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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资治通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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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称刘牢之“面紫赤『色』，须目惊人，而沉毅多计画”。刘牢之“面紫”不知道是户外运动多的原因，还是哪儿有『毛』病，反正不是一般人长相也就不一般。
刘牢之及北府兵在抗击前秦入侵的战斗中功劳大大的，淝水大战中苻坚之所以有“草木皆兵”的感觉，主要是因为刘牢之率五千北府兵大败过前秦的先头军队，苻坚气为之夺。气势没有了，胜利也就没有了。
南北战事稍停，刘牢之被迫加入内部的政治斗争，先跟着王恭反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结果被策反，孙恩『乱』起，刘牢之被派出镇压孙恩，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不过这时北府兵的军纪坏得很，刘牢之在围剿孙恩时，纵兵暴掠，士民失望。
桓玄趁机起事，刘牢之又成了桓玄和司马元显争夺的对象。司马元显派刘牢之所部进击桓玄，刘牢之一方面担心桓玄少有雄名，不可取胜；另一方面又不满意司马元显对自己的态度，在前线犹豫不决。桓玄于是趁机派人游说刘牢之，刘牢之于是再次倒戈。
刘牢之能打仗，但是总是让上司瞧不起，王恭视其为爪牙，司马元显也不正眼瞧他，阵前倒戈后，司马元显即败。归顺桓玄后，桓玄也瞧不上他，随即夺了他的兵权，任他为会稽太守。刘牢之这个时候又琢磨再反桓玄，他的参军刘袭说：“事之不可者莫大于反。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
刘牢之最后众叛亲离，又误以为儿子及家人被杀，于是在惶恐中自缢而死。
倒戈将军刘牢之先后让王恭、司马元显倒霉，颇有当年吕布的『性』格。吕布处在『乱』世，天下疑似无主，就像是今天的市场经济，可以到大公司打工，也可以自己做老板，吕布害了丁原，杀了董卓，逐走刘备……但终究还有相当的自主『性』，是自己选择的结果。而刘牢之虽然也处在『乱』世，但是体制在焉，皇上在焉，始终在国企打工，领导们闹矛盾，每次都把他当筹码。先紧跟王恭，后投靠司马元显，再后又以桓玄为核心，不是自己不明白，是上面变化实在快。
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像刘牢之这样的“职业军人”，不是没有自处之道，刘牢之打了胜仗，不过封个龙骧将军，但是反了王恭以后，作为回报，司马元显任命刘牢之替代王恭，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军事。这叫“打胜仗不如跟对人”，这种机制一旦运行，专业干部参与政治派系就势在难免，专家不研究专业，用专业素养揣摩上意，比搞政工的还政工。
在现代国家，军队国家化，军人职业化，虽然不能说与政治完全隔绝，但对于绝大多数军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避免“跟风吃屁”。政治上忠于宪法，在行动上可以有自己的底线，比如不左右政治竞选，不对本国老百姓开枪，有自己的职业伦理和荣耀；在传统国家，军人仍然是政治的一部分，仍然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问题是指挥枪的，不可能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所以一旦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就会产生一大批刘牢之式的将领，跟风吃屁，左右失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揪出的反党集团里面，就有战功赫赫的将领。
第76章 桓玄篡夺的受益者（）
安皇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
