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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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生番杀害其漂流人，派兵入台之举。光绪五年（1879）又县两属之琉球，我争之无效。前此三年（光绪二年，1876）日已与朝鲜立约，认为自主之国。李鸿章乃劝朝鲜与美、英、法、德次第立约，以图牵制。约中均订明朝鲜为中国属国，国际法上之解释，遂生两歧。然是时，亦非复法律能解释之问题矣。光绪八年（1882）朝鲜内『乱』，中国派兵前往镇定，日本亦派兵而后至，无所及，中国兵遂留驻朝鲜。十一年（1885）日使来，与李鸿章定约天津，约定彼此皆撤兵，嗣后如欲派兵，必互相知会。中日在朝鲜，遂立于同等地位。据李鸿章言，此约因将士远戍苦累，又外交事件应付非易，军人驻扎于外，或恐转致纠纷而然。中国是时，欲经营朝鲜，兵力人才，固均苦不足也。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复内『乱』，求救于中国，中国兵至，『乱』已平，日人亦多派兵，中国要日俱撤兵，日本不可，而要中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中国亦不许。兵衅遂启。先袭败我海军，其陆军渡鸭绿江，陷辽东缘海城邑，别军攻辽西，又陷旅顺，犯山东，熸我海军于威海卫，又南窥台湾、澎湖。明年，李鸿章如日本，定和约于马关：（一）中国认朝鲜自主；（二）偿款二万万两；（三）割辽东半岛及台澎；（四）改订商约，悉照泰西各国之例；（五）开沙市、重庆、苏、杭为商埠；（六）许日人在通商口岸，从事制造。第四项乃日人求之多年，而中国未肯允许者也。旋以俄、德、法三国干涉，乃许我以3000万两赎还辽东，自此战后东方之形势大变，而中国之积弱，更暴『露』于天下矣。

　　　　时李鸿章主联俄，俄人乘机以诱之，于是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之《中俄密约》，许俄人建造东省铁路（此系条约上之旧称，近时书籍多称为东清铁路，乃日本人所用之名词也）。其明年，德占胶州湾，立租借九十九年之约，且许其建造胶济铁路及开采铁路缘线30里内之煤矿。于是俄人租借旅顺，并得展筑东省铁路支线；英人租借威海卫，法人租借广州湾，皆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遂以分割非洲时所用势力范围之名词，移而用之于中国。要求我国宣言某某地方不割让，各国即认为其势力范围，而各于其中，攘夺权利焉。瓜分之论大炽。明年，美国务卿海约翰以开放门户，保全领土之旨，照会英俄法德意日六国，六国覆文皆赞成之。其办法，则（一）各国对于他国之利益范围，或租借地域，及他项既得权利，彼此不相干涉。（二）在其范围内之各港，遵守中国海关税率，并由中国征收。（三）对他国船舶所课入口税，不得较其本国为昂，铁路运费亦然，所谓均势之论也。自清末至民国初年之外交，则均势瓜分两力之消长而已。

　　　　第五章变动中之中国

　　　　从五口通商至甲午之战，为中国受外力压迫之时代；自甲午之战以后，可谓中国受外力压迫而起变革之时代。革新之原动力有二：（一）士大夫，（二）平民也。前者恒侧重于政治之改革，后者则较易注重于社会方面，亦易倾向民族主义。前者，康有为等之主张变法维新代表之。后者，孙文之革命代表之。革命之事体较大，久静之社会，骤难大动，故跃登舞台者，以前者为先。

　　　　中国学术，本重经世，宋学者尤饶有此种精神，惜其末流，学问失之空疏，又因附和者多，浸成叫嚣之习。空疏者昧于事势，叫嚣者惟便私图，遂至酿成党争，既为明主所不容，亦为舆论所厌恶，学术界之风气，遂一变而为清代之考据，饶有为学问而学问之精神。然与世务，则几无关系矣。物极必变，而清中叶以后，时势之艰难，又有以驱迫之，于是龚自珍、魏源等之学，乃浸浸复重经世，至康有为乃大发扬其光辉。士大夫结合莫便于讲学，清代久悬为厉禁，至其末叶，政治之力既弛，讲学之风复起。康有为讲学于广东，门下颇多达者。甲午战后，有为立强学会于北京，为言官所劾，被禁。其弟子梁启超办《时务报》（一种旬刊之名）于上海，风行海内，变法维新之论遂为开通之士大夫所共赞。清德宗颇聪明，而亦懦弱，为太后所制，不能有为。中俄密约既立，德宗感时事之亟，决意变法图强，不次擢用康有为等，乃有戊戌之变法（光绪二十四年，1898）。旧党惎之太后，太后再垂帘，幽帝，杀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梁启超走海外，太后欲捕之不得，欲废德宗，又为舆论及外国公使所尼，遂致激成义和团之变。

