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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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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盒浴恍形撬薪芍祝坏┳龀稣庵中形踔林皇巧嫦酉胗姓庵中形挥镁裁瓷笈校突崃⒖淘獾剿叫檀χ谩５笔背鱿值陌兹酥辽现饕宓拿孛苌缤拧叭齥党”（kukluxklan），就曾犯下多起相关杀人事件。讲到维护洁净这件事，他们可是让印度教的婆罗门相形见绌。
随着时间过去，种族主义还蔓延到越来越多的文化领域。例如美国的审美观就是以白人的美丽作为标准，白人的特质就是美丽的标准，浅『色』的皮肤、金黄的直发、小而翘的鼻子等等。至于典型的黑人特质，例如黝黑的皮肤、蓬松的黑发、扁平的鼻子，则被视为丑陋。这些成见使得原本就由想象建构出来的阶级意识更是进到意识深层，挥之不去。
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让原本只是历史偶发事件形成的阶级制度变得根深柢固。随着时间流逝，不公不义的歧视常常只是加剧而不是改善。富者越富，而贫者越贫。教育带来进一步的教育，而无知只会造成进一步的无知。历史上过去的受害者，很可能会再次受害。而历史上过去的特权分子，他们的特权也很可能依然存在。
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由历史的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的故事延续壮大。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如果黑人／白人或婆罗门／首陀罗的区别真有生物学事实根据（例如婆罗门的大脑确实比首陀罗的大脑效率高），光靠生物学就应该足以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行为。然而事实证明，不同智人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其实就是小到能够忽略不计，所以单凭生物学就是无法解释印度社会和美国各种族的互动为何如此复杂。想了解这些现象，我们只能靠着研究事件本身、环境、权力关系，看看人们是怎样将虚构的想象变成了残酷（而且再真实不过）的社会结构。
他和她
不同的社会，想象出的阶级制度也就相当不同。像是现代美国人非常注意种族，但对中世纪的穆斯林来说就无关紧要。在中世纪印度，种姓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但现代的欧洲根本毫不在意。只不过，有某种阶级制度却是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里都有着极高的重要『性』：『性』别的阶级。世界各地的人都会区分男女，而且至少在农业革命以前，几乎世界各地都是男人占尽好处。
甲骨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成熟文字，用来占卜。其中曾有一块的卜辞写着：“『妇』好娩，嘉？”（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即将临盆，是否吉利？）而答复是：“其唯丁娩，嘉；其唯庚娩，弘吉。”（若在丁日分娩，吉；若在庚日分娩，大吉。）然而，卜辞最后的验辞语气十分遗憾：“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31天之后，『妇』好在甲寅日分娩，不吉，只是个女孩。）｛48｝过了三千多年，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中国制定了计划生育政策，而许多中国家庭仍然觉得生下女儿是种不幸。有些时候，父母还会刻意遗弃甚至杀害女婴，希望能有机会再试一次，看看能不能生出个儿子来。
