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变诡异的中国古代权术-第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卫氏外戚权盛之时，也正是汉武帝文治武功极盛之时。不仅对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胜，皇权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窦、田外戚专横的经历使汉武帝从一开始就对卫氏外戚比较警觉。他虽然大力提拔卫青和公孙贺，但是却改变了过去任用窦婴、田为丞相，将朝政付与外戚的办法，只是让他们统兵打仗，而把军事指挥大权和战略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汉武帝也故意轻视卫青，有时甚至在厕所里召见他，并鼓励朝廷大臣有意与卫青对抗。同窦、田外戚比较起来，卫青是比较谨慎自持的。他虽为大将军，但一切事务都不敢做主，时时处处都谦卑有礼。他深知自己与皇权的关系，也深明汉武帝对外戚的态度，常常以和柔的态度向汉武帝献媚，以取得他的好感。
　　由于卫青的谦柔自守，使得汉武帝不能采取极端的手段打击卫氏，于是汉武帝又故伎重演，移爱新欢，再次提拔新的外戚来取代卫氏家族。卫皇后以后，汉武帝先后宠幸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钩弋夫人等。汉武帝一生多内宠，皇后、夫人更换频繁。前人每论及此，多从生活腐化和好色方面加以评论。若从其一生行为来看，汉武帝“移爱新欢”的原因恐怕并不这样简单。
　　在汉武帝的皇后、夫人中，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那就是她们大都出身寒微。若将这一现象置于当时政治斗争中去考察，便会发现，汉武帝此举乃是加强皇权的一种斗争策略。在汉武帝用以取代卫皇后的后妃中，钩弋夫人是一个重要角色。钩弋夫人本姓赵，父亲因罪被处以宫刑，死于长安。汉武帝巡狩河间时，赵氏得幸，被封为婕妤，居钩弋宫，深受宠幸。不久生子刘弗陵，号为钩弋子。汉武帝为了黜退卫氏势力，决心废黜卫太子，改立刘弗陵为太子，因此他把刘弗陵所出生的宫门命名为“尧母门”。赵婕妤既然被称为“尧母”，刘弗陵当然就是“尧”了。这一命名显然表明了汉武帝欲将帝位传给刘弗陵的意向。要立刘弗陵为帝，必然要废黜太子刘據，也就必然要消灭以卫皇后为支柱的外戚集团。这样，一场以卫氏外戚集团为主要对象的巫蛊之祸就开始了。
　　所谓巫蛊，就是用诅咒或埋木偶人的办法戕害人或移祸于人的巫术。这种巫术在当时非常流行。从民间到宫廷，从达官贵人到后宫嫔妃，无不玩弄巫蛊妖术。汉武帝一向信符瑞，晚年多病，疑神疑鬼，喜怒任情，对巫蛊之类的巫术更是深信不疑。一些奸佞之徒便利用这一点挑起了巫蛊之祸。巫蛊之祸首先是从剪灭卫皇后姐夫、丞相公孙贺一家开始的。当时有人奏告公孙贺的儿子与公主私通，用巫蛊诅咒皇上。汉武帝得报大怒，也不问青红皂白，便命人将公孙贺父子逮捕下狱，结果满门抄斩。卫青长子卫伉也受连坐被诛。这次被杀的大多是卫氏外戚集团的中坚人物，可见汉武帝灭亡卫氏集团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不久，水衡都尉江充为了陷害太子，预先派人在太子宫中埋下木偶人，然后上书，诬告太子和卫皇后用巫蛊作祟。汉武帝即命江充为治巫使者，穷治狱案。太子被诬陷，不能自明，遂矫诏捕杀江充等人，并发兵数万以拒官兵。结果兵败，亡走湖州，被围自尽。卫皇后也被汉武帝收回印绶，逼迫自杀。这次事件还连累朝廷内外，有数万人丧生。
　　卫氏外戚集团被消灭以后，汉武帝遂立刘弗陵为太子。为了避免“女主恣乱国家”，他又一次残酷地将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废黜，囚禁在掖廷，赵婕妤不久即死于狱中。当时，左右侍从不理解汉武帝何以废杀赵婕妤。问他：“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汉武帝回答说：“然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史记·外戚世家》。汉武帝不仅对赵婕妤如此，其他凡是生了子女的嫔妃，他都一律废黜致死。这说明汉武帝在重用外戚时，已经看到了外戚兴盛后又会对皇权构成新的威胁。他晚年对外戚的打击、杀戮政策正表明了这一点。宫廷政治斗争就是这样残酷，皇帝为了加强皇权，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的，也是不顾任何亲情人伦关系的。
　　汉武帝立刘弗陵为太子，在临终前夕，把太子托付给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受遗诏辅佐少主。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安排又导致了后来霍氏外戚之乱。西汉后期，外戚史氏、王氏专权便接踵而来。东汉时期，外戚更是骄横跋扈，专擅朝政，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攘夺皇权的闹剧。此后一直到唐朝，最高统治者都利用外戚来控制百官，加强皇权。一般来讲，外戚政治往往容易酿成外戚专权，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对皇权形成新的威胁。所以宋代以后，皇帝加强了对外戚的控制，外戚政治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皇帝除了任用外戚为亲臣，控制朝政，加强皇权，还经常任用近侍内臣，控制和监督外朝大臣，这样就在中央政府的机构中出现了外朝和内朝。秦汉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发展有一个规律，那就是皇帝为了加强集权专制统治，往往提拔心腹近臣，在自己身边建立一套秘书班子，用他们去分夺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的职权，这一套秘书班子就叫内朝。内朝官的权力急剧膨胀，后来就逐渐取代了外朝官。当内朝官成为正式的国家机构以后，皇帝又重用近臣，在内朝建立另一个参谋班子，他们入侍帷幄，内参机密，在朝廷正式机关之外，又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内朝组织。汉代的尚书台，魏晋六朝时的中书省、门下省就是由内朝官发展而来的。
