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文革"-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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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本书为汇编书，收录研究十年“文革”的分析及反思文章约94万字，是研究十年“文革”的重要参考文献。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在这一场十年浩劫开始50年之际，回顾十年“文革”的方方面面，对于我们认识自己，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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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　
………谈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

　　　　代序

　　　　胡绳

　　　　讲建国以后的党史时，人们常感到，一头一尾容易，中间不好办。头七八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其中虽有一些问题可能引起争论，但总的说来好处理。近16年，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也很复杂，但是好办，总的是改革成功嘛。中间这20年却不好办，难讲。但是这段历史不是不可理解的，这20年历史对我们不是没有意义的。

　　　　对这20年历史，我简单讲几句话。

　　　　先说一下文化大革命时期。小平同志讲过，有了文革的教训，我们才懂得必须改革开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所以能产生这条新的路线，并在全党全国人民中迅速形成共识，很大成分是由于文革把左的错误发展到极端，给人以痛切的教训的原故。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任务是要把文革的教训好好地说清楚。从理论上实际上说明文革的错误，使大家认识中国再不能重犯文革或类似文革这样的错误。既然已经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不把这一段反面经验好好利用，那就可惜了，白作了牺牲。这个牺牲，应该成为我们很好的教训。与此同时，我提出一个看法，讲文革时，要讲那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从领导干部到群众，从知识分子到工农，党内党外都产生了反文革的倾向，我认为应该把它讲清楚。从领导层说，最明显的是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的反文革的表现。文革一开始，因为有党的威信，有『毛』『主席』的威望，所以大家顶多是说不理解，渐渐地发生了怀疑，以至形成反对的倾向。反对的倾向是用各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些老同志是以二月逆流那样的形式表示反对；周恩来同志作为国家总理采取了各种办法，实际抵制文革的错误；知识分子和各方面的群众也以种种形式表示对文革的反对。这些历史事实，应该说出来。『毛』『主席』怎么样呢？文革是他发动的，但是应该说『毛』『主席』对文革也处于矛盾状态，他也有时发生反文革的倾向。开始他把邓小平当作第二号走资派，后来他起用邓小平，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最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是四人帮。『毛』『主席』用他们，但又指出他们的错误。这也是矛盾。『毛』『主席』做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与美国恢复关系，这与文革一开始提出来的打倒帝、修、反的口号并不符合。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经常感到文化大革命有问题，他想收；但是因为他并不放弃造成文革的基本观念，所以他就不能有效地控制文革，更不能结束文革。他起用了邓小平同志，然后又反复。虽然批评四人帮，但不能抛弃他们。总之，因为文革的基本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它不能也没有一统天下。因为反文革的倾向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滋生和发展，所以最后是我们党用自己的力量解决了问题，克服了错误，而且得到群众的一致拥护。

　　　　再说一下那20年中的前10年，即1957年到1966年。历史决议称这10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对10年的成就作了充分肯定，但也指出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错误。在这10年间，开始犯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样的大错误，到1964年左右国民经济得到了较顺利的发展，但是正如历史决议指出，左倾错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彻底纠正，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上还有所发展。这个时期是一个复杂的时期，有成就，也有错误，而这些错误一直引导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不是平空发生，它的前身是有根子、有基础的。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做法是彻底改正过去20年中的左的错误；另一种做法是，只把左倾错误发展到文革那样极端的情形改掉，再回到文革前的路子上去。后一种作法显然是危险的。文革前10年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小平同志认为这样做不行，要接受20年的经验教训，另外找出新的路子来。改革是针对20年错误的，不是简单地改掉一个文化大革命，而是要把左的指导思想根本改掉。这样讲，并不是把文革前10年与文革混为一谈。应当指出，文革前10年我们有很多成就。文革后走出的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实际上在前10年中已经有了一些苗头。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论述过这个问题。在前10年，『毛』『主席』自己，还有其他许多同志，包括周恩来、陈云同志等，都有许多与当时的作法有些矛盾的新的想法。他们觉得完全照抄苏联的办法，以及完全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是不行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出一条新路来。如在1958年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同志，本来左的片面『性』很严重，到三年困难发生后，他亲自到安徽农村看，认为这样搞下去不行，就提出实际上是包产到户的主张。他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为此他在1962年后遭到批判，省委书记的职务也被撤掉了。曾希圣同志可算是最早提出家庭联产责任制主张的一些同志中的一个。所以，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的思想、理论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许多问题在1966年前已经有人通过实践感觉到了。而且那10年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再起步的基础。那时已经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这个基础是很重要的。由此可见，我们决不能对文革前10年不去好好地研究。讲党史，不去好好讲这一段，是十分可惜的。不讲清楚这10年，就没法说清楚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及为什么会有改革开放。既然犯了错误，就要变成明白人，懂得错误是怎么来的，这样以后才会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

　　　　我们一定要善于很好地利用建国45年来党史的经验教训。这是财宝，包括犯错误的经验也是财宝。不利用错误经验，把它当财宝，那错误就白犯了。所以我认为，这20年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搞清楚这段历史，才能在今后毫不动摇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本文是作者1994年9月14日在西安举行的全国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学术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节录。