在许多社会中，『妇』女只是男人的财产，通常属于她的父亲、丈夫或兄弟。而在许多法律系统中，强『奸』罪是属于侵犯财产，换句话说，受害人不是被强『奸』的女『性』，而是拥有她的男『性』。因此，这些法律对于强『奸』罪的救济措施就是所有权移转：强『奸』犯付出一笔聘金给女方的父亲或兄弟，而她就成了强『奸』犯的财产。《圣经》还写着：“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客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申命记》，22：28–29）对古希伯来人来说，这是个再合理也不过的安排了。
在某些地方，如果是强『奸』某个不属于任何男人的女人，甚至算不上犯罪。这就像是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捡了一枚铜板不算是窃盗一样。另外，如果是丈夫强『奸』自己的妻子，也不构成犯罪；甚至有地方会认为，因为丈夫本来就该对妻子的『性』行为有完全的控制权，所以“丈夫强『奸』妻子”这句话根本无法成立。说丈夫“强『奸』”妻子，就像说某个人偷了自己的钱包一样不合逻辑。这些说法听来荒谬，但其实并不只有远古中东地区才有这种想法。就算到了2006年，还有53个国家无法控告丈夫强『奸』了他的妻子。即使在德国，也是到了1997年才修订法案，认定婚姻中可能出现强『奸』行为。｛49｝
那么，将人类分成男女，是不是也像印度的种姓制度或是美国的种族阶级，都是想象下的产物？这一点究竟是不是有深刻的生物学基础，认定男女本来就应有所区分？而如果这确实是一个自然的不同，生物学上又是否能够解释为何男『性』的待遇优于女『性』？
在男女之间，某些文化、法律和政治上的差异正反映着两『性』明显的生物学差异。例如男『性』没有子宫，所以怀孕生子这件事一直只能是女『性』的工作。然而，就在这个核心差异上，每个社会又会不断加上一层又一层的文化概念和规范，而这些就和生物学鲜有关联。而各种社会上对于“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的想法，多半也没有确实的生物学基础。
举例来说，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实行民主，但有子宫的人就没有独立的法定地位，无法参加人民议会，也无法担任审判。除了少数例外，这种人也无法得到良好的教育，不能经商，也不能参加哲学讨论。所有雅典的政治领袖、哲学家、演说家、艺术家、商人，没有一个人有子宫。那么，难道“有子宫”这件事，真有什么生物学的根据，证明这些人不适合从事这些行业吗？虽然古雅典人确实这么认为，但现代雅典人可不会同意。在现今的雅典，『妇』女不仅能够投票，能够参选担任公职，能够发表演讲，能够从事从珠宝到建筑到软件等等一切设计，而且也能够进入大学就读。她们的子宫可没让她们做起这些事来输给男人。确实，女『性』在政界和商界仍然处于弱势（希腊议会只有12％是女『性』），但她们要参与政治已经没有法律的阻碍，而且多数现代希腊人也认为女『性』担任公职合情合理。
此外，许多现代希腊人也认为男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只对女人有“『性』趣”，而且也只该和异『性』发生『性』关系。但他们没发现，“异『性』『性』行为自然，同『性』『性』行为不自然”这件事也是一种文化偏见，而不是生物学上的事实。事实上，男男相吸这件事，大地之母从来也没什么意见。然而，在某些文化里，如果儿子和隔壁的男孩天雷地火，他的人类母亲可就会大发雷霆。这位母亲会生气，原因可不是出于生物的必然。其实对于许多人类文化来说，同『性』恋不仅合法，甚至还对社会有所帮助，像古希腊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史诗《伊利亚特》（iliad）里，英雄阿基利斯（achilles）与普特洛克勒斯（patroclus）关系亲密，但阿基利斯的母亲西蒂斯（thetis）可没什么不高兴。另外，马其顿王国的女王奥林匹亚丝（olympias）可说是古代最喜怒无常也最大权在握的女『性』，连她的丈夫腓力二世都死在她手上。但她看到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带了爱人赫费斯提翁（hephaestion）回家吃饭，也是没发半点儿火。
