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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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青年学子亦可从中学到有别于课堂上的历史讲述，一部一直放在毛泽东床头的大书，一部曾经让毛泽东读了17遍的大书，《资治通鉴》是中国人的管理智慧。这样读《资治通鉴》，是为官者的管理智慧，是企业家的MBA教材，是奋斗者的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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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劝进（）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三月，癸丑，愍帝凶问至建康，王斩缞（cui）居庐；百官请上尊号，王不许。纪瞻曰：“晋氏统绝，于今二年，陛下当承大业；顾望宗室，谁复与让！若光践大位，则神、民有所凭依；苟为逆天时，违人事，大势一去，不可复还。今两都燔『荡』，宗庙无主，刘聪窃号于西北，而陛下方高让于东南，此所谓揖让而救火也。”王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撤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列星，敢动者斩！”王为之改容。

　　　　愍帝司马邺比他叔怀帝司马炽还遭罪。

　　　　司马炽青衣行酒，虽然受辱，范围较小，只传达到县团级，而司马邺被俘以后，则完全成了汉皇帝刘聪的仆役，当众受辱：刘聪出门，司马邺就得穿上保安制服，随车护驾，看到的人就悄悄说：“这个保安就是以前在长安做天子的那位。”刘聪回到皇宫，司马邺不光要青衣行酒，斟完酒还得做洗碗工，洗完碗以后还不能休息，再换上漂亮一点的衣服，站在刘聪身后打伞执盖……天潢贵胄，能屈能伸到这个份儿上，我们也没有话说——鼓励司马邺『自杀』拒辱，好像不符合现在的主流价值观；劝慰司马邺放弃尊严苟活着，好像也不符合过去的主流价值观。“尊严”两个字，在中国往往要拿『性』命去换，天潢贵胄帝王子孙只知道纵乐享受，哪里晓得要承担对等的责任和付出对应的代价，能够临危不惧、见辱不屈的又有几人？

　　　　从长安沦陷司马邺被俘起，晋国的臣民们差不多有两年没有皇帝——好像是比利时，因议会两党争斗，整个国家可以长达数月没有『政府』，但是社会生活一切如常，真是“帝力于我有何哉”——皇帝缺位，最着急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这就像细菌没有宿主不能存活一样，没有皇帝，三公九卿文武百官就失去了寄生的地方。

　　　　于是，司马睿就有了天下喁喁（yong）引颈期盼的声望。

　　　　至司马邺被杀，环顾天下，生有二十六子的晋武帝司马炎无孑遗矣。而且司马邺的命运告诉大家，即使是武帝血脉，倘无实力和地盘，迟早也是转行干酒保的命。所以拥有江左的司马睿成了皇帝的不二人选：第一，丫不仅姓司马，而且还是司马懿的后代，血统总比其他“七达”（司马懿兄弟八人，字里均有一个“达”字，史称“八达”）的子孙更靠近一些；关键是第二，这哥哥现如今打坐在石头城上，面朝长江，春暖花香。

　　　　琅邪王司马睿和琅邪王家（王导、王敦）能先被布置到江南，也许是歪打正着；也许是琅邪王家下了一局很大的棋，王衍安排兄弟王澄守荆州，安排从弟王敦守扬州，安排王导扶佐着司马睿先到江南，既紧傍司马氏，又保护自己的家族，这叫“傍大款走正道”——不论经商从政都要记着这六字真言，比念“唵嘛呢叭咪吽”还有用。

　　　　有时候，有耐心、能等待就是胜利。司马睿终于等到了这一天，野蛮的戎狄屠杀着他的家族兄弟，也等于是清扫了他的竞争对手，他只要表示悲哀，不要把心里的喜悦表示出来就足够了。

　　　　长安沦陷愍帝被俘之前，饿得发昏的司马邺派人向司马睿传达最后的最高指示：“你继位，我放心。”

