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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学点经济学-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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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如果在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就认为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老龄化趋势，我国也已经提前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的行列。各个国家都把老年福利作为福利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并推行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
以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为例，它们的老年人福利是在全民福利的模式中逐步建立起来的，基本上完全由政府开支。老年人除了可以享受公民的一切福利待遇以外，还可以享受社会提供给老年入的特有福利。美国、德国、瑞典、英国等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指导以及饮食配送。在瑞典，老年人乘坐公交车、上剧院、看电影、参观博物馆等都享受半价优惠。在对老年人尤为重要的医疗保健方面，美国提供住院和疗养性服务，德国、法国提供护理扶助，日本则有临终关怀医院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老年人平均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医疗和护理服务已成为衡量老年人福利水准的重要标志。老年人福利还包括精神文化生活，在这方面，许多国家对老年人的学校教育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条件。法国由国家创办了多所老年大学，其开支均列入政府预算。瑞典国内所有的大学都对老年人开放。在巴西，大约有150所公立和私立大学招收老年大学生，规定60岁以上老人不必高考就可以直接入校，当然，课程安排也相应与常规不同；
与上述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福利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近期有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城市老人中，有98％的老人还在依靠自我养老，只有不到2％的老人由社区福利机构照顾。我国现有的老年人福利设施严重不足，社会福利机构的总床位数还不到老年人总数的1％，无法满足养老需要，而且与发达国家3％…5％的比例相比，差距是相当大的。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老人生活困难、缺医少药的现象还很普遍。我国存在着诸多欠缺，做得还远远不够。
那么，为什么在有着“尊老爱幼”悠久传统的中国，国家的老年人福利会有着这么巨大的差距呢？归根结底，还要从我国的国情说起，它可以用四个字来表达，即“未富先老”。
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加，人均值却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比。与此同时，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5亿，根据预测，到2015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l4％。到了21世纪中叶，将达到4亿左右，占据总人口的20％以上。面对这么多的老年人口，国家财政明显感到力不从心。一方面是老年人福利建设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是全社会老年人的福利需求在迅速增长，这一矛盾显得尤其突出。
面对这种形势，推广“老年人福利社会化”，即广泛动员社会力量，而不是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主要依靠国家财政将势在必行。“社会化养老”主要包括：一是投资渠道要多元化，形成国家、集体、企业和个人的多渠道投资，发展多种所有制养老机构；二是服务对象要扩大，福利机构不能只是面对“三无”老人、“五保”老人，要面对全社会的老年人；三是采用多种服务形式，过去基本上是“供养”，现在要通过各种社区服务的方式为老年人福利提供支持。只有将我国的实际情况与国际的先进经验接轨后，中国的老年人福利才会形成自己的特色，才会建立起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助”的和谐社会，才能让老年人真正生活在如《桃花源记》所描述的美好生活之中。
从此不再怕看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三国时代，名将张飞，手持丈八蛇矛，久久捭阖，自认天不怕地不怕，在诸葛亮面前也拍胸脯。诸葛亮微笑着问：“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吗？我看，你必有一怕。”张飞眼睛瞪圆，大声答道：“我什么也不怕！”于是，诸葛亮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一个字，悄悄递给张飞。张飞一看，顿时没了脾气，连连说：“我怕！我怕！”
这位猛将怕的是什么？很简单，那个字是“病”。张将军百战穿金甲，唯独怕病；无独有偶，一位国君也很怕病，但他怕得不一样。春秋战国时期，蔡桓公让名医扁鹊给他诊断，扁鹊认为他有病，“不治将恐深”，然而这位国君讳疾忌医，想当然认为自己没病。扁鹊诊断了三回，第三回一见蔡桓公扭头便跑。原来国君已经到了病人膏肓的地步。结果，抱病而终。
