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之舞-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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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权威和既存现实奉若神明的人也都有一句口头禅：“天下哪有这么自由的事呢？”说自由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则在许多人听来是一种怪论。一般人觉得，自由总比不自由轻松。然而这种看法之谬误，正如对一个艺术家说独创比模仿轻松，对一个奴隶说反抗比服从轻松一样自由是苦恼之源。当一个人“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时，一切事情对他来说就失去了意义，他就会变得空虚、懒散、无所事事，就像过于顺利的婚姻使人对爱情失去了兴趣。选择的自由也是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作出选择对人来说都表现为一种义务，而不是权利。人不可能放弃选择，弃权也是一种选择。我的六岁的小外甥在六一儿童节时跟父母上商店去，当听到说让他在面前数十种玩具中任选一样时，竟哭了起来，因为他不知道究竟该选哪一样好。从前父母擅自做主帮他挑玩具时他并没有这种焦虑，即便有时不尽满意，但总有理由找到安慰；现在让他自己为自己的选择负全部责任，他觉得是多么的孤立无援、手足无措！弗洛姆在其《逃避自由》一书中提出了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由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梦寐以求的目标，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威胁原因何在？”“人除了具有向往自由的内在愿望之外，大概总不会还103有向往屈从的本能愿望吧？如果没有，我们又怎么去解释今天有这么多的人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某一个领导人呢？屈从是否总是指对外在权威的屈从，是否还有着对内在权威，例如责任和良心，对内在的强制力，对类似舆论这样的难以名状的权威屈从呢？通过屈从是否能获得一种神秘的满足？那么，这种神秘的满足的实质又是什么呢？”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的自由本身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人日益摆脱外界权威而获得了独立，他可以最大限度地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但另一方面，人却日益孤独，产生了个人的无意义感和无权力感。因此，“一方面，人失去了以前他曾享受的那种安全，失去了以前那种无可非议的所属感，无论在情感还是精神上都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深感孤独与忧虑；另一方面，他可以自由行动，独立地思考，成为自己的主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而不必听命于人。”其实，不光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如此，一切自由可以说都包含着这样的两重性，它们是自由概念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只不过从前当人们把自由当作一个遥远的目标来追寻的时候，这种矛盾的两重性被人为地割裂开来了：自由本身仿佛只有它积极方面的含义，那消极方面的含义则不过是争取自由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发现，为自由而战的斗士总是孤独的，他日夜为忧虑所折磨。可是实际上，自由就正在于种“为自由而战”，孤独与焦虑并不是自由的代价，而正是自由本身。在现代，当人们过去梦寐以求的“自由世界”已实现时，这种被人为割裂开来的矛盾便处在极端尖锐的冲突中了。当“争取自由”说产生的焦虑消失以后，代之而起的却是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取的焦虑，即对这种“自由”、这种人生、这种生命究竟有什么意义的焦虑。