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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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匝锹薮录胗⑷琐傣埂Ｊ惫阄饕喾⑸狈ń淌渴拢砻蓝钟亩┥淘肌Ｓ谑嵌砻狼彩梗⒎ㄅ杀凉愣Ｓ⒎ū煜菔〕牵疵《ィ蔽淖谙谭崞吣辏�1857）。四使北上，至江苏。时清人务避中央『政府』与外人直接交涉，命英、美、法使回广东，听候查办。而以俄事委黑龙江将军。四使不听，仍北上，朝廷不得已，遣使至天津，与之立约，是为咸丰八年（1858）之《天津条约》。明年，英法使臣来换约，清人方在大沽设防，命其改走北塘，不听，闯入大沽，为炮台守兵击退，狼狈走上海（美使后至，道走北塘，换约而去。然各约皆有最惠国条款，故英法约后，所有权利，美人仍得享之也）。朝命废约重议。又明年，英法兵遂陷北京，文宗先已走热河，其弟恭亲王奕囗留守，以俄使居间，与英法别立《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又有增加，凡（一）领事裁判。（二）关税协定。（三）内地（1）游历，（2）通商。（四）传教。（五）各国遣使。（六）最惠国条款，均于此两约中确定。此两约为前此诸条约之整理，而又有增加，后此中国与西洋各国所订之条约，悉以此为蓝本，故中国与西洋初期之交涉，实至此订立如许不平等条约而告一段落。
俄国《津约》亦许（一）海口通商。（二）传教。（三）又许自北京至恰克图之公文，由台站行走，于是北方之藩篱突破矣。（四）又许查勘边界，因此乃有（1）是年之《瑷珲条约》割去黑龙江以北，而以乌苏里江之东为两国共管之地。（2）十年（1860）中俄《北京条约》，则1并割乌苏里江以东，2又许（a）于库伦设领。（b）自恰克图至京，经过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许销售。（c）又开喀什噶尔。（d）自沙宾达巴哈以西之界，规定大概，以俟测勘。其后同治三年（1864）乃本此而立界约，（a）科布多，（b）乌里雅苏台，（c）塔尔巴哈台所属，均会勘完竣，立有界牌。（d）惟伊犁所属，因回变未克完竣，遂酿成俄人占据伊犁后之交涉。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之国内情形
中国既遭遇旷古未有之变局，是时之情形如何，自应加以检讨，今分社会及政治两方面述之。
第41章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2）（）
社会方面：（一）中国人对外之观念，本属宽大。《尚书大传》述越裳氏来朝，周公谓政教不加，君子不受其贡贽，此为古代之见解。降及汉代，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萧望之不欲其受臣礼，犹沿此等见解之旧。自五胡『乱』华，中国人颇受其压迫，对外之观念稍变。辽金侵入，汉人之受压迫弥深，见解之变亦弥甚，遂有所谓尊王攘夷之说（尊王攘夷之观念，发生于北宋之世，实晚唐时裂冠毁冕之反响，亦沙陀、契丹等侵入，有以激之使然也，至南宋而此观念益形发达。胡安国之《春秋传》，可以为其代表）。对外之观念，浸流于偏狭。（二）且民族主义，须有智识以行之（民族主义，推至极端，实有弊害，唯有能受理『性』之支配，方可收其利而不受其害）。而宋学末流入于空疏，加以科举之流毒，空疏更甚，遂至于外情茫无所知，而一味盲目排斥，几与愚民无异。（1）且如古代交通不便，各地方之风俗亦不同，以君主一人之野心，劳民伤财，妄事开拓，实无益而有损，故以勤远略为戒。然后世1防御，2防御『性』质之攻战及要点之据守，则迥非其伦矣。乃至清代，西人东来后，有以讲究边防，研求外情之说进者，迂儒犹以为勤远略而反对之。（2）又如古代工业，墨守成规，而其时社会，严禁奢侈，故有作奇技『淫』巧以疑众者杀之说。欧西机械，或益民用，或资国防，迥非其伦，乃亦以为奇技『淫』巧而妄加反对。此等锢蔽之见解，深入其心，加以1外力之压迫，2宗教之畏恶，动于感情，劫于群众，其见解之牢不可破也遂弥甚。士人如此，愚民受其诱导，其盲目自更不待言矣，遂致新机之启辟甚难，仇外之风『潮』屡起。
