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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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李寿颠覆了李期的成国，改国号为汉，变成了李汉政权。李寿的左右有的劝他承认建康，也有的劝他登基，最后李寿很公平地说，咱请神仙代理卜一卦吧。算卦的说，您可以做数年天子。算得真准！李寿君臣的对话很经典。赞成的说：“一日尚足，况数年乎！”反对的说：“数年天子，孰与百世诸侯？”李寿回答最精彩：“朝闻道，夕死可矣。”

　　　　李寿任命自己做皇帝。

　　　　这边司马衍任命王导做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并加任丞相。魏晋期间，丞相和司徒的工作内容差不多，但地位有不少差别，再弄个什么加九赐，地位就直『逼』皇帝了。另外任命郗鉴为太尉，庾亮为司空。十七岁的皇帝这时还不能主导朝政，这种任命和安排，是朝廷政治势力平衡的结果。

　　　　王导是士族代表、开国元老，平苏峻后，王导阻止了迁都的动议，安抚政局，等于老革命再立新功劳，威望又达到了高峰。他的主要反对派，一个是卞壸，在苏峻之『乱』中死了，另一个就是陶侃，也死了，最主要的是庾亮，但庾亮因为招致苏峻之『乱』风头气势都挫伤不少。

　　　　认资格的官场最后就是谁的命长谁有后劲，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智者相逢命长的胜。庾亮在外交内政诸多方面与王导政见不合，且有谁主朝政的重大利益冲突，所以一直想办掉王导。

　　　　郗鉴的身份，有学者称之为“流民帅”，那些在动『乱』岁月组织流民的地方官、官宦子弟或平民，如荀晞、祖逖、苏峻、祖约、刘遐等，皆可称为流民帅，安元鼎（北京一家收容上访群众的保安公司）的老总在那个时代，也差不多能“帅”一下。郗鉴是郗虑的玄孙，当年曹『操』出任丞相，拉郗虑任御史大夫，处理完伏后案脏手后，老郗就不见了。

　　　　王导为了培植自己的人脉关系，巩固权力基础，经常是良莠不分，所以搞得朝廷有些乌烟瘴气，庾亮认为必须除掉王导，才能整肃政纪，扭转颓风。但是他单独的力量办不了这事儿，他给郗鉴写了一张便条，这样关系重大的事情不能面商，非要留字迹吗？庾亮讲得很生猛：“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犹知不可，况欲愚其主哉！”

　　　　郗鉴拒绝了庾亮的合作请求。从公讲，郗鉴不想再发生内斗；从私讲，郗鉴和王家关系不错，《世说新语》里有郗公到王家相女婿的故事，“东床坦腹王右军”的典故就出在这里。

　　　　后来庾亮又大声主张“开复中原”，北伐固其志也，但有时主战或主和往往又和内政密切相关。庾亮不排除有寒碜王导的用意，你们这帮朝中大佬，难道不知道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吗？

　　　　不知当时是什么情况，在南宋以后，凡丧失国土不思振作恢复者，都是最大的政治错误。

　　　　凡读历史，常有这样的情况，看到古人不做应该做的事就替他们着急，替有见识的古人抱不平。即在今天，也是一样，但是一旦真的置身其中，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首先，对错认定永远搞不过利弊取舍；其次，即使正确的事情如果要件不具备做不下去，或者做法有问题，随时可以变成灾难。历史上这样的公案太多了，越往后代，当初没有做的那些改革、主张到底是对是错，已经没有实践这个标准衡量了。当时的各种条件、环境甚至气氛都没法还原了，所以就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各种各样的、各取所需的纪念和反思。

　　　　从公元316年元帝登基起到公元339年王导去世，自元帝、明帝，从刘隗、刁协到庾亮、卞壸等都似乎在前赴后继地和王导斗争，这种斗争不是刺刀见红的，王导的『性』格和政治手腕都让这种斗争控制在不了了之的状态，反正有一部分人一定是这样评价的：凡是王导意见占主导地位，就相对安定；凡是反对他的意见占主导地位，就会有武装叛『乱』。

　　　　如果说晋室一定会完蛋，它已经病入膏肓，那么是王导这样让它慢慢安乐死更好，还是庾亮这样让它差点死在手术台上更好？如果庾亮等的主张得以彻底实现，晋帝国是不是真有雄起的那一天？我们或者不用等到大唐（且以唐为标准）崛起的那一天。