曾有一位争取自由的诗人说：“哪里有不自由，哪里就是我的家乡”，他深知自己的自由、自己的生命意义就在于对不自由的社会进行反抗和斗争，即在于追求自由，这并非悖论。可是，当他所追求的自由社会真的出现时，他就的确失去了自己的家乡，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弗洛姆在此书的末尾部分提到：“我们相信，总有一种积极的自由状态存在，发展自由的过程并不构成一种恶性循环，人完全可以做到既自由又不孤独，既具有批判的眼光又不怀疑一切既独立又不与世界相脱离。”这种信念只不过是过去时代的“自由梦”在今天的感伤主义的回光返照罢了。深刻如弗洛姆，尚且不能摆脱对于自由的温情脉104脉的幻想，更何况那些没有勇气承担起自己自由的责任的人了。弗洛姆把自由的“积极面”从它的消极面上割裂下来，把这种不带消极面的自由寄托在一个未来理想的天国，继续鼓励喜欢自欺的懦弱的人们去为之奋斗，这固然不失为崇高，却已显得幼稚和虚幻。他不过再次体现了对自由的逃避。

事实上，任何“积极的自由”都不能摆脱它的消极面，否则它就只存在于理念中、彼岸世界中或天堂中。我们人类注定要背负着自由的十字架奔赴自己的目的地，这即是一条绝望之路，又是一条希望之路，即是沉沦，又是拯救。两千年前赫拉克利特曾曰：“人怎能躲得过那永远不息的东西呢？”但这只是因为：人自己就是那永远不息的东西！

第一节任意性、自由意志与选择

我们这一代人如何体验自由——“笑”的哲学本质：任意性——精神性的笑与动物性的快乐之区别——任意性与选择，或情感与理智对自由意志的关系——莱布尼茨：磁石指向北极是否自由的？——人的任意性即使根植于本能，也仍然超出动物之上——就其可能性而言，任意性是属于精神的——任意性是自由意志最起码的含义——任意性对人类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建设性力量——全部历史可看作人的任意性越来越多地实现的历史——希腊自由意志的善恶问题：苏格拉底与智者派的争论——自由意志与知识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两难——亚里士多德的突破：不用善恶规定自由意志，而用自由意志规定善恶——同样陷入矛盾——基督教使上帝意志成为人的自由意志与善的中介：自由意志归结为信或不信——中世纪人格的分裂：人的意志成了上帝和魔鬼斗争的战场——神学家的争论——托马斯模式使人的意志有了自由表演的余地和舞台——文艺复兴发挥了世俗的自由，宗教改革则纯化了精神的自由——近代自由意志对宗教和上帝的扬弃：意志自律的诞生——中国传统哲学对自由意志不感兴趣，其重点是人的“性”或“心性”——孔子确立的不是行仁义的自由意志，而是行仁义的能力或性能——最高境界是“无意中”行仁义，即“圣人”之行——儒家“志气”说的先验前提不是不可规定的自由意志，而是可规定的“性”与“命”——荀子的自相矛盾：本性的恶劣如何能“人为”105地成为善？——熊掌与鱼的选择：“水性”人格的“选择”即无可选择——道家的无为无欲：以取消自由意志为自由——与儒家共同致力于使人“物化”——道德与伦理的差别：中国伦理的非道德性在于使可能性沉没在必然性之中记得小时候，从大人嘴里听到“自由”这个词，我的直接理解是“不要别人管”，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可是后来我长大一点，有可能认真地来思考这个概念时，我却被人从课堂上和书本里教导说，“自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自由主义”应当铲除，它的真正含义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无组织无纪律，捣蛋。天知道，对于“自由”的这种丑陋的印象，我们那一代人花了多大的代价才将它摆脱掉啊！当然，摆脱的方式不是理论上或思辨式的，而是情感式的，甚至是恶作剧式的，我们开始学会了笑。笑，也许是人类意识到自由的第一个标志，特别是那种尽情的、毫无顾忌的开怀大笑那种震动板壁、震得篝火迸跳出欢快的火星的奥林匹斯诸神式的狂笑。它使灵魂中阴暗龌龊的鬼魅逃遁，使人心充满了灿烂的光辉。1968年盛夏的一天中午，我的两位知青朋友相互打赌，各自脱得一丝不挂，顶着衣服，在烤人的骄阳下沿空荡荡的公路意气风发地行进了二十华里，沿途高唱“我们走在大路上”，并与过往汽车的司机挥手致意。他们不惜以这种近乎无聊的方式来显示自己具有打破任何常规束缚的自由，来证明自己不是一件被包装整齐可以出售的物品，而是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人。在同伴们的一片哄笑声中，他们并不感到丢脸和羞愧，反而感到得意和满足，觉得获得了一次新生。因为从此以后，即算他们仍然穿着得规规矩矩，他们已经知道，一旦有必要，他们可以无所顾忌。纵情大笑鲜明体现了自由的最基本的含义，这就是任意性，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首先是意志自由，而意志自由本身是无道理可言的、自发的、不能追究的。人决不是先想好了该不该笑才决定要笑。