政治方面，则以概沿闭关时代之旧，于竞争极不适宜。其最甚者，（一）行政机关组织之不善，盖自贵族阶级崩溃以后，官僚代之而居治者之位置，凡阶级之『性』质，恒欲剥削他阶级以自利，君主之责任，则在调和两者之间，而求其平衡，故为治最要之义，在能监督官吏，不使虐民太甚，政治遂偏向此路发达。治官之官日多，治民之官日少，夫无治民之官，则无治事之官，而百事皆废矣。况于真正办事者，尚非官吏，而实为人民自己。近代亲民之官，必称州县（州指散州言），实即古代之国君，仅能指挥监督，而不能真办事，何者，势有不及，力亦不逮也。真办事者，实惟县以下之自治职，而（1）官吏每向此等人压迫，以图自利。（2）又平民生活，极为痛苦，其狡猾者，乃与官僚阶级相结托，以鱼肉平民。于是地方自治之职，本古士大夫之流，日受压迫，沦于厮养，自治之权，渐入土豪劣绅之手，凡有兴作，无不诒害于民，言治者遂以清静不扰为惟一方术，浸至百事皆废，其或迫于时势，必须有所举办，亦皆有名无实，所谓纸面上有，实际则无也。1政治组织机关之坏，至清代而达于极点，因（a）督抚，（b）藩臬，（c）自藩臬分出之道，（d）府直隶州厅，（e）县及散州厅，实际乃有五级，抑压甚而展布难，亲民之官，即使按法奉事上司，已觉不逮，况乎非法之伺应而婪索多耶？2又清代政治偏于安静，不肯擢用奇才异能及年少有为之士，而专以例督责其下此由鉴于明代之弊而然。例非吏不能悉，遂至大权『操』于胥吏之手，而欲有所兴作益难。（二）至于为官吏之人，则以正途为尚。（1）明清两代，所谓正途者，率由科举出身，科举本属良法，惟在唐宋时代，已不能尽切于实用，至明清又将前此之分科，悉并为一，事实上科举已非普通人所能应，乃不得不放弃一切，而只看几篇四书文，而其所谓四书文者，又别成为一种奇异而不合理之体制。即四书亦不必真通，而其体制，却颇足消磨精力，士人遂致一物不知。（2）清代又因筹款屡次开捐，末年更裁减其价，以广招徕，于是仕途之流品益杂。其知识及道德水准，较之正途出身者，更形低下，末年官方之大坏，职出之由。（三）以兵力论，则（1）中国承平时代，只可谓之无兵，何者？凡事必有用，人乃能聚精会神以赴之。若其为用渺不可知其在何时，未有不以怠玩出之，而浸至于腐败者也。此为心理作用，受时势之支配，无可如何之事。历代注重军政，若宋明之世者，其兵力虽云腐败，兵额尚能勉强维持。清代则文恬武嬉，兵额多缺，而为武员侵蚀其饷。存者亦不『操』练，一以武员之怠荒，一以兵饷太薄，为兵者不得不兼营他业以自治，更无『操』练之余暇也。（2）近代火器发明，实非人力所能敌，亦为兵事上一大变。（四）兵事如此，（1）边防自更废弛，（2）对于藩属之控制，亦自更粗疏矣。（五）又中国近代，富力与西洋各国相差太远，社会经济落伍，赋税之瘠薄随之。清代经常收入，恒不过四千数百万，即其末年，亦不过七八千万，尚安能有所举措耶？
在此情势之下，不能不遭一时之困难也决矣。
第四章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
凡民族之文化，发展至一定程度者，虽因（一）社会内部之矛盾，随文明之进步而深刻。（二）旧时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一时为外力所侵入，然其光复旧物之力，终潜伏而不至消亡。（1）其在上层社会，则从事教育及文学为精神上之留诒。（2）在下层社会，则从事于秘密结社，为实际的行动。前者如宋明的遗民故老，其著述事迹，有传于后者皆是。后者如元末之革命，首先北伐者，实为白莲教徒刘福通，可知是时之白莲教，业已渗入民族主义之成分矣。书缺有间，其详已不可考。明清之际，则为时较近，其事之传者亦较详。其大略见日人所著之《中国秘密社会史》。以旧时国民与国家关系之疏松，而种种为虎作怅之恶势方盛，不得不潜伏以待时机。