　　内、外朝的设立也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一方面重用外戚，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削夺丞相的职权，从而导致了宰相制度的变化。汉武帝以前，实行丞相制，只有丞相才是宰相，而专任丞相的人全是列侯。这些列侯都是军功大臣及其后裔，在朝廷位高势尊，权力很大。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首先，不再任用列侯为丞相，而是任用出身低微的人为丞相，然后再封为列侯。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公孙弘为丞相，封为平津侯。公孙弘出身低微，曾牧过猪，担任过小吏。后来上书朝廷，得到汉武帝重用。由于公孙弘出身贫贱，因此对皇帝的拔擢感激涕零，感恩戴德，对皇上毕恭毕敬，不仅处处按汉武帝的意志办事，而且还用儒家思想对汉武帝的一切措施进行文饰。其次，汉武帝改变了过去对丞相礼貌甚躬的态度。　　　　　　公孙弘到内廷去见汉武帝时，汉武帝有时连帽子也不戴。此后，汉武帝对丞相稍不满意，便当面斥责、免官或处死。再次，汉武帝经常更换丞相。他在位时共有10位丞相，其中就有5人因罪自杀，或下狱腰斩。这种情况在汉武帝以前从未发生过。这说明在汉武帝时期，丞相的地位已经大大地降低了。
　　汉武帝在贬损丞相的同时，又提高御史大夫的地位，与丞相平起平坐，以分夺丞相之权。到后来，丞相改名为司徒，御史大夫改为司空，太尉改为司马，统称为三公，三公都是宰相。这样，就把西汉前期以丞相为宰相的制度改为以三公为宰相的制度。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约，互不统属，只向皇帝负责，这样宰相的权力就被大大地削弱了。
　　设立内朝，利用内朝与外朝对峙，并分夺外朝权力，这是汉武帝削弱相权的又一重要的权术。他常常从民间拔擢地位低微的儒学之士作为侍从。汉武帝常常同他们商量朝中大事，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来自民间，了解民情，对社会的弊端也比较了解；同时，他们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积极进取，支持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因此汉武帝对这一批人非常信任，让他们预闻政事，托为心腹之臣，成为汉武帝改革的智囊团。但是他们不是朝廷的正式官员，也没有固定的官职，有时天子甚至把他们当做宾客看待。但他们经常代表皇帝在朝廷发表意见，有时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在朝廷上与大臣辩论，诘责朝臣，驳得朝廷大臣哑口无言。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与朝廷正式职官系统不同的内朝官系统。这一内朝官系统，当时称为“加官”，有侍中、常侍、散骑、诸吏等名称。除了天子的心腹、亲信和宾客，外朝大臣中为皇帝所信任者，也可以加戴“侍中”等名号在内朝预闻政事，成为内朝官。
　　明代太监塑像内朝的办事机构叫尚书台。秦朝时期，在禁中设有尚书的官，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皇帝与丞相之间传达文书。汉武帝为了削弱相权，强化君权，开始利用尚书这个办事机构。尚书多由近侍、心腹之臣担任，所办之事日益增多，职权日益扩大，其重要性也日渐增强。汉元帝认为宦官无外党，精专可信任，于是任用宦官石显为中书令，并委以朝廷政事。朝廷大小政务都要通过石显，石显成为朝中显贵，百官大臣对他无不敬畏。到汉成帝时，随着尚书职权的扩大，尚书台的组织机构也随之扩大。汉光武帝建立东汉以后，进一步加强尚书台的权力。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仍然是三公和九卿，但实际上国家的大权则完全集中在禁中的尚书台。尚书台正式成为国家政务的中枢，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以三公为首、九卿分职的中央政府只是一种摆设。整个东汉时期，尚书台不仅参与国家机密，出纳王命，而且把中央王朝的职权，如选举、任用、考课官吏之权等也逐渐侵夺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的皇帝为了加强皇权，不断利用尚书台这个内廷组织，把政权从中央政府引渡到自己的卧室。到了魏晋南北朝，尚书台已从内朝官演变成为外朝官，正式成为法定的行政执行机关。但这样一来，它与皇帝之间便又产生了隔阂，于是皇帝又重用内廷另外两个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专管机密，取代了原来尚书台的地位。曹魏时开始设立中书省，置中书监、中书令，独立为署，典掌机密，撰拟诏敕。此后中书省的职权越来越大，成为国家的决策机关，而尚书省则成为听受命令的执行机关。南北朝时，为了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又在禁中设门下省，凡是中书省发出的重要诏令，皇帝都要听取门下侍中的意见。隋朝建立后，对官制进行改革，确立了三省六部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唐朝、五代时，皇帝又用翰林学士、枢密使分割宰相之权。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削弱宰相的权力。自唐朝以来，大臣见皇帝，皆在殿上列座，以表示皇帝对大臣的尊重。北宋之初，宰相范质等在朝会上依照惯例仍然列座议事。一次，宋太祖对范质等人说：“朕眼睛昏花，看不清字，卿等自己拿文书来看吧。”范质等人起身从内侍手里拿过文书，待退回原位时，太祖早已密令内侍将他们的座椅偷偷地撤去，范质等只得站着议事，从此成为制度。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以左丞相胡惟庸犯有“专肆威福”、“图谋不轨”等罪名，将其处以死刑，并乘机废掉中书省，不设丞相，改由皇帝直接君临百官。在中国沿袭了1600多年的丞相制度被废除，标志着皇帝的集权专制统治达到了极点。后来，为了处理政务之需，明成祖设立内阁，用秘书班子内阁大学士行使中枢之权；清代又用参谋性质的军机大臣架空内阁，军机大臣成为实际上的宰相。