苏格拉底生性不易激怒，尽管他通过研究认为愤怒常常也有某种好处，他也不能从这种研究中产生出激怒来。而一个彻底自由的人哪怕面对屠刀也能放声大笑。106但我们还必须把人的意志自由这种任意性与动物的随心所欲的本能行为区别开来。许多高等动物在高兴时都有“笑”的表情，这是人类所特有的那种有意识的笑的原始根苗。但动物的笑与直接的肉体愉快以及对这种愉快的预期紧紧联系在一起，人所特有的笑则是精神性的，是由于触发了内心生活的机缘而流露出来或爆发出来的。在日常语言中，由于人类不可避免的移情和拟人化习惯，我们把动物的行为说成是“任意的”、“自由的”，我们羡慕鱼儿的自由自在，飞鸟的无拘无束，这种羡慕也并非毫无道理。人类由于受到社会规范、礼仪制度的约束，常常连自身最自然的肉体需要都要压抑和禁绝，于是自然就希望带着人类对自由的意识而返回到兽类没有社会束缚的境遇中去。人在社会的异化状态下，即使从生物学的眼光来看也在逐渐萎缩下去，他变得连动物都不如，他“只是在执行自己的动物机能时，亦即在饮食男女时，至多还在居家打扮等等时，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的；而在执行自己的人类机能时，却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人不仅失去了人的需要，甚至失去了动物的需要”。尽管如此，谈到任意性和自由意志，那么仍然应当说，这只可能是人的专利品。自由人才有自由意志，动物只有欲望：只有意志才是自由的，欲望则服从生物学的必然规律。生物学规律当然也包含着许多偶然性，否则布里丹的驴子就会在两堆同样大小的草料之间无所适从而真的饿死了，但这种偶然性仍然是服从必然规律的；自由意志的偶然性这是超越必然规律的，它赋予一切必然规律以意义，并且自身成为了一种新型的必然性的内在原则。自由意志除了在偶然性（自发的任意性）方面与动物行为的偶然性有本质区别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它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一个意志行为从想好目标到发为行动总包含着想、决定、动作这样三个阶段，即使这三个阶段重叠为一，也仍然有心理上的这三个层次在维持着动作的延续性。意志行为伴随着目的意识和自觉意识，即伴随着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即使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其前提也是要有“想”，就是说，要将各种可干的事以及干一件事可能采取的各种方式都考虑到，然后“任意”选择一件事或一种方式要这样而不那样。

人当然不是先想好该不该笑才放声大笑，可是他在笑的时候至少意识到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笑，这样他才笑得起来，笑得下去，笑得痛快，也才真的出自内心地笑，否则他就会想笑而笑不出，或是笑走了味。人的行为也有“欠考虑”的时候，甚至可以说他有时107“只考虑了一种可能性”。但即便此时，他实际上也考虑了两种可能性，这就是做，或是不做。归根结底，一切任意性都是选择的任意性和选择体现了自由意志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前者使自由意志与人的情感倾向相关联，后者使自由意志与人的理智考虑相关联，人的知、情、意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动物与其他存在物的运动都不是选择性的，因而也不是自由的。莱布尼茨说，磁石要有灵魂的话，它就会觉得自己指向北极是自由的；黑格尔反驳说，要真是那样，它会觉得指向北极是对其自由的一种限制。莱布尼茨强调自发性，却忘了留下选择的余地，而没有选择余地就谈不上自由。同样，动物的一切行为都不存在选择意识（虽然在人看来，它们并非没有选择余地），它们活着，就只能活着，除非大自然来中断它们的生命。人却是自己选择了活着，如哈姆雷特所说的：“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这里应当防止一种误解，就是以为人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动物性本能完全无关。