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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之激情燃烧岁月-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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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7。8级地震，唐山被夷为平地，死亡24万多人，直接经济损失在100亿以上。这给多灾多难的1976年雪上加霜，民间谣言四起。
9月9日，一代伟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毛泽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这一天恰恰是他领导秋收起义49周年纪念日。
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依人民的意志，迅速粉碎了“四人帮”集团。同月，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隆重庆祝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在这金秋的十月，“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宣告结束，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李思明“暂居”的劳改农场里，气氛从1976年上半年开始显得有点“诡异”：有人偷偷摸摸地传阅着“秘密文件”，有人在角落里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有人将报纸翻来覆去地研究着政治风向。1976年下半年的时候，政治局势逐渐变得明朗，往日夹着尾巴做人的“知识份子”们开始有了说话的底气，不再是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开始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意思，借着批判“四人帮”的胆气，发泄着对自身遭遇的不满。
尽管还有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威，但是众劳改们的待遇一天天好转起来，仿佛一夜换了新天地，有人害怕这些劳改们的报复，往日的声色俱厉换成了和蔼可亲关怀备至。要读书看报？没问题，阅览室随便进。要写反映材料？没问题，我帮你邮寄！想治病？我给你推荐最好的医院。突然改善了条件和待遇，劳改们还一时适应不了，万一要是政治风向又变了怎么办？双方你来我往，相敬如宾和谐团结，一派大好局面。
大兴岛的五连知青们也在运动着，每天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谣言，让人心中产生不同的想法。“四人帮”倒台后，副指导员徐学青惶惶不可终日，他将自己关进办公室，研究毛选，两天不见人也没有吃饭，他想从毛选中寻找中央是否有人反革命的答案。
徐大帅和张华等人却没有放过他，张华向他发炮了，他在阅报栏上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徐学青为什么不改名”。至于徐学青为什么叫徐学青，这全连的人知道。在以往这名字可以带来意想不当的政治资本，但在今天却是他想躲也躲不掉的罪证。当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人人争先恐后的批斗他，这以往可是自己的“活”儿。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想不到他也有今天，这三十年还不到吧？”猴子感叹道。
“风水轮流转，当年他对付阿明的手段，今天让他也尝尝。”曾智被人批了整整十年，这次他也尝到了批别人的滋味。
“咱们别的不管，他诬陷阿明的事情，一定要让他承认，早一天让他写认罪材料，阿明就可以早一点出来！”徐大帅说道。
于是，徐大帅、张华、曾智、猴子四人积极参与这次批判行动，写大字报，发传单，向上级递材料，四人还编话剧，跑到团部搭个台子，自编自演起来。在大兴当知青期间，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积极过，让人大跌眼镜。
徐学青被逼无奈，只好写材料为李思明翻案，反正自己已经“罪行累累”，不过他还保留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将责任全推到“四人帮”身上，说自己是囿于政治局势，受到坏人蒙蔽，自己只是执行者等等。反正在“文革”之后，大家都可以将任何冤假错案推到“四人帮”身上。
劳改农场里的众劳改们，每天也在写材料，为自己洗脱罪名，每天各种材料如雪花般被寄往全国各地。
李思明几乎每周都能收到杨月的一封信，每封信都是杨月自己自言自语，诉说在军营里的新鲜事，毫无例外地在最后写着为什么不回信这名话。李思明确实从未回过信，因为李思明觉得没啥可写的，每天无非是劳动、吃饭、政治学习和睡觉，比在大兴还要无聊。最后杨月在信中骂了他，他才回了一封信，编了几个小笑话打发了事。
杨月收到信很高兴，回信明显厚了许多，还夹着她身着军装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她婷婷玉立，面带微笑。她说她父亲和他的一帮老战友都获得了解放，一定会帮李思明洗清冤屈的。
劳改农场里，喜气洋洋，每天都有人离开这里。在李思明记忆里，每当有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全农场里的人都敲着脸盆欢送，剩下的人无一例外地满脸羡慕，并下定决心反复的写材料递材料。而离开的人，无一例外的眼泪花花的，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农场里的医生沈立，也要走了，他的问题很简单，况且他的刑期早就过了，是那种被强制留在农场务工的人之一，他是李思明在农场里认识的第一个人，李思明自然要送行的。
“我说你小子，怎么一点也不着急，每天东窜西窜的，难道你想在这待一辈子？”沈立有点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我兵团战友说，现在冤假错案太多，陈年旧帐一大堆，我的事情上面已经知道了，过一阵子会解决的。”李思明解释道。
“到时一定要告诉我。对了，我这次是回到我原来所在医院，继续老本行，你若回北京一定记得找我！”沈立叮嘱道。
“老沈，你这不是咒我生病嘛，不行，咱们还是永别的好。”
“你这小子！再见了！”沈立卷着破烂行李，爬上了汽车。
“永别了，司徒雷登！”李思明远远的叫道。
“臭小子！”
回到囚室，曾是大学教授的焦成还趴在床上写着材料，李思明记得“四人帮”被打倒的那天半夜里，他从被窝里爬出来跑到院中，疯狂的叫喊：“天亮了！天亮了！”
“老焦，还在写啊？”李思明问道。那焦成全神贯注，根本就没注意。一旁的刀疤脸不高兴了，这些日子里，看着一帮曾和他享受一样政治待遇的“文化人”，忽然解放了自由了，心里是不一般的不平衡。
“妈的，都写了第五遍了！”刀疤脸说道。
“我高兴我乐意，你管得着吗？羡慕吧？”焦成听见了，一脸不屑。
“你……你还是读书人呢，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刀疤脸也不想和他计较，这么多年井水不犯河水也习惯了。