　　　　劝司马睿进步的声音就开始了。

　　　　史上有名的是刘琨的《劝进表》，这篇用当时流行的骈体文写成的拥戴书，非常华丽：“天祚大晋，必将有主，主晋祀者，非陛下而谁！是以迩无异言，远无异望，讴歌者无不『吟』讽徽猷，狱讼者无不思于圣德。”刘琨的《劝进表》是联名『性』质的，签署的有一百八十人，包括当时北方另一强胡鲜卑的重要部落领袖段匹（di）和慕容廆（wěi），他们和刘聪、石勒等犬牙交错地盘踞在北方，大体上属于“沦陷区”，他们的效忠意味着一统帝国的中枢是南渡政权，这等于确认了建康朝廷的正当『性』。

　　　　在朝廷实际控制区内，各州刺史也得劝进，以前被惠帝、怀帝、愍帝各个时期任命的地方官员和军事将领必须通过劝进表示效忠一个中央，中央也要通过再任命这些地方官重新整合行政、军事体系。

　　　　“被劝进”是开国帝王上台前必需的功课，也就是说“群众拥护”是个必要条件。有些人做皇帝是水到渠成，不论是自己打出来的刘邦，还是老爹打出来的曹丕，但也都需要劝进，劝进一番，谦退一番，然后踏踏实实登基上台热闹一番；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虽然有一定的权力基础，但“名分”上差些成『色』，正当『性』不足，因此上台不免有些“羞涩”、“扭捏”，所以才需要劝进鼓励一下，酒壮人胆，劝进就具有了实际意义。“群众拥护”就是硬指标，比如王莽，还有当下的司马睿，还有后来的袁世凯，都是把劝进当成上台前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再上。

　　　　这时的司马睿已经年过四十，近二十年来，他成长的过程一直伴随着淋漓的鲜血，所以他不会轻易见猎心喜。面对劝进的声浪，他答应先做晋王。一方面因为愍帝司马邺还活着，他不能像刘备那么无耻，悍然宣布司马邺已经死亡然后上台；另一方面，他确实需要对自己的政治版图有个清晰的判断，以免成为内外敌人明显的靶子。

　　　　司马邺的死讯终于传到江南，司马睿依照国礼为这位侄子皇帝“斩缞居庐”，穿残缺的粗麻衣服，住残缺的草房子，用超级低碳的生活方式表示心中的哀思——当然这是不可持续的。

　　　　这时，百官再请上尊号，曾经率兵防御石勒南下的纪瞻将军说话了（见本节引文），他的话有三层意思：一、天下没有皇帝已经两年了，神祇祖宗没有冷猪肉了，人民群众没有粮票了；二、眼下机会绝佳，再拖不知道会出什么幺蛾子；三、反动敌对势力如刘聪者，还在那儿耀武扬威，你再不做皇帝就不是谦虚了，而是逃避拯救天下的责任。

　　　　纪瞻是江南籍官员，先与顾荣等平定了试图割据的陈敏，就像陕北红军打下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一样，顾荣、纪瞻就是当时的刘志丹、高岗。当时，司马睿亲自上纪瞻家拜访，出入同车。所以纪瞻的话代表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的心声。纪瞻凭这个身份说话本来就相当有分量，何况他当时还担任“军咨祭酒”，这等于进入司马睿的核心班子。这番话如果是司马睿想好让纪瞻出面发表，也不能说没有可能——伟大领袖表示谦虚的时候，必需有人出面把话适当地挑明，以免有些笨蛋错会了君王意。

　　　　这样的笨蛋确实有，司马睿让殿中将军韩绩把皇帝专用御座撤去，这位韩将军真的就要执行，纪瞻眼一瞪：“皇帝的宝座和天上的星宿对应关联，你丫随便动会导致行星撞地球——敢动者斩！”纪瞻这一嗓子，连司马睿都吓得为之动容。

　　　　韩绩也就是个保安头，不开窍喝一声也就算了。可是还有一根筋不开窍的，那就是丞相府值班秘书（奉朝请）周嵩，他上疏曰：“古之王者，义全而后取，让成而后得，是以享世长久，重光万载也。”他说自己的顶头上司秀还作得不够，这也罢了，他脑筋进水竟向司马睿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今梓宫未返，旧京未清……先雪社稷大耻，副四海之心，则神器将安适哉！”

