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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师-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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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北方抗金义军的失败
宋朝的正规军撤退了，而北方的爱**民却依然在敌后苦斗。
李宝军在开德府一带被金将徐文所败，被迫向南方转移。抗金义军在广济军夺取金人的纲船队，虏获很多银、绢、钱、粮，乘船沿运河南下。到达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李宝依曹洋的建议，袭击一支前往增戍的金军，杀敌无数，捉住七十余人当活口。这支义军途经金朝前沿要塞淮阳军时，有贾姓知军率数十骑追来，问为何人，李宝说：
“我曹州泼李三也，欲归朝廷耳！”
他引弓一发，贾知军应声中箭坠马。李宝率部兵到达楚州后，将七十多名俘虏交付韩世忠。韩世忠殷勤款留，李宝截发大哭，表示一定要还归岳家军。韩世忠只好写信征询岳飞的意见。岳飞回复说：
“是皆为国家报虏，何分彼此。”
于是、李宝就在韩世忠军中正式任职。
在京东，袭庆府奉符县（金改为泰安州，今山东泰安市）“卒徒”张贵领导的抗金义军，被金将王伯龙所镇压。
镇守西京河南府的李兴军，屡次挫败金将李成的反扑。李成无可奈何，请求完颜兀术（宗弼）增援了大批军马。绍兴十年九月，李兴因众寡不敌，放弃河南府城，转移到永宁县白马山寨。李成在冬季围攻山寨，李兴挥兵夜焚敌营，一直追杀过洛水以北十八宋里，直至福昌县三乡镇（今河南三乡），连战克捷，李成逃窜，奔回河南府。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六月，李兴组织几万军民南撤，在大章谷打退金朝几千骑兵的邀击，历尽艰辛，直抵鄂州。宋廷命李兴担任左军同统制，成为牛皋的副手。
梁兴、赵雲等人闻知大军班师后，不肯渡河南撤，仍在大河以北与金军作战。他们转战各地，在大名府、开德府一带，截取了金朝山东路的金、帛纲，河北路的马纲。梁兴、赵雲等人出生入死，迭挫强敌，饱经磨难，在绍兴十一年或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初，杀回鄂州。
河北抗金义军控制下的冀州和北京大名府，也相继被金军攻破。
王忠植所率抗金义军，奉川、陕宣抚司之命，转移至陕西，解救被围的庆阳府（治安化，今甘肃庆阳县）。他率部途经延安府（治肤施，今陕西延安市）时，不幸被叛将赵惟清所俘。金军将王忠植押到庆阳城下劝降，他大声疾呼：
“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为金人所执，使来招降。愿将士勿负朝廷，坚守城壁，忠植即死城下！”
金朝元帅右监军完颜撤离喝（杲）大怒，王忠植披襟高喊：
“当速杀我！”
遂慷慨就义。
北方很多爱**民临危不惧，以“勿负朝廷”互相勉励。然而宋高宗和秦桧控制下的宋廷，却置故土遗民于不顾。北方广大的抗金义军，因缺乏正规军的支援，与金朝军力对比悬殊，终于陷于失败。
第四节三援淮西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在绍兴十年战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便宜，又趾高气扬起来。绍兴十一年春，他以重兵突入淮南西路。由于以往战事中的损兵折将，此次金军入侵，名为十三名万夫长的编额，其实只有九万余人，兵势非复往年之盛。
宋朝在淮南西路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有兵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有兵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锜有兵约二万人，总兵力超过其他各大战区，完全足以抵御金军的进攻。但是，宋高宗每逢感到军情紧急时，最急需的将帅还是岳飞。一道道金字牌传递的急件，如星飞电驰，直发鄂州的湖北、京西路宣抚司。宋高宗在手诏中用尽了甘言美语，“卿忠智冠世”，“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朝夕需卿出师之报”。惊慌失措的神态，跃然纸上。