　　　　对于一个死去的人来说，怎么治才更好已经很难讨论清楚了，联想到当下，就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来说，有没有必要改还存在争议，就是说这个人有没有病还存在争议，怎么开『药』方，吃什么『药』就更是七嘴八舌无定论了。

　　　　不管怎么争议，庾亮这种从肉体上铲除政见不同者的做法是必须谴责的，即使在当时他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如果他在今天的话就更不可以了。国家方向确定下来，具体的政策，各种利益的博弈最好是放在议院里争议，吵犹不及打架也可以，议员打架，老百姓肯定安逸，国家亦可长治久安。

第30章　庾氏谢幕（）　
显宗成皇帝咸康五年（公元339年）

　　　　庚申，始兴文献公王导薨，丧葬之礼视汉博陆侯及安平献王故事，参用天子之礼。

　　　　王导死后，极尽哀荣，丧礼参照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懿之弟，坚称自己是魏国的最后一个忠臣）的待遇，这是“王礼”，然后犹嫌不足，“参用天子之礼”，也就是借鉴了天子丧礼的一些做法，“王与马共天下”可谓有始有终。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官场是个关系场，人脉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最扎实的权力基础。对于王导来说，二十多年来，国事就是家事，家事就是国事，对于皇帝和群臣来说，他就是这个大家庭的老爷子，庾亮以辅臣之重、国舅之亲，一直想扳倒他，但老爷子树大根深，扳倒大树带起来的泥土不知道有多少吨，所以庾亮扳不动。

　　　　王导生前推荐丹杨尹何充为自己的副手，何充在王敦手下做过主簿，顶撞过王敦，这倒不是何充很有个『性』，主要是因为他是王导的外甥，何充的母亲是王导老婆的姐姐，何充的老婆又是明帝穆皇后的姐姐，婚姻让东晋君臣更团结。

　　　　以做官为事业的人，当然要讲究事业传承，不但要传给自己的子侄，也要传给远方亲戚、门生故吏，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传承更可靠、更有繁殖效果，这样才可以保证自己退休或死亡以后，没人翻旧账、没人找麻烦。

　　　　王导死后，郗鉴、庾亮也先后死了。庾亮的弟弟南郡太守庾翼“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假节，代亮镇武昌”。另一个弟弟庾怿为“监梁、雍二州诸军事、梁州刺史，镇魏兴”。还有一个弟弟庾冰任“中书监、扬州刺史，参录尚书事”。一如当年王氏兄弟，军权政权一把抓。

　　　　如果说大家对十年动『乱』有什么总结的话，那就是划分势力范围，在各自的码头各自进行政治繁殖，你不检举我，我不反对你，大家管好自己的小兄弟，慎用否决权，枪口尽量一致对外，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利益。

　　　　庾氏兄弟总体上素质还不错，庾翼虽然年轻，但“悉心为治，戎政严明，数年之间，公私充实，人皆称其才”。庾冰“既当重任，经纶时务，不舍昼夜，宾礼朝贤，升擢后进，由是朝野翕然称之，以为贤相”。要么是庾氏兄弟真的不错，要么反证了锐圆哥哥的观点，在和谐时代，舆论一律，官官相护，一团和气，大家都是高邮双黄蛋——咸（贤）的。只有内部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史书上才会有好人和坏人并存的情况。

　　　　公元342年，成帝司马衍突然生病，紧接着就去世了。司马衍死时才二十一岁，司马衍“幼冲嗣位，不亲庶政；及长，颇有勤俭之德”。皇帝懂节约，就可以打七十分以上。当年庾亮杀了王室司马宗，司马衍不知道，有一天问庾亮：“常日白头公何在？”庾亮说这个白头发爷爷要造反，所以已经把他删除了。帝泣曰：“舅言人作贼，便杀之；人言舅作贼，当如何？”《资治通鉴》说：“亮惧，变『色』。”当时小皇帝的妈妈在旁边，一听皇帝这么说，马上用戒尺打了小皇帝头一下。所以《晋书·后妃传》中有庾后“持尺威帝”的说法。

　　　　后来，王导能得享尊荣，可能和他神『色』谦和有关，在成帝司马衍眼里，王导可能比舅舅庾亮还可亲。皇帝和王导关系亲近，庾亮还没有跋扈到非让皇帝天天哭鼻子的程度，庾亮和王导能够共处始终恐怕这也是一个原因。

