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第三帝国-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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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盟约的本质，其实就是限制君权，进行一定程度的立宪。

　　　　因为刘曜本人是穿越者，他是中华民族，也是农民的儿子，他会把维护诸夏之民的利益放在盟约的首要位置。

　　　　天子乃天命之主，仍旧是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另外两个诸侯国作为汉帝国唯二的藩国，其国公民必须只能有一个民族，即华夏族；必须将汉语、汉字作为官方唯一的语言和文字，其国历法只能用华元，与其国君年号纪年！

　　　　其国只能使用汉帝国朝廷统一发行的在帝国疆域内都能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汉币，使用统一的汉度衡量，且必须把华夏之学做为其国教育思想之主体！

　　　　其国民必须遵守汉帝国宪法，拥护汉天子，维护帝国的大一统，反对分裂！

　　　　其国有权与他国结盟，但不能合并，无权发行货币，但有权在汉帝国宪法之下自定律法。

　　　　其国民与官方信仰，必须是诸夏神系信仰。

　　　　其国王若违反宪法，将会受到汉帝国天子的制裁。

　　　　若新皇子孙继承帝位后不遵守宪法，那些潜藏的野心家将会迅速跳出来，质疑其正统性。

　　　　若其瞎搞乱来，激怒了汉帝国的百姓，那么百姓们既可以选择起兵反抗，也可以选择去海外把藩王迎回来。

　　　　毕竟另外两个诸侯国的开国君主，也曾是天命之主的候选人，他们的嫡系子孙仍有资格参与竞争新的天命之主。

　　　　刘曜如此做，看似不明智，但依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原则来看，在海外留着两个潜在的竞争者，可以起到威胁新皇子孙后代帝位的作用。

　　　　如此一来，他的子孙后代继承帝位后，要想坐稳帝位，就必须励精图治，团结治下臣民。

　　　　这样的话，汉帝国的国力将会一直强大下去。

　　　　其他两藩王国为了不被汉帝国天子制裁（削藩），历代国王也将会不断的努力治国，发展本国势力。

　　　　华夏民族将会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逐渐繁衍扩张，最终覆盖整个地球。

　　　　假如刘曜顺利登上帝位，他将会把藩王国的数量增加到六个，而且以后也只能有这六个，后世皇帝无权再新增藩王国。

　　　　除鲁国、陈国之外，多出来的四个藩王国，他会在未来分封两个给他的优秀但没有继位的子孙们，另外两个分封给功高盖世的异姓功臣。

　　　　到时候，汉帝国与唯六的藩王国之间，将会在华夏宪章的制约下，成为父子与兄弟之国。

　　　　当然了，战争不可避免。

　　　　即便日后有野心家妄图挑起多国战争，但宪法规定，若汉帝国与藩王国之间发生战争，不能在本土国境内危害华夏之民，否则华夏之民有权推翻本国的统治者。

　　　　基于此，多国君主及其心腹朝臣也不会傻乎乎给别人当枪使，肯定会想办法把国内的矛盾转向外界，减少对华夏之民的利益损害。

　　　　如此一来，既能完美的解决另外输掉的两个诸侯国去留问题，又能趁机建立华夏宪章，构建一个在华夏宪章制约下，多国之间相互竞争，在竞争之中不断前进的世界列国格局！

第183章　录取分数线（）　
对于华夏宪章的概念，刘曜与桥玄说的虽然详细，但仅仅是从楚王国境内使用为出发点。

　　　　桥玄受制于身份及职务的原因，他带人整理出来的宪章条例，多数是过去的历代汉室皇帝留下的经典制度，比如田赋三十税一，比如非刘氏不可为王，非功不可封侯等。

　　　　这些条例，既有与刘曜想法类似的，也有背道而驰的。

　　　　毕竟桥玄不是刘曜，他只能从臣子的角度提出一些合理化的条例法规。甚至不敢直白的以文字律法，对君权进行限制，而是以寥寥数言，挂在为君之道的后面，比如为君者不可沉迷外物，不可消极怠政，仅此两条。

