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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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
　　作者：秦学颀
　　内容简介：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
　　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正文
　　前言
　　说到权术，在人们的脑海中立即就会闪现出阴险狡诈、卑鄙无耻、纵横捭阖、尔虞我诈等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词语。在中国传统的戏剧舞台上，白脸曹操以及足智多谋、彻天透地的诸葛亮简直就成了权术的代表和化身。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曹操的智谋近乎于奸，而诸葛亮的智谋则近乎于神。但无论是曹操还是诸葛亮，都是中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智谋人物。在中国的文学、戏剧舞台以及各种艺术作品中，他们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可见中国人对于权术人物及其事迹是喜闻乐见的。同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权术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但它又总是在政治斗争中屡屡被采用。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权术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我们反思传统的政治文化，就不能不接触权术、研究权术。
　　历代研究权术的著作非常丰富。春秋战国是研究权术的第一个高潮时期。在先秦的诸子中，道家、法家、兵家、纵横家都比较重视对权术的研究。这一时期关于权术的著作主要有《孙子兵法》、《韩非子》、《鬼谷子》、《战国策》等。《孙子兵法》主要从兵家的角度提出了战争中的种种权术和谋略；《韩非子》是先秦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一部著作，它论述了集法、术、势为一体的统治理论；《鬼谷子》则是一部专门研究纵横家权术的著作。东汉有《越绝书》，该书主要叙述春秋时期吴越两国之事，其中大量篇幅叙述勾践归国后为雪会稽之耻，采纳和实行计倪和范蠡的谋略，故人们多认为这是一部“复仇之书”，“多阴谋秘计”陈桥驿：《点校本〈越绝书〉序》……初唐有赵蕤的《长短经》，评议古今权谋，特别着眼于三国时期的权谋。至明代有冯梦龙的《古今谈概》、《智囊补》，搜罗历代的权术谋略。这一时期最有名的乃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者以一支生花的妙笔，展现了东汉末年以来几十年间的兴灭，生动地描绘了惊心动魄、千姿百态的谋略，蕴涵文韬武略，凝聚大智大勇，发谋略之指要，直可压倒群书。清初学者毛宗岗又以锦心绣口，揭示其奇及何以为奇。
　　历代对于权术的评价，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其一，权术是政治无道的产物，天下有道、政通人和，则权术不行；天下无道、沧海横流，则权术大行于世。特别是儒家学者，主张以仁义治国，所以基本上是反对权术的，对权谋、权术深致贬词。荀子就讲过：“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荀子·王霸》。其二，权术是在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之外的权变措施，是“圣人忧道之深谋”。当道德教化不可行之时，当礼仪废止、刑名无威之时，就可代之以权术。因此权术只是权宜之计，就像甲胄一样，只能在御寇时穿戴而不能常服。其三，行使权术必须符合封建政治的原则，有利于国家和社稷，“使民上下同进趋，共爱憎，一利害”唐孟氏注：《孙子兵法·计篇》……如果佞人行使权术为身为家，那就应该坚决反对。其四，法家则公开宣扬、鼓吹权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他们特别强调权术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的基本手段和方法，甚至公然主张使用卑劣的阴谋诡计。
　　何谓权术？权，本义是指测定物体重量的器具。秤杆为衡，秤锤为权，故把称量物体叫权衡。世界上没有哪一样事物不可以权，天可权，地可权，人可权。管子认为，时令是宇宙的权，财富是大地的权，威力是人的权，政令是君主的权《管子·山权数篇》曰：“天以时为权，地以财为权，人以力为权，君以令为权。”。谁拥有了这些东西，谁就掌握了权，所以权又引申为权力。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拥有了国家政权，就获得了对土地与财富的占有权和支配权以及对民众的统治权。权的另一个含义是权变。《说文解字》曰：“反常曰权。”《春秋公羊传》曰：“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春秋公羊传》之“桓公十一年”。“经”是永恒不变的原则，“权”就是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根据形势而采取的临时的机变措施，所以权又有变通之义。术即方法、谋略。由此我们就可以为权术下一个定义：权术就是为了获取、巩固政治权力所采取的谋略。“自五帝既降，舍机权而治天下者，未之有也。”冯用之：《权说》。“明君治国，三寸之机运而天下定，方寸之谋定而天下治。”《太平御览》卷三九○引申不害语。“三代以下将相，大抵皆权略之雄耳。”冯梦龙：《增补智囊补》。