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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诎档淖芙岷透爬ㄗ苁悄敲锤�力，中国人民的伟大智慧和才华在这个领域表现得还是充分的，谁都不要和我们争。

　　　　包括皇帝在内的权贵，总是爱和宗教人士“胡羼（chàn）”——这个专用词是从《红楼梦》里抄来的，形容的是宁国府的法人代表贾敬。

　　　　孝武帝司马曜（也叫司马昌明）在位二十多年，在士族共和时代，皇帝有两个好处：一是被篡夺的威胁小一点，二是工作轻闲一点。琅邪王司马道子是司马曜的弟弟，琅邪王在东晋时期是品秩地位最高的王，往往也是皇帝的备胎王。这哥儿俩估计和贾府里的贾珍贾琏一样，什么都不分家。现在坊间说三种最铁的关系是：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领导干部之间，领导和下属之间相互交心、交底一般都是从同嫖开始——是不是因为相互持有了对方的“投名状”？

　　　　关于皇帝和僧、尼、道、姑以及各类“亚神仙”的关系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史学分支。

　　　　『毛』『主席』曾说，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中国的宗教，不论是原生态的巫祝，还是外来的佛教以及消化吸收外来经验整合而成的道教，却先后走上了“为专制皇权服务，与权贵糜烂生活相结合”的道路。

　　　　由于锐圆哥哥知识储备不足，无法说明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在中国博弈的情形，也不知道该和西方作怎样的比较研究，但是，中国专制权力的强大确实不是吹的。不仅管形而下，也管形而上；不仅管肉身，还要管思想。世俗权力无远弗界，所以庙宇道观都跑到偏僻的旅游景点了。

　　　　宗教在中国的权威『性』和纯洁『性』都比较差，宗教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善男信女在增加，另一方面毁僧谤道也一直处于现在进行时。中国的佛教或道教从来也没有形成全国『性』或地区『性』的网络组织，他们不像天主教有全国的大主教甚至全世界的教宗，他们都是占山为王，自古名山僧侣多嘛，方丈在一座庙里就是土皇帝，实行的也是家长式管理，这种松散的宗教组织根本无法同世俗权力争风吃醋。看来宗教也需要组织，没有下线就没有销量，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

　　　　和中国皇帝打交道的不是类似西方教会那样的宗教组织，而是个别的宗教人士，这就客观上让宗教只能蜕变成御用工具，不管是正儿八经地解决人生终极关怀问题，还是解决万岁爷『性』生活障碍，统统都工具化了，也就是不能为“体”，只能为“用”。宗教人士既传播信仰又销售春『药』，宗教的地位在中国高档不起来，所以在中国信仰也和春『药』一样，只管一阵子，狂热完了后遗症特别严重。遍尝各种春『药』以后，绝大多数务实的中国人在绝大多数时期内就相信一个东西：钱。

　　　　司马曜司马道子小哥儿俩喜欢的姏姆，应该是成熟的女『性』宗教工作者或亚宗教工作者，她们的具体工作应该是『性』服务或『性』服务的指导培训——“左右近习，争弄权柄，交通请托，贿赂公行，官赏滥杂，刑狱谬『乱』”。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

第66章　闷死皇帝（）　
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

　　　　帝嗜酒，流连内殿，醒治既少，外人罕得进见。张贵人宠冠后宫，后宫皆畏之。庚申，帝与后宫宴，『妓』乐尽侍；时贵人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寝于清暑殿，贵人遍饮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弑之，重赂左右，云“因魇暴崩”。

　　　　时太子暗弱，会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复推问。王国宝夜叩禁门，欲入为遗诏，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国宝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皇帝和他的兄弟们如果都有事业心，那么权力就是分裂兄弟之情的楔子；如果大家都坚持娱乐至上主义，兄弟之间如有失和，大多数是因为“侍宴酣醉，或亏礼敬”，即使和领导一起去娱乐，也不要以为领导同志放下架子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领导点的歌你不能随便唱，领导点的妞你不能随便『摸』，领导唱完了你不能不鼓掌，领导要喝酒你不能说没酒量。