　　　　义和团者，代表中国极旧之思想者也，其意以为（一）外人之可畏者惟枪炮。（二）外人可拒绝之使勿来。（三）欲拒绝外人，端赖中国人民之团结，因少数客籍，必不能敌多数土著也。（四）会党本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此等人对于史事，本不明晰，加以是时外力之压迫綦重，对清人之仇恨，遂稍淡忘，反清复明之团体乃一变而为扶清灭洋。在朝廷上，（一）顽固大臣之见解，亦有与此种极旧之见解无殊者，即太后亦不能免。（二）太后因图废立，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载漪欲其子亟登大位，宗戚中，亦有欲立拥戴之功者，既为舆论所不与，又受公使之警告，乃冀于『乱』中取事。（三）疆臣又或不敢有所主张，惟朝命是听，遂致纵容拳民，毁铁路，拆电线，仇视外人，并及华人之习新事物者，后遂攻击使馆，并与各国同时开战。其结果，京城为英美德法奥意俄日联军所陷，太后及帝走西安，仍起李鸿章与各国议和。赔款至4。5亿两；划定北京公使馆界址，专归外人保护；毁大沽及自北京至海口之炮台，许各国在一定地点驻兵，保护自北京至海口之通路，是为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其流毒，盖至今未已也。方难作时，东南督抚，相约不奉伪命，与各国领事立互保之约。而黑龙江出兵攻俄，三省要地，多为俄所攻陷，挟奉天将军以号令所属。和议起，俄人谓东三省情形特殊，当别议，暗胁中国订立条约，英美日等又向中国警告阻止，清廷左右为难，俄人迫于国际舆论，乃与清廷订立《东三省交收条约》（光绪二十八年，1902），约分三期出兵，而仍不践约，遂致激成日俄之战光绪三十年（1904），俄师败绩，与日议和于美之朴茨茅斯（光绪三十一年，1905）。（一）俄认日在韩国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之卓越利益。（二）将旅大转租于日，东省铁路支线，自长春以下，割归于日，即日人所称为南满洲铁道者也。约中关涉中国之条款，由中日订立《会议东三省事宜协约》承认之，并另开商埠多处，日人所设安奉军用铁路，许其改为商用，又许其采伐鸭绿江材木，东北之情形一变矣，而直北与西南，亦于此时多事。

第43章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4）（）　
中国历代之征服外国，看似出于君主之野心，实则思患预防之意多，开疆拓土之意少，所谓守在四夷也。历代管理外国，不外（一）就其通路，加以保护，如汉于西域设都护，以护南北两道是也。（二）择其要点，设官驻兵，以诸属部加以管理，如唐于属地设都护府是也。此皆所以防此等外藩侵犯中国，而非防更有强敌侵犯此等藩属，至近代，则情势迥异矣。然中国之对待藩属，仍系遵循旧法。当是时，欲图改革，亦有难焉者，何也？中国之实力不足，则不能御敌，欲求实力充足，必有所经营布置，而欲有所经营布置，则或非属部所乐，转易引起内讧矣。为中国计，当是时，惟有采用联邦之法，于军事、财政、经济、交通、外交荦荦大端，『操』诸中央之手，而其余则一听其自由，（一）所求者简，则中央易于为力。（二）变动不大，则藩属不致反对。（三）告以我之措置，又凡事与之和衷协商，则藩属必欣然从我矣。无如此等新政治，非中国秉政者所知。非放任不问，即欲径置诸我管理之下，于是有蒙藏改建行省之议。而不知蒙藏之情形，与新疆及东三省不同也。先是俄人颇欲勾引达赖喇嘛，英人惎之，乃于光绪三十年（1904）乘日俄战争，派兵入藏，达赖出奔，英人与班禅立约，（一）西藏不许外国人驻兵殖民。（二）土地、道路、矿产等不得抵押与外国或外国人。清廷再三与之交涉，卒于三十二年（1906）立约，承认英藏所订条约为附约，但于约中声明，（一）所谓外国及外国人者，中国与中国人不在其内。（二）英国不干藏政，占藏地。中国亦不许他国干藏政，占藏地而已。先一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为藏番所戕，中国因将川边之地改县，及其末年，用联豫为驻藏大臣，与达赖不协，调兵1500人入藏，达赖出奔印度（宣统二年，1910），清人革其封号。前此达赖对英深闭固拒，藏英交涉，累烦中国之维持调护者，至此，达赖反昵就英以拒中国，而交涉弥棘手矣。对于蒙古，则清末用三多为驻库伦办事大臣，妄用严厉手段，俄人遂诱活佛独立，并攻陷呼伦贝尔（宣统三年，1911），分崩离析之象益亟。