诏楚王玄行天子礼乐，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丁丑，卞范之为禅诏，使临川王宝『逼』帝书之。宝，晞之曾孙也。庚辰，帝临轩，遣兼太保、领司徒王谧奉玺绶，禅位于楚。壬午，帝出居永安宫。癸未，迁太庙神主于琅邪国，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诣姑孰劝进。十二月，庚寅朔，玄筑坛于九井山北，壬辰，即皇帝位。
天下一『乱』，就有人做皇帝梦。
泰山地区有一个叫王始的人，纠集了数万人，自称太平皇帝，并“署置公卿”。泰山当时属南燕的地盘，南燕的桂林王慕容镇把他抓了起来。在北洋时期建党是可以的，但是在北洋之前随便称帝是不可以的。王始要被砍头了，临刑前有人追问他父亲兄弟的下落，王始回答：“太上皇蒙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他的俩兄弟可能被封为征东王、征西王之类，故有此答。他老婆一看气伤了肺：“你都快要被砍头了，还是这个口气。”王始从容答曰：“皇后不知，自古岂有不亡之国！朕则崩矣，终不改号！”
这叫：“砍头不要紧，只要帝号真；杀了朕一个，老婆太后升。”
做皇帝的诱『惑』太强了。桓玄于是决定过一下皇帝瘾。
桓玄，字敬道，又叫灵宝，这是因为他出生前有异象，流星坠地，他妈吞了二寸火珠，呵呵，有皇帝命的都有篡改老爹dna的事情发生。
桓玄从小就是小胖墩，他爹桓温很喜欢他，死后以他为嗣。桓温死时桓玄只有七岁，叔叔桓冲抚『摸』着桓玄的头，指着奔丧的一大帮人说：“这都是你爹的老部下。”
红二代都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政治泪腺也特发达，桓玄看着爹的部下泪流满面。桓玄以雄豪自处，到哪儿都坚称“我爹是桓温”。士族共和虽然没有搞政治清洗，但也讲究风水轮流转，所以桓玄开始也没被重用，下基层做了义兴太守。桓玄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红二代的接班意识要多强有多强。
桓温死后，桓家以桓冲为代表，居处长江上游，荆楚之地遂成了桓家的根据地，或者叫势力范围。桓冲死后桓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朝廷任命的荆州刺史殷仲堪对小桓不得不敬惮之，这叫为官不得罪巨室，桓家已经上了“护官符”，外放荆楚做官的都得明白才行。
王恭、殷仲堪和司马道子父子的矛盾等于激活桓氏的力量，桓玄遂“潜有意于功业”，王恭死后，他的势力集合于桓玄旗下，孙恩之『乱』又让朝廷无暇东顾，这让桓玄渐渐有了问鼎的野心。
史书记载中，桓玄是一个『色』厉内荏的家伙，刚从江陵出发的时候，“虑事不捷，常为西还之计。及过寻阳，不见官军，意甚喜，将士之气亦振”。
问题是桓玄的对手司马元显比他更加『色』厉内荏，两军相遇勇者胜。桓玄和司马元显两位红二代相遇，更内荏的一方迅速崩溃。桓玄抓了司马道子，杀了司马元显，控制了朝廷，桓玄先称楚王，后来干脆做起了皇帝，国号楚。
史书称桓玄登基后“好行小惠”、“好自矜伐”、“心常不自安”，这些不恭敬的记载和评述其实很好理解，一个没有正当『性』的政权和领导人，他不论做什么，都也会被“不怀好意”地解读，同样一件事，可以解释为“好行小惠”，也可以解释为“关心群众疾苦”；可以理解为“好自矜伐”，也可以理解为“有人君气象”；可以解读为“心常不自安”，也可以解读为“谦虚谨慎”……从动机看问题，可能永远不会有真相，因为“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别人的动机很多情况下外人是很难搞清楚的，即使用排除法确定他的动机也只能是这样，那又能怎么样呢？
评价政治人物，不要看动机而是要看结果，就像『药』品不要看广告而是要看疗效。邓小平都说过，制度好，坏人也得办好事；制度出了问题，好人也经常办坏事。
先摆事实后讲道理，不要先讲道理后摆事实，拿道理来统领事实。所以，真比善、比美更重要，有真相才有真理。没有真相，真理就严重不靠谱，不要轻易相信先验的真理，同样，也不要轻易相信无端的诋毁和指责。
东晋到了安帝时代，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或势力，已经没有“x与马共天下”的兴致了，司马家已经臭大街了。政治权威都是一点点丧失的，过了临界点，就是一副空架子，只要有人敢打捅，就有土崩瓦解之结果。
桓玄只是不具备开创新王朝的能力，而并不是不具备推翻司马王朝的资格。司马王朝已经从里到外烂透了，南渡之初，尚有“民族主义”的旗号可打，及到司马道子父子时期，司马家排斥了“士族共和”的模板，也就等于自绝于历史。
