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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父母好孩子-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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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用激将法，提醒他们别忘了自己是男的。”张琳开始“数落”起那些男生。
“就拿这次来大别山吧，我们上海来了三个人，只有一个男生，他胖嘟嘟的，不大有力气，可他毕竟是男的，就应该负重。下船的时候，他借口头晕不愿意拿箱子，坐在甲板上不起来。我和姜宇秋（另一位上海女孩）冲他大声喊：‘你是男的！你是男的！’那个男生‘腾’地跳起来：‘谁说我不是男的！’拎着大箱子就下了船，挺像个男子汉的。”
我明白了，男孩子们喜欢张琳，正是因为她的激励，唤回了男孩子身上的阳刚之气。
在那次赴老区的活动中，张琳认真地采访了老区的孩子、乡亲和县里的领导，并写成了很出色的报道。
第二年，她荣获中国好少年创造奖，独自一人从上海乘火车到深圳，参加“明天会更好”中国好少年夏令营，并担任了大队长，那年，她才１２岁。
我一直很想知道，她妈妈是怎样培养出这么可爱、多才的女孩的。终于，我认识了张琳的母亲李秋芬。我了解了一个善良的女孩子的多个侧面，了解了一个称职的母亲。下面，摘录了李秋芬女士写的《我的女儿》，与年轻的妈妈们一起品鉴。
夜深人静，时钟已指向１２点。我的眼皮重得直往一处黏，写字的手也不听使唤了。我问：“琳，还有多少呀？妈实在熬不住了！”她仍埋首疾书，只轻声回答：“快了，还有一半。”
这两年她总在奋力地“爬格子”，由此，我也升了格，不仅仅当妈妈，还成了她的“秘书”：她写，我誊；她去读书做事了，我替她发投稿信、装订材料。此时，我望着她的背影，很是心疼，毕竟她只有１３岁，身子骨还很嫩，这样地熬夜，会长不高的。
这两年，她共写了几万字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是在深夜完成的。至今，她熬夜爬格子的日子，我已数不清了。她常对我表示歉意，说是拖累了妈妈，总搂着我的脖子，亲吻我。她的爱，她的感激就在这一瞬间全给了我。
她特别注意利用有限的时间。照她的说法，“要相对延长每一分钟的生命”。她因有社会工作常常落课，可学业从不敢懈怠，一分一秒都计算着用。每次大考前，她想的不是考试的结果如何，而是想着如何尽力复习好，常自勉：“不要为远方的玫瑰园而错过窗前开放的玫瑰。”这个意念果然重要。每次考前既认真又洒脱，考得也好，但事后她没有丝毫大喜大悦，好像应该如此。就这样，她不断摸索好的学习方法。“事半功倍”、“吾日三省吾身”、“计划与总结”、“化整为零”似乎成了她的专利。
她很宽容大度，坦然真诚，清静淡泊。在我们散步时，她对校园生活的热爱，让每一个同学快活、发挥潜能的渴望，对师长的尊重常禁不住地溢于言表。有一次，她向我谈起她的“把垃圾带回家”的构想，说应倡导全社会都这样去做，那上海就更整洁宜人了。果然，她每次外出，在没有垃圾箱时，就将自己要扔的瓜果皮核、包装纸袋一古脑儿带回家……就这样，她用一双很真又很善良的眼睛洞察世界，仔细地品味生活，令我感叹不已。
作为一位少先队工作者，我真为我们少先队组织有张琳这样一位出色而优秀的少先队员感到欣慰。作为一名母亲，我也为张琳母亲替女儿承担事务、吃苦耐劳、体贴入微的教子方式而受到感动。我真心希望，在我的周围涌现出更多张琳这样优秀的女孩，每一位年轻妈妈都能做得像李秋芬女士那么好。
本来，关于“妈妈和女孩”的谈话应到此结束了，毕竟我只是想与年轻的妈妈们交流一下培养儿女思想与心理方面的心得。但是，我感到，在教育女孩子的问题上，年轻的妈妈们不能忽视另一个重要问题：修养。
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是在一次小记者招考会上。
中央电视台青少部《大风车》栏目，为了更充实节目的内容，增强其深刻性和时代感，使少年儿童更加喜爱，决定公开招考小记者，我担任了招考活动的评委。
在等候考试的时候，孩子们的表现真可谓千姿百态：站立者或挺胸直立，或含胸驼背，或倚墙，或靠椅；在座者有的正襟危坐，有的疲疲塌塌，有的始终保持一个姿势，有的一会儿一动……一举一动便把自己的修养明明白白地显露了出来。