“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岳飞恢复故土的希冀，似乎又有点死灰复燃了。他在宋高宗手诏下达之前，就上奏请求“令臣提军前去，会合诸帅，同共掩击，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二月四日，岳飞又连发两奏，说“虏既举国来寇，巢穴必虚，若长驱京、洛”，“势必得利”。这当然是出奇制胜的上策，中**事史上早有“围魏救赵”的成功战例。虽然金将李成带领一万五千多人驻守蔡州，也决非是岳家军的对手。但是，岳飞素谙宋高宗的脾胃，估计到皇帝决不会接受此策，故又于当日第二奏中提出了中策。他说，“虏知荆、鄂宿师必自九江进援”，“乞且亲至蕲、黄，相度形势利害，以议攻却”，“贵得不拘，使敌罔测”。岳飞认为，本军若改由蕲州和黄州一带渡江，出敌不意，或可收腹背夹击之效。
果然不出岳飞所料，宋高宗看到“长驱京、洛”的奏章，当即回绝：“备悉卿意，然事有轻重，今江、浙驻跸，贼马近在淮西，势所当先。”
在另一道手诏中，宋高宗批准了岳飞的中策。
由于公文往返颇费时日，在宋高宗写这两份手诏前，岳飞已于二月九日接到宋高宗在正月二十九日发出的第一份援淮西手诏，立即上奏，报告本军“择定十一日起发，往蕲、黄、舒州界”。这是岳家军第三次驰援淮西，“见苦寒嗽”的岳飞，亲率八千多背嵬铁骑，以为前驱。
十八日，岳家军尚未赶到战场，淮西的宋、金两军已在无为军巢县（今安徽巢湖市）西北的柘皋镇，举行了大规模的会战。此战的特点是两军的主将张俊和完颜兀术（宗弼）都未亲临战场。张俊在名义上是主将，其实与杨沂中、刘锜各自成军，“不相节制”，只是各军进退由他一人决定。王德隶属张俊后，任都统制，张俊多少有点自知之明，故让王德负责战场指挥。张俊素来怯战，他未亲临战场，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全了这次会战。完颜兀术（宗弼）此次出兵，其副手是元帅左监军、龙虎大王完颜突合速和五太子、邢王完颜阿鲁补（汉名宗敏），而柘皋的金军由完颜阿鲁补（宗敏）、韩常等指挥，完颜突合速亦未参战，参战兵力估计应只有几万人。
宋方有杨沂中、刘锜两军，另加王德所率行营中护军的一部分，参战兵力估汁在十万上下，比金军占有优势。双方接战后，金兵依旧用左、右翼拐子马奔突进击，宋方的步兵挥长柄大斧迎战，打败了金军。这也是一次激烈的鏖兵。
柘皋战胜后，金军退出庐州。张俊根据不确实的情报，以为敌人已经退兵，命令刘锜军渡江回太平州，自己准备和旧部属杨沂中“耀兵淮上”，再行班师，其实是企图排挤刘锜，独吞战功。岳飞兵临庐州，也接到张俊的咨目，说敌军已退，“前途粮乏，不可行师”，实际上是给这支客军下逐客令。岳飞明白张俊的居心，就退兵舒州，上奏宋廷，请宋高宗决定进止。
不料完颜兀术（宗弼）为了报复，用郦琼之计，以孔彦舟作先锋，在三月四日，即张俊令刘锜班师的前一日，已急攻濠州（治钟离，今安徽风阳县）。濠州的流星马前来告急求援，方惊破了张俊的美梦，他立即召回业已南撤的刘锜军，共同进兵北上。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和刘锜约十三万大军赶至黄连埠，距濠州尚六十宋里，便接到八日州城陷落的消息。金兵破城后，大肆烧杀剽掠，驱掳居民而去。张俊得到探报，说濠州已无金兵，又希图去空城耀武扬威一番，以掩饰赴援不及的窘态，他命王德和杨沂中率“两军所选精锐”六万人，包括二干余骑前往。不料遭金军伏击，杨沂中和王德只身逃回，部众大部被歼，沿途遗弃兵器和甲胄无数。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锜闻讯后，也拔寨南撤。
韩世忠奉命自楚州率军赶到濠州时，败局已无可挽回。金军企图阻遏他的归路，韩世忠军且战且退，全师而还。
尚在舒州待命的岳飞，得知战局变化的某些消息，又接到宋高宗一份三月一日发出的手诏，令他“尽行平荡”，“以除后患”，就统兵倍道兼程北上。行军途中，岳飞先后接到张俊和韩世忠两军的凶耗，悲愤的心情再也难以克制，一句迹近“指斥乘舆”，即责骂皇帝的话，便夺口而出：
“国家了不得也，官家又不修德！”