　　　　然为中国之最艰危者，毕竟仍在东北，当日俄战前，侵略东方者为俄人，与俄利害最不相容者，自为英日，而德美次之，以德在东方，亦自有野心，而美亦不欲此大好之市场，为他国所垄断也。因此而有光绪二十八年（1902）之英日同盟，日本恃是，乃敢与俄开战，而战时，亦颇得此同盟之力。至战后，则日俄创南北满之名，隐然划定其势力范围，东北之逐鹿，遂不在此两国之间。《东三省交收条约》既立，中国拟借英款造新法铁路，日人指为南满路之平行线，尼之。中国不得已，如其意，而要求他日若造锦齐铁路，日不反对；后又欲延长之至瑷珲，俄人出而阻挠，美人乃有满铁中立之议，欲合若干国，共同借款与中国，俾中国将东北铁路赎回；在借款未还清时，铁路暂由借款诸国共同管理，禁止政治上军事上之使用，又因日俄两国共起反对而罢。至革命之年，中国乃有向英美德法银行团订立币制借款及东三省兴业借款之议，以各省新课盐税及东三省之烟酒生产消费税为抵，此盖有深意存焉，惜乎未及成而清亡，而此项借款，后遂递嬗为善后大借款，而四国银行团，亦递变而为六国五国也（见后）。

　　　　《辛丑条约》既成，那拉后及德宗复还北京，政权仍在那拉后之手，至此亦觉无以自解，乃复貌行新政，以敷衍人民，然国民此时对清朝业已绝望，于是立宪革命之论大炽。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朝下诏预备立宪，视预备之成绩，以定实行之期。三十四年（1908）定预备之期为9年。是年，德宗死，那拉后立溥仪，以载沣摄政，后亦旋死。宣统二年（1910）因人民要求，定于3年之后，开设国会，然是时之民意，又非复君主立宪所能满足矣。

　　　　中国地分南北中三带，北带本为政治之重心，然遭异族之蹂躏，又水利不修，生业憔悴，在近代，文化反较落后。中带是五胡『乱』华以来，即为中国文化之保存者，又为全国产业之重心，然其发展，偏重产业、文化方面，政治上、军事上之力量不足。惟南带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发达较迟，故社会之矛盾不深，其民气最为朴实强毅。近代对外之交通，西南最早，故其渐染新文化亦较早。清末两大派之改革者（一）士夫派之康有为。（二）平民派之孙文。及（三）前此虽不成而究为空谷足音之民族革命者太平天国，皆起于南方，非偶然也。