我想，虽然他们每个人都很具备做小记者的能力，但那些站没有站相，坐没有坐相的孩子是没有资格入选的。因为，记者是个社会活动多、社会交往广的职业，没有教养的人或修养不到家的人是不配从事这个工作的，尽管是由孩子来做。
所以我认为：女孩子是未来的母亲，她的一举一动都将给自己的孩子做出表率。如果自己缺乏礼仪、修养的培养，她的孩子也不会有令人喜欢的举动和言行。因此，母亲教育女孩子，除了给她以精神上、学识上的指导与关怀，更要注意到其形体、言谈、举止的约束和培养。
5．种下责任的种子
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有可能对国家负责。
有些家庭里，每天早晨叫孩子起床、上学要经过一场“混战”。为此，许多年轻妈妈问：早上，孩子不肯起床怎么办？
首先要让孩子明白，上学是他自己的事，妈妈爸爸没有义务替他“包办”一切。学生就应该按时起床、准时上学，根本不能迟到。遇上刮风或雨雪天气，要提早一些起床，早一点出家门，坐不上车，走也要走到学校，按时上课，这就是学生的责任。这份责任，父母有必要在孩子上学的第一天就让他们明白。孩子刚刚入学，你可以送他一件礼物：一个可爱的、会叫的小闹钟，并告诉他：“以后你要跟小闹钟交朋友。每天早晨它一叫你，你就一定要起床，再困也得起来。妈妈爸爸不再叫你，上学迟到的话，由你自己负责。”这样坚持三五天，孩子的生物钟调整过来了，到时小闹钟一响，他会自己起床的。
说实在话，我们替孩子做得愈多，照顾得愈周到，孩子们就愈是不会料理自己的事情。今天这些依赖性很强的儿童，注定会成为明日无能的父母！
身为一个孩子的母亲，我从经验中悟得这样的道理：做父母的，能够给予子女最好的礼物，应该是“根”和“翅膀”，也就是责任之根与独立之翼。如果缺少了这两样东西，结果会给父母惹来烦恼，甚至会给家庭带来悲剧。
如何在孩子幼小的心田里播种下责任的种子呢？许多妈妈爸爸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孩子自己决定。
培养责任感的另一个办法：在家里要给予孩子参与劳动的机会和岗位。
现在，许多年轻的父母包办了孩子的一切，家务活根本不让孩子插手，如果孩子有心帮助大人干点什么，大人便会说：“把你的学习抓好，考试分数上去了比干什么都强，家里的活不用你干。”这样的家长可真糊涂，如果孩子不干活，就不会对这个家表示关心，久而久之，可能会变得自私冷漠，好像是这个家的“局外人”。到那时父母醒悟过来，再埋怨孩子不干活，就已经太晚了。
据一份调查材料介绍，中国城市的孩子每天劳动的时间平均不足０？郾２小时，是世界儿童中参加劳动最少的一群。“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这句被大家所熟悉的老话，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地是种出来的，事是干出来的。什么时候不劳动也不行。”这是一位农民父亲教育子女的话。“不劳动者不得食”，我们应该让孩子体验到，如果我们把孩子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那将来大家都会没有饭吃。
让孩子在家里有固定的工作，如洗碗、扫地、拖地板、擦玻璃、取牛奶、拿报纸等天天都要做的事情，分几件给孩子干，并且负责到底，有利于帮助他们了解生活、了解父母。
对孩子所做的工作，家长要给予认同，以赞赏作为给孩子的奖励。如果用金钱来奖赏孩子的劳动，最终会培养其浓厚的功利心。
写在前面
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必须让生活富足的孩子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还有６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这就是国情。
责任感正是从了解国情开始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实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辉煌。
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孩子再去重复我们的实践，正像我们自己，不可能去重复我们父辈的实践一样。
我们不可能让我们的孩子用我们的思维去看待世界，因为他们有他们生长的环境，他们有他们走过的路。