这些议论表明，权术与中国传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无论是反对者还是赞同者，大都认识到权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权术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屡屡被采用，这是由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文化的特点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君主集权专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古代中国的政治结构是一个单一化的政治等级权力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最高的主宰权力。君主不仅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而且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统属权，他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臣民。此外，在这一权力结构中，也缺乏纵向的分权机制。也就是说，君主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不容许其他任何人染指。因而在这一权力结构中的君主和臣民的关系就是一种统治与被统治、强权与服从的关系。
　　中国古代集权专制制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我国古代的君主一般是通过世袭而获得皇位的，而且也制定了嫡长子继承的制度。但是在实际上，皇族内部在权力的兴替上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皇权权威极大地诱发了皇族内部争夺皇权的斗争。皇族的成员常常觊觎皇位，并由此衍生出层出不穷的宫廷政变，子弑父、弟杀兄者有之，兄篡弟、叔伯篡侄子者有之。除了皇族，其他的社会集团也觊觎皇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和士大夫官僚集团。皇族与这些社会集团之间存在着不同利益的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历代宫廷政变的主角有很多都是来自这些集团中的人物。由于政变的非法性，所以他们大都在政变中采用阴谋权术，而在政变以后把自己打扮成应天承命的化身，把被夺位者丑化为万劫不复的罪孽。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还表现在官吏的升迁上。历代王朝虽然都制定了关于官吏的任免、考课、奖惩的制度，但是，君主对官吏的任免、升降、黜陟，往往不按制度办事，仅凭一己之私欲和好恶。能得到君主之欢心者，可以获得超乎常规的擢拔，“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如果不符合帝王的心愿，哪怕没有过失，也会无端地被贬黜。明朝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的科举考试，本该吴情得状元，但嘉靖皇帝看了吴情的名字，心中顿然不快：“无情”怎么得状元！当时正打雷下雨，嘉靖皇帝忽然看到一名考生名叫雷鸣，他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一时兴起，遂点为状元。在封建社会中，像嘉靖皇帝这样不依法办事，凭一己之好恶，随心所欲地任命官吏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正是这种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给那些觊觎权力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他们极尽玩弄阴谋权术之能事，专门去讨皇帝的欢心，一旦得宠，便可抱紫握珠，跻身公卿。
　　权力变更的非程序性，必然造成官僚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政治权力具有短暂性和脆弱性的特点。而这种情况正是君主为巩固皇权而造成的。对官吏委任如流，调动无常，使他们经常处于流动不停的状态，就不能构成威胁皇权的权力基础。这是皇权限制朝臣权力过度膨胀的策略。特别是一场政治斗争以后，往往会造成朝廷官僚队伍的大换班。东汉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密谋诛杀专擅朝政的梁冀以后，与梁冀有连带关系的朝廷内外公卿大臣、列校、刺史等大小官吏三百余人，或被诛戮，或被黜免，朝廷为之一空。在这种情况下，宦海险恶，仕途莫测。“人不自保，各相顾望，无自安之心。”《后汉书·朱浮传》。官吏们深感危机四伏，朝不保夕。为了保住权势富贵，不惜用各种权术去侍奉君主，去应付君主随时降临的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权力基础的不稳定性还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频繁的、无休止的权力再分配，而这种权力再分配往往充满了极其残酷的斗争。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得势者升官晋爵，恩宠有加；失势者大权旁落，横遭祸殃。在这种政治背景下，以权术纵横捭阖，乃是在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中一种重要的手段。
　　权术最基本、最主要的特点是机变诡诈、奇谲非常，即所谓“阴谋”。“阴谋”者，密室策划，秘而不宣，深藏不露，突然发起，防不胜防，如历代的政变、兵变和交战中的密计等。当然，权术除了“阴谋”，也还有“阳谋”的一面，比较突出的，如汉代以来由尚书台、中书省、门下省的设立所导致的历代宰相制度的演变，它们最初都是君主为控制臣下而采取的临时的权略，后来逐渐演变发展成为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术分为君主驭臣之术、人臣事君之术、与国伐交之术、官场交接之术等几种类型。君主驭臣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占有最为突出的地位。历史上的权术基本上是围绕着皇权而展开的。君主驾驭臣下的权术包括机构术、用人之术和阴谋权术三个方面。人臣事君之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中把人臣分为“六正”、“六邪”两类，共十二种。