　　　　刘曜构想之中，分封异姓王可以吸引臣子们奋斗拼搏，何况是裂土实封。

　　　　异姓藩王国，也会给他的子孙皇帝带来竞争的压力。

　　　　当然，他不可能傻乎乎把神洲本土的疆域分封出去，所有的藩王一定会被分封到海外。

　　　　就算将来爆发世界性的大战，起码也要等科技达到后世十九世纪的水平。

　　　　以现有的科技发展速度来看，想要达到十九世纪的水平，没有三百年以上的积累，恐怕是不可能的！

　　　　除非将来刘曜登极称帝后，举国之力攀科技树，强制推行工业化，才有可能在一两百年内将科技与工业提升到接近十九世纪的水平，也仅仅是接近。

　　　　“有关土地制度与爵位制度，写的太过笼络，可以暂时参照寡人颁布的编户民授田政策及爵位制度，找出提携总纲的字句，作为根本法之中的条例。”

　　　　刘曜合上文稿，一边说话，一边抬手将稿子向桌前一丢，示意侍女把稿子递给桥玄。

　　　　桥玄喜好法家，华夏宪章正对他的胃口，本以为会让刘曜满意，不曾想千算万算还是算漏了。

　　　　“臣谨遵王命！”桥玄收好侍女转递给他的文稿，然后躬着身，朝刘曜行了一礼，打算告退。

　　　　刘曜望着正欲告退的桥玄，对守卫在门外的朱大鸿道：“大鸿，送一送桥公！”

　　　　“臣谢大王！”桥玄又急忙向刘曜拜了一拜，然后才退出文成殿，在朱大鸿的护送下，离开文成殿的院子。

　　　　送走桥玄后，朱大鸿进入书房禀告道：“启禀大王，杨丞相、吏部陈尚书、教部郭尚书、教部蔡侍郎殿外求见。”

　　　　“见。”刘曜淡淡的道。

　　　　他知道四人这次来求见，肯定是为了官考之事。

　　　　眼下有关官考的各种规矩都还没有确定，更无一道王令颁布，可见刘曜是有意让他们先拿主意和章程，然后再进行必要的调整。

　　　　“臣等恭问大王圣安！”四人刚一进书房，便急忙行礼。

　　　　刘曜摆摆手道：“寡人躬安！都坐罢！上茶！”

　　　　待四人落座之后，侍女遵从刘曜之命，才开始上茶。

　　　　茶水上好之后，刘曜双目带着笑意，先看了一眼郭泰，随即却扭头望向杨赐，问道：“丞相，有关官考之事，政事堂准备的如何了？”

　　　　“回禀大王，臣与教部郭尚书、蔡侍郎以及陈相，刚刚商讨过官考事宜，现有教部郭尚书所拟方案一份，特此呈上！”

　　　　杨赐一边说话，一边伸手从袖口之中掏出郭泰与蔡邕昨夜修改的文稿，转交给侍女。

　　　　刘曜接过侍女呈上的文稿，当着众人的面，开始一目十行的看了起来。

　　　　等他把文稿翻阅一遍之后，才过去一盏茶的功夫。

　　　　郭泰见刘曜合上了稿子，心跳瞬间加速，他已经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

　　　　“丞相看了？”刘曜没有直接对文稿进行评价，而是向杨赐问道。

　　　　杨赐乃是世家大族的首脑人物，刘曜的询问，也算是一次对世家的试探。

　　　　像杨赐这样，早就投靠刘曜的大世家，不可能也不敢在官考这件事上给刘曜使绊子，他们还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

　　　　但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他们当然希望官考的规矩，可以偏向于世家，甚至直接有利于世家。

　　　　再者，杨赐又是政事堂带头人，相台七相之中的首相，于情于理，刘曜都要听一听他对于这份文稿的意见。

　　　　杨赐知道刘曜是问他对文稿的看法，所以他略作思考后，恭声答道：“回禀大王，臣已详细阅读过郭尚书所拟文稿。其中以各县太学分院为考场，可因地制宜，无需再另外建造场地，此条臣赞成。以县令为主考官，县尉为监督官，可增加官考的严肃性，体现朝廷的威严，县尉可在职权内调动部分县兵维持考场秩序，此条臣赞成。以分院讲席为评判官，可快速对考试者的成绩进行评定，毕竟各太学分院之讲席多为名家名士，故而此条臣也赞成。但考试科目增加农耕、匠作、科技，本相以为有待商榷！”