以“找朋友、交朋友、看朋友”为主要内容的“手拉手”互助活动，自１９９０年在全国少年儿童中发起，几年来，一直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就是因为它满足了广大少年儿童交朋友的需求。
在“手拉手”互助活动中，城市的与农村的小朋友、生活较为富裕地区的与贫困地区的小朋友、健全的与有残疾的小朋友、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小朋友，通过“写信、寄书、赠报、走访”等孩子们力所能及的实践，结交成为好朋友。１９９４年，全国城乡孩子中，结成“手拉手好朋友”一百万对，１９９５年达到了一千万对，１９９６年达到一千五百万对！
香港《镜报》以《中国培养少年儿童的创举》为题，高度评价了“手拉手”互助活动，认为“在少年儿童中坚持开展‘手拉手’互助活动，无论对于少年儿童个人的成长，还是对整个民族未来一代的塑造，都是意味深长的”。
“手拉手”互助活动，还受到广大少年儿童、家长、学校老师的广泛欢迎和认可，因为它适应了孩子们成长的规律，满足了这代孩子求友的需求。
少年期，正是一个人从幼稚转向成熟的过渡时期。这些“想成为大人”的孩子，尤其需要得到尊重。从小得不到尊重的孩子，是不会有责任感的。在与同龄的“手拉手好朋友”交往的实践中，他们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他们自己写信寄给远方的朋友，收到回音，便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得到了一种人的尊重，这在与成人的交往中是难以得到的。因此，他们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
那么，“手拉手找朋友”究竟让孩子们找到了什么呢？
1．从小窗口找到大世界
一个远方的朋友就是一个窗口。城乡孩子看到了不同的世界。
有位年轻的妈妈对我说，她为了让女儿改掉大手大脚、铺张浪费的毛病，便给孩子讲：“浪费是可耻的，现在还有人吃不饱饭，穿不上衣服……”可女儿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
她唱起那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女儿撒娇说：“都什么年代了，您还讲这个……”
“手拉手”互助活动，把被高楼和大山隔断视线的孩子带进了一个辽阔的天地，把城乡少年儿童的心连结起来，让城市小伙伴面对贫困的农村增长了社会责任感，让乡村小伙伴面对现代化的城市产生出美丽的梦想。
收到过农村小伙伴的回信或下乡看过好朋友的城里孩子发现：蓝天下，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跟自己一样住着高楼，喝着牛奶，还能看到电视；住在大山里的同龄伙伴为了挣足学费，还要上山打柴、采药、捉蝎子……那些采蘑菇的小姑娘，常常因为采到毒蘑手肿得好大；那些捉蝎子的小男孩，身上、手上留下了蝎子螫过的痕迹，而一个蝎子才卖５分钱！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为了上学呀！
从此，城里的孩子心中有了一个数字：全国还有６千万人没有摆脱贫困。他们换了一种思维方式，不再同大款比穷富，要和贫困地区小伙伴比志气。他们的妈妈忽然发现，自己总觉得长不大的孩子长大了！
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带领京、津、沪、汉的小记者去湖北大别山区的罗田县采访的情景。
罗田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曾养育过许多将军和英雄儿女，但因这里交通不便，经济基础甚差，至今仍然十分贫穷。
当我带领孩子们快要走进落梅河乡的一个小村庄时，我告诉他们，进村时如果踩到牛粪、马粪、鸡粪，你们不要叫；到农民家里不要嫌脏，因为他们的生活十分贫困。
但是，没想到，进村一看，村里十分干净。原来，村里的人听说城里的孩子们要来了，便歇了３天工，把村里、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井水憋了３天，成了一池清水。各家各户摆出的饭菜，比他们过年时的还要丰盛。
我带一个北京的男孩子去访问一个叫戴满菊的小女孩。两个孩子的对话虽然很简单，听起来却耐人寻味。