是人都怕病。不过，无论怎么说，张飞和蔡桓公得了病，毕竟都有条件医治。至于要不要治，那是自己的事。病一旦到了老百姓身上，也怕，但这怕和将军与国君又不太一样，普通人怕的是有了病，却没钱医治。这种心态，在我国8亿多农民那里尤为强烈。
“辛辛苦苦十几年，一病回到改革前”。这句口头禅曾在农村中广为流行，说的是“因病返贫”。在缺乏医疗保障的情况下，这一现象在农村时常可以见到。两年前，黑龙江省富裕县和依安县的两位农民差不多同时患病，正是遇上了百姓最怕的事，然而，接下来，他们两家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正月十六，春节过完，农户开始盘算起春耕大事。然而，富裕县的老周一家却怎么也打不起精神——老周得了大病，一家之主，正当壮年，却让这个四口之家背上了数万元债务。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如果时间往前推上3年，老周一家在村里算得上数得着的富裕户：车、牛、地、存款，什么都有。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一年多前，老周一时浑身乏力，到医院一检查，肺癌。为了治病，家中几万元的存款不到半年就空了。该借的借遍了，该卖的卖没了。如今老周只好硬挺，要不是县里扶贫干部春节前送来米、肉，周家这个年都不知道怎么过。这就是农民最怕的事情：因病返贫，一人得病撂倒一家。
然而，几乎与此同时，在不过百里之遥的依安县，农民汪女士也得了一场出血热病，但结果恰恰相反，一场大病并没怎么着。她家为看病花了1。6万多元，村里按规定给汪女士报销了80％的医疗费。算下来，汪家仅付了三千多元。原来，他们有村级合作医疗托着。这个村每年都从集体积累中拿出20多万元扶持村卫生所。村民们小病不出村，得了大病“公”家管。这正是“得了大病心不慌，合作医疗帮大忙”，如果没有合作医疗，汪女士一家迟早得“沉”下去。多年来，该村的合作医疗始终没停“摆”。农民得病，公家报80％医药费，家属有了病也享受报销一半医药费的待遇。该村的合作医疗由于村集体年年投入，规模、设备也一年比一年好。村卫生所现有两个病房8张病床，还有X光机、B超机等检查设备，能做一般的小手术。由于设备好、药品全、价格低，连外乡村的患者都来这儿就诊。这些年，该村340户农民没有一家因病返贫。
周、刘两相对比，一家没有医疗保障，一家有医疗保障，在大病面前的命运有着天壤之别，令人欷歙叹息。汪女士享受的医疗，是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项制度是由我国政府在2002年10月作出的，并明确到2010年，基本覆盖全国的农村居民。几年来，在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得到了扎实、积极的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2007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从试点阶段转入了全面推进阶段，并覆盖了全国80％以上的县（市、区）的农民。
在普及的过程中，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在不断完善。在2008年，其制度的基本规定如下：自愿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按每人每年20元缴纳合作医疗资金，同各级财政每年每人补助的40元一起形成合作医疗基金，储存在县（市）国家商业银行的合作医疗专用储户内，并制定统筹补偿方案，合理使用基金，不断地改善广大农村的医疗服务质量，提高医疗服务水平。
曾几何时，“看病贵”一直是老百姓的心病，在收入普遍偏低的农民那里，对疾病的恐惧更为严重。据说，农民工外出打工时，最怕的一件事就是生病，因为价格不菲的医药费会将辛苦挣来的工资大把耗掉。由此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推广，是一件为中国八亿多农民造福的大好事。在2008年1月份，国家卫生部宣布将改革医保制度，并确定了具体的目标：到2020年，全国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既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妇幼保健、职业病防治，也包括急慢性疾病的诊断、治疗和康复等服务。
中国在宣布深化医保制度改革的同时，也着重强调立足国情，走“中国特色的卫生发展道路”。我国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是公益性质，而非赢利性质，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健康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一个有着8亿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我国医保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国情。农村，恰恰是中国医疗卫生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因此要实现医保体制改革的目标，重中之重便是解决农民的医疗卫生。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的基本思路与这种特殊国情是完全吻合的。政府和农民共同筹资，对农民的医疗费用进行补贴，当这种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所有农村的那一天，当8亿农民切实得到医疗保障的那一天到来时，可以说，那便是我国医保体制改革的成功之日。
安得广厦千万间——保障性住房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这是杜甫的千古绝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公元759年暮冬，为避安史之乱，杜甫流亡到成都。次年春天，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风景秀丽的浣花溪畔盖起了一座茅屋。诗人十分喜悦，在这里先后居住四年，留下诗作240余首。不料，最终在一个深秋，风雨大作，屋破雨漏，杜甫长夜难眠，遂写下了这一名作。诗人潦倒至极，然而在诗中，依然表现出身处窘困却心念黎民的胸怀。