　　　　“哦？丞相有何高见？”刘曜顿时来了兴趣，接着问道。

　　　　杨赐连忙起身告罪下拜道：“臣所议，乃一家之愚言，不敢做‘高见’之当，大王折煞老臣也！”

　　　　刘曜摆手道：“丞相无需多礼，有什么看法直说便是。”

　　　　“谢大王！”杨赐坐回原位，侃侃而谈道：“官考所取之士，皆为郡县或中枢行政之官员。食朝廷俸禄，可雇人耕种家田，对于农耕之事，了解即可，不必熟之。匠作、科技之事亦然！且夫圣人曾言。。。。。。”

　　　　杨赐引用儒家先贤之言，阐述了官员了解农耕的必要性，但不用事必躬亲。

　　　　随着自行车、四轮马车、淋浴、马桶等匠作之物在长安城的普及，让城中权贵也逐渐喜欢上了这些所谓的“匠作机巧之物”。

　　　　再加上“科技器械可以兴国利国”的观念，早已在近几年慢慢在民间传开，过去那些视之为“奇巧淫技”的儒生也一个个在百姓集团开设的洗浴中心享受了冲淋、泡澡带来的舒爽之后，逐渐闭上了嘴。

　　　　因此，对于匠作、科技之事，杨赐认为有必要了解，毕竟牧民官只有了解了各种职业的百姓，才能更好的治理教化一方百姓。

　　　　但若是将农耕、匠作、科技加入官考的科目之中，显然有点小题大做了，难道精通农耕、匠作、科技的士人就一定有能力治理好地方？杨赐对此持怀疑的态度，他认为还是以君子六艺作为考核科目最为妥当。

　　　　科技这个名词是刘曜在十几年前提出来的，如今早已变成天下人都习惯的名词。

　　　　“郭尚书，你如何看？”刘曜听完了杨赐的见解，沉默了片刻，然后看向郭泰问道。

　　　　郭泰犹豫了一下，随后站起身，先朝刘曜礼拜，接着又面对杨赐鞠了一躬，以示敬意，然后道：“丞相所言也不无道理，只是臣觉得，一个人只有感受过农耕之辛苦，才能体会百姓耕种之苦。一个人只有明白匠作、科技发明之不易，才能体会那些匠作、科技之物对匠人而言，意味的乃是立身之本，生存之根。更有大匠作者，发明创造之物，能造福天下百姓。如地动仪、浑天仪，如四轮马车、自行车、水泥等神奇之物！”

　　　　“知晓农耕之苦，才能重视农人。知晓匠作科技发明之不易，才能重视匠人。天下人之中，以农人、匠人居多，且有的农人本身就是匠人，有的匠人本身也是农人。正因为有他们从事生产与创造，那些不事生产的贵族子弟才能吃上美味佳肴，享受车马之奢侈生活。故而，臣窃以为，官考科目之中，当有农耕、匠作、科技一席之地！”

　　　　接下来，刘曜又询问了陈寔与蔡邕的看法。

　　　　两人皆赞成郭泰的观点，他们觉得官考内容可以有这些东西，但不能作为衡量考试合格与否的核心。

　　　　但究竟该以哪些科目作为官考的项目，他们也没有非常清晰的主意。

　　　　“全凭大王定夺！”

　　　　刘曜听着眼前四人的高呼声，点头道：“既然众卿没有更好的建议，那寡人便来确定这官考的科目。君子六艺作为历代察举官员的衡量标准，自然要在官考的科目之中，而且要占据主要的地位。但是农耕、匠作、科技也不能丢掉，所以，寡人的想法是这样。首先，确定官考的科目，君子六艺之五礼、六乐、五射、五御、六书、九数皆单独立为一个科目，另外，再配以国史、治政、农商、工科这四个科目，作为官考的十个科目。所谓国史，乃诸夏文明发展历史，从上古至今。所谓治政，即治理政事的策题。所谓农商、工科，即农业、商业、工匠、科技方面的常识问答题。”

　　　　“其次，确定科目考试的形式，五礼、六乐、五射、五御，皆需要进行实际演练，此为实操考试，以若干人为一组，同时进行考试。其余六个科目，皆以问答题的形式，此为理论考试，也叫笔试。最后，确定各科的分数，以及考试录用的标准。每个科目皆由十道题组成，每题十分，即每科满分100分，故而十科满分为1000分。最后，根据朝廷的用人计划，划定录取分数线。”