　　　　孙文之革命思想，萌芽于中法战后，光绪十八年（1892）始立兴中会。中国之社会本较散漫，惟会党略有组织，故初图革命时，所思利用者为会党。然会党虽含有革命种子，究之江湖豪杰之意味多，不甚足用也。日俄战后，文以赴日留学者多，乃如日本，改兴中会为同盟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士人之加入者始多，此等士夫，虽云在野，而于中国政治上，实饶有声势，后来入新军中运动者亦此曹。于是政治军事上之重心，稍暗移于革命党之手。辛亥之岁（1911）武昌起义，其势力非复前此偏隅起事之比矣。顾新军之力，虽较会党为强，然欲借武昌之义师，以推翻清朝，则实力究嫌不足。各省虽云次第光复，其力亦未足以会师中原也。其时清朝早已徒有其名，而怀挟野心之袁世凯遂乘机顿兵，与南方议和，而迫清室于中华民国元年（1912）二月十二日退位。孙文先已被举为临时大总统，就职南京，实力既未足勘定北方，乃不得不为调停之计，让位于袁世凯。民党中人，欲使世凯就职南京，免在北京为旧势力所包围，不克。时同盟会已改组为公开之政党，称国民党。孙文知政治一时无清明之望，欲退居在野之地位，专办实业，而国民党不能听其指挥，在国会中，『政府』与国民党之议员，遂立于对立地位。袁世凯专务排除异己，政治既不清明，对外交涉，尤多失败。清末之四国银行团，英美德法恐排除日俄之不妥，劝其加入，变为六国银行团，承借中国『政府』之政治借款。美国总统以其要挟太甚，命其国之银行团解散，又变为五国团。民国二年（1913）四月，中国以关盐余之全数为担保，成立善后大借款2500万镑。是举也，于北京盐务署设稽核所，产盐地方设分所，审计处设稽核外债室，实启财政部分监督之端。然（一）北方兵力本较强。（二）财力亦较充足。（三）人民是时尚未能尽了解新说，国民党不能宣传政见，反以叫嚣取厌于人，是时之新势力，遂不为民情所与。起于上海、南京及安徽、江西、湖南、福建、广东五省之二次革命，遂告失败。袁世凯乃无所顾忌，迫胁国会，选为总统，旋解散国民党，国会因之不足法定人数，遂于明年加以解散，改《临时约法》为《中华民国约法》，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国会既已解散，无人能监督外交，而蒙藏之交涉，遂均于屈辱中解决，先是革命消息，传至西藏，藏人起而驱逐驻兵，达赖返藏，藏人进兵川边，川滇出兵剿办，已获胜利，而英人提出抗议，不得已改剿为抚。三年（1914）四月，与英人定约于西摩拉，英人承认中国对西藏之宗主权，而中国承认外藏之自治权。内外藏本无此名词，徒以红线画于地图上而已，而此所划界线，又为我所不能承认，其事遂成为悬案。俄人亦与外蒙立约，允代其保守自治，不许中国派官、驻兵、殖民，而别订商务专约，攫广大之权利以去。四年（1915）六月立约，俄承认中国在外蒙之宗主权，中国承认其自治权，十一月，并认呼伦贝尔为特别之区域。三年（1914）六月欧战起，日与英攻陷青岛，日人并占胶济铁路及青岛海关。明年，我国要求撤兵，英兵即撤退，而日人提出五号二十一条之要求，于五月七日发出最后通牒。我于九日承认，后于五月二十五日立约，外交之失败如此，人民自难心服。袁世凯顾图帝制自为，嗾其党羽，设立筹安会，妄云从学理上研究国体问题，电各省军民长官及商会，派代表入京，在京又有所谓公民团者，请愿于参政院，要求变更国体，参政院主开国民会议解决。及开，全体赞成君主立宪，于是委托参政院，推戴袁世凯为皇帝，世凯遂加以接受。于是蔡锷起护国军于云南，北方兵力虽强，顾无为世凯效力。贵州、广东、广西、浙江、湖南先后独立，陕西、山东亦有民军起事，英俄法意日又提出警告，世凯不得已，于五年（1916）三月二十二日，下令取消帝制；而护国军要求世凯退位，彼此相持不下，六月六日，世凯死，此问题乃告解决。