实际上，这正是他郁结半年有余的心声。岳飞还怒冲冲地对张宪说：
“似张家人，张太尉尔将一万人去跎踏了。”
他又指着董先说：
“似韩家人，董太尉不消得一万人去跎踏了。”
此类气话无非是埋怨张俊和韩世忠两军“不中用”。十二日，岳家军抵达濠州以南的定远县，金军闻风渡淮北撤。
儿戏似的淮西之战结束了，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回朝后，却反诬刘锜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完全偏袒张俊。秦桧的党羽更是一哄而起，飞短流长，对岳飞竭尽毁谤、中伤之能事。
第五节削除兵权
害怕诸大将久握重兵，跋扈难制，这是宋高宗和宰执们始终深藏于胸臆的隐忧。张浚和赵鼎任相时，“屡欲有所更张，而终不得其柄”。王庶任枢密副使，曾令韩世忠和张俊的部将分兵移屯，为张俊所觉察，托人向王庶传话，表示反对。秦桧独相后，向宋高宗“乘间密奏”，说各行营护军目前号称张家军、韩家军等，表明“诸军但知有将军，不知有天子，跋扈有盟，不可不虑”。宋高宗为此更“决意和戎”。罢大将兵权之事，虽酝酿多年，真欲付诸实施，其关键又在于“有息戈之期”。
淮西战事虽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正难分难解，吴磷军直到当年九月，又赢得著名的剡湾之捷，其他地区的小仗也接连不断。在表面上，似并“未有息戈之期”的征象。然而宋高宗和秦桧通过各种渠道，已洞悉金方愿和的底蕴，对偏安东南有了足够的把握。七八个月前，岳飞主动辞免兵柄，宋高宗尚无允准的胆量；如今他却和秦桧接受范同之建议，准备主动地采取断然措施。
三月二十一日及稍后，宋廷省出省札，“令岳飞先次遣发军马回归”鄂州，本人由舒州往“行在”临安府“奏事”。四月下旬，岳飞到行朝时，韩世忠和张俊已早到六七日。宋高宗、秦桧及其心腹王次翁等十分焦急不安，只是成天用美酒和佳肴招待韩世忠和张俊，拖延时日。岳飞来到后，宋廷一面继续在西湖为之举办盛筵，一面却连夜起草制词，发表韩世忠和张俊任枢密使，岳飞任枢密副使，留朝任职，明升暗降，削除兵权。宋朝历史上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终于实现了。岳飞保留少保的阶官，其两镇节度使的虚衔和宣抚使、招讨使、营田大使的实职同时撤销。
张俊率先表示拥护，带头交出所统行营中护军，“拨属御前使唤”。实际上，他与秦桧早有默契，“约尽罢诸将，独以兵权归俊”，才能虽低，而野心不小。张俊从此更与秦桧沆瀣一气，“同主和议”。
岳飞雄图不展，壮志难酬，继续执掌大兵，对他无异于大耻大辱，故早已提出辞呈。他虽未料想到朝廷此番精心设计和突然措置，对兵柄也毫不留恋。他请求朝廷将自己带来的亲兵，只留少量“当直人从”，其余发遣回鄂州，“庶使缓急贼马侵犯，有所统摄，不致误事”。宋高宗立即予以批准。
韩世忠的京东、淮东宣抚处置司，张俊的淮西宣抚司和岳飞的湖北、京西宣抚司紧接着撤销了，三宣抚司原辖行营前护军、行营中护军和行营后护军的军号也予以取消，各统制官所部都冠以“御前”两字，以示直属皇帝，“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施行”。此外，宋廷还提高各军总领的职权，规定总领除管理钱粮外，还要“节制”诸军，负责报发朝廷和各军之间的往返文件，预闻军政，实际上起着监军的作用。
王贵接替岳飞，担任鄂州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张宪担任副都统制，负责指挥原岳家军。宋廷对他们很不放心，特命秦桧党羽林大声出任湖、广总领，进行监视。宋高宗和秦桧对岳飞的幕僚也十分猜忌，在宣布岳飞为枢密副使的前两天，就发表随同岳飞赴“行在”的参谋官朱芾外任镇江知府，前参议官李若虚外任宣州知州，旨在不让他们与岳飞朝夕相处，出谋划策。岳飞本不愿被人视为武夫和粗人，自罢兵权后，更不著戎装，成日“披襟雍容之状”，这居然也引起秦桧的忌恨。
刘锜也遭受张俊的排挤，而被罢免军职。宋廷发表他出任荆南知府，并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旨在对王贵和张宪起箝制作用。岳飞从抗金大局出发，爱惜刘锜的才勇，奏请留他掌兵，却被宋高宗和秦桧断然拒绝。