　　　　你得先北伐报仇、恢复洛阳才能登基。这就和《水浒传》里晁盖说要先拿住史文恭才能做山寨之主一样，纯粹是晾别人的台。晁盖要死了，难为一下宋江没关系，周嵩为领导进步设置障碍，这样人的下场能好吗？先贬官后坐罪。

第2章　邀王导共座的病理解读（）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丙辰，王即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导升御床共坐，导固辞曰：“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余万人。散骑常侍熊远曰：“陛下应天继统，率土归戴，岂独近者情重，远者情轻！不若依汉法遍赐天下爵，于恩为普，且可以息检核之烦，塞巧伪之端也。”帝不从。

　　　　凡是写劝进表的，司马睿登基后马上兑现了好处，有官阶的加一级，平头老百姓直接吸收进公务员队伍，受惠的达到二十余万人。司马睿也许认为，这二十万就是一个坚实的金字塔底部，这就是朕的群众基础。中国要想稳定其实也简单，就是让所有老百姓享受某级干部的待遇即可。

　　　　司马睿即皇帝位，在登基仪式上，史上最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司马睿一手扶着御床——当时好像还没有椅子，这个御床是坐的不是睡的——一手招呼王导：“茂弘哥哥，咱们一起来。”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王氏。这位老兄在东晋初期是一个和皇帝一样重要的人物，也是非常复杂的人物，我们接下来会有多次机会讨论到他，王导体现了一位官场大佬的多样『性』。

　　　　作为王氏这样显赫家族的子弟，王导的仕途早就用红地毯铺好了，而且当时社会风气很正，大家对“红二代”继续做大官都没有闲话，不像今天，草民们对这类事唧唧歪歪，没用的闲话一大堆。

　　　　王导在司马越那里做过参军，后来就和琅邪王司马睿混在了一起。司马越是东海王，从地图看，东海和琅邪是相邻的，司马睿、司马越以及琅邪王氏，应该很早就抱成一个小集团了，在官场混，拉帮结伙是必需的。诸王内战，王氏家族采取了分散投资的方法，王衍傍司马越，王导傍司马睿，能带兵的王敦、王澄出镇州郡。这种安『插』布置，一般都理解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大集团联合应付外来的侵略危机，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专制体制正常的状态是皇帝一家独大，晋代的政治生态有些特殊『性』，司马氏对勋臣、世族的宽容优待，看起来营造出了共同富贵的和谐局面，但实际上削弱了皇帝的独裁『性』，专制不独裁，内『乱』就会来。

　　　　王导和司马睿同龄，但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办事能力显然要高于司马睿，这也许是家学渊源吧，“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

　　　　史称司马睿“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其实就是说司马睿本是个严重缺乏自信的人。司马睿和王导这对帝王帝师组合，和我们以前见过的刘邦张良、刘备诸葛亮是不一样的，王导不仅在治国上帮助司马睿出谋划策，在私底下，很可能是司马睿的心理医生。司马睿曾经有酗酒的『毛』病，在王导的劝说甚至可能是监督下改掉了，总之，司马睿的心理弱点在王导面前是敞开的、透明的，司马睿在大事小事上都需要王导的建议。这么定位两人的关系，也许就会对司马睿在登基庆典上邀请王导一起升坐御床有更确切的认知，这不是对王家势力的恐惧，也不是答谢酬功，更不是雄猜之主对臣子的试探，而可能是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依赖。

第3章　何以偏安（）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帝复遣使授慕容廆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辞公爵不受。廆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裴嶷言于廆曰：“晋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远，中原之『乱』，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诸部虽各拥兵，然皆顽愚相聚，宜以渐并取，以为西讨之资。”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诲之，是天以君赐孤而祐其国也。”乃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