“民以食为天，家以居为先”。住房，是生活的一项基本需求。时至今日，住房问题依然是中国百姓普遍关心的一个严峻话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对于房产的改革，越来越关注，到了街头巷尾无不议论的程度。
“赶上分房的末班车了吗？”——这是1997年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热议的一个话题。当年，中国的住房改革正式上路。国务院提出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住房供应体系”，由此终结了推行几十年的福利分房。紧接着，众多工厂职工掏钱购买自己租住的单位房屋。中国由此飞速进入了“住宅私有化”的时代。大致在2000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进入“市场化、民营化”的阶段，而房价也踏上了飞速上涨的历程。然而此时，保障性住房并未按照国务院当年的要求，成为城镇住房市场的主体。这导致低收入和高房价的矛盾越来越深，太多的普通百姓陷入到只能看，不能买的境地。
近些年来，房地产业一直是我国的一个重要支柱产业，同时也是一个高利润产业。在以市场化为主的指导思路下，房地产商大多追求高利润，从而导致房地产畸形发展，让太多的老百姓望而生畏。其主要问题表现为：少数大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矛盾突出，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就是，在虚热的房产市场中，商品房价格节节攀升，已建好楼盘和在建楼盘层出不穷，然而，几乎个个追求暴利，真正适合老百姓住的楼盘却没有几套。
高昂的房价，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最简单、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有多少爱情死于房价？虽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什么时候，结婚总得有住的地方。中国有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老百姓都讲“盖房子娶媳妇”，在现代化的城市里，这演变成“想结婚买房子”。然而，一套房子的价格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称得上一个天文数字。再者，人们的生活除了住房之外，还有孩子的上学和老人的健康，这两者都需要作很大的储备，人们不可能把钱全都存到房子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对保障性住房的渴求就不难理解了。
“社会保障性住房”，是指由政府投资兴建或收购的，限定建设标准、供应对象和销售价格或者租金标准，具有保障性质和特定用途的住房。保障性住房与市场上的商品房相比，一个为了公益，一个为了赢利，有着本质不同。对于老百姓而言，保障性住房的最大特点当然就是便宜、实惠。
实际上，在十多年前的住房改革中，保障性住房就已经被钦定为主角，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一直站在中国房地产这个大舞台的边缘。现在，在中国楼市甘当了十多年配角的保障性住房，终于等来了“变换角色”的时刻。
2006年5月，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成果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出六条房产调控纲要，明确重点发展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2007年8月8日，国务院下达《关于解决城市低收人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进一步建立健全城市廉租住房制度”、“改进和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制度”以及“逐步改善其他住房困难群体的居住条件”。其中，对于廉租房，当地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确定每平方米租赁的补贴标准，对于经济适用房，其建筑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并且，各地每年都要安排建设一定规模的经济适用房。进入2008年，各地政府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这表明，买不起商品房的老百姓，有望借助保障性住房满足自己基本的生活需求，实现并不奢华的住宅梦想。尽管保障性住房的推广还需要时日，但许多家庭早已是翘首期盼。
我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迫切需要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这是基本国情。推广建设保障性住房，是大势所趋。在过去，一个普通居民，辛辛苦苦一辈子，赚得的那些钱，往往还不够买房子。现在，相信随着保障性住房的推广，“广厦千万间，百姓俱欢颜”的梦想，离我们的距离将越来越近。
挥别月票年代——交通福利
2007年1月1日，张先生在阜成门公交车站上车后，随着“嘀”的一声，公交车上的刷卡机显示，他的交通IC卡扣除了0。4元。接着，公交车载着张先生，还有一车乘客出发了。从这一天开始，北京取消了公交成人月票、学生月票和公交地铁联合月票三种月票。自此，北京告别了公交月票福利时代。
对于月票的取消，张先生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长期以来，月票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惯，即使现在张先生的年收入已经很不错，他还是习惯使用月票。不过，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年里，他和其他乘客一样，饱尝月票制的弊端之苦。在每天的出行中，费尽心思盘算如何换乘月票车，而且在上下班高峰期间，月票车内异常拥挤，人挨人，就像贴相片一样。月票制致使北京公交长期以来陷入亏损状态，而且使得交通资源配置出现严重的不合理现象。