“六正”之臣：一曰圣臣，“萌芽未动，形兆未见，昭然独见存亡之机，得失之要，预禁乎未然之前，使主超然立乎显荣之处”；二曰良臣，“虚心尽意，日进善道，勉主以礼义，谕主以长策，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三曰忠臣，“夙兴夜寐，进贤不懈，数称往古之行事以厉主意”；四曰智臣，“明察成败，早防而救之，塞其间，绝其源，转祸以为福，使君终以无忧”；五曰贞臣，“守文奉法，任官职事，不受赠遗，辞禄让赐，饮食节俭”；六曰直臣，“家国昏乱，所为不谀，敢犯主之严颜而言主之过失”。“六邪”之臣：一曰具臣，“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代浮沉，左右观望”；二曰谀臣，“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三曰奸臣，“内实险谲，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妒善嫉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明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四曰谗臣，“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构朝廷之乱”；五曰贼臣，“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贵显”；六曰亡国之臣，“谄主以佞邪，陷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间。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他认为，人臣事君，应当行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这样就可以“上安而下理，生则见乐，死则见思”《贞观政要·择官》……本书就包含了这“六正”、“六邪”之臣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条件下的事君之道。中国有大一统的时期，也有列国分裂的时期，各国为着各自不同的目的而相互展开了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斗争。其间权术的运用也异彩纷呈，使人眼花缭乱。另外，本书也精选了两个民国政治风云人物的权术运用章节，一并呈读者。至于官场交接之术，本书著者再三考虑，决定不纳入写作的范围，其原因有必要在这里交代一下。
　　古代把同朝为官者称做同僚或同寅。在古代许多官箴中都极力强调：“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义，至其子孙亦世讲之。”（宋）吕本中：《官箴》。相互之间应该和衷共济，输诚持正，以道义相勉；同寅相交要淡如水，不可过于亲昵，更不应该自立崖岸，贪竞猜疑。在几千年的官场之中，也确实有不少以国事民生为务的好官，他们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热切愿望，力图干一番事业；他们注重名节和操守，不蝇营狗苟，清正廉洁，公忠体国。但是，由于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对权力的崇拜导致人们不遗余力地去追逐权力。权力是获得财富的基础或首要条件，“以权力致富贵”，至少从汉代以来就是这样了。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丧失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另外，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形成约束权力的机制，无论是权力的获得还是权力的丢失、剥夺，都缺乏有效的程序，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因此从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官场阴暗面要多于光明面。为了夺取更大的权力，为了保住已有的权势，他们或无中生有，栽赃陷害；或设置陷阱，置人于死地；或阳奉阴违，翻云覆雨；或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甚至出卖人格，阿谀奉承，巴结投靠，摇尾乞怜，献媚邀宠，不惜吮痈舐痔，颂屁尝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其权术的运用老辣、纯熟、精练而又极其丑陋，作者每每看到这些材料，都非常恶心，难于下笔。这些权术无任何价值可言，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最腐臭的一堆垃圾。为了不污染读者的耳目，作者也就把它们丢进历史的垃圾箱里了。
　　第一章　君主驭臣之术
　　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几十个王朝。有的世系绵长，享国数百年；有的命祚短促，政权播迁，转如飞蓬。朝代的变革，岁月的流逝，铭刻着无数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也记载了不少野心家的贪残暴虐。中国几千年来的统治权术，乃是集权专制体制的产物。两千多年来，君主集权专制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基本的特点。国王、君主、皇帝，这些唯我独尊的“真龙天子”，据说是天帝派到人间代天行道，统治万方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对君主权力的颂赞之词。君主身处巍峨森严的九重宫阙，高居于龙廷玉阶之上，以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俯视着臣民，百官大臣则匍匐在龙廷玉阶之下，怀着惴惴不安的惶恐和谦卑恭顺，战战兢兢地领受着君主的浩荡龙恩或雷霆般的震怒和诛杀。