　　　　司马衍虽留有两子，但尚在襁褓之中，庾冰就建议立成帝的弟弟司马岳，理由当然是国赖长君，但史书的解释是庾冰“自以兄弟秉权日久，恐易世之后，亲属愈疏，为它人所间，每说帝以国有强敌，宜立长君”。立成帝的儿子庾冰成了老舅舅，而立成帝的弟弟依然是舅舅，亲戚是一辈比一辈疏。成帝当然希望能立自己的儿子，但是不获舅舅们的支持，这么小的儿子所托何人？只要还没有愚蠢到家，就知道委曲求全，保全两子『性』命已是最重要的了。

　　　　司马岳即位，是为康帝。

　　　　且说新皇帝司马岳把皇兄葬了，在葬礼上，司马岳对庾冰、何充感叹道：“朕嗣鸿业，二君之力也。”何充是王导的政治遗产继承人，『性』格很冲：“陛下龙飞，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议，不睹升平之世。”

　　　　何充主张立成帝司马衍之子，和庾氏兄弟观点不同，但是双方没有因为这事儿冲突起来。

　　　　司马岳在位不到两年，就生病去世了。国赖长君，司马家的长君偏偏命都不长。庾氏兄弟想调回头来立司马衍的儿子继位，何充站出来说话，主张立司马岳的儿子。庾家兄弟已经转移了帝系，这会儿又想把删除的文件还原，这样“把持”的痕迹实在重了，况且司马岳在临死之前首肯了何充的主张，再拿先帝说事已然不管用了。

　　　　何充和司马岳的皇后褚氏、褚后的父亲褚裒（pou）结成统一战线，庾氏兄弟遂有边缘化之虞。

　　　　庾冰庾翼先后也死了，庾翼想让自己的儿子继续把持长江上游诸州郡的军政大权，但是花无百日红，庾家凋谢已成定势。庾氏兄弟对内想改革，对外想振作，但不为整个朝廷所理解和支持，这其中恐怕也有他们庾家欲以战功巩固权势的私心。褚氏懦弱，后来在晋室勃然崛起的是桓温。桓温对庾氏兄弟心里的小九九揣摩得很准很到位，庾氏想做的事他部分做到了。

第31章　粗鄙的暴力（）　
康皇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

　　　　春，二月，高句丽王钊遣其弟称臣入朝于燕，贡珍异以千数。燕王皝乃还其父尸，犹留其母为质。

　　　　宇文逸豆归遣其相莫浅浑将兵击燕；诸将争欲击之，燕王皝不许。莫浅浑以为皝畏之，酣饮纵猎，不复设备。皝使慕容翰出击之，莫浅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

　　　　慕容皝打败段辽，小胜石虎——对石虎的胜利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小组积分是有的，最起码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哥哥慕容翰从段辽那里逃到更北边的宇文部落，这哥们儿看到慕容皝地位不可动摇了，或者是思乡心切，居然又从宇文部逃回了慕容部。

　　　　慕容翰建议慕容皝进攻宇文部，宇文部的头领叫宇文逸豆归，慕容翰曾在这里避难，了解了人家的虚实，慕容翰为了讨好弟弟慕容皝，不惜拿恩人作为礼物。

　　　　慕容翰还建议，在进攻宇文部之前，最好搂草打兔子，顺手把高句丽干一下，免得他们在后面乘虚而入。慕容皝皆然之。

　　　　游牧民族是全民皆兵，机动『性』高，在地广人稀的北方，谁要彻底消灭谁都很困难，一般只要把对方打散了，就算胜利，不像农业社会，必须攻占了对方有象征意义的城市才算胜利。慕容皝把高句丽打散了，但觉得光这样不行啊，于是把高句丽国王老爹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把人家母亲也抓起来，一死一活作为人质，这样守株待兔，让高句丽彻底屈服。

　　　　对高句丽和宇文部的战争，慕容皝皆取得胜利，慕容翰在战斗中英勇负伤，回来以后，伤势渐好，于是骑马奔驰了一番，意思是活动一下筋骨，燕王慕容皝警惕『性』蛮高，监视摄像头一直安装在慕容翰左右，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慕容皝“雅好文学”，当然熟知前朝故事，于是学习曹『操』好榜样，只要是对反复之人，即使于我有功也照杀不误，要不怎么能培养出“一贯忠诚”的浩然正气？于是下令赐死哥哥。