　　　　司马道子估计在这方面没有注意不够检点，时间久了皇帝哥哥司马曜就不高兴。司马曜封自己的儿子司马德文为琅邪王（这个王爵很牛的），改封司马道子为会稽王。司马曜还提拔自己的舅哥王恭以及殷仲堪出任方镇，作为一种力量平衡。

　　　　王恭和殷仲堪在当时都是名士，东晋时期最不缺的就是名士。王恭容貌美好。哥哥容貌美好，妹妹绝对差不到哪里，所以他妹妹王法慧做了皇后。王恭有妹撑腰，说话比较横：“仕宦不为宰相，才志何足以骋！”王恭还对什么是名士作过定义，他说：“名士不必需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按这个定义，我们的很多领导干部普通干部都可以称为名士，“痛饮酒”是绝大多数干部都能做到的，熟读《离『骚』》有难度，但这条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能背诵两句《三字经》、《弟子规》，或者看过于丹姐姐的《论语心得》就可以了。按重庆的标准，“读经典、讲箴言、唱红歌”，就更可以称为当代名士。

　　　　真不知道现在的官员熟读的是什么，过去是熟读《『毛』『主席』语录》，现在呢？不会是黄段子吧？

　　　　殷仲堪应该和空中作书的殷浩没有什么关系，这哥哥一是善清言，二是事亲至孝，老爹去世后哭瞎了一只眼睛，用一只眼博得孝名，用另一只眼继续为党工作，这样善于分配资源的干部值得我们学习。

　　　　殷仲堪比较节俭，饭粒掉桌子上都要捡起来吃掉；他文章也写得好，论述清楚；只是在工作上格局太小，“纲目不举，好行小惠”。勤俭的人往往做事不大气。

　　　　王恭（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殷仲堪（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荆州刺史，镇江陵）还有桓温的小儿子桓玄形成一派，有皇帝做后台，反对和节制司马道子、王国宝、王绪一派。

　　　　桓玄袭父爵南郡公，相当自负，以雄豪自处。有一次他去拜见司马道子，道子兄喝高了，说话也就不讲究了，当着众人的面问桓玄：“你爹晚年有贼心，对吧？”桓玄吓得伏地流汗腿打战，差点站不起来，所以和司马道子斗争，他是积极分子。桓氏久在荆州经营，所以桓玄又和任荆州刺史的殷仲堪有摩擦。官场矛盾，各矛各的，各盾各的，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好处。

　　　　王国宝是王坦之的儿子，谢安的女婿，但他不为谢安所喜，而是和司马道子走得近。司马道子和王国宝擅权一时，既侵犯了皇帝的利益，也侵犯了其他士族的利益，这叫上触天条下犯众怒。

　　　　王国宝当道，王绪经常在王国宝面前诋毁殷仲堪，老殷很头疼，于是请教王珣。王珣是王羲之的侄子，也是书法名家，有《伯远帖》传世。王珣教殷仲堪：“你常去王绪那里走动走动，交谈的时候一定要装出谈机密的样子，让王绪屏蔽左右，但是真要聊的时候还是那些酱油不咸醋不酸的碎事儿，这么折腾两回，这俩王就闹分裂了。”后来，王国宝果然听说王绪和殷仲堪经常密谈，有一次见到王绪就问：“你经常和殷仲堪在一起谈些什么呢？”

　　　　王绪只能回答“酱油不咸醋不酸”。王国宝心说：“酱油不咸醋不酸是假，狗日的你立场不坚定才是真的。”于是殷仲堪用王珣的办法成功地离间了王国宝与王绪的关系。玩都玩不到一起，腐败都腐败不到一起，稳定就很难维持。

　　　　皇帝司马曜知道兄弟不可靠，但没有想到老婆也不可靠。有一天他对张贵人说：“你已经三十了，有点超龄了哦，呵呵，我要选更年轻的mm。”本来是玩笑话，但张贵人没有当玩笑听，她果断地采取行动，让婢女用被子把大醉的皇帝活活闷死了。

　　　　司马曜的儿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安帝登基时二十二岁，此人“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有晋一朝，第二个皇帝是傻子，倒数第二皇帝更傻，司马家就这命。