　　在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拥有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最高权力，拥有对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独占权，对百官大臣拥有生杀予夺的主宰权。很显然，在这种权力结构中的君臣关系只能是一种以权力为基础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统治既然是以权力为基础，那么如何维系、巩固权力，就成为统治的核心问题；而要有效地维系、巩固统治，除了运用一整套国家机器、典章制度及伦理道德，还必须讲究统治艺术。就统治术的角度而言，统治乃是一门特殊的艺术，是一门维护政治体系的稳定并使之正常运转的艺术，是一种维系个人权力并运用权力的艺术。简而言之，统治就是运用权力、强化权力的活动。因此，统治与权力可以说是一对孪生子，统治就是行使权力的过程，没有权力，也就谈不上统治。
　　中国传统最高的权力就是皇权。从统治的角度来讲，皇权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家族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对全社会实施政治统治；君主的行为能使社会成员的行为发生改变，使社会成员按其意志行事；它主要体现为一种强制性的控制，使臣民服从君主的意志，实现君主的愿望。因此，凡是那些能够有效地行使皇权，并凭借着权力创造出辉煌业绩的君主，大多是能够熟练地运用统治权术的权谋大师。
　　在中国古代君主的统治术中，驭臣之术占有重要的地位。君主的集权专制，主要就是针对百官大臣的，即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历代君主都信奉这样一个信条：对于皇权的威胁，既不是来自盗寇，也不是来自外部的侵略，而主要是来自臣下。防备盗寇可以高筑城郭，关闭门闾，而臣下弑君夺取国家政权，危险就在身边。来自外部的侵略乃是手足之癣，而大臣的侵权才是心腹之患。因此，国君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把主要精力用于防范臣下，必须用权术驾驭臣下。纵观历代君主的驭臣之术，其花样之繁多，手段之卑鄙，技巧之圆滑老辣，实在令人叹为观止。现在就让我们揭开这一厚重的黑幕，看一看历代的君主是如何运用权术驾驭臣下的。
　　对于君主来说，权位与权势是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操权任势、独断决事是君主重要的统治术，凭借着它，国君就可以驾驭群臣，实行统治。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韩非也指出：“权势者，人主之所独守也。”《管子·七臣七主》。韩非曾把国家比喻为君主的马车，而权势就是拉车的马。国君控制了马，就能使马车安然无恙。
　　国君的权势可以分为“自然之势”和“人为之势”。“自然之势”是国君由世袭制继承而来的权势。在世袭制家天下的时代，这种“自然之势”并不是由继承者的个人能力获得的，而是先天决定的。即使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甚至一个白痴，皆可由继承而登上国君的宝座，行使国君的权力。当然，一个平庸的国君所获得的这种“自然之势”很容易被权臣攘夺，而只剩下一个空架子，这时国君的性命就难保了。因此，国君要有效地行使权力，治理国家，不能简单地依靠这种“自然之势”，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运用各种手法树立自己的权威，牢固地把握住权势，使臣下感到震慑，不得不服从你的统治。霍光废除昌邑王后，拥立汉武帝的曾孙、被废弃而流落民间的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在民间时就已知道霍光的权势，初即位时，每每与霍光在一起，都感觉如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有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但汉宣帝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终于把“自然之势”变成了“人为之势”，最后剪除了霍氏势力。
　　韩非曾这样说过：“英明的君主，就在于使天下人不得不服从自己。民众不背叛我固然好，但更重要的是民众不能背叛我；民众不欺骗我固然好，但民众不能欺骗我更为重要。”据说秦襄公生病，百姓杀牛为他祈祷。臣下拜贺襄公，称颂他是爱民的圣君，胜过尧舜，因而才受到人民的爱戴。可是秦襄公听了，非但不高兴，反而下令斥责该地的甲正和伍老不该杀牛，并处以罚款。臣下不理解，问襄公何以如此。他回答说：“民众之所以为我所用，不是由于我爱他们，而是由于我大权在握，位尊势重。如果我放弃权势而予民恩惠，万一我无恩于民，民众就不愿为我办事了。”这可以说是封建最高统治者迷恋权势最经典的言论了。战国时期各国君主都有一股虎虎生气，他们对自己的统治充满了信心，他们毫不掩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法家就是在公开解释这种利害冲突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一整套驾驭群臣的统治术的。后来的统治者虽然在实际上接受了这套理论，实行了这套权术，但他们再也不敢公开表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利害冲突了。
　　国君对国家大权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对国家大事具有最高的决策权和最后的决断权。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集权专制的国家。国君集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之大权于一身，君主的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可更改。当然，君主独断不是说可以不听臣下的意见，不是说对事事都自作聪明。凡是自以为是的君主，看似能独断，但往往为奸佞之臣所利用，结果大权旁落还不知道。因此，国君要真正地控制国家大权，在治理国政时，首先要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将臣下的意见加以比较，然后作出自己的裁决，只有这样的“独断”才能真正有效地实行统治。如果君主在众臣的意见面前缺乏判断力，缺乏裁决的能力和决心，优柔寡断，毫无主见，自然就会权柄下移；如果自予自雄，刚愎自用，文过饰非，拒绝纳谏，独断专行，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