我们究竟要如何才能判断，什么是真正在生物学上有所不同，而什么又只是人类说得煞有介事、自找借口？一项黄金法则就是“天生带来允许，文化造成封闭”。天生自然的生物学，可能『性』几乎无穷无尽。然而，文化却要求必须实现某些可能『性』，而又封闭了其他可能『性』。例如女『性』天生能生小孩，但在某些文化里，女『性』却是非生不可。生物学上，男人就是能从彼此身上得到『性』愉悦，但某些文化却极力阻止他们实现这种可能。
文化总会说，它只是禁止“不自然的事”。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是不自然的。只要有可能发生的事，就是自然。真正完全“不自然”的事，是指违背了自然规律，但这种事情根本就不会存在，所以也没有禁止的必要。举例来说，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会“禁止男『性』进行光合作用”，“禁止女『性』跑得比光速快”，或是“禁止带负电荷的电子互相吸引”，就是因为这讲了只是白讲，完全没有必要。
第23章 历史从无正义（3）（）
事实上，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神学上所谓的“自然”，指的是“符合创造自然的神的旨意”。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的身体，并且让每个肢体和器官都有特定的目的。如果我们使用肢体和器官的方式符合上帝的设想，那就是个“自然”的活动；如果不符合上帝设想的方式，就成了“不自然”。然而，演化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目的。器官的演化没有唯一的目的，而器官的使用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现在人体的所有器官早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型，而现在所有器官都不只做着原型所做的事。器官之所以演化是为了某种特定功能，但等到器官存在之后，要用作其他功能也并无不可。以嘴巴为例，嘴巴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最早的多细胞生物需要有办法将营养成分送进身体里。而虽然现在嘴巴仍然有这种功能，但我们还能用嘴来说话、亲吻，战士还能用嘴来拔手榴弹的引信。难道，只因为我们最早那些像蠕虫一样的祖先在6亿年前没有用嘴做这些事，嘴巴的这些功能就变得不自然了？
同样，翅膀也不是一开始就成了空气动力学的奇迹，而是从原本有其他用途的器官演化而来。有学者认为，一开始昆虫都不会飞，而翅膀是几百万年前从虫子身上突起的部分演化而来。虫子原本身上会有突起，是因为这样能增加表面积，接收更多阳光，也就更能保持温暖。而在缓慢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太阳能接收器越长越大。想要吸收最多阳光，就要让突起的表面积最大、重量最轻；而这种身体结构刚好对昆虫来说也方便，蹦蹦跳跳的时候还能帮上一点忙，突起越大的，就能跳得越远。有些昆虫开始用这玩意儿来滑翔一下，接着只是再跨出一小步，昆虫就真的在空中飞了起来。所以，如果下一次又有蚊子在你耳边嗡嗡不停，记得要骂骂她真是太不自然了。如果她乖乖听话，满足于当初上帝赋予的功能，现在她的翅膀还只能做个太阳能板。
这种多用途、多功能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性』器官和『性』行为。一开始，『性』行为就是为了繁殖，而求偶仪式则是为了要评估对方的健康程度。但对许多动物来说，两者其实都有众多的社交功能，可不只是为了赶快创造出自己的dna小拷贝。举例来说，黑猩猩就会用『性』行为来巩固政治联盟、建立亲密关系、化解紧张局势。难道这也是不自然？
『性』与『性』别
所以，坚持女『性』生小孩才“自然”或者说同『性』恋“不自然”，其实并没什么意义。各种规定男人就该如何、女人就该怎样的法律、规范、权利和义务，反映的多半只是人类的想象，而不是生物天生的现实。