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行为与动物的行为从表面效果看并没有什么区别，人饿了就要吃，渴了就要喝，进入青春期就要找对象。与动物不同的是，人做这些事总带有自由意志的选择，并反映出他所属的文化。人在非人的条件下，也会和动物一样地吃、喝和性交，但他总也意识到，这在通常情况下本来还要有另外一些条件。作为人，他自由在享受精神食粮的同时才享受物质生活的食粮；而作为单纯的动物，他甚至谈不上什么享受，顶多只有对本能说带来的生理痛苦的解除。因此，即使在非人条件下，人把自己贬低为动物，这在人来说仍是一种选择：是忍饥挨饿以保持人的尊严呢，还是不顾一切，先维持自己动物的生命，为以后恢复人的生活而保留一个基础呢？不那么固执的人通常会选择后者，但他仍然是立足于超出动物本能的立场上选择后者的，在其中，他总是为人的表演性留出一席之地，只要有可能，就会将自己的动物行为尽量表演化、人化，如使用餐具、讲究卫生，掩饰自己赤裸裸的情欲并使之升华为爱情和一整套求婚的礼节。这些附加条件最初也许是出于实用的考虑，但后来却成为一种文明的标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一种个体与人类相认同、与野蛮相区别的见证了。可见，至少就其可能性而言，自由意志的任意性是属于精神的，而决不是动物的本能冲动。自由意志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失去了自由意志，就失去了人。这种说法首先适合于任意性。因为毋庸讳言，自由意志108最基本、最首要的含义就是任意。人们常常拐着弯儿回避这一点，他们把任意理解为“无法无天”、“损人利己”、“人欲横流”，与动物随心所欲的本能冲动混为一谈，却把真正的自由理解为淡名利、守节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总之是不食人间烟火。还有的人把自由的较高层次上的规定（如后面要讲的“自律”）视为自由的唯一规定，而抽掉了它底下得以生根的基础，即任意性。以不自由为自由，以束缚为解脱，以丧失人格为最高人格，这种事情我们见得太多了。诚然，自由意志或任意性的确有一种对人类文化、伦理道德和传统习俗的反叛和破坏性力量，但它同样也是（并且本质上是）建设性的：当它针对着野蛮、兽性、本能和惰性的力量时，它就是一切道德原则之所以能确立起来的原动力；即使当它为人类动物性需要所加强而冲破旧的限制时，它也并非一定是起着消极的作用。

恰好相反，从整个社会来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越多，其程度和范围越大，这个社会就越富有生气，以为他的总体效应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想干坏事，而想干真正有利于自己和大家的事。社会的腐败决不是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引起的，而是由于少数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多数人却想干什么都干不成而造成的。人们理所当然地把这种体制当作任意性首先要破坏的对象。古代希腊人对人的自由意志进行了最初的研究。对他们来说，问题不在于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人人都具有自由意志是一个事实。他们要探究的是自由意志的性质和后果问题。在这方面，希腊人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苏格拉底的看法。他认为，人的自由意志本质上是向善的，因为自由善事才对他有好处，恶事则使他亲受其害。一个人之所以要去作恶，也只是因为他以为那是善的，只要他知道了那是恶，他就不会主动去作恶了。因此要达到善，关键不在于限制人的自由意志，而在于教给人什么是善的知识；至于为善的意志本身，则是人天生而有的，不可教也不用教的。于此相对立的是智者派的看法。普罗塔哥拉认为，人们为了维持社会生活不得不假定人人都具备道德和正义的自由意志，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外来的强制和教育，那么人就会“只怀着一些相反的恶习”，而不能凭自己的自由意志成为一个善人。另位智者斯拉马寇说得更明确：“原来，人类之所以责难不公正，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肯去做，而是恐惧自己将成为不公正的牺牲者。从这样看来，苏格拉底啊，不公正变成大不公正，反可较公正更为有力，更为自由，更为主动”。