孙恩暴动和桓玄篡夺终结了东晋，同时，他们也为刘裕上位清除了障碍。
第77章 老板也要看员工的脸色（）
安皇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
刘裕从徐、兖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玄谓王谧曰：“裕风骨不常，盖人杰也。”每游集，必引接殷勤，赠赐甚厚。玄后刘氏，有智鉴，谓玄曰：“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
桓玄登基的时候，也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当时他认为：天下英雄唯胖墩与寄奴耳！胖墩是自己，寄奴是刘裕。
登基前，桓玄派自己的叔伯哥哥也就是堂兄桓谦悄悄地征求刘裕的意见。桓谦说：“楚王勋德隆重，四海归怀。朝廷之情，咸谓宜有揖让，卿意以为何如？”桓玄称帝前称楚王，曹家称魏王做了魏国的皇帝，司马家称晋王做了晋国的皇帝，桓玄学习魏晋好榜样，亦步亦趋攀比着来了。
孙权劝曹『操』称帝，曹『操』说孙权这小子要把我放在烧烤架上，桓玄自己主动上了烧烤架，刘裕这厢当然不能扫桓玄的兴，刘裕斩钉截铁地回答：“楚王，宣武之子，勋德盖世。晋室微弱，民望久移，乘运禅代，有何不可！”——你们桓家勋德盖世，他们司马家民望久移，历史的规律是乘运禅代，刘裕表态很坚决：楚王做皇帝，我们很欢喜。
桓谦一听，喜出望外：“卿谓可尔，便当是真可尔。”刘裕这一票很关键，你说行我就行，那我就登基做皇帝啰。
皇帝的位置，有的是硬桥硬马打下来的，即使这样，也得让天下四方上表拥戴一番；有的则是连骗带抢糊弄来的，那就更需要把推举拥戴的工作做扎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看来应该有两种解释：一是太祖爷自己带着开国元勋打江山，自己拿着枪杆子，这个政权出得根正苗红，纯度极高；另一解释就是一定要握着枪杆子的人说“可尔”，拿枪的人说“可尔”，才是真“可尔”。即在现代，好多国家的文职『政府』也必须得军方的支持才能运行。
桓玄上台前必须要咨问刘裕。刘邦、刘秀不必问，曹『操』也不必问，司马家的司马昭曾经有问，他派贾充问诸葛诞：“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以为何如？”但这一问问得相当自信，其实是一种火力侦察。但是桓玄这一问，就颇有争取选票的意味，还是缺乏当之无愧的自信。
近代之袁世凯做大总统不必问，但是要做皇帝心下惴惴，所以也得问。袁世凯就称帝问过冯国璋的态度，不过问得很巧妙：“他们让我做皇帝，其实我感觉大总统和皇帝没啥子区别，除非为了儿孙打算，而我的儿子一个是瘸子一个是书呆子，总之我是不做皇帝的。”
冯国璋『逼』了一句：“要是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呢？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连连摇头：“no，no，no……”
冯国璋当面没有表态，却把和袁的对话告诉了梁启超，梁启超又把这番话透给了记者，于是媒体上拿出冯国璋为袁世凯“辟谣”的消息，这也等于替冯国璋巧妙地表了态。
老板也要看员工的脸『色』，大佬也会有求于部下，这是权力游戏的一部分。桓玄要做皇帝，必须得到有实力的势力集团认可，如果他不能独裁一切的话。
北府兵和北洋军一样，是一支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特殊军队，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集团。这种借国家的名义成立的、实际上又是私人把持的军队，内部的传承有其特殊『性』，继承人讲究资格和军功，更看中对本集团的贡献。因为是“以国家名义”，所以一般并不认可父子相传的伦理，袁世凯的儿子不能继续领导北洋军，北洋将领也只效忠袁世凯一世，然后就在内部推举大家公认的领袖，甚至一些黑社会集团也是这么办，这个现象值得历史学家好好研究。
北府兵的老军头是刘牢之，因为他首鼠n端，后来等于被团体抛弃了。刘牢之『自杀』的事史书讲得很潦草，理由也不是那么有说服力——刘牢之是因为误听到儿子刘敬宣被杀，进而绝望『自杀』。更可能的原因是，他之前的一系列行为，为团体内部不满，他被刘裕等『逼』死也有可能。
桓玄对王导的孙子王谧说：“昨见刘裕，风骨不恒，盖人杰也。”