第67章　其亡也必（）　
安皇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

　　　　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仆『射』王珣为尚书令，领军将军。王国宝为左仆『射』，领选，仍加后将军、丹杨尹。会稽王道子悉以东宫兵配国宝，使领之。

　　　　晋武帝司马炎和弟弟齐王司马攸是竞合关系，有竞争有合作，最后是傻子皇帝司马衷上台；孝武帝司马曜和会稽王司马道子也是竞合关系，最后也是傻子皇帝司马德宗上台。冥冥中有气数在焉？

　　　　本来依皇帝专制体制的内在规则，皇帝是很难和亲兄弟们在政治上合作共事的，“同室『操』戈”是常态，“兄弟君臣”是变态，原因锐圆哥哥讲过多次，就是帝与王资质太接近了，都是先皇的儿子，窃国的家贼最难防。

　　　　宗室王本来一直是防范的重点对象，但是在晋代情形却有大的改变，这主要是大士族太强了，士族共和对皇帝专制不说是挑战起码是削弱，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的“兄弟君相”体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东晋以来，先后有琅邪王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前后主持朝政，领衔政治舞台。这里面，琅邪王氏（王敦王导兄弟为代表）伏笔下得最早，根基也最深，其他几家要么凭事功，要么凭与皇家的姻亲。门第可以为他们的子弟提供更多机会，但要上位也需要本族出几个杰出的人才。

　　　　淝水之战以后，谢氏（谢安谢石谢玄）名声威望足足，出将入相把持内外本来是应有之义，但是孝武帝司马曜（时年二十出头）有意振作，便拉了太原王氏抗衡谢氏。谢安等为了家族利益也退避三舍，加之他们叔侄先后死去，也没有发生正面的冲突，及到东晋最后的二三十年，又重现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过此王乃太原王，已非琅邪王。

　　　　太原王始于王昶，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王浑，一个是王湛。

　　　　王浑这一支在西晋时期非常显赫，王浑的儿子王济是司马炎的女婿，而且他们和北方匈奴关系密切，播『乱』以来，他们这一支就衰落了。东晋的政治基础是东海王司马越打下的，司马越和元帝司马睿都不喜欢勾结匈奴的王浑、王济。

　　　　但是大家族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王湛这一支却和东海王司马越建立了关系。王湛的儿子王承追随司马越，做过东海王的内史，及到江左，王承的儿子王述、王述的儿子王坦之，又把太原王氏的家风重振起来了。

　　　　和孝武帝司马曜有姻亲、做了国舅的王恭也是太原王氏，他的先祖是王昶的哥哥王默，而王坦之的女儿嫁给了司马道子，王国宝便成了宰相司马道子的大舅哥。兄弟是君相，王恭和王国宝又分别是这兄弟俩的舅哥，亲上加亲，关系上摞关系，权贵们貌似团结友爱坚强如钢。

　　　　皇帝司马曜和宰相司马道子不和，王恭便和王国宝不和，利益面前没有兄弟。

　　　　司马曜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老妈在，有亲娘做和事老，所以司马曜始终没有除去司马道子，一个妈生的亲兄弟，终究没有动刀。这和晋初司马炎、司马攸的情形仿佛，但结果不同。

　　　　司马曜把大位传给傻儿子，叔叔司马道子乐见之，朝廷上下也似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当初司马炎立司马衷，还不断有人反对、劝谏，但这次没有了。大家都在各自的包厢里高兴，至于整座大楼要崩塌，已经没有人关心了。

　　　　王恭后来螳螂捕蝉，『逼』杀了王国宝，桓玄则黄雀在后，收拾了螳螂王恭，黄雀桓玄高兴了没几天，刘裕这只鹞鹰就来了……司马王朝不论其兴还是其亡，都很难让人尊重。

第68章　东晋朝对称的“清君侧”运动（）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桓玄求为广州。会稽王道子忌玄，不欲使居荆州，因其所欲，以玄为督交、广二州军事，广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内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朝廷不许。楷怒，遣其子鸿说王恭曰：“尚之兄弟复秉机权，过于国宝，欲假朝威削弱方镇，惩艾前事，为祸不测。今及其谋议未成，宜早图之。”恭以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许之，推恭为盟主，刻期同趣京师。