换言之，人只要可以避免成为别人作恶或自己109作恶的牺牲品，他就会尽量去作恶，因为这对他有利。这两种对自由意志的看法，都还仅仅停留在自由意志的“自发性”或“任意性”这一基本点上，尚未达到一种“选择”能力的理解。这实质上仍然只是一种磁石指向北极式的自由。如果人能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在苏格拉底看来就只能自发地行善，在智者派看来则只能自发地作恶；前者认为恶是由于缺乏知识而违背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后者认为行善是由于心怀恐惧而限制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两者都认为只要排除了对外界事物的考虑（认识因素或利害因素），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像任何具体事物一样得到规定（善或恶）。显然，对于自由意志试图在性质上给予一义性的规定的这两种初步尝试，实际上都取消了自由意志，最终也取消了这个自由意志的善或恶的属性。因为，一个行为如果是无法选择的不能不如此的行为，它就不再是自由的行为，也不再有善行或恶行的含义，正如自然现象本身无所谓善恶一样。

然而，苏格拉底和智者派的自由意志观却给后来西方人讨论自由意志问题提出了两个最基本的方向。首先是自由意志和知识的关系问题。在苏格拉底看来，人有了关于善的知识，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正确地行善；智者派则从反面揭示出：人有了关于恶的知识，才可能出于恐惧压抑自己作恶的自由意志而服从善。可见，自由意志要么以知识为前提，要么其后果受到知识的限制。这就发展出自由意志本身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动机和效果问题。动机是一种单纯的自发性，效果却涉及知识。动机好，但由于缺乏知识可以导致不好的效果；动机虽不好，但由于明智考虑也可以产生好的效果。这两派可说是以不同的方式论证了“美德即知识”的原理。另一个涉及的问题则是自由意志和道德评价的问题。用自由意志本身来规定善与恶的内涵，这只是近代才发挥出来的观点（如康德），希腊人则一般是用善与恶来给自由意志定性。不过这时的“善”的含义多半是指给个人带来好处的事情（如财富、勇敢、智慧等等），即使它包含社会的和谐、公正，也是因为它们保障了个体的幸福，这些与后来的基督教中“善”（信仰、爱等等）的含义是不同的。在今人看来，苏格拉底关于人人都有向善的意志、人性本善的看法，其实与智者派关于人性本恶的看法并无根本区别，不过是一种合理化了的利己主义学说，它们都成了近代幸福主义伦理学的先驱。然而，把一个人110的自由意志简单地规定为善的或是恶的（不论如何理解善或恶），这种僵硬的做法在后来也被放弃了。人们更多地看出，就善或恶的评价来说，自由意志本身是个相当矛盾而难以确定的东西。而这正是有意志的人和无意志的物的根本区别。苏格拉底和智者派的这一场理论较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了一个暂时的了结。柏拉图的“理想国”已表明，对自由意志的“物化”规定必将导致对自由意志的不确定性和选择的权利。他说：“所以德性依乎我们自己，过恶也是依乎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有权力去作的事，也有权力不去作。我们能说‘不’的地方，也能说‘是’。如果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不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如果不做高贵的事情，在于我们，那么做可耻的事情也在于我们”。无疑，行善不仅只是行善，而且本身就是不作恶，作恶也不光是作恶，本身也是不行善。做一件事的自由意志本来就是两面的：要这样而不那样，因而自由意志必然是一种选择，即二者选一。

人既然有行善的自由意志，也肯定有作恶的自由意志，反之亦然。“过恶出于自愿”，这甚至不能有苏格拉底的“无知”来辩护，因为，如果你不愿作恶，谁叫你不去增进自己的知识呢？如果你陷入不得不作恶的境地，那么你最初仍是自愿陷入进去的，因为你本来有不陷入这种境地的自由。这就揭示出，对善或恶的自由选择的意志是一切善和恶之所以成为善和恶的根源。的确，如果人注定为善，那就不存在真正的善；如果人注定为恶，那也就用不着处罚恶人了。人们奖励善行，是因为他本来可以为恶；人们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