第五十六章 李思明的春天㈡
“将来有什么打算？”
“打算？我希望我能早一天出去，好好孝敬父母。”刀疤脸感伤地回答道。
刀疤脸的回答并不是什么慑于国家专政的威力，也不是什么“良心发现”，这与李思明刚进劳改农场时所看到的发生在刀疤脸身上的一件事情有关。
当刀疤脸看到别人的家人隔三差五的来看望，他十分羡慕，于是便往家里写信，每月几块钱的劳改金都用在买信封和邮票上。可是，几年过去了，他的家人还是没有来，最后他终于急了，给家里写了一封绝交信。
他的爹娘就他一个孩子，其实早就想来看他了，只因为家中实在太穷，几十元的路费都借不来。当他们接到娃儿的绝交信的时候再也坐不住了，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和准备，决定去看儿子。他们把家里的板车弄了出来，仔细检查轮胎有没有漏气。感到没有啥大问题了，就把家里仅有的一条稍新点的被子铺到车上，然后向劳改农场出发。在路上，老两口始终保持一个拉车，另一个在车上休息，谁累了谁歇，但板车不能停。他爹不忍心让他娘累到，就埋头拉车，被催的急了，才换班歇歇。
因为走的路远，他爹的鞋子很快就磨露了。出现这种意外他们当初可没有想到，当他娘给他爹挑扎在脚中的刺时候，气的直摇头，嘴里不住的叹气，可是路还是要赶，从清晨到晚上，一直走到天黑看不清楚东西才找个木棍把车一支，两人在大地里睡一会。等天刚蒙蒙亮，又开始赶路就这样，100多里的路程，他们走了三天两夜才到达。
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在那里，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一圈犯人围着看情况，早以司空见惯，所以很多犯人都在场。那天得知老两口从百里之外徒步来看儿子，在场的人都为之震惊了！尤其看到那双磨破的鞋中探出的黑色脚趾，围观的犯人都掉了泪，连管教干部也转过身去擦眼睛。这时，只听‘扑通‘一声，刀疤脸重重地跪在了爹娘面前。
见此情景，别人赶忙上去拉他，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管教干部说话了，谁也别管他，他也该跪了。说完撇下刀疤脸，硬拉着老两口到干部食堂，并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片刻工夫，满满两大碗汤面端了上来，看样子老两口是真的饿坏了，也没有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不一会就把面条吃的精光，直吃的满头大汗。吃完之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了一大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凑的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收，嘴里还直念叨：“这就够麻烦的了咋能要你们的钱呢。”他们转过身对仍在地上跪的儿子说：“娃儿，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多的手，那根木棍在地上乱画。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后，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刀疤脸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人们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欢蹦乱跳的滚了一地！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都是馒头，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的半干了。看到这些，人们的脸好象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有人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象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人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人们的眼睛，更刺痛着劳改们的灵魂！这时，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刀疤脸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刀疤脸的话，对李思明的触动很大。李思明天生是乐观派，特立独行，对什么都不在乎，生活中的苦难和政治上的桎梏并不能让他消沉，因为在他看来未来是光明的。这是李思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地方，同时也是让他遭受牢狱之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令他心痛的是，父母因为自己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要为自己操心，这是李思明不想看到的。
“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吧！”李思明打定主意。
1977年的春天，一个调查组进驻到农场，这在劳改农场的人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是不知道这次谁又是幸运儿。
这次来调查的是李思明的问题。徐大帅等人的行动起了作用，不过最关键的不是他们，李思明还是后来才知道，沈阳军区有人直接向建设兵团施加了压力。实际上，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在1979年。
李思明被叫到了场部办公室，调查组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巧合的是，这次调查还有他认识的人，那负责记录的女战士还是那位，这个人恐怕对自己了解的一清二楚吧，李思明这样想的。同上次相比较，这几个人看上去顺眼多了。气氛也很“友好”，李思明将自己所有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少不了的还将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
“李思明同志，”称李思明为“同志”，这让李思明心里有点放心，那位领头的说道，“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有关你所受的指控，其它的都可以略不计，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关于你诋毁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你怎么解释？”
“这个嘛，我以前在接受审查的就说过，这是我一家之言，属于学术范畴。当然我才疏学浅，其中也一定会有认识不够不正确的地方，但决不是对伟大领袖的光辉军事思想的否定，只是我自己所做的一些理论上的补充而已。”李思明知道自己最大的罪名是什么。
“你很自信，但这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你这个年纪所能写出的东西。”对方一本正经的问道。