　　　　伟人曾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不能打胜仗的。其实没有文化的军队甚至野蛮流氓的军队在一定时期是很有战斗力的，也是可以打胜仗的。像慕容皝，只要豁出来，自己老爹也可能被人家挖出来，就可以制伏不臣。

　　　　黑社会暴力集团也是有秩序、有管理的，甚至有自己理念和价值的。

　　　　石虎失败以后，开始聚精会神抓内部建设，洛阳、长安、襄国、邺城，魏晋以来凡是皇帝住过的地方，他都要大修宫殿，他可能有个朴素的想法，就是要把宫殿修得超越前任，就可以证明自己功迈前朝；另外一个就是大搞家庭基本建设，收罗民间美女三万余人，为此『逼』死了其中三千多人的老公，也许是这个原因才导致他大营四都吧——女人导致房地产刚需，看来自古有之啊。

　　　　石虎还大力提倡有“胡羯”特『色』的文化娱乐活动，那就是游猎。石虎后来吃得超级肥胖，因为脂肪和蛋白质在那个时代是稀缺资源，所以吃成熊胖是那个时代和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我们东北方的邻居）人君迥然不同于臣民的重要标志，石虎胖到骑不了马，他要出猎就得坐在专门为他制造的“悍马”上，大概是一种用数匹马驮着的担架。他把汉人的农田成片成片地设为狩猎开发区，出台“犯兽法”，这下“猎管们”高兴了，又是拆迁，又是抓人，以犯兽罪处死的有百余人。当然，他也得弄点公共工程，不能把财政全用在个人消费上，他要在黄河上来个“一桥飞架南北”，“用功五百余万而桥不成，虎怒，斩匠而罢”。这可能是中国在黄河上架桥的最早记载。

　　　　个人高消费，行政高成本，国家投资高付出没回报，要是在今天，这样的『政府』肯定要有麻烦，甚至要完蛋。但是石虎给自己的定位是黑社会，只要有军队能抢劫就行。有一次石虎看到自己的儿子石宣“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带着戎卒十八万行进，他和后宫升陵霄观望之，大声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

　　　　相信不少人翻史到此，肯定会气结于胸！可是想想石虎不过把帝王们皆有的心理剖白而已，这等于现在的人自曝行业“潜规则”。所以石虎还算是“光明磊落”，我们喟叹一声也就算了。

　　　　最近读了一下韩毓海的《五百年来谁著史》，这位北大教授应该安排到真理部工作，他的观点在此不讨论了。他在书中说到魏晋，说是五胡少数民族起义摧毁了封建士族阶层。粗鄙的暴力固然摧毁了精致的腐朽，但这个粗鄙的东西绝对不是好东西，不比腐朽更好，甚至更坏，因为任何粗鄙的暴力最后都会在民脂民膏的滋养下逐步精致腐败起来。

第32章　一封信（）　
康皇帝建元元年（公元343年）

　　　　殷羡为长沙相，在郡贪残，庾冰与翼书属之。翼报曰：“殷君骄豪，亦似由有佳儿，弟故小令物情容之。大较江东之政，以妪煦豪强，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杀仓督监以塞责。山遐为余姚长，为官出豪强所藏二千户，而众共驱之，令遐不得安席。虽皆前宰之惛谬，江东事去，实此之由。兄弟不幸，横陷此中，自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当共明目而治之。荆州所统二十余郡，唯长沙最恶；恶而不黜，与杀督监者复何异邪！”遐，简之子也。

　　　　高干子弟最愿意生活在哪个朝代？答案应该就是魏晋。因为圈子小，所以不管谁家的子弟，只要稍有出息，很快就有名声，如果再会清谈“养名”，尽管年纪轻轻，尚无行政经验，但是就有所谓名望了。有了名望，高官任做，骏马任骑，在其他时代要竞争上岗，而在魏晋，不是你竞岗位，是岗位竞你。

　　　　殷浩、桓温是官几代，都不好细察了，在后王导时代，他们都是以“才名冠世”，是朝廷寄予希望的政治新星。朝廷屡次征召殷浩，殷浩不出，时人感慨：“深源（殷浩的字）不起，当如苍生何！”庾翼更看中桓温一些，对殷浩、杜乂等，认为“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徐议其任耳”。

