡抽厘，不能援洋货完一子口税不再另征之例，洋商在长江口岸入内地买土货的，或本商自去，或用其本国人，或用内地人均可。惟须向海关请领买货报单（单内注明该货某日到某子口，应运通商某口，并填注本商姓名，或本行字号）。其自长江口岸运至上海：如系洋商自贩之货，在江口完一子税，即可过卡。其货若已由内地人交过各内地税，则长江各口皆不税，俟进上海时，乃完长江出口正税。并存一半税于银号。如三月内原包原货（原包谓无拆动，原货谓无抽换）运往外国，则将所存半税发还。如在沪销卖，或逾限未出口，即将所存半税入账，作为复进口税。或限内出口，而有拆动抽换情形，除将半税入账外，仍须另纳出口正税（以上章程，除长江应收出口正税及复进口半税，均在上海完纳，与别海口不同外，其余办法，南北各海口，均照长江一律办理）。英商船只准在镇江、九江、汉口之处贸易，沿途不准私自起下货物。英船分为两项：（一）为由镇江上江，暂做长江卖买的大洋船，以及各项划艇、风篷船只，须将船牌呈领事官，由领事官行文江关，由关发给护照；（二）为由上海入江，常做长江卖买的内江轮船。则领事官转请江海关发给江照，以六个月为期。其装载土货，亦先完正税半税。到上海后，如在三个月内出口，则半税发给存票，以抵日后所完之税。此项章程，直至德宗光绪二十五年（1899），方行改订。许有约各国商船，在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宜昌、重庆八处，往来贸易。并准在不通商的大通、安庆、湖口、陆溪口、武『穴』起下货物。其往来搭船之处，则只准搭客暨随带之行李上下。商船分为三项：（一）由镇江上江，暂作贸易的出海大洋船；（二）由长江此口赴长江彼口，或由上海赴长江各口常川贸易的江轮船；（三）为划艇钓船及华式船只，大轮船过镇江以上，及江轮船、划艇、钓船，均须请领长江专照。雇用华式船只，则须请领专牌，均由税务司发给。出口税在装货之口，进口税复进口税在起货之口完纳。诸船均须于出口之关，请领总单。若进口时所卸之货，不及总单所载之数，惟该船主是问。这是中国内河航权丧失的历史。

　　　　自欧人东航以来，中西之间种种隔阂，至五口通商之役而爆发，经过咸丰戊午、庚申两役，而作一小结束，短短的20年间，中国权利丧失的，不知凡几，这真是可以痛惜的事。但亦是无可如何的。因为此时，中西的文化，隔阂太深了，冲突终不可免。中西文化的隔阂，关系最大的：（一）为国际法上见解的悬殊。（二）则人民骤与异文化接触，而又激于累败之辱，不免发生偏狭的排外心理。（三）中国和外国交涉，向守厚往薄来之戒，对于利益，不甚注意，于此时的局势，亦不相宜。此时的要务：在于（一）消除妄自尊大之念，（二）消除盲目排外的感情，（三）而对外则不丧失权利。此非深知此时的局面，为旷古所未有，一切旧见解、旧手段都不适用不可行，在当时如何可能呢？所以交涉的失败，只是文化要转变而尚未能转变当然的结果，并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个人。圆明园为清世宗在藩邸时赐园。即位后，亦于其中听政。累朝继续经营，法人称其建筑之精，珍奇之富，为欧洲之所无。一旦化为劫灰，实为我国有关文化的建筑古物，遭受损失之始。此后战事之所破坏、古董商人之所贩卖，以及各地愚民，因外人收买之所毁损，更不知凡几。此后整批的毁坏、抢劫、盗窃，更其无从说起了。几世几年的精英，一朝化为乌有，言之岂不可痛？但须知：（一）文化的进退，视乎其社会的情状，是否安和，物质所表现的文明，实在其次。（二）舍此弗论，以现在文化的状态，虽有宝物，亦必不能终守。（三）所谓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一方面固然代表学术技艺，一方面也代表奢侈的生活。后者固绝不足取，即前者，就已往的社会论，并不过一部分人能参与此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被摈于其外的。今后社会的组织，果能改变，合全社会人而从事于此，已往的成绩，又何足道？所以有关文化的建筑品物等，能保存固当尽力保存，如其失之，亦无足深惜。