　　　　东晋初期有两次“清君侧”运动，第一次是王敦发起的，针对的是元帝司马睿宠信的刘隗和刁协；第二次是苏峻、祖约发起的，针对的是明帝司马绍的舅哥、成帝司马衍的娘舅庾亮。都是藩镇反对中枢，地方抗拒中央；都是兴师动众大打出手，最后也都是经过一番动『荡』朝廷又控制了局面。

　　　　有某种对称『性』，东晋末期也发生过两次“清君侧”，一次是王恭发动，一次是桓玄发动，针对的对象都是执掌中枢的皇族丞相司马道子。

　　　　中央和地方博弈，藩镇和中枢争权，这事儿自古有之，而斗争的结果肯定“不是东西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一般来说，在中央弱势的情况下，对朝廷“失德”的宽忍度要小一些，因为你一浑蛋，就容易给本来就不服的地方留下口实。

　　　　东晋初期的两次清君侧，究其原因，还不能说中央失德，只能说举措失当，刘隗、刁协为强化皇帝集权做事狠了点，同样庾亮在消除藩镇威胁上也『操』之过急，但都给王敦、苏峻这样的地方实力派留下了攻击的理由，尽管这理由很勉强。

　　　　在皇帝弱势的情况下，尽管出现了非常“共和”的现象，如皇族与士族的共和，中央和地方的共和，但是这种制约平衡本质上是非常脆弱的。不论前面的王敦、苏峻还是后来的王恭、桓玄，包括中间似反非反的桓温，都没有“地方自治”的诉求，他们都想争取和把持一个更符合自己愿望的朝廷。地方实力派动不动就动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贯穿于整个东晋王朝，这个劣质的专制时代为后来提供的历史经验就是：要想天下安定，必须中央集权，地方服从朝廷，全党服从中央。

　　　　中央集权的正当『性』在中国就这样被证明为真理，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地方自治就等于地方割据，就等于内战不止。

　　　　王恭和司马道子的矛盾，其实是孝武帝与司马道子君相矛盾的继续，只是王恭后来出任方镇，这种矛盾被纳入“朝廷—藩镇”这个框架内了。王恭组织地方势力威胁中央，司马道子为了缓和局势，只好让王国宝『自杀』以谢王恭。一个是皇帝的舅舅，一个是皇帝的叔叔，这两部泥头车对撼，首先牺牲掉的是吨位比较小的王国宝。

　　　　王国宝被『逼』『自杀』并没有缓和双方的关系，司马道子一看缓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引宗室司马尚之、司马休之兄弟为心腹，加上还有一个政治上早熟的儿子司马元显，决定排除王恭这个觊觎中枢的对头。

　　　　在这个时候，司马尚之出一昏招，让司马道子任命王国宝之兄、桓温女婿王愉（太原王氏王坦之之后）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诸军事，穿『插』在京口王恭和上游殷仲堪中间，用来藩卫建康。江州和豫州这块地盘，本来分别在王凝之和庾楷的手上，王凝之是王羲之之子，王导从孙（琅邪王氏）；庾楷是庾羲之子，庾亮之孙。这一下把几大士族集团共和共享的局面打破了，本来庾楷还和司马道子暗通款曲反对王恭这一派，这样一来，庾楷便掉头倒向王恭。王恭一看团结起来的力量还不小，当仁不让担任盟主，再次约大伙儿到京师喝茶。

　　　　东晋初期，晋元帝司马睿、明帝司马绍父子尚有恢复皇家绝对权威的心思，也做过一些努力，但是北有胡人的军事压迫，自己的政权又是侨居南方，所以不得不依赖士族，“王与马共天下”就是一种历史选择。从元帝公元317年登基即位到现在七八十年过去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又分两支），都有主导中枢的风光时期，都与司马家共天下，都有一番兴替，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兴替之余失势之后都没有遭到彻底的清算，都还继续保持存在。桓温想除掉庾氏，但庾氏仍有人典兵方镇；桓氏篡迹昭著，但桓氏势力一直盘踞在长江上游地区。经过几十年几代人在权力场上的『摸』爬滚打，各家各户都明白，家族存续是硬道理，为了家族的利益，该隐就隐，该仕就仕，该翻脸就翻脸，该结亲就结亲，练就了高超的生存术。这种凑合的政治格局居然凑合了一百年。