“是的。因为我对军事比较感兴趣，最崇拜的是我军的光辉军史，对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战例有所了解。平时对这方面也有所研究，勤能补拙，所以嘛自己就写出来了，没有经过专家的修订，完全是一家之言。你就当是胡扯！”李思明知道自己解释不清楚，只好把一切归结于“个人兴趣”和“胡编乱造”，至少表明自己没有什么“险恶用心”。
他不知道的是，对方军旅生涯数十年，对他所写五本小册子，都一一拜读过，虽然有些论点并不认可或不理解，但也认为绝对是有价值的。更何况这几本小册子，在李思明的案卷刚被从某个档案袋里翻出来时，就被几位高层将军拿走，传说有人还为这几本书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无论哪位将军，都认为写这几本书的人至少在理论上是军事天才！
既然上面已经定下了基调，重新审查李思明的案子不过是走过场，当初的检举人也承认是错案，所以对方并没有为难他，双方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访谈。
第五十七章 扔掉锄头捧书本
1977年的7月，在万物生长的季节，李思明终于获准离开了劳改农场，踏上了返回大兴的路途。可在李思明及千万知青看来，这依然是个万物复苏的春天。
回首看了看劳改农场，李思明恍然如隔世，要不是进了劳改，自己的小命说不准就完了。但这段牢狱里的日子只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注角而已，属于自己的春天终于到来了，这个比大兴还要偏僻的地方，也许在自己的未来的生命轨迹中将不会再出现。
李思明转过身来，爬上返回大兴的汽车，再也没有回头。
大兴还是那个样子，不同的是人们的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服饰的样式多了些，以前随处可见的标语如今只剩下写着“两个凡事”标语，在空中孤伶伶地随风摆动，只是在建筑物斑痕累累的墙上，还可以很容易找到过去用石灰刷的标语。
1营5连的知青们听说李思明要回来，早就在通往团部的十字路口等着。看到李思明那在阳光下高大挺拔的身影，人群中早就有人在欢呼，如迎接英雄凯旋般欢呼。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徐大帅张华等人则激动地抱在一起。食堂老李早就张罗着做一顿好吃得慰劳慰劳他。先是洗了个澡，去掉晦气，然后吃上一大碗面条，居然还有肉丝？
“兄弟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安顿下来，李思明问道。
“怎么样？以前都偷偷摸摸的走门路返城，现在大家都公开的找门路离开这鬼地方。”张华说道。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徐大帅感叹道，看着李思明诧异的表情，接着说道，“这是连长说的。”
“现在连里已经走了十来个人了。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有的是因为患了重病干不了重活，不过大多数是走了后门托关系。”猴子分析道。
“反正我是不想呆在这里了，早走早好。”曾智发着牢骚。从这76年开始关于知青的政策，正越来越公开的受到无数人的指责，十年中陆续因招工、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或非公开的渠道回城约1000万人，尚在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像兵团战士这样的，过着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享受着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招干，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曾智，过去我说的不要放弃复习功课，还记得吗？”李思明问道。
曾智一愣：“你是说过，不过那有用吗。现在又不高考！再说了还要看出身，看了也白看。”
“你不是想回城吗，从现在起，抓紧时间复习，我估计，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
“不会吧？”徐大帅怀疑道。
“是啊，你从哪知道的小道消息？”张华也不信。在文革中，高考早就被“扔进垃圾堆里”，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因此要废除高考制度，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上大学。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四个字“领导批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这个嘛，我听说的。难道你们不知道邓小平同志又复出了吗？而且管的就是科教工作。”学过历史的李思明当然知道这一年，恢复高考是最重要的大事，但并没有人能够相信，所以他只能编这个理由来说服他们。
“这个到是有可能！”徐大帅点头道。
“你们觉得呢？”李思明问其他几人。
“暂且相信你一次吧！不过出身问题还是硬指标。”曾智等人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就在李思明等人还在议论高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消息让千万知青们看到了希望曙的光。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十一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有新华社的记者称他在会议上扔了一个重磅炸弹。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摘自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明确的消息，正如平地一声雷，让千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们喜出望外，尤其是突破了上学看出身的政治歧视，更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纷纷奔走相告。
于是，拿惯了锄头镰刀的手操起了笔杆，挥惯了铁锤板斧的手捧起了书本，扛惯了犁耙石头的肩膀背起了书包，背惯了语录口号的嘴巴读出来是“GoodMorning”，在田间地头机器马达旁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在牧场工厂宿舍茅屋里的夜灯下留下长长的背影。
李思明所在的五连也一样，一时间高中教材甚至初中教材成了抢手货，没有教材，油印手抄；老三届的毕业生成了临时教师，毕竟他们受过完整的教育，功底还是比较深厚的，而大多数的人只有初中水平甚至小学水平，几年甚至长达十年的劳动把本来并不完整的知识又统统还给了老师。实在没有实力自学的，也捧起了课本装模作样，最起码也要向别人看齐吧？人们发出“书到用时方恨少”感叹，或带着“临时抱佛脚，不快也光”的侥幸心理。
李思明也捧起了课本，这是杨月千里迢迢寄过来，还一再叮嘱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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