生物上，人类分为男『性』和女『性』。所谓男『性』（male），就是拥有一个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所谓女『性』（female）则是拥有两个x染『色』体。但是要说某个人算不算“男人”（man）或“女人”（woman），讲的就是社会学而不是生物学的概念了。在大多数人类社会里，绝大多数情况下所谓男人就是男『性』，而女人就是女『性』，但那些社会学的名称负载了太多意义，而真正与生物学相关的部分少之又少，甚至完全无关。我们说某个智人“够男人”，讲的并不是具有某种生物特质（例如有xy染『色』体，有睾丸，有睾固酮之类），而是能在所处的社会中，找到一个符合想象秩序的位置。每个文化背后虚构的故事，都有些男人应该要符合的角『色』（像是搞政治）、拥有的权利（像是投票权），以及负起的义务（像是服兵役）。同样，要说某个智人是不是“够女人”，也不是看她有没有两个x染『色』体、子宫或是大量的雌激素，而是她在想象建构出的人类秩序中，是个女『性』的成员。每个社会文化也会用虚构的故事，定出一些女人该符合的角『色』（像是要养育子女）、拥有的权利（保护不受暴力侵扰），以及负起的义务（服从她的丈夫）。正由于定义男女角『色』、权利和责任的并不是生物学，而只是虚构的故事，所以每个社会认为“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意义也就大不相同。
学者为了把概念讲清楚，通常把生物学上的区分称为“『性』”（sex），而文化上的区分称为“『性』别”（gender）。“『性』”区分的是男『性』和女『性』，属于客观标准，在整个历史上未曾改变。至于“『性』别”区分的是男人和女人（某些文化也有其他类别），所谓“够男人”和“够女人”的标准存在于主体之间，而且会不断改变。举例来说，同样在雅典，古代和现代对女人要求的行为、欲望、服饰甚至是身体姿势都有极大不同。｛50｝
女『性』=一种生物区别女『性』=一种文化区别
古代雅典现代雅典古代雅典现代雅典
xx染『色』体xx染『色』体无权投票有权投票
子宫子宫无权担任法官有权担任法官
卵巢卵巢无权任公职有权任公职
睾固酮浓度低睾固酮浓度低无权自行决定结婚对象有权自行决定结婚对象
雌激素浓度高雌激素浓度高通常不识字通常识字
有泌『乳』能力有泌『乳』能力法律上由父亲或丈夫拥有法律上独立
完全相同非常不同
『性』的事情好解决，但『性』别就没那么容易。想成为男『性』再简单不过，只需要出生的时候有一个x和一个y染『色』体就行。想成为女『性』也是同样容易，出生时有一对x染『色』体，就大功告成。但相反的是，要当好一个男人或是一个女人，不但过程复杂，而且要求苛刻。正由于“够男人”或“够女人”的标准多半来自文化，而不是天生自然，所以没有什么社会是在人一生下来之后就觉得男『性』够男人而女『性』够女人。而且就算得到认可了，也还不能就此松懈。从出生到死亡，男『性』必须一辈子不断通过各种仪式和表演来证明自己真是条汉子。而女『性』也永无宁日，必须不断说服自己和其他人自己散发着女人味。
而且，这种成功没得保证。特别是男『性』，总是很害怕别人觉得自己没有男子气概。在整个历史上，总看到男『性』愿意冒险犯难甚至牺牲生命，只为了让人夸赞一句：“他是个真正的男人！”
当男人究竟有什么好的？
至少农业革命以来，大多数人类社会都属于重男轻女的父权社会。不论这些社会对男女的定义为何，当男人总是比较优越。父权社会教育着男人就该是个阳刚的男人样，女人就该有个阴柔的女人款，要是有人斗胆跨越界线，惩罚也就随之而来。但反过来说，如果遵守了这些规范，得到的奖励却是男女大不同。社会通常重视阳刚的特质胜于阴柔的特质，社会中阳刚的典范得到的总是比阴柔的代表多。女人得到的健康和教育资源不如男人，不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光是迁徙的自由也都逊于男人。『性』别就像是一场竞赛，但第一第二早已命中注定，有些人甚至只能争个老三。
确实，有极少数的女人坐到了高位，像是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cleopatra）、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以及中国的慈禧太后，但她们只是例外，而更证明了这个规则。慈禧在19世纪末统治中国，但当时所有的朝廷大臣都是男人，军队统帅都是男人，判官律吏都是男人，科举考生都是男人，进士翰林都是男人，就连『吟』诗作对、为文著述、抚琴吹箫、问诊医病、清谈哲思、科学研究也几乎都是男人一手包办。
几乎在所有的农业和工业社会中，父权制都是常态，历经各种政治动『荡』、社会革命、经济转型，历久不衰。以埃及为例，在过去几个世纪统治权不断换手，历经亚述、波斯、马其顿、古罗马、阿拉伯、马穆鲁克（mameluk）、土耳其和英国统治，但从头到尾都是父权制。虽然埃及曾用过法老的法律、希腊的法律、古罗马的法律、穆斯林的法律、土耳其的法律和英国的法律，但一直都让所谓“真正的男人”唯我独尊。