第2章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胡乔木

　　　　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经济发展是曲折的。有三段时间经济发展比较好，它们是：1953…1957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1…1965年，即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79年到现在，即改革开放时期1。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过去的中国历史上固然没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如果过去的四十年都能按这三段时间的状态平稳地发展，中国经济现在的情况无疑将好得多。

　　　　但是1958…1978年的20年间，总起来说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也就是像中国领导人所说，犯了20年的左倾错误。1961年开始的调整政策是为了挽救1958…1960年大跃进的失败。调整政策本身获得很大成功，但是1这三段时间的经济年增长速度是：1953…1957年基期1952年：工业18。0％，农业4。5％。1963…1965年基期1962年：工业17。9％，农业11。1％。1979…1988年基期1978年：工业12。3％，农业6。5％。

　　　　刚开始不久，中国就进行了先在农村后来扩大到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个运动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客观上也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的准备，因为它在后期提出了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现在不准备去叙述这20年的历史，也不准备对这20年中的种种错误和荒谬去进行谴责中国『共产』党已经并将继续毫不动摇地进行这种谴责，而只试图客观地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左倾错误，并使它延续这样久呢？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探讨这个事实的原因。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一个原因，是企图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速度更高的超高速度来推进中国经济，并认为这个速度是可能的。理由是：中国有『共产』党的领导，有几亿渴望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人民，而现在又已经有了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早的成功，特别是几亿农民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参加了合作社，使连续成功地领导中国革命20年以上的『毛』泽东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他认为，这样将使中国既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胜过西方国家，也能胜过不那么重视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政治觉悟来发展经济的苏联。据他看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中国工业制度和计划方法还是受了太多的苏联影响。中国应当对于人类作出更多的贡献，因此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想法很容易地得到了党内富有群众运动经验的大量干部的响应。甚至一向比较务实的领导人也同意，至少无法反对，试试新的方法。这就产生了1958年的大跃进。公平地说，大跃进在若干个别领域确实促进了一些开创『性』事业，但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却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挫折。大跃进继续了三年，使中国吃够了苦头，也使全党一致同意改变方向，实行调整。『毛』泽东承认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知识很少，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以后也较少过问经济建设。但是认为中国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超常速度发展的思想，至少在一部分领导人中并不那么容易消失。『毛』逝世后1977…1978年发生的一次新的冒进，和80年代中期以后的经济过热现象，就是明显的证据。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二个原因，是相信经济建设不能离开阶级斗争。中国50年代前半期确实充满了阶级斗争。贫下中农先是打倒了地主，后来又充当了合作化运动的先锋。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虽然是和平的，但也是紧张的阶级斗争的结果。1956年『共产』党的八大曾经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接着不久在东欧出现了匈牙利的事件，1957年中国也发生了大大扩大了的反右派斗争，这些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的证明。1959年中苏关系的恶化使中国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加给了新的含义。1962年这个口号开始应用到国内和党内。同时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波及每一个农村、企业和经济机构，终于升级为全国范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经济领域的口号，先是政治统帅经济，后是抓革命，促生产。在这个方针之下，经济工作的目标，方法，管理，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的选择，以至具体项目和指标的决定，都可以变成含有阶级斗争的意义。这种观念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当时居然可以被说得顺理成章。它能够形成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多数人所接受，至少在表面上接受，这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斗争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惯『性』的影响。诚然，这种惯『性』是被一些错误论点人为地延长了，但是这种惯『性』作用的存在是难以否认的。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三个原因，是追求某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目标。随着1958年的大跃进，中国发生了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1958年出现的把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社会结合在一种组织内的农村人民公社，企图把乡村乌托邦化。农村人民公社曾被认为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而城市竟被置之度外，这个事实表明当时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多么天真。人民公社实行的供给制和其他统一分配的方法虽然被纠正了，但是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农村机构却直到80年代才被解散。

　　　　人民公社的空想的分配方法很容易碰壁，但是它的自给自足经济模式却难以冲破。人民公社也讲商，实际上强调自给自足，从而制约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工业企业的生产结构和服务结构，也有程度不同的自给自足的倾向。在全国改变中央统得过多过死、实行下放权力以后，对省一级地区也强调形成比较独立和成套的经济体系。同时，中国虽在1956年实行了等级工资制度，但受长期革命战争传统的影响，对物质利益原则在思想上一直采取抵制态度。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的试验虽然失败，分配上的接近平均仍然被当作基本信条。这些都带有自然经济的『色』彩，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民公社和大跃进都是依靠群众运动的方式来推进的。姑不论这种运动有多大程度的真正的群众『性』，它之不适宜于经济工作是显而易见的。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群众运动的工作方式才逐渐被中国承认为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品。