北京月票福利制可谓历史悠久，早在1950年便开始实施，并对市民出行、市政交通的改善起到很大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时代的不断进步，月票福利制愈来愈不合节奏，早已不合时宜。
首先，它成为北京公交系统亏损的一个重大原因。早在2004年，月票制这一项就使北京公交集团亏损11。94亿。北京取消月票的呼声在1999年左右就出现了，而其出发点之一就是为了减少亏损。在1999年前，公交月票已经历了数次涨价，到了2000年，月票再次涨价，普通职工月票价格为30元、通用职工月票为40元。然而，即便如此，对于公交系统而言，月票依然入不敷出。据统计，在2003年时，每张月票的实际成本已经达到103元，远远超过月票的价格。
其次，月票使得公交资源出现不合理的配置。大量乘客争先恐后挤月票适用车，这种现象在北京早已司空见惯。以三环线上著名的300路为例，从六里桥到静安庄，还有一条公交车和300在同一线路、同一时段，即830路。然而，在乘车途中，两者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现象。300路可以使用月票，途经每一站地，都有许多乘客挤着上车，车内经常没有“立锥之地”。而830路公交车不能使用月票，起步价为2元，全程为6元，在途经三四个站点后，车内便出现空座的现象。类似这样“拥挤”和“空座”并存的情况，在北京经常见到。交通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影响交通效率的提升，月票制的负面效应由此变可见一斑。
既然如此，为什么月票制度还会在北京延续半个世纪之久呢？这与北京身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有关。要改革月票制度，取消一项人们长久依赖的福利政策时，必须慎重考虑“稳定”因素，必须调查在这个城市，究竟有多少人像本文提到的张先生那样对月票福利有所依赖，依赖到何种程度，然后才能作出决策。据大体估计，享受低票价月票的人，在北京要超过100万（包括相当数量的外地人口），差不多占到北京城区人口的1/10，取消月票，对他们的生活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一时难以预测。也正因为公交月票牵涉到广大老百姓的福利问题，北京在取消月票的过程中，经历了其他城市所没有的曲折。进入2005年，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公交月票已基本取消，只剩下北京仍在坚持着这项从1950年开始的福利政策。取消月票的呼声一直存在，但政府对是否该取消月票、如何取消的讨论一直不断。
2005年，北京市发改委提出了将纸质月票改为公交IC卡的想法，这成为取消月票的一个过渡手段。由此，月票的纸质形态被取消。接着，由原先的月票不限次数改为限制刷卡140次。不过，虽然人们拿到了崭新的公交lC卡，月票作为一种概念依然存在着，IC卡也被称为“月票卡”。不过，公交IC卡由于采用了电子技术，从而为统计月票使用频率提供了结算依据，正是这种结算，成为了取消月票制的关键。据有关部门的数据统计显示，月票卡的使用效率并不高。成人月票的平均刷卡次数为每月86次，每月能够刷卡140次以上的乘客只有2。6％。这就意味着，能够足次使用月票的人并不太多，据此，北京市可以大胆地取消月票。
就实际情况看，人们对这项公交改革的关注也非常热情，纷纷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咨询。受公交“打四折”优惠的影响，人们大量购买北京市“市政交通一卡通”。以2006年12月份为例，一卡通的销量持续增高，有一天更是创出58000张销量的纪录。
当然，取消月票福利制度，许多人也有疑虑，这是不是意味着公交会从公益事业中消失呢？乘车是否会变得越来越昂贵呢？一般而言，交通成本不能超过一个家庭总收入的12％，超过这个数字，一般家庭就会觉得有压力了。对此，北京市政府明确表示，要把公交当成公益事业来办，将继续实行低票价政策，不以降低政府对公交的财政补贴为目标，而是充分考虑乘客的承受能力，并对学生和低保人群给予优惠照顾。并且，政府在北京市的二三环主路上，画出公交专用车道，以提高公交车辆的运送效率，更好地为广大市民服务。
第七章 投入、产出、成本——企业管理要懂的经济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企业管理
管理，是指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而有组织地对管理对象发生作用的行为活动。至于现代企业管理，则可作如下解释：
企业为实现经营目标，依照现代管理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只有依靠优秀的管理水平，才可能使企业的运转效率达到最优。
时至今日，现代企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在企业内部，它们有着精细的分工和紧密的协作，普遍利用了先进技术，如一条大型汽车流水线需要成百上千名工人有条不紊地工作，在企业外部，则是复杂多变的竞争环境，如新产品、价格战……层出不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企业具有很高的管理水平。《西游记》中的哪吒脚踏两只风火轮，腾云驾雾，所到之处风生水起，然而在花果山被孙悟空的金箍棒打掉一只后，立刻举步维艰，一瘸一拐地回到天庭。现代企业也需要两个“飞轮”才能快速发展，分别是先进的经营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事实早巳证明，如果缺乏管理水平，科学技术再先进也难以奏效。
现在，我国的企业正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尤其需要先进的管理水平作为组织保证，以便及时调整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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