　　　　第四节咸丰戊午、庚申中俄条约

　　　　中国历代，对于属地，系取羁縻政策的。『政府』或设官以管理其通路，如汉朝的西域都护是；又或驻扎于几个要点，如唐朝的都督府是。此等官吏对于服属的部族，加以管理，有违命或互相攻击或内『乱』之事，则加以制止。防患于未然，使其事不致扩大而成为边陲之患，此即所谓守在四夷。但中国的政情，是以安静为主的。不但向外开拓，即对于边疆的维持，亦不能费多大的国力。所以对服属的部族，真个强盛时，中国所设的管理机关，就只得撤退。再进一步，就患仍中于边陲了。历代的武功，除西汉一朝，去封建时代近，其君主及人民，都略有侵略的『性』质外，其余如唐朝及清朝，实都不过如此。看似武功煊赫，拓土万里，实则都是被征服者的衰『乱』，并不是中国的兵怎样的强。总而言之，开疆拓土，甚至于防守边陲，在中国政治上，实向不视为要务。在如此情形之下，驾驭未开化的蛮族，尚且不足，何况抵御现代西方国家的侵略？所以中西交通之后，中国的属地和属国，必要有一度的被侵削。这也是前此的政情所限定的，并非任何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失策。

　　　　历代对西北的发展，实力所及，在天山北路，略以伊犁河流域；在天山南路，略以葱岭为限。自此以外，则因道里窎远，山川阻深，实力不能及，仅为声威所至了。清高宗乾隆二十二年（1757）『荡』平准部，平定天山北路。二十四年（1759）翦除大小和卓木，平定天山南路。其时葱岭以西，以及伊犁河域以外之国，如哈萨克（吉利吉思）、布鲁特、浩罕、布哈尔、基华、阿富汗等，都来归附，是为清朝极盛之时。清朝对于此等地方，自然仍沿历代羁縻之策，不过遣满洲大臣驻防而已。而俄国的势力，却向亚洲西北部，逐渐发展。至道光三十年（1850），遂叩我西北的门户，要求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三处通商。俄国的交涉，在清朝，是归理藩院办理的，此时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绝喀什噶尔。遂由伊犁将军奕山，和俄国订定通商章程，两国贸易都免税，严禁赊欠及缉失物、交逃人之约。还是乾隆以前，在满蒙方面交涉的旧眼光，然而东北的风云，已日益紧急了。

　　　　清朝对于东三省，是看做他们的发祥地，将其地封锁起来，不许汉人移殖。然徒从事于封锁，却不能尽力经营（要经营不得不用汉人，一用汉人，封锁的计划，就破坏了）。所以当西力东侵时，东北一隅，实力格外不充足。这也是历代以无动为大，加上清朝自私政策的结果。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立时，俄人对于东方的情形，亦不甚深悉。道光二十七年（1847）穆拉维约夫（muravieff）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派员探察，才知道库页是岛，前此俄人误以为是半岛，则航行黑龙江，必经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期甚长，今知库页之为岛，则可由鞑靼海峡，鞑靼海峡是不冻的，而且可容吃水15英尺的大汽船，黑龙江价值倍增了。伊犁、塔城通商之年，俄人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庙街）。越二年（1852年，清文宗咸丰二年）占据德克斯勒湾，又进占库页岛。东北的风云益紧了。明年，俄人和土耳其开战，英法将援助土国。穆拉维约夫要在东方设防，乃西归觐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当《尼布楚条约》订定时，俄人本以为出于迫胁，心怀不服。至此，遂议定和中国重行划界。而俄国的外交部，不以穆拉维约夫的举动为然。行文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边界。明年，吉林将军将其奏闻。上谕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无如所派之员，或以冰冻难行为辞，或以约会相左为解，辗转经年，卒无成就。而俄与英法开战，俄皇遂以极东全权授穆拉维约夫，得径与中国交涉。穆拉维约夫乃行文中国『政府』，说因防守太平洋岸起见，要由黑龙江中运兵，请求派员会议，划定边界。使者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进京，穆拉维约夫就径由黑龙江航行。瑷珲副都统见其兵多，不敢拒绝。咸丰五年（1855），穆拉维约夫和黑龙江委员台恒会见，借口为防英法起见，黑龙江口和内地，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示以俄国外交部来文，说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中国之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语塞。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置诸缓议。时朝命吉、黑两将军及库伦办事大臣照会俄人，说此次划界，只以未设界牌地方为限。然实际上黑龙江北之地，逐渐为俄所占，清朝仍不过命吉、黑两将军据理折辩，并由理藩院行文俄国，请其查办而已。