宋高宗在给岳飞制诏中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近资发纵指示之奇，远辑摧陷廓清之绩”。“所愿训武厉兵，一洒雠耻”。他又亲自对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三大将说：
“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
在此类冠冕堂皇、慷慨激昂的言词背后，真正加速的正是向仇敌求降的步伐。尽管宋代轻视武人的积习甚深，不少士大夫仍然看透了宋廷罢三大将兵柄的真意。明州知州梁汝嘉上奏认为，这表明朝廷“无复进取之计”。曾任荆湖北路安抚使的刘洪道听说岳飞罢宣抚使，为之“顿足抵掌”而“流涕”。
岳飞在绍兴十年已承受了第二次政治、打击，但他却万万未曾料到，自罢宣抚使之日始，惨重的大难行将临头。
第十六章冤狱碧血
第一节直道危行
金朝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经历绍兴十年和绍兴十一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而决意讲和。绍兴十年秋，完颜兀术（宗弼）曾正式写信给秦桧说：
“尔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且杀吾婿，不可以不报。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也。”
他提出以杀岳飞作为和议的条件，秦桧自然是惟命是从，而关键在于宋高宗本人对此书信与讲和条件持何种态度。
岳飞是战功赫赫的将帅，又是身为执政的高官。按宋太祖秘密誓约的规定：“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十五年前，宋高宗杀害上书言事的陈东和欧阳澈，结果只是极大地提高了牺牲者的声誉，而使自己背负难以洗刷的恶名。以后宋高宗一直引以为训，不敢轻易开杀戒。秦桧对胡铨恨之入骨，在自己的一德格天阁中写上胡铨等人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然而在宋太祖秘密誓约的约束下，只要宋高宗未予首肯，他始终无法杀害官卑职小，而又贬黜流放的胡铨。
尽管岳飞的生命也受宋太祖誓约的保护，但宋高宗为了对金媾和的成功，加之对岳飞的忌恨，故在秦桧的怂恿下，决定杀害岳飞。在淮西会战时，宋高宗一面褒奖岳飞，“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另一方面，却已与秦桧进行罪恶的谋划。罢岳飞兵权，仅是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秦桧和岳飞在和战问题上，自然是势不两立。岳飞看到绍兴十年秦桧奏中所引“德无常师，主善为师”之语，认为此言“饰奸罔上”，气愤地说：
“君臣大伦，比之天性，大臣秉国政，忍面谩其主耶！”
两人的仇隙更深。但是，秦桧对韩世忠的憎恶，也不亚于岳飞。绍兴**年间，韩世忠曾命部属假扮红巾军，企图袭杀金使张通古，破坏和议，虽因部将告密，而未成功，却使秦桧切齿痛恨。按秦桧的盘算，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害韩世忠，后杀岳飞，这两人正是他的主要政敌。
五月上旬，三大帅任枢密使和副使不足半个月，宋廷即命张俊和岳飞前往淮南东路。在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措置战守”，“方国步之多艰，念寇雠之尚肆”，“当今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计”。
事实上，他们的任务一是罗织韩世忠的罪状，二是肢解原韩家军，将其大本营由淮东前沿的楚州，撤往江南的镇江府。这正是宋廷准备降金的又一重大步骤。张俊的头衔是“按阅御前军马，专一措置战守”，岳飞的头衔是“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加两个“同”字，作为副职。宋廷规定，他们对前沿军务可以“随宜措置，专一任责”。在枢密使张俊和枢密副使岳飞到前沿后，留在“行在”临安府的另一枢密使韩世忠，便处于有虚名而无实职的地位。