　　　　殷浩名高，以后我们再聊他，今天先聊聊他爹。

　　　　殷浩的爹殷羡名气也不小，这老哥有两件事也算青史留名：其一，元帝司马睿给儿子办百岁酒，殷羡诚惶诚恐地说：“皇上生儿子，我们又是升官又有酒喝，无功受禄，真是不好意思。”司马睿倒也不缺幽默感：“这事儿你没功劳最好，有功劳那就麻烦了。”其二，殷羡出任豫州，建康好多人托他带信照顾关系，这老哥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把信全部扔到水里。殷羡字洪乔，所以有成语叫“付诸洪乔”。

　　　　殷羡任长沙相，“在郡贪残”。贪官也分层次：只是按照潜规则收钱，逢年过节下级敬贡自己笑纳，并不办具体事，表面上似乎也没损害哪个人的利益，这算是好贪官；还有的是给钱办事，送钱升官，钱到付“货”，“货”款两清，这是很有职业精神的贪官；还有一种是看中什么，就要想办法捞到自己腰包里，不惜损害具体的人，这已经有掠夺的意思了。贪残者，就是属于最后者。

　　　　当时庾翼是殷羡的上司，要查处他，庾冰在中央主持工作，写信给庾翼，希望能看在殷浩的分儿上，从轻发落。庾翼给庾冰回了一封信，这封信有一定信息量。时间一久，很多文本已经是没有“体温”的了，后人很难通过这些文本感受到当时的生活气息，而有些书笺信函，因为是私人之间的交往，不必要板着脸说套话，这些文本让我们感觉有“体温”。

　　　　庾翼说：“殷羡很贪，但是我已经打算看在殷浩的分儿上，尽量宽容他了。”（殷君骄豪，亦似由有佳儿，弟故小令物情容之。）殷浩的名声之大以至于此。

　　　　庾翼笔锋一转，和自己的兄弟讨论起了当时的政治生态：“我们整体看江东这些年的政策举措，都是讨好豪强，损害底层老百姓；虽然也经常纠正政风，但最后处理的都是小苍蝇，比如以前盗窃国家储备粮库的一百万石粮食，这都是将军们干的，最后只是杀了几个仓库管理员就算了结了。山遐担任余姚县令时，打击豪强，结果被大家起哄驱逐，闹得寝食不安……这些都是以前王导主政是非不分造成的，我们的政治烂到今天的份儿上，根源全在这里啊。”

　　　　庾翼接着感慨：“我们兄弟不幸，横陷在官场的烂泥里，虽然不能拔足于风尘之外，但是也要有一点点是非观。”所以他表示：“荆州所统二十余郡，唯长沙殷羡最恶，恶而不黜，不处理殷羡，我们和那帮只打苍蝇不敢碰老虎的鸟人岂不是一样的！”

　　　　不知道庾翼后来怎么“黜”殷羡的，是就地免职，异地做官，还是收拾宦囊回家做团团富家翁？反正杀仓官的刀一般不会杀到殷羡头上。

　　　　体制内从来不缺清醒的人，也不乏明白的人，但更多的是无奈的人。官官相护的基因，在体制内复制能力非常之强，官场生态决定做官员心态，权力人格会把人改造得非常彻底，制度影响更比教育训练重要得多。

　　　　很多政治人物其实对现实的认识比我们还深刻，他什么都知道，他有官场内部的信息渠道。如果石虎治下是粗鄙的暴力，那么在江左就是精致的腐朽，像一潭臭稀泥一样，没有人可以洁身自好，更没有人可以展开拳脚，有所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团队，上品是制度化，法治化，中品是有良好作风，也就是讲政治、讲正气，而这必须是开创者个人有意倡导、身体力行，把个人的风格深深浸入组织肌体，虽然这种作风会随着时间衰减，但或有机会亦可中兴，至于下品，没有最烂，只有更烂，只有你想不到，没有烂人做不到。普遍的人『性』是好逸恶劳的，贪婪自私的，一旦这种侵略『性』、残暴『性』没有牢笼，黑暗就会永远超过我们对黑暗的想象。

　　　　东晋的政治一开始就坠入下品，外有强敌，本来是组织自我磨砺的一种机会，正可以通过对敌竞争和艰苦奋斗淘汰腐烂的那一部分，但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组织内部，凡是有作为的人，要么变成叛徒，要么牢『骚』满腹，这肯定是有问题的。像庾翼这样的世家高官，虽然清醒，但也只能在私人信札里发发牢『骚』，以他所握有的权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