　　　　五口通商以后，俄人亦援例要求，而清朝不许其在海口通商。咸丰七年（1857），俄使普提雅廷（putiatine）到天津，请求划界。朝命折回黑龙江办理（《上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云云。中国此次交涉，是全然依据条约办理的，但其时实力太薄，条约已无从维持了）。时俄已以界务任穆拉维约夫。普提雅廷遂南行，与英法美使臣会合。明年，英法兵陷大沽，穆拉维约夫乘机照会黑龙江将军奕山，约其在瑷珲会晤。于是奕山为全权大臣，和穆拉维约夫定约于瑷珲，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三字，明系注语，即指黑龙江而言，中国人因谓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的松花江，亦系指松花江口以下的黑龙江。说依据条约，俄人实无在松花江中行船的权利。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和英法文各本，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确有之）。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原住的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管理（此即所谓江东六十四屯。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亦申明黑龙江左岸，中国人住的地方，及中国人所占渔猎的地方，俄国均不得占据。仍准中国照常渔猎，重立界牌，以后永无更改。并不得侵占附近各地。嗣以华俄居民，垦田交错，互起争端。曾于光绪六年即1880年，八年即1882年两次会立封堆，确立界址。清朝复以平原界堆，容易迁移，于光绪十三年，即1887年，派李金镛去和俄国交涉，重划界址，掘濠为界，纵200余里，横七八十里不等。光绪二十六年，即1900年，义和团事起，俄人驱逐各屯居民，聚在大屋中，多被烧死。幸免的百余人，都凫水逃归江右。二十八年，即1902年，俄国所立《东三省撤兵条约》，虽有“允将东三省各地交还中国治理，一如未占据之先”之语，然其地迄未交还。此注略据葛绥成《中国近代边疆沿革考》，中华书局本）。此约既定，侍讲殷兆镛参奏奕山，以黑龙江外五千里之地，借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就条约观之，诚如殷氏所论。然据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的形势，是万不能和俄人开战的，边备废弛，兵力衰颓，由来已久，断不能令身当交涉之冲的一个人，独尸其咎。

第33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10）（）　
普提雅廷南行后，旋与英、法、美三使俱至天津。仍请添设通商口岸。清朝称，恰克图和伊犁、塔城，已有三口，若再在五口通商，则共有八口。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在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旋亦许其一律。及桂良到津，遂与俄国定约。其中重要条款：（一）以后行文，由俄国外交部径达军机处或特派的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自恰克图或就近海口进京。（二）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人数不加限制，俄人居京城学习满汉文的，亦不拘年份（按乾隆十六年，即1751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10年，请派人前来更换云云，则前此以10年为期）。（四）许在海口及内地传天主教。（五）派员查勘边界。（六）京城、恰克图公文，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信函亦得附带。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七）又有最惠条款。咸丰十年（1860），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续订条约：（一）尽割乌苏里江以东。（二）交界各处，准两国人民，随便交易，都不纳税。（三）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钱恂《中俄界约斠注》云：“按《新疆识略》，边徼卡伦，向分三等：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卡伦。驻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有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过时则撤者，是谓添设之卡伦。卡伦之设，本只游牧人私行出入，初无关于界址。故常设之卡伦，至近者距城或不过数十里。咸丰十年〈1860〉之约，指明以常驻卡伦为界。同治初元，将军明谊与彼官勘界。彼坚执常驻二字。明将军再四辩论，总署亦与争持，谓中国卡伦，向无常驻不常驻之分，必当以最外卡伦为界。无如边徼规制，彼中习见习闻，竟不克挽回。而乌里雅苏台以西之界遂蹙。”按此约立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所属大阿勒台山迤北，塔尔巴哈台所属塔尔巴哈台山、阿拉套山迤北，及伊犁所属卡伦，均有向内移徙的，见第四条。又塔尔巴哈台所属民庄五处，则限10年内徙，见第十条），雍正六年（1728）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的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四）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五）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六）库伦设立领事。（七）俄商来的，每处不过200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八）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国内地通商，并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九）开喀什噶尔，设立领事。除不许赊欠之例，领事和地方官平行。（十）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十一）边事向惟库伦大臣和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和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和吉林、黑龙江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由驻恰克图部员和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十二）恰克图到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20日。物件二月一次，限40日。商人愿自行雇人送书信物件的，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此两约失地数百万里，自《尼布楚条约》订立至此，共历170年。