　　宦官也是皇帝用以加强皇权的工具。在中国古代皇帝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宦官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宦官是中国古代宫廷中的特产，早在商周时代就已存在了。宦官主要负责君主及后宫的各种事务，实际上是君主和后妃的奴仆。君主为了防止他们秽乱后宫，便残忍地将他们阉割了，所以又称阉宦。宦官因腐身入宫为奴仆，故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但是，他们身居后宫，在帝王之侧，常与君主接近，由于这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他们在宫廷政治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早在先秦时期，就出现了一些在政治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宦官。秦汉以后，因袭古制，仍设宦官。随着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就越来越重要。秦二世时，宦官赵高专权，荼毒天下，很快就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西汉初吕后称制时，宦官张卿出入宫廷内外，受宣诏命，也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君主自觉地利用宦官来加强皇权，则是从汉武帝开始的。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设置了内朝，开始任用宦官参与政事。汉元帝时，宦官史游担任黄门令，由于他忠心耿耿，因而颇得元帝信任。特别是弘恭、石显二人，为人巧慧，习于政事，能探知君主细微之意，所办之事，所说之话，无不深获上意，因此很得元帝的信任，宫中大小事务，皆由他们处理。他们以中书之职执掌权柄，显贵倾朝，百官大臣无不畏惮。
　　皇帝之所以愿意任用宦官来加强皇权，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身居宫中，孑然一身，缺乏社会权力的基础，这就是汉元帝说的“中人无外党，专精可信任”《后汉书·宦者列传》……而宦官也只有完全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效力，以获取皇帝的信任，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常保富贵和权势。另一方面，宦官“地居禁密，日在人主耳目之前，本易窥颦笑而售谄谀，人主不觉，意为之移”（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东汉宦官》……所以自汉武帝以后，宦官在皇权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在东汉，宦官的势力达到极点。汉光武帝为了把朝政控制在自己手中，对外戚和功臣严加防范，因而重用宦官，许多机密要事都让他们参决，而外廷三公只奏行政事而已。西汉时，内宫之官或用阉宦，或用士人，并无定制。东汉以后，内宫之官一般由宦官担任，不再任用士人。后来，尚书台逐渐演变成外朝行政中枢，内朝官则由外戚和宦官共同把持。由于皇帝与外戚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因而宦官的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统治集团中的一股重要的势力。到后来，宦官政治终于走向了皇权专制统治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在东汉、唐朝和明朝，都出现过宦官之祸。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玩阴谋，弄权术，使宫廷政治呈现出波谲云诡的局面。
　　东汉时，和帝以后，皇帝大都寿命短促，年纪不大就死了。所以即位的皇帝大都是幼冲孩童。皇帝幼冲，不能躬执朝政，只有由皇太后临朝称制，执掌政权。在父权制的时代，太后虽有称制之制，但却不能亲见大臣，对于太后来讲，唯一值得信任的只有本家的亲属，于是委政外家，由父兄子侄领军控政，专擅政柄。幼童皇帝不仅便利了外戚擅权，同时也为宦官势力的急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一方面是女主临政，万机殷远，称制下令，不出庭帷之间，不得不重用宦官，寄国命于刑人；另一方面是小皇帝长大以后，不甘心受外戚的挟制，极力想把皇权从外戚手中夺回来，但瞻顾宫禁内外，尽是外戚党羽，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随附于身边的宦官，因此便与他们密谋，发动宫廷政变，诛杀外戚。这说明了宦官专权乃是皇帝为了对付外戚和官僚大臣而培养起来的一股恶势力发展的结果。
　　宦官得以专权，首先得力于皇帝的信任。历代的皇帝都认为，宦官孑然一身，在社会和朝廷中缺乏权力基础，他们只有依附于皇帝，忠心耿耿地为皇帝服务，成为皇帝的