乾隆时表面虽称全盛，实则政治黑暗，社会风俗亦日益奢侈腐败，渐入于民穷财尽之境，于是川楚教民之起事（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七年，1795—1802），继以天理教徒之密谋（嘉庆十八年，1813），略与川楚教民同时者，东南又有艇盗（大略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十年，1789—1805），人心动摇，治安岌岌不可保矣。然此尚限于局部，至道光三十年（1850），乃有太平天国起。太平天国起于广西，出湖南，下武汉，抵南京，定都焉。复分兵西上，北出之兵，战斗力甚锐，以孤军无援，卒为清人所灭。西上者连下安庆、九江，复取武汉，然天国诸豪都是下层社会中人，天王（洪秀全）盖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非如历代开国之主，能驾驭英雄，收率贤才也。大权乃落于杨秀清之手。杨则器小易盈，骄暴『淫』逸，遂致天京内讧始起，诸王互相残杀，石达开较有雄略，别为一军，远出不复归。下游仅余一李秀成，竭力支柱，而资浅望轻，卒难挽救。清朝则胡林翼先占定武汉，曾国藩又办团练于长沙，出境征伐。林翼死后，国藩总揽全局，负发纵指示之责。李秀成虽破苏松，下浙赣，卒为李鸿章率淮军所厄。而太平天国遂亡（清穆宗同治三年，1864）。其起事于苏皖鲁豫之间，至天国亡，余众与之相合，而声势骤盛者，为捻党。捻党多马队，本易流动，而曾国藩创圈制之法，其所筑运河、贾鲁河间之长墙，虽为捻党所突破，分为东西，然卒为李鸿章及左宗棠所扑灭（东捻亡于同治六年，1867年，西捻亦回师东方，亡于其明年）。回事起于云南（清文宗咸丰五年，至穆宗同治十一年，1855—1872），云南回事为岑毓英所平。西北则马化龙、白彦虎起事于甘肃。妥得璘『乱』于新疆，敖罕复乘机入犯，其将阿古柏，废所奉回教教主之裔而代之，灭妥得璘，几尽据新疆之地。英、俄、土耳其皆与通使，英人复为之请封。朝议欲弃其地，左宗棠持不可，于捻党平定后，出兵先肃清陕西、甘肃，继平天山北路，进平南路，阿古柏不能抗，其本国敖罕，复于是时为俄所灭，乃『自杀』。白彦虎与阿古柏子伯克胡里均奔俄，而新疆平（清德宗四年，1878），仅伊犁一隅尚为俄人所据。
综观清代咸同之间，几于无一片干净土，而卒能次第平定，无怪当时之人，志得意满，颂为中兴也。推原其故，盖由：（一）诸起事者，仅太平天国，少有宗旨，然其始起诸人程度本属不足，其所设施，均不足以成大事（太平天国初起时，曾发布讨胡之檄，使专以此为宗旨，自较易得士大夫之赞成，顾其所谓上帝教者，带西教之『色』彩甚重，是时西教为大多数人所厌恶，其易引起反感者势也。无可如此径直推行之理，此固中外平民革命之通蔽，不能专为太平天国咎，然其不能成事则无疑矣。以军事论，抵武汉后，宜悉众北上，此时清朝尚无预备，其力亦薄弱不堪，使能直抵北京，则全国震动，而清朝亦失其发号施令之中枢，局面与后来大异矣。乃缘江而下，先据东南富庶之区，遂流于骄奢『淫』逸，使北上之孤军，战斗虽烈，卒遭歼灭，此实其失策之大者。观其既据金陵后，北上之军，犹能纵横驰骤，直薄畿甸，则知其初苟能全军北上，其形势必大非后来之比矣。逮湘淮军两路攻『逼』，形势已危，仍有劝其悉众向西北者，谓其地为清长江水师势力之所不及，且难得外人援助也。而太平天国又不能用，此亦为其最后之失策）。而出江以后，胁从日众，初起时之农民革命『性』质渐变（太平天国亦有类乎社会政策者，然其见解浮浅，手段太径直，决无可成之理。后来变质耽于享受，流于『淫』奢，亦为其失败之原因。且其定都天京以后，自广西来的诚朴壮健之农民日少，而湘淮军却专用此等人，亦其成败所由异也），遂至一败涂地。（二）而清朝是时之政事，确比历代灭亡时为清明。（三）湘淮诸将帅中，又颇多人杰，固无怪其能后延数十年之命运也。然是时清室之君臣，以之应付旧局面则有余，以之应付新局面则不足，故对内虽能削平变『乱』，对外则着着失败，终致不可收拾焉。