　　　　“用人计划？”杨赐等人闻言一愣。

　　　　刘曜解释道：“所谓用人计划，即该年度朝廷需要征募的政务人员总数及各个部门系统的名额。比如，本年朝廷计划取政务人员3万名，参考官考的有10万人，按照这个数额，从考试成绩的最高分依次向下划定分数线区域。可能800分以上的人只有1万名，600分以上的人则有2万名，而499分以上的人恰好有3万名。那么，499分就是本届官考的录取分数线。寡人如此说，众卿可否明白？”

　　　　“大王圣明！”

　　　　杨赐、郭泰、陈寔、蔡邕四人听后，如醍醐灌顶，眼前豁然开朗！

　　　　他们对刘曜的佩服，简直到了五体投地的地步！

　　　　“既然众卿没有异议，那郭尚书你再整理一份新的文稿，明日呈上来！”刘曜看向郭泰道。

　　　　郭泰道：“臣遵命！”

　　　　“若没什么事，都退下罢！”刘曜道。

　　　　“臣等告退！”四人齐声道。

　　　　就在四人转过身，打算离开书房的时候，刘曜看向蔡邕的背影，道：“蔡侍郎留一下。”

第184章　天朝史（）　
“给蔡侍郎换一杯热茶。”

　　　　刘曜示意蔡邕就座，同时对侍立在门口的侍女吩咐道。

　　　　新茶上来之后，刘曜继续说道：“寡人想听听你对编撰国史的见解。”

　　　　蔡邕又连忙起身朝着刘曜行了一礼，然后稍作沉思，组织了一下语言，道：“且不论骨文、铭文、石刻文之上古史料，宗周设立史官记录当朝历史，此乃史官之始也。孔子问礼于老聃，老聃者，曾为宗周之史官。当时是，各路诸侯国亦设立史官记录本国国事与国中贵族大夫言行事迹。如鲁国之《春秋》，晋国之《乘》，郑国之《志》，楚国之《梼杌》。此等史书，皆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排相关之历史事件。如此类史书，皆以时间为经，以史事为纬，比较容易反映出同一时期各个历史事件的联系。臣以为，此等史书归为一类。”

　　　　他说到这里，选择了停顿，等待刘曜的点评，以示对楚王的尊敬。

　　　　刘曜点头道：“蔡侍郎所言有理，继续说下去！”

　　　　“本朝之前，对于史书之编修，学者或官吏皆可以私人之名著作，如《晏子春秋》。流传于世之著作，多以私人所著，并非朝廷组织所编修。自世宗起，朝廷开始组织人员修史，但并非禁止私人修史，故而太史公著作《史记》。世祖中兴，班公参考《史记》之体裁而著《汉书》，而后朝廷所组织编修之史。如《史记》、《汉书》者，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当另归为一类。”

　　　　历史上，东汉明帝时期，班固私撰《汉书》，汉明帝看后很欣赏他的才能，诏诣校书郎，除兰台令史，后又升迁为郎，典校秘书，继续撰写《汉书》。

　　　　在《汉书》的撰写之外，明帝又令班固先后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以及杜抚、马严、刘复、贾逵共同编撰本朝史。

　　　　先行撰成的是《世祖本纪》，后又陆续有光武帝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是《东观汉记》的开篇之作。

　　　　《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它经过几代人的修撰才最后成书。

　　　　“臣窃以为，天子秉承昊天上帝之命而生，代天牧民，言出法随，言行事迹皆为天意，乃天命之体现。故而，大王立国史署司职史官，如实记录君主及国家之史实，以明君贤臣之言传身教，为万世榜样，教化后世子孙，实乃圣明无比！”

　　　　蔡邕说着说着，竟然说到了刘曜身上，而且这个马屁拍的顺理成章，让刘曜防不胜防。

　　　　刘曜知道，古代中国流行的“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观念，给史官赋予了一个最为神圣的使命——记录天意。

　　　　天子乃是上天之子，其言行、祭祀、军事等大事，皆为天意与天命的体现。

　　　　记录如有半点不实，等于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即为欺天。

　　　　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朝廷禁止私人著史，私著历史变成重罪之后，也就没人再敢私著历史了，有的也只能算一些文章和笔记。