第44章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5）（）　
清室至道咸时，实已不能自立，所以能复延数十年之命运者，实皆湘淮军诸将帅为之效力也。故自号中兴以还，浸成外重之势。湘淮军诸将帅至光绪朝稍凋落，惟李鸿章最老寿，隐然为政治重心，继起无人。袁世凯乃以诡谲之姿，强承其乏，其才本不足为首领，况复见解陈腐，妄思帝制自为，终以自贼邪？然袁世凯在，究尚有一形式上的首领，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不能公然叛变。及世凯死，则形式上之首领也失之，而所谓北洋系军人者，争思割据地盘，篡窃政权焉。此盖历史上数千年来军阀割据之局之复演，社会之情状不能骤变，政局之形势自亦不能骤变也，顾国家则深受其害矣，自西力东侵以后，中国与日本均思变法自强，中国之能讲求外情，且在日本之先，顾日本之维新成功甚速，中国则累遭顿挫者，日本是时正自分裂而趋于统一，中国是时，则适自统一而趋于分裂，此为近数十年强弱不同之大原因。其原因全在政治上。昧者或谓其民族『性』有优劣，则大误矣。社会全为环境所铸造，人之『性』质程度，不论其为何种何族，均相等。世岂有环境变而处于环境中之人能久而不变者邪？袁世凯既死，黎元洪以副总统入京代理，恢复《临时约法》，召集袁世凯所解散之国会。以政治论，以法律论，全国本可相安，顾元洪非北洋系中人物，所谓北洋系军人者，遂群思排挤之。六年（1917），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争，梁启超说国务总理段祺瑞参加欧战，冀可提高国际地位，于是始而抗议，继而绝交，更进而谋对德宣战。而国会中人，加以反对，总统府中人，亦有与国会相结者。段祺瑞一方面，乃又有收买所谓公民团者，迫胁国会，要求通过对德宣战案，激起国会方面之反对。时北洋系中之人物，以安徽省长倪嗣冲最为狂悖，而其督军张勋，则自谓能效忠于清室。段祺瑞召集各省区督军、都统在京开会，各督军、都统乃攻击国会所定宪法草案，分呈总统、总理，要求不能改正，即加解散。旋同赴徐州开会。未几，黎元洪免段祺瑞职，安徽遂离中央而独立，各省区纷纷继之，元洪无如何，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勋至天津，胁元洪解散国会，然后入。七月一日，勋奉溥仪在京复辟，黎元洪走使馆，令副总统冯国璋代理；以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祺瑞誓师马厂，十二日复京师。元洪辞职，由冯国璋代理。复辟之役，盖非张勋一人所为，道路传言，皆谓在徐州开会时，张勋提出此问题，多数省区皆签字赞成，故张勋敢于以少数军队入京，冒天下之大不韪。段祺瑞持正之功，为不可没矣。然祺瑞与南方积不相能，复激成护法之役。

　　　　国会之解散也，广东、广西宣言，不受非法内阁干涉，重要政务，径行秉承元首。云贵及海军第一舰队继之。民国既复，南北本可从事调和，而南方谓民国业中断，可仿元年之例，召集参议院，于是国会开非常会议于广州，议决军『政府』大纲，选举孙文为大元帅，后又改举政务总裁七人，以诸部长为政务员，赞襄政务会议，以行军『政府』之职权。北方则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及选举法，由之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乃由旧国会委托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以摄行总统职务。先是南北颇有战事，徐世昌就职后，下令停战议和，八年（1919）二月，开和会于上海，至五月，卒决裂。

　　　　是时之外交，亦更形败坏，冯国璋入京后，即对德宣战，段祺瑞之政策，目的已达，本可一意进行，乃又急于内争，欲以武力征服异己，于是名为参战，实仅招募华工赴欧而已。是时北洋系又分裂为皖直两系，段祺瑞大借日款，以练参战军，而未曾用诸参战。七年（1918），俄国革命后，单独对德议和，协约各国，有出兵西伯利亚之举，我国亦派海军随之，又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海陆军协定》，日兵之入吉、黑者遂多。八年（1919）一月，欧洲各国开和会于巴黎。先是日本与英法俄意秘密交涉，须于战后保证其接收德国在山东之权利，彼乃承认我参战，四国皆俱而从之。而章宗祥与日人订立《济顺高徐借款预备契约》，附以照会，许胶济铁路所属确定后，由中日两国合办，复文中有欣然同意字样。至是，中国要求青岛由德交还我国，日本则主张由彼接收，英法因有约在前，不得不袒日，美总统威尔逊虽赞成我之主张，而以章宗祥之复文，事在七年（1918）九月，其时欧战已停，日本不能再迫胁中国，遂致无能为力。事闻于中国，舆情大愤，学校罢课，商店罢市，要求惩办章宗祥、曹汝霖、陆宗舆三人，所谓五四运动也。而山东问题，卒如日意解决，我国遂未签字于对德和约，仅有总统以命令宣布对德战争已止。惟对奥和约，我仍签字，故仍为国际联盟之一员焉。自欧战起，俄国无暇东顾，蒙吁请取消自治，呼伦贝尔亦随之，是时本为我收复外蒙之好机会，而段祺瑞以其心腹徐树铮为筹边使，仍用高压手段，遂再引起蒙人之离心。俄人当民国八九年时曾两次宣言，放弃旧俄帝国用侵略手段在中国取得之土地及特权，我亦未能与之交涉，此皆段祺瑞当国时外交之失败也。

　　　　时北方皖直两系矛盾日深，而奉天张作霖亦思入关发展。九年（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