桓玄的老婆——当然应该正儿八经的皇后了——也对桓玄说：“刘裕龙行虎步，视瞻不凡，恐终不为人下，不如早除之。”
这个道理，打小就对权力场有观察的桓玄岂能不懂，但是桓玄知道自己消灭不了刘裕率领的北府兵，所以只能先选择拉拢，以后再找机会。桓玄天天拉着刘裕公款消费，“赠赐甚厚”。
刘裕既已心存异志，当然也就难以收买。
第78章 佛教兴盛是谁的本事？（）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秦王兴以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亲帅群臣及沙门听罗什讲佛经，又命罗什翻译西域《经》、《论》三百余卷，大营塔寺，沙门坐禅者常以千数。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公元4、5世纪交替之时，中国当时大约有十数国并存。列国并存，战火频仍，倒血霉的是老百姓，但是帝王公卿日子也不那么安稳，社会生活无序，个人命运无常，上上下下无助，宗教日益红火当其时也。
鸠摩罗什是当时也是后世公认的宗教家，也是传说中的高僧。金庸《天龙八部》里的高僧叫鸠摩智，金庸为他小说中的人物起这个名，怕是有所本的。
根据百度介绍，鸠摩罗什（344—413），原籍天竺，生于西域龟兹国，精通汉语，当然也精通梵语，双语人才什么时候都吃香。鸠摩罗什是最早的译经家，他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译出《摩诃般若》、《妙法莲华》、《维摩诘》、《阿弥陀》、《金刚》等经和《中》、《百》、《十二门》和《大智度》等论，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与真谛（499—569）、玄奘（602—664）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中国人对形而下的东西最擅体会，什么洋车洋酒等一用就能尽知其中三昧，而对于形而上的诸如教义或者主义之类东西，包括民主宪政之类的好东西，往往要打量许久，争议半天，而且再过若干年以后，又要翻烧饼式地折腾一遍，美其名曰“拨『乱』反正”、“重新认识”。
外来的主义要靠翻译家解释，若干年后，不适合当权者的口味了，那就要“解放思想”再取真经。《西游记》的故事就是取真经的故事，敢情以前中土的和尚们念的经都是假经，所以要派唐三藏去取一套原产地在天竺（像达芬奇家具那样从深圳出口再转上海报关进口的不算）、经过佛祖如来亲自质检认证的、再经过唐僧亲自主持翻译的经书，这才叫真经。大家都熟悉星爷的《大话西游》，这部电影有一个小玄机，就是把所谓“真经”改成了“西经”，里面那位啰里啰唆的唐僧口口声声要取的不是“真经”而是“西经”了，刚开始以为这是无厘头的一部分，现在越琢磨越觉得这一字改得很妙，也很体现香港文化。“西经”是中『性』的，是市民化的，也是中产阶级的；“真经”则不同，有一种绝对真理在握，唯我独尊的霸气，谁敢反对我就把谁掀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真理或真经拿出来一祭，其他人都闭上鸟嘴，这种霸气，皇上喜欢，独裁者喜欢，自以为正义在手的民粹分子也喜欢。
由此看来，真理往往是为塞民之口的超级武器，这样的真理，最好和《指环王》里的魔戒一样，把它丢进厄运火山口销毁掉。
『毛』泽东晚年感慨道“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
套用『毛』泽东的逻辑，中国历代真懂佛教或佛经的恐怕也不多。代有强大的译经家出没，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古代，梵语可能是一种隔膜，难懂的文言文（特别是佛经译文）也可能是一种隔膜，这都影响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佛教的真理。据说，敦煌藏有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变文。用白话传播佛经中的故事，这个对真理的传播很给力。
对于佛教而言，后世僧侣们老有“取真经”的冲动，大概的原因是佛教的教义源流太多，太过庞杂，相较而言中央编译局真是幸运，只要翻译四位革命导师的著作就行了。在藏传佛教中，有一种“辩经”的仪式或活动，鼓励喇嘛们辩论和争论（邓大人提倡“不争论”是多么英明神武），看来在藏传佛教那里，佛教首先是佛学，还有讨论的余地。