城里孩子问：“你有几个书包呀？”小姑娘说：“一个。”男孩子问：“你上几年级了？”“五年级。”“上五年级了，你才用了一个书包，你的书包可够结实的。是在哪儿买的？”小姑娘说：“不是买来的，是姑姑用两块花布缝的。”男孩子问：“坏过没有呢？”“破了五个洞，已经补好了。”
这时，我问这个小姑娘：“你是怎样爱惜你的书包的呢？”
小姑娘回答说：“下雨的时候，我揣在怀里；回到家后，放在一个纸盒里。”
我又问北京的男孩子：“你有几个书包啊？”他回答说：“说不清楚了。一个学期要换两个书包。”“你的书包都是从哪儿来的？”“有买的，有别人送的；有国产的，还有外国的。”“你是怎样对待自己的书包的？”“那就不好意思了。下雨的时候，我顶在头上遮雨；坐在地上的时候，用来做屁股垫儿。”
男孩子说话的时候，手里一直攥着一块香橡皮。这时，他把香橡皮送给了山里的女孩儿。女孩儿接过香喷喷的橡皮，以为是糖果，就塞进了嘴里。
男孩子惊叫着：“那是橡皮，不能吃！”女孩儿吐出橡皮。男孩子问：“你有橡皮吗？”女孩摇摇头：“没有。”“那你有铅笔、铅笔盒吗？”“也没有。”“那你用什么写字呀？”“我有一支老师送的圆珠笔。”
男孩子流泪了。我问：“怎么啦？”他沉痛地说：“我曾经把很多比这块还好的橡皮切成小碎块儿，跟同学打橡皮仗。要是早知道还有这么苦的孩子，把橡皮都留着，送给他们该多好……”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如果对城里的孩子讲艰苦朴素，他绝对想不到该如何去做。当他来到农村，看到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仍然那么热爱学习，他就懂得了。
上海去的小记者张琳，在村子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光着脚丫，头上却戴着一个漂亮发卡，便问：“你的发卡是哪儿来的？”小女孩说，从画片上看到城里的孩子都戴着漂亮的发卡，就很想要一个。但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于是便利用暑假的时间，上山去采摘草药，拿到县里卖了１元６角钱，便花６角钱买了这个发卡，１元钱买了个本子。
回到上海后，张琳在报告会上对伙伴们讲：“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抽屉里有多少从未戴过的发卡，床底下堆着多少已经不时髦的但仍然很新的各式各样的鞋？想想大别山吧！”
从此，“大别山”成为孩子们用来衡量自己言行的尺子。“想想大别山吧！”成为孩子们最流行的语言，他们自觉地把“大别山”扛上了自己的肩头，明白了什么是“浪费可耻”。
被大山挡住视线的农村孩子，也从交友中了解到“外面的世界”，面对城市现代化的景象，萌发出改变家乡面貌的强烈愿望。
那些贫困地区的孩子和城市的孩子交朋友后，一下子看到了希望，知道生活并不总是那么苦。
一次，我走进一所贫困山区小学四年级的教室，一位女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语文课《劳动最光荣》。她把爱劳动最光荣、劳动能使骨头硬等道理讲得很精彩。
接着，我问同学们：“劳动好不好？”
我等待着他们齐声回答“好”。
没想到，教室里一片沉静。被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的三个孩子都说劳动不好，劳动太苦。
那位女教师的眼泪差点儿流出来。她是从乡里的中心小学赶来讲这节课的。
晚上，她来找我。她说：“你能理解我们的孩子吗？因为劳动给他们祖祖辈辈带来的只是贫穷呀！”
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我想，如果农村的孩子从小看不到家乡的未来前景，看不到劳动可以创造无比美好的明天，他们怎么会产生理想，怎么会萌生希望，怎么会为之奋斗？
人活着，不是为了吃苦受穷。只要是人，都希望过上好日子。可好日子怎么来的？不正是要靠我们的双手去创造吗？农村的孩子生活在封闭的大山里，心中没有未来美好的蓝图，又怎么能激发出靠劳动创造生活的热情呢？
我忽然感到，有些对不起这些老区的、农村的和山里的孩子们，这些年，我们给他们的爱太少了，而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竟占全国儿童总数的８０％！