清文宗盖一多血质之人，即位之初，颇有意于振作，后睹时局之艰难，遂亦心灰气短，恣情安乐。载垣、端华、肃顺因而蛊之，以窃其权。三人中肃顺颇有才能，能赞文宗任用汉人，实为削平变『乱』之本，然骄横亦最甚。文宗死于热河（咸丰十一年，1861），子穆宗立，年幼，肃顺等自称受顾命。穆宗生母叶赫那拉氏与恭亲王奕囗密谋，定回銮之计，至京，猝诛杀三人，那拉氏遂与文宗后钮钴禄氏同垂廉听政，实权皆在那拉氏手。那拉氏颇聪明，能听断守文宗任用汉人之策不变，用克削平内『乱』，然（一）自此流于骄『淫』，政事日形腐败。（二）又其新智识不足，对于世界情势，茫无所知。（三）且『性』好专权，以纳后事，与穆宗不协，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以死同治十三年（1874）。醇亲王奕囗之妻，那拉氏之妹也，实生德宗，那拉氏违众立之。然德宗既长，复与那拉氏不和，遂为晚清朝局变『乱』之本。
中国初与外人交接时，于外情茫无所知，只知一味排斥。至湘淮军诸人物，则经验较富，其时上海方面，曾借洋兵之力，以却太平军，后因用外人教练中国人，谓之常胜军，收复东南，颇得其力。因知外人军事之长，亦知交涉不当一味深闭固拒，又知欲敌外人，不能不学其长技，然其所知者，亦但在军事方面，因此而及于制造，又因制造而涉及科学而已。陆军改练新『操』，谋建设海军，设制造局，派幼童出洋留学，及于国内设广方言馆等，均在此时。此等改革，其于大局影响不大。外交上革新之机，起于同治六年（1867）派志刚、孙家毂出使各国，实则主持其事者，为美人蒲安臣，对欧美诸国，申明以后交涉，当本于公道，不可倚恃强力（与美人曾立约八条，于欧洲各国，则未及立约，此次使事未终而蒲安臣死，亦其进行停顿之一原因也），惜后来未能本此进行。此时主持交涉者，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其中人物，智识大都锢蔽，且多溺于敷衍之习，罕肯留意讲求外情，对于外人仍存深闭固拒之见。外国遣使来求立约者，多拒绝其登岸。外人乃诈称为已立约国公使之亲戚，由其迎入使馆，然后由该公使代为请求，谓之介绍，中国又不能不允。其所立约稿，则即由介绍国之公使，为之代拟，多即以该国之约为蓝本，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因之愈积愈深（至光绪元年，1875，与秘鲁立约，乃思有所挽回，条文稍异于旧。然与此等小国所立之约，不能有何影响也）。
第42章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3）（）
此时交涉之惊心动魄者，第一为中俄之伊犁交涉。同治十年（1871）俄人乘回民起事，占据伊犁，清人与之交涉，俄人漫言『乱』定即还，意谓中国必不能平新疆也。及新疆既平，中国复求交还，俄人无词以拒，乃欺使臣崇厚之无识，仅与我一空城，尽夺其四周险要，且索广大之权利以去。中国下崇厚于狱，派曾纪泽使俄求改约，虽亦有所争回，然所丧失者，固已多矣（约成于光绪七年，1881），此为西北之侵略（俄人先于同治元年，即1862年与中国订立《陆路通商章程》，同治四年〈1865〉、同治八年〈1869〉又两次修改，许俄人于两国边界百里内无税通商，中国设官之蒙古地方亦然。未设官者，则须有俄边界官之执照，乃许前往。由陆路赴天津者，限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张家口不设行栈，而许酌留货物销售，税则三分减一。崇厚之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许设领。纪泽之约，限于肃州、吐鲁番，其余五处，订明俟商务兴旺再议，而将蒙古贸易扩充至不论设官未设官处，均许前往。凡设领之处及张家口，均放造铺房行栈，天山南北路通商，亦许暂不纳税。案中国是时所急者，不在索回伊犁，而在续行勘界，界线定，则伊犁不索而自回矣。急于收回一城，反致受人要挟，实一失策也）。