　　　　1958年以后中国经济工作所追求的另一个和最重要的主题是革命化和不断革命。在1962年以后，经济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以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防止资产阶级复辟为中心，这种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按照这种思想，在国内，人们只要追求革命觉悟，而不应该追求物质享受和社会富裕，因为富则修；在国际方面，人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而世界形势的格局被规定为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很明显，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已经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幸的是，这里所说的纯洁的实际含义，是用空想的原则取代比较切合实际的原则。纯洁的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经济愈停滞。这样，虽然『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愿，但是在事实上，经济建设在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的地位愈来愈低，遇到的人为障碍愈来愈多，抓革命促生产，只能成为一句空话。以上所说的中国空想社会主义的目标，即平均主义、自给自足、不断发动群众运动和不断革命，究竟是来源于何处呢？我想，比较切合实际的解释是，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既然『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战争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和其他种种困难，为什么不用同样的方法和精神来建设社会主义呢？既然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所实行的供给制、官兵平等、自给自足、群众运动和革命信念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无往而不胜，为什么革命胜利以后不永远坚持和普遍推广这些原则呢？党的干部虽然在经济建设中已经开始学习新的历史条件所要求的新原则，但是传统的原则究竟对他们还有强大的吸引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还有难以摆脱的禁锢力。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四个原因是1950…1970年代的国际环境恶化和对于国际环境的过火反应。左倾错误通常都是某种封闭状态的产物。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和军事威胁在长期内使中国处在备战状态。台湾反攻大陆的企图加剧了中国的危机感。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60年代后期，苏联也对中国采取军事包围和威胁的战略。中国感觉全世界似乎都在打算围困和扼杀剩下的仅有的革命圣地。战争威胁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的三线建设，包括大三线和小三线，而且选址要按照所谓山、散、洞的原则。这种状况，不但大大扰『乱』了中国建设的步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国的建设投资的分配和新的工业布局变得很不合理。但是无论如何，作为世界最后的革命堡垒，中国国内必须高度革命化，并且承担各种国际主义的革命义务。这种献身精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什么能够忍受长期左倾政策带来的困难。

　　　　70年代，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这就为中国70年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形成左倾错误的第五个原因，是中国的文化的落后和民主的缺乏。

　　　　中国经济政策中有许多明显的幼稚『性』和极端『性』，这既是经济落后的表现，又是文化落后的表现。贫困产生某种贫困的文化，其典型的表现是把一穷二白当作中国的优点，这种贫困的文化显然加重了消除贫困的困难。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马克思、列宁学说的社会主义原则的误解，都表明了这一点。在革命战争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农民的直接贡献确实比知识分子大得多，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被认为是站在资产阶级和地主方面。加入『共产』党并在党内具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1927年革命失败时有许多人对革命丧失信心。而在革命复兴的过程中，又有一批人成为极端左倾的教条主义分子，使『毛』泽东和其他革命家的有成效的努力遭到严重损失。这种情况，使『毛』泽东和党的相当数量的干部形成长期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教育、科学、文化和知识本身的长期的轻视和偏见。这就使文化和经济处在容易被摧残的境地。

　　　　但是，无论存在着发生左倾错误的多少原因，中国左倾错误尤其是极端形式的长时间的错误是可以避免的，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中国远不是没有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远不是在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缺乏必要的指导人才和广泛的群众支持。在1956年以前，中国经济政策的左倾错误可以说不存在，至少不明显。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从总体上说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党内也有正常的民主。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人民中和党内的政治威望继续上升到新的高度。在1957年以后，中国的革命任务已经完成，社会主义的主题需要由革命斗争转向和平建设。这时，党内的一种趋势是适应历史的变化，继续从实际出发，力求中国经济在新的制度下稳定发展，同时继续完善新的制度。这是党内和国内大多数人的愿望。另一种趋势却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坚持要求沿着过去长期的革命轨道前进。『毛』泽东虽曾在1959年上半年和1961年至1962年上半年领导或支持对左倾错误的纠正，但是他作为第二种趋势的代表的作用却更为突出。这样，他就不可避免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个人作用和个人威信，最后导致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那么，第一种趋势为什么没有能在1957年以后牢牢地保持优势呢？第二种趋势为什么会由个人的悲剧演变成民族的悲剧呢？很明显，这是由于制度的缺陷，是由于缺乏国家民主和党内民主的强有力制度，而建立这种制度却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种制度一旦建立，个人专断和其他明显的严重的错误就不会发生。大跃进的错误在1959年是可以制止的，它在1959…1960年的继续显然没有群众基础。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尽管煽起一阵阵狂热，在党内和社会的任何一个阶级中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经过十年，只是愈来愈遭到群众的反感。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表明了群众的正确判断1。尽管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表现自己的意志的时候，受到过种种条件的限制，有过种种『迷』惘、困『惑』和失误，但是客观地审视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他们所选择的社会主义并不跟左倾错误相联系，而是跟经济进步、文化进步、社会进步、政治进步相联系的。代表这种根本趋势的是1949年…1956年的中国，特别是1979…1989年的中国。1979…1989年的中国发展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中国从20年的动『荡』和停滞中醒悟过来了，中国纠正了过去的错误，更上一层楼，决定采取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对社会主义注进了新的血『液』。中国内部和外部的新形势会合到了一起。尽管左的倾向仍然需要警惕，但是总的说来，改革和开放不可逆转，就如同一个成熟的人不可能返回少年时期的荒唐一样。

　　　　1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在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本文不打算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它不属于本题范围之内。

　　　　本文是作者1989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