中国人的思维是本于一的，百家要归于一家，一家之内（比如佛教），如果来源纷杂，内部派系林立，也要想办法钦定一部真经，围绕一个核心，紧跟一条路线，团结在一个真懂真经的领袖周围。但是因为本于一，所以中国也就没有一；因为要皈依权力这个一，所以没有宗教的一，也没有学术的一。
中国代有国师，鸠摩罗什也是国师。国之师，有国才有师，国是皮，师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一部真经，“真懂”了为当下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国师也就赫然而出焉，“真经”也就煌然而出焉，真理的光辉就会照耀着我们继续向前。
自东汉末年以来，皇权解钮，社会失范，意识形态也表现为独尊儒术的式微，是社会混『乱』激发百家争鸣，还是学术自由导致社会混『乱』，在学理上的辩白往往很苍白。独尊儒术的时候对应着的是社会稳定时期，学术争鸣包括其他宗教兴盛对应的是混『乱』时期，所以要稳定就要闭嘴，言论自由会导致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已经深深嵌入国人的心智当中，当然cctv在这方面也是功不可没，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上，每每都会导入这个逻辑。
鸠摩罗什先后和先秦的苻坚、后凉的吕光、后秦的姚兴等诸位国家领导人打过交道，而且先后被吕光和姚兴强迫破戒娶妻。姚兴的强迫出于好意，他主要是想把鸠摩罗什的优秀基因传续下来；吕光大概是出于好奇心，你丫既然把戒律讲得这么神圣不可侵犯，爷就让你亲自侵犯一下看看会有什么结果——权力对于宗教的凌辱大概莫过于此。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和尚遇见兵，私生活说不清。由此想到那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拥抱著名演唱家的地方官，如果他当了皇上，也会强令和尚娶亲的，粗鄙才是中国人文化精神的内核。
“事佛者十室而九”，恐怕不是鸠摩罗什这位国师的功劳，星爷的另一部电影说，丐帮兴盛不是丐帮帮主的能耐，是皇上的能耐。同理，事佛者众，不是国师的本事，是皇帝们的本事。从积极的层面讲，佛教在这个时候兴盛，和佛教繁复的教义无关，只和一个主张有关，那就是止杀，就是劝拿刀的人不要妄开杀戒，珍惜生命。
宗教本来就是一种积累的常识，和常识一样简单易懂，把常识弄成“真懂的不多”，多半是出于别有用心。宗教关心的问题和我们小区门口负责任的保安关心的一样：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第79章 唱红歌是谁的喜好？（）
安皇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诣阙请罪，诏令复职。
尚书殷仲文以朝廷音乐未备，言于刘裕，请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给，且『性』所不解。”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则好之，故不习耳。”
刘裕把桓玄打得带上皇帝跑了，离开建康跑到上游的江陵，刘裕追着打败了桓玄，又把皇帝给抢回来了。皇上要坐天下，不能没有玉玺，大臣要号令天下，不能没有皇上——当然是傀儡牌的。
尚书殷仲文是桓玄的姐夫——东晋一朝政局反复，株连较少，算是一个亮点——侧身新的团队，不能不有所贡献。殷仲文想到了精神文明建设，他敏锐地发现了“朝廷音乐未备”这个严重的问题。
刘裕对殷仲文的建议不以为然，他说：“现在发展是中心任务，这个已经让大家忙得无暇他顾，唱红歌这事儿先不急吧，何况我是个乐盲啊！”
殷仲文坚持说：“音乐这事儿，只要你喜欢，自然就懂了。”
刘裕笑了：“正因为我知道一接触就会喜欢，所以我故意不接触这个东东。”
荒『淫』的皇帝之所以荒『淫』，主要的症状就是喜欢歌舞音乐，纯喝酒纯泡妞不是显得没文化了嘛，所以一定要歌舞升平。在公开的明规则里，明君贤臣都反对宫廷娱乐，起码反对过度娱乐。刘裕不论以贤臣自况，还是以君主自况，都乐见“朝廷音乐未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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