原来秦桧早已物色到一条走狗，这就是淮东总领胡纺。胡纺原先因奉承韩世忠，“奴事”韩世忠的“亲校”耿著等人，步步高升。他后来又见风使舵，趋附秦桧，绍兴八年、九年韩世忠袭击金使的计划，便是由他出面告密的。三大帅罢兵权后。胡纺依照秦桧的发纵指示，出首控告昔日“奴事”的对象，说耿著自“行在”临安府回楚州后，散布流言蜚语，“二枢密来楚州，必分世忠之军”，“吕祉之戒，不可不虑”，“鼓惑众听”，并且“图叛逆”，“谋还世忠掌兵柄”。秦桧下令逮捕耿著，以酷刑逼供，企图由此牵连韩世忠。
当张俊和岳飞离开临安府前，秦桧曾在政事堂布置使命，示意岳飞“以罗织之说，伪托以上意”，并且假惺惺地说：
“且备反侧！”
耿直的岳飞明瞭秦桧的用心后，便严词回绝，说“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公相命飞以自卫，果何为者？若使飞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者”。秦桧受岳飞责备后，气得脸上变色。
岳飞出使后，方得知耿著的冤狱。他说：
“吾与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为负世忠！”
岳飞连忙写信，告知韩世忠。韩世忠接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求见宋高宗，大哭大吵一场，“投地自明”。宋高宗本来就无意于杀害这位苗刘之变的救驾功臣，便召见秦桧，示意不得株连韩世忠。于是，这件冤狱便以耿著“杖脊”和“刺配”了结。
六月，岳飞和张俊来到楚州，这是淮东战区的大本营，控扼运河的重镇。岳飞巡视城防，凭吊当年赵立和全城军民苦斗与死难的遗迹，追忆自己当年在淮东的血战和挫败，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李宝当时正出戍海州，岳飞将他召来，“慰劳甚周至”。李宝发现，这位旧帅在备受挫折之余，依然我行我素，健旺的斗志并未衰减。两人匆匆见面，又很快告别，谁也未曾料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李宝奉岳飞的命令，扬帆出海，北上登州（治蓬莱，今山东蓬莱市）和文登县（今山东文登市）扫荡一番，为他二十年后的密州胶西县（今山东胶州市）大海战，作了一番认真的预演。
岳飞检点兵籍，发现韩世忠军才有三万余人马，居然自守有余，能西援淮西，北上京东，真是位“奇特之士”。他更深切地感到，拒绝朝廷错误的政令和军令，实为责无旁贷。他向张俊恳切地，然而又是强烈地表示，反对拆散原韩家军，反对将其大本营后撤镇江府。岳飞说：
“今国家唯自家三、四辈，以图恢复。万一官家复使之（指韩世忠）典军，吾曹将何颜以见之？”
张俊和韩世忠一直是同僚和平辈，因私交不坏，终于成为双重的儿女亲家。但张俊此时正做着独掌天下之兵的迷梦，对岳飞的规劝自然置若罔闻。他只是建议要修缮楚州的城壁、濠堑之类，岳飞不愿意回答。张俊便一再追问，岳飞只能以直言相告：
“吾曹蒙国家厚恩，当相与戮力复中原，若今为退保计，何以激励将士？”
尽管耿著的冤狱，已对岳飞预示了险恶的征兆。但他不忍坐视朝廷和张俊的倒行逆施，只要事关抗金大局，只能据理力争。他一语道破了提倡修城，无非是准备撤军江南。张俊听后，“艴然变色”。他满腔恼怒，遂向两名卫兵发泄，搜剔一点微小的罪名，要将两人处斩。岳飞为此“恳救数四”，只是更增强了张俊不杀不足以解恨的兽性。岳飞最后看到两名无辜者之屈死，更愤愤不平。
张俊秉承宋高宗和秦桧的旨意，怀着肢解原韩家军的鬼胎，处处疑神疑鬼。岳飞住在楚州城里，他只敢住在城外，以备若有风吹草动，便于逃命。中军统制王胜参见之前，有人捕风捉影地报告：
“王胜有害枢使意。”
王胜在教场整列队伍，将士们顶盔贯甲，接受张俊检阅。张俊心虚，便问：
“将士何故擐甲？”
王胜弄得莫名其妙，答道：
“枢使来点军马，不敢不带甲。”
张俊忙令卸甲。
尽管有岳飞的反对，又不得军心，张俊仍然凭借自己的正职地位和朝廷的支持，一意孤行。他下令拆毁位于淮北的海州城，其实是准备割让金朝，强迫当地居民迁移镇江府，“人不乐迁，莫不垂涕”。淮东军也按宋廷的原计划，自楚州后撤镇江府，精锐的原韩世忠背嵬亲军，则抽调往临安府屯驻。
按宋高宗和秦桧的盘算，对原韩家军作如此措置，既消除了朝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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