第69章　玩不起（）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会稽世子元显言于道子曰：“前不讨王恭，故有今日之难。今若复从其欲，则太宰之祸至矣。”道子不知所为，悉以事委元显，日饮醇酒而已。元显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附会之者，谓元显神武，有明帝之风。

　　　　司马道子“日饮醇酒”，政事交给了儿子司马元显。这位小哥这一年才十七岁，他十六岁就进入梯队，先做侍中，随即拜征虏将军，比林立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就是副部长”还要快。

　　　　官二代继续官，红二代继续红，群众一直有意见，但也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官二代做官不是错，错在对做官机会的垄断；红二代继续红也没错，关键不能是天然红、垄断红，平民百姓的子弟也应该有机会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动物的生理机能可以遗传，人的专业技能也可以传承。所谓熏陶，所谓耳濡目染，所谓“门里出身自会三分”，都是这个意思。衙内不全是草包，官二代红二代也会出狠角『色』，平常人给点阳光就灿烂，二代们天天阳光浴，脸黑心黑的概率更高一些也很正常。

　　　　近日在网上看了陈毅儿子陈小鲁和平民儿子蒯大富的“文革”回忆。1966年“文革”开始时，陈是高三学生，蒯是大三学生，都做过红卫兵领袖。蒯大富非常聪明，也很自负，对高干子弟内心当然有所不屑，但是也承认红二代有过人之处，那就是他们有信息优势，有内幕消息，有高层的新指示，而在政治斗争中，这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源。

　　　　当年的红卫兵现在已经都是退休老人了，不过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个人对“文革”的反思、对当下的批评却颇多相同之处。他们两位的口述历史非常值得看，“亲身经历”虽然也难免记错记混，但比官家修的史书更接近真相。

　　　　陈小鲁在口述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述，就是专制分“独裁”和“寡头”两种接近的形态。在皇帝专制独裁下，出于对贵族、权臣势力坐大的担忧，更喜欢从底层和平民中简拔人才，而在皇帝衰弱、多个“寡头”和谐共处的时期，平民子弟的机会反而更少。现在，不论从中央到地方，还是各个行业部门，都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这种集团最后肯定自我进化、筛选出代表自己的寡头，寡头们之间都有各自把持的势力范围，可能比一人独裁更容易形成社会的分化、对立，并让这种对立“板结化”。

　　　　新一代的司马元显比老子更有政治觉悟，他不仅“聪警，颇涉文义，志气果锐”，更关键的是“以安危为己任”，这种政治自觉是环境家教使然，比如在国企兴盛了一段时间，南航的一位年轻机长也变得“志气果锐”，他发微博道：“央企你玩不起！”王恭要和司马元显玩，司马元显发威道：“我们司马家你也玩不起！”

第70章　工具化（）　
安皇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但以部曲将遇之，牢之负其才，深怀耻恨。元显知之，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许事成即以恭位号授之；又以道子书遗牢之，为陈祸福。牢之谓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数举兵向京师，吾不能审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为天子相王之下乎？吾欲奉国威灵，以顺讨逆，何如？”敬宣曰：“朝廷虽无成、康之美，亦无幽、厉之恶；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大人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共事少时，意好不协，今日讨之，于情义何有！”

　　　　王恭、殷仲堪第二次开展武装斗争，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不是亲自披挂上阵，而是将武打的活儿全盘交给部将打理。王恭手下有淝水大战中涌现出来的北府军名将刘牢之，殷仲堪素无戎略，军旅之事也尽委于杨佺期兄弟。

　　　　王恭、殷仲堪都是“都督诸州军事”的封疆大吏，这种“都督诸州军事”的体制在西晋、东晋一直实行。东晋时期，为了应付北方的胡族，在行政和军事区划上强化“区域联防”，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