“手拉手”互助活动给了我们补偿的机会。让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交朋友，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让他们了解到，只要努力，自己的家乡也会变得非常好。
2．从对比中找到自己的责任
一个沉重的数字，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手拉手”互助活动最可贵的一点，是使不同情况的孩子成为好朋友，从相互的对比中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弱点，看到自己肩上的担子。
山西太原市有个叫李笛安的女孩，去父亲插过队的吕梁山看朋友……山里妹子李建珍。
一见面，李笛安十分惊讶：同样是１１岁，李建珍比自己矮了半头；自己已是五年级的学生了，建珍才上二年级。
小姐妹俩一见面便谈得很投机。“你放学回家干什么？”李笛安问山里妹。“写作业。有时候没写完就得去砍柴。”“你的功课好吗？”“不行。”“能让我看看你的作业吗？”“可以。”
山里妹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李笛安接过那张皱皱巴巴的纸一看，呆了！那一行行字迹娟秀极了，比自己在舒适的写字台上写出来的字要好得多！
“你是怎么练的字？”城里孩子问。
“我上山背柴的时候，拿着树枝在地上练的。”山里妹平静地回答。
笛安被深深感动了。她下决心珍惜时光，努力学习，长大了当个老师，报效祖国，让祖国更快地富起来，不需要讲更多的道理，这种亲身经历带来的责任感，是实实在在的。
我觉得，有时间的话，城市孩子的妈妈真该带自己的孩子去农村走一走；真该和农村孩子多接触，和农村的老百姓交朋友。这样，在母亲的生命中，就会多输进一些新鲜的血液，母亲有了强烈的责任感，所发出的生命信息才能感染孩子。
有一次，广西百色等贫困山区的８个孩子，来北京参加活动。一个男孩说：“山里的老师待我好，我想给老师买一个长城纪念牌。”
“你有钱吗？”我问他。
“没有。”他小声说。
“你们谁带钱了？”
８个孩子中，只有一个女孩子手里攥着一张揉成一团的５元钱，她说这是奶奶借给她的。我听了，鼻子酸酸的，便马上拿出包里仅有的１００元钱，请服务员小姐换成１０元一张的，送他们每人一张。我告诉他们：“这是‘知心姐姐’送你们的，走时买点小礼物，送给那些帮助过你们的人。”
过了不久，我收到了好几个孩子的回信。其中，那个想给老师买长城纪念牌的男孩子在信中说：“‘知心姐姐’，我永生永世不会忘了你。你那么瞧得起我们穷孩子……你给我的１０元钱，我没舍得买别的，我给老师买了个本，因为，我发现老师讲的课全写在本子上，可老师的本子已经用完了。我把本子送给老师，他哭了……”
见到这封信，我的眼泪怎么也控制不住了。
第二所用全国各地的孩子捐的压岁钱建的“手拉手”希望小学在云南彝良县洛旺乡云丰苗族村落成时，我去参加了落成典礼。
这里是乌蒙山区，著名的革命老区。但由于地处偏僻，不通火车，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至今仍为国家级贫困县。
小学校建得十分漂亮，被当地人称为“老区的白天鹅”。
落成典礼极为热烈，山前山后，十里八村，来了４０００多位农民。这些山里人多么渴望教育啊！他们知道教育不出有文化的人，就永远摆脱不了贫困，就要祖祖辈辈受穷。今天他们用双手托起了自己的“白天鹅”，他们将从这里看到老区明天的希望。
3．从互助中找到助人的快乐
让只知受助、不知助人的孩子学会助人。
“助人为乐”是集体主义思想的一块重要基石。但这个“乐”字很多孩子却没有体验到。
几乎被“爱河”淹没的城里孩子，一切都由别人帮他们做好了。他们看不到生活中有谁还需要他们的帮助，自然也就品尝不到助人的快乐滋味。
自从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交上朋友，城里那些一贯受宠的孩子心里有了别人。买来了新书，格外地爱惜、保护，因为他打算自己看过后要寄给农村的朋友；买文具时多买上一份，因为他们有心让好伙伴分享自己的一切。
这种真情，这份友情，是许多城里孩子平时很难感受到的，而在与农村孩子的交往中却感受到了。
我带小记者团去河南信阳光山县王大湾“手拉手”希望小学看朋友。第二天离开村子后，张家口市来的一个男孩子悄悄对我说：“我在朋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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