　　　　司马睿登基，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

　　　　紧接着他封授鲜卑部落领袖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晋室朝廷一直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希望联合鲜卑对付匈奴（刘）、羯（石），在多极世界里，寻求战略伙伴永远不能说有错，除非实在找不到朋友，否则没有人愿意孤独地搞什么“不结盟”。这完全是一种貌似聪明实际傻子的做法，但是，在与各种力量纵横捭阖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一条原则，那就是“只有自己是靠得住的”。而且只有自己越来越靠得住，盟友也才越靠得住，自助人助，人助天助。自己不努力，完全想依赖盟友吃现成的，结果肯定是被盟友抛弃或出卖。

　　　　东晋政权一直没有把恢复北方作为基本国策并孜孜以实践之，当然它也没有公然说放弃北伐。朝廷上下充斥着贪求安逸的保守主义气氛，这种气氛其实从晋国立国之初就有了。

　　　　北方沦陷，两帝遭辱，大量子民被异族屠杀，这些耻辱并没有激起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慨，也没有刺激他们从安逸中醒悟过来。司马睿从小小的琅邪王做到晋天子，巩固自家一系的统治才是当务之急。北方南迁的士族，刚开始还有新亭对泣的感伤，时间一久，暖风一熏，也就想不起洛阳铜驼今何在了。加之朝廷新立，机构大了，编制有了，从北方过来的士族和官宦子弟，南渡即为拥戴，于是人人有官做，至于南方的士族，一部分被统战，一部分虽然不满，大骂北人为“伧夫”，但终究也是无可奈何。江南风景宜人，投资环境良好，士族忙于封山涸泽，求田问舍，经营新家，恢复故国就像今天的深入改革一样，根本没有内在的动力。

　　　　“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打一开始，人家哥儿俩就琢磨透了，共的是江南这一半天下。

　　　　偏安朝廷奉行偏安路线，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一旦兴兵，就会形成军阀势力，就会酿成内部的权力危机。司马家是怎么发达的？不就是魏国对外用兵的结果吗？东晋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朝廷的担心，祖逖忠心爱国，率部北伐，可是他一死，他弟弟祖约就利用祖逖的军力跟朝廷叫板；王敦、苏峻、桓温，还有刘裕，都是“一有兵，脸就变”，主和还可以与胡人互称友邦隔江而治，主战则很可能将偌大家业送与家奴。

　　　　皇帝们都有一个纠结：就是怎么防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时，就有人为这个历史难题提供了答案。有个叫王鉴的侍郎，他给司马睿上疏，他提出了一个不容商量的观点：“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就是说，皇帝要想防止内部出现反革命军事路线，必需自己带兵，对人民军队，不仅要亲自缔造，还要亲自指挥。王鉴这样论述：“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huàn）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王鉴当然还举了曹『操』、刘备、孙权这样就近“亲征柳城”、“躬登汉山”、“亲溯长江”的正面例子，也举了袁绍“犹豫后机”、刘表“卧守其众”的反面例子，结论就是，永远把枪杆子捏在自己手里。（详见《晋书·王鉴传》）

　　　　君主亲自带兵，才能在军队中形成长久的影响力，才能在将士心中形成崇高的威望，才能在将领中形成死忠自己的嫡系，也才能『摸』清楚前线后方整个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才能不为部下所蒙蔽……有雄猜的主子在，当然是“元勋以融”，哪个军头敢随便尥蹶子？

　　　　可以这么说，司马睿要摆脱王敦、王导的控制，坐卧建康是做不到的。王鉴认为可以委王导以萧何之任，皇上亲自率众北伐，这样才能彻底解开这个纠结。

　　　　不光是晋室，诸胡政权也是如此，皇二代皇三代基本上都只能驰骋床笫（zi）而不能驰骋疆场了，搂着美女娇娘遥控骄兵悍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两晋以降，只要拥有一支差不离的军队，就能称王称帝，反过来，如果两三代不能皆是雄主，也就被新兴的军阀势力灭掉了。这个时期，朝代更迭之速，国祚延绵之短，原因皆在于此。