　　　　咸丰十年（1860）条约定后，东北疆界，中国依约，于其明年，派仓场侍郎成琦；德宗光绪十二年（1886）又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和俄人勘定界址，都立有界约。其西疆之界，则穆宗同治三年（1864），由伊犁将军明谊和俄订立界约，划定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的葱岭的疆界。其后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属境于同治八年（1869），塔尔巴哈台属境于九年（1870），由荣春、奎昌与俄人勘定，亦都立有勘界记，惟伊犁属境，未及勘定，而为俄人所据，遂启回事定后的重大交涉。

　　　　咸丰十年（1860）条约中，由恰克图照旧到京一语，意自不谓京城得行销货物。而俄人曲解条文，要求在北京通商。恰克图、库伦、张家口、通州等处，又借口陆路费重，定税不能照海口一律，又要在蒙古各地随意通商。张家口设立行栈领事。经过关隘，概免稽查。总署力与辩论，卒于同治元年（1862）定《陆路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一）两国边界百里内贸易，均不纳税。（二）中国设官的蒙古地方，及该官所属各盟，亦不纳税。不设官处，须有该国边界官执照，乃可前往。（三）赴天津的，须有俄边界官并恰克图部员盖印执照，限6个月在天津缴销。仍只准由张家口、东坝、通州径行抵津。（四）张家口不设行栈，而准留货物十分之二销售。税皆三分减一。留张之货，不销的准其运赴天津，不纳税，如在津由水路至南北各口的，所减三分之一税，仍须补足。由津及他口运入内地的，亦照纳子税，在他口贩土货运津回国的，除在他口按例纳税外，在津纳一复进口税，在天津、通州贩土货回国的，完一子税。贩别国货的，如已完过正税、子税，则不重征。如未完过子税的，亦应照补。亦均限6个月销照。此章订明试行三年。四年（1865），俄人提议改订。五年（1866），许其天津免纳复进口半税，余展至二年后再商。至八年（1869）乃改订二十二款。（一）俄欲删原约中张家口不得设立行栈一语，中国不可。许将货物酌留十分之二，改为酌留若干。而更添不得设立领事一语。酌留张家口的货，仍交正税，不销的运赴天津、通州时，还以三分之一。（二）原约俄商赴蒙古贸易的，有“小本营生”四字，许其删除。原约但云“无执照者罚办”，此改为“行抵中国一边卡时呈验”，其绕越偷漏的罚则，亦均减轻。（三）在津贩卖复进口土货，由陆路回国的，如在原口已完清全税，一年之内不再重征。并将暂存天津的复进口半税，给还存票（嗣后天津复进口税，中国与各国一行拟改，俄亦一律改定）。其余悉同原约。此约以五年为期。中国当日，对于商务的盈亏，不甚注意。税入尤所不计，所怕的是俄人遍历各地，窥我虚实。直到后来伊犁交涉时，所斤斤顾虑的，还在这一点。然其时情见势绌更甚，并此时所订定的，亦不能维持了。

　　　　第五节教禁的解除

　　　　咸丰八年、十年（1858、1860）两条约，把传教事项，明文规定，这也是中外交通以来的一件大事，自此至光绪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教案常为中国的大患，前后共历40年。今略述教禁解除的经过和教案中最严重的同治九年（1870）天津一案如下。

　　　　自雍正元年（1723），将各省天主堂一律改为公廨以后，教士在中国已无复开堂传教的权利。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美条约，许美人在五口设立礼拜堂。然这只是许其自行礼拜，并非许其传布。是时法人屡向耆英请开教禁。二十五年（1845）耆英为之奏陈。部议准其在海口设立天主堂，华人入教者听之。法人仍不满足，耆英奏请许其要求，以资笼络。二十六年（1846），上谕，令“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