　　　　北宋时期面世的《资政通鉴》虽然是司马光写的，但其目的并非修史。而是奉了皇命。

　　　　修史权的集中与变化，导致的恶果是皇帝、大臣开始大量篡改历史，为自己粉饰。或用权力，或用收买等方式迫使史官篡改历史，以至于后世之人看到的很多都是“假历史”。

　　　　从唐太宗往后开始，历朝历代篡改的越来越厉害，早期还只是篡改个人形象，到后来连同前朝、乃至之前更早的王朝都遭到了篡改，其中以“我大清朝”最甚。

　　　　秦汉时期的史官，多数都是家族传承之史官，如此才能确保历史记录的传承性和连贯性。

　　　　刘曜这次留蔡邕谈话，当然是为了确定楚王国的史官制度，若未来他登极称帝，依然也会沿用这个史官制度。

　　　　“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编排相关之历史事件的史书，可以称之为‘编年体史书’。以人物活动为中心记载历史的史书，可以称之为‘纪传体史书’。班公编撰《汉书》，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此书主要记述了上起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寡人欲使你率领国史署所编之国史，乃上起三皇五帝时代，下至孝灵皇帝熹平二年六月二十日的史事。”

　　　　刘曜听完了蔡邕的观点，也接受了蔡邕对他的赞颂，随即沉吟片刻，开始阐述他对本朝国史的规划与构思。

　　　　“国史当以年代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三皇五帝之前且以昊天上帝命令盘古尊神开辟这方世界为神话时代，不做详细记录，权当概况以一段话的传说作为国史的开篇。而后，三皇五帝时期，即部落方国时代，是诸夏民族之起源形成的时代，也是诸夏共主天子诞生的时代，此为华夏文明上古史，共历六千多年。所谓方国，即一方部落形成之国。”

　　　　“自夏禹传位于启，商汤代夏，再至宗周覆灭，这段时期乃是封建邦国时代，此为华夏文明古代史，共历一千八百多年。所谓邦国，即天子封赏土地给臣子建立的诸侯国。赢秦代周，而至炎汉代秦至孝灵皇帝驾崩，这段时期乃是帝国时代，此为华夏文明近代史。所谓帝国，即皇帝分派官员直接治理天下郡县的大一统国家。熹平二年六月二十日往后，便是现代，故而所记录之历史曰现代史。”

　　　　当然，从严谨的角度来看，刘曜所说的方国、邦国、帝国的概念，与后世的历史学观念并不完全一样。

　　　　上古时期，黄帝擒杀蚩尤，打败炎帝，在河洛建都立国，国家的性质实际上是一种“联邦制”，是由众多酋邦国组成的。

　　　　无论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还是四裔之地，均是方国林立的局面，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

　　　　继黄帝之后，颛顼、帝喾、尧、舜、禹相继为天下共主。

　　　　这一时期，君主即位实行的是所谓的“禅让制”，实际上这些君王都来自黄帝族，是世袭制的一种原始形式。

　　　　君王的权威虽来自于个人的能力，但更需要各方国的拥戴。

　　　　所以说，古代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乃是小国寡民式的邦国，邦国进一步发展则是王国，王国以后，通过中央集权的专制演变成了帝国。

　　　　相较于原始社会的中心聚集部落组织生活的形态，邦国已经有了强制性的权力机构的出现。

　　　　至于邦国与王国的区别则在于有无王权的存在，王权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只有王权的出现才使得权力系统真正呈金字塔式结构。

　　　　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

　　　　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

　　　　刘曜对蔡邕所说的“邦国”其实是后世历史学观念上的王国形态，至于他说的“方国”才更像真正的“邦国”。

　　　　至于帝国的概念，要相比之夏商周的王朝分封制来说。

　　　　邦国时代施行的都是封土建国制，讲究以德治国，逐级分封，以礼乐划分世袭贵族等级，维持王朝的统治。

　　　　帝国时代施行的是郡县制，讲究中央集权，天下皆为皇帝所有，以伦理治国，皇帝授权非世袭的官员治理国家，维持皇朝统治。

　　　　“凡是有人类居住的世界，昊天上帝都会钦定一个民族作为该世界的领导，即天选之民。由众天选之民建立的朝廷，即为天朝。天朝的首领，便是天子！假如天子不能很好的治理天朝，让天选之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而后带领天朝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