其西南之侵略，则始于同治十二年（1873），许英人自印度入云南。光绪元年（1875）英员行至蛮允被杀，交涉几致决裂，卒于其明年立《芝罘条约》，许英人（一）自北京经甘肃或四川入西藏，自藏入印度。（二）又或自藏印边界上前往，后印度半岛诸国，安南、暹罗、缅甸为大。安南在近世，有新旧阮之争，旧阮为新阮所覆，中国弗能正（明成祖永乐六年，即1408年，平安南，宣宗宣德二年，即1427年，复弃之，其时王安南者为黎氏。世宗嘉靖七年，即1528年，为其臣莫氏所篡，走保西京，神宗万历三十年，即1602年，复灭莫氏。明以莫氏受都统使之职，为内臣，来讨，且立其后于高平，黎氏亦如莫氏，削国号，受明都统使之职，事乃已。自是黎莫并立。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即1674年，黎氏复灭莫氏。黎氏之复国，多得其臣阮氏之力，而任用外戚郑氏，阮氏遂南据顺化，形成独立，惟对黎氏尚称臣而已。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西贡豪族阮文惠兄弟灭顺化之阮氏，是为新阮。顺化之阮，则称为旧阮，新阮遂入东京，灭郑氏，篡黎氏。明年清高宗出兵征之，为所败。又明年，遂因其请降而封之），其王乃走海岛，介法教士乞援于法。法人亦仅使军官之具有志愿者援之而已。事成（旧阮恢复之主名福映，其灭新阮，在嘉庆七年即1802年，仍请封于中国，并请改号为越南，许之），顾依原约求割地，越南弗与，且以传教事屡与法人龃龉，终致启衅，越南屡败，割地乞和。同治十三年（1874）法与越南立约，认为自主之国。光绪九年（1883）又以为保护之国，中国弗认，出兵援越（时越南『政府』不能控制全国，其东北境仍有战争）。兵之出云南、广西者皆不利，李鸿章与法使定约天津，承认法越前后条约，旋以撤兵期误会，复起冲突，法军袭福州，败我海军，然攻台湾，不克，我冯子材复有谅山之捷，而李鸿章仍与法言和，认越南归法保护。是役也，论者多为中国惜，然是时之外交，非对一国一事之问题，即专就此役论，一胜亦未必可恃，亦不得以是为鸿章咎也。然光绪十三年（1887）所订条约，开龙州、蒙自、蛮耗通商，二十一年（1895）之专约，以河口代蛮耗，复开思茅，且许越南铁路得接至中国，则窥伺及于滇桂矣。缅甸在明代，尚为中国之土司，故明初西南疆域，实包举伊洛瓦底江全流域，而兼有萨尔温、湄公两江上游，其后平缅、麓川之思氏亡，而缅甸遂强，而中国实力，西仅至腾冲，南不越普洱，遂渐成今日之境界。自英据印度，缅与之邻，兵衅时启，缅人累败，割地孔多，光绪十一年（1885）英人乘中法相持，遂灭之，中国无如何，亦于其明年立约承认。暹罗以英法相持幸存，然亦非复我之藩属矣。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缅条约附款》复许缅甸铁路通至云南，此西南剥床及肤之大概也。
俄人之侵略东北及西北，其声势之浩大，实为可惊，顾犹未能全力进行，至英法之于西南，则其进行更缓，且西南地势闭塞，其足影响大局，又非北方比也。至风云起于东亚，而形势乃一变。东方大国，沐浴我国文化者有二：一朝鲜一日本是也。顾两国之国情不同，朝鲜右文，日本尚武。力有所蕴者，必罄泄之而后已。故日本而盛强，其影响终必及于朝鲜，而且必不能止于朝鲜；而日本之发展，以东洋为其主要地带，一展拓，即与我最繁荣发达之地相触，其形势自又与西洋诸国不同。日本之与我立约，始于同治十年（1871），彼此皆限定口岸通商，领事裁判权彼此俱有，关税亦皆为协定。此时日人颇有与我相提携以御西方各国之意，顾诚欲与我相提携，则应开诚布公，商订一平等之条约，以为模范，不应思以泰西各国与我所订不平等条约为蓝本，不得所求，则怏怏不乐。而中国于是时亦应与日本开诚布公，商订一平等之条约，不应沾沾然，以失之于泰西者，不复失之于日本自憙，两国之外交家皆无远大之眼光而仅计较枝节之利益，此实使中日交涉走入葛藤之途之第一步也。然欲求东亚的安定，端在中国之富强，中国一时不能兴盛，而日本顾发展甚速，则两国间之葛藤，迟早必起。故此次交涉，虽不善，然即有眼光远大之外交家，能规永久之利益，而以后此两国发展之参差，亦终必至于引起葛藤，亦不足为此一事咎也。日本之外交喜恃强，于是有同治十三年（1874）因台湾生番杀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举。光绪五年（1879）又县两属之琉球，我争之无效。前此三年（光绪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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