　　　　慕容廆对司马睿的任命，有选择地接受了。在他内心，早已失去了对晋天子的敬重。

　　　　“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读中国史书，很难对北方各民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们用个懒办法，就记住鲜卑是五胡之一，而且是势力最大、对中国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族。

　　　　鲜卑又分慕容氏、拓跋氏、段氏、宇文氏、秃发氏、乞伏氏等部落，从辽东到西北广泛分布。

　　　　从八王之『乱』到刘渊、石勒叛衅，晋室就一直向鲜卑借兵，尤其是都督北方军事的封疆大吏，如王浚、刘琨，都和鲜卑人打得火热，但是他们处在鲜卑人内部的矛盾之间，又处在汉（匈奴、羯政权）、鲜卑的矛盾之间，而王、刘二人也有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游戏。最后试图利用他人矛盾的王浚、刘琨先后被淘汰出局，王浚被刘琨变相出卖被石勒杀了，刘琨父子亦被盟友段匹杀害。

　　　　在司马睿、王导的棋局里，刘琨是炮灰团，祖逖也未尝不是，当然他们希望诸胡也能相互砍杀，都做炮灰。

第4章　何以救世（）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司马睿在位六年，王敦在外主军，王导在内主政，这个格局基本上没动。

　　　　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察治区，然后一一听取他们汇报，主要是想借此评估一下地方官的得失。

　　　　顾荣的儿子顾和也在“八部从事”之列，他回来向王导汇报时，没有什么材料，反而振振有词：“您作为宰辅，应该抓大放小，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真要网织查访地方官员的过失，也应该是‘网漏吞舟’，怎么能听取这些中央巡察大员走马观花后的一面之词，老揪下面的小辫子呢？人至察、水至清可不好啊。”

　　　　王导听罢，一边做恍然大悟状一边点头“咨嗟称善”。

　　　　其实，王导要抓人事权，“察察为政”是必需的。在权力场，任命、提拔官员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但是你要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需要有知情权和考察权。按照正常状态，两千石官员的任免皇帝应该亲自过问，皇帝如果不够勤政，他只能向王导这样的宰辅咨询。王导这时肚子里绝对“网漏吞舟”，而且是要将帝国的高干档案全部码整齐了，随时以备调用，他在关键时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所以，很多情况下，决定权又决定于知情权，要想把官场生态人事派系整明白，必需为政察察，把省部级干部全装在自己夹袋里，地市级忽略不计，这就是抓大放小。在清朝，皇帝比较勤奋，都声称要“打好这份工”，所以像雍正皇帝几乎和所有重要的地方大员都有密札往来，连知情权都不假外人掌握，都是自己一手『操』办。慈禧太后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三品以上官员外放时，她都要亲自召见。所谓人事权，就是老板脑子里有人，有事的时候可以找到做事的人，倘若老是事到临头才张罗人，这个权力肯定会旁落左右。

　　　　王导还要对顾和的批评点头称善。首先，宰辅的大度客气是要有的，顾荣、纪瞻、贺循等，都是江南地方派，对地头蛇二代客气一点没有损失；王导和顾和考虑的问题不在一个层面，也不在一个频道，他也犯不着把自己的内心想法说出来取得对方的理解；王导只是要了解地方的情形，并不一定要对地方的各种贪渎违法事由全部一一处置，这又涉及为政宽严的老话题上了，在这个层面，“网漏吞舟”也许确实打动了王导。

　　　　永嘉初（307年），司马睿南下过江，就有录事参军陈（yun）向司马睿和王导建议：改革西晋之制，破除流风相染的恶习，要求官员小心恭守，不要再放肆清谈，明信赏罚，严正纲纪。

　　　　陈“出于寒微，数为正论，府中多恶之”，王导没有听取他的意见，“出为谯郡太守”。

　　　　西晋亡败，洛中浩劫，如此惨痛的教训，按照常理，当局者应该深刻反思，南渡之后也应该有一些改弦易辙拨『乱』反正之举，但是主导内政的王导，遵循的是保守路线，不是改革路线。他迫切需要掌控一切，却没有想着改变什么。

　　　　司马睿做了皇帝，立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