正因为父权制是种太普遍的现象，不可能只是某种偶然因素进入了恶『性』循环所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492年哥伦布抵达美洲之前，美洲和亚洲、非洲的人类数千年内并无往来，但绝大多数社会依然采用的是父权制。如果说在亚洲和非洲的父权制只是出于偶然，难道真的只是凑巧，让阿兹特克和印加也同样采用父权制？一种更有可能的推测是，尽管“男人”和“女人”的定义在各种文化之间有所不同，但有些共通的生物因素，让几乎所有文化都重视阳刚胜过阴柔。我们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为何，虽然有各种理论，但没有任何一个真能完全站得住脚。
第24章 历史从无正义（4）（）
肌肉理论
最常见的一种理论，是认为男人比女人强壮，于是靠着他们肌肉的力量迫使女人就范。这种理论讲得精致一点，是认为男人力气大，就能独占那些需要较多体力劳动的工作（像是犁地和收割），于是让他们掌握了粮食的生产，进而转化为政治上的影响力。
然而，肌肉理论有两大问题。第一，“男人比女人强壮”只是一般情形，而非人人皆然。而且，强壮分了许多种，像是女人一般来说比男人更能抵抗饥饿、疾病和疲劳，而且也有许多女人能跑得比男人更快，挑得比男人更多。第二，也是这种理论最大的问题，在于整个历史上也有许多不需要什么体力的工作（像是宗教、法律、政治），但女人不但没分到这些工作，反而是在田里、在工厂里、在家庭中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如果社会权力分配看的只是付出体力的多寡，女人该得到的权力绝对远超于现在。
更重要的是，就人类整体来说，体力和社会权力本来就没有直接关联。我们常看到六十几岁的人控制着二十几岁的人，但后者显然体力要好得多。19世纪中叶亚拉巴马州的蓄奴农庄主人，如果和他种棉花的奴隶大打出手，很可能几秒之内就会被撂倒在地上。另外，要遴选埃及的法老王或天主教的教皇，也不是让大家来打一场。在采集社会里，握有政治主导权的人通常是因为社交技巧最为杰出，而不是身上肌肉最为发达。而在黑道组织里，老大常常也不是最强壮的男人，反而是个老头；他根本不用自己出手，肮脏活只要交给更年轻、体力更好的年轻小伙子就行了。如果有哪个小鬼，以为只要把老大干掉自己就能称王，很可能还没动手就已经被杀。就算是黑猩猩，要坐上首领地位靠的也是稳固的集团，而不是盲目的暴力。
事实上，人类历史显示，肌肉的力量和社会的权力还往往是呈反比。在大多数社会中，体力好的反而干的是下层的活。这可能反映着智人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如果真的一切只看体力，智人在食物链里就只能处在中间的位置。然而，智人靠着聪明才智和社交技巧，让自己跃升到了食物链的顶端。于是，在智人内部的权力链里，聪明才智及社交技巧也会比体力更重要。正因如此，如果想解释父权制这个历史上影响最广、最稳固不变的阶级制度，要说一切只是因为男人力气大于女人，实在叫人难以相信。
流氓理论
另一种理论认为，男『性』占有主导地位靠的不是力气，而是好侵略的个『性』。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让男『性』的暴力倾向远比女『性』明显。虽然女『性』心中也会浮起仇恨、贪婪和欺凌的想法，但流氓理论认为男人更愿意将这些想法付诸实践。正因如此，历史上的各场战争一直就是男人主导。
而正因他们在战争时期掌握了军队，到了太平时期也就成了民间社会的主人。控制了民间社会，就有资源发动更多的战争；发动了越多战争，男人就越能控制社会。正是这样的循环，解释了为什么战争无处不在，而父权制也无处不在。
近年来对于男女荷尔蒙与认知系统的研究也发现，男人的攻击和暴力倾向确实比较明显，平均来说更能胜任一般士兵的角『色』。然而，就算一般士兵都是男人，是不是就能合理推论也该由男人来运筹帷幄，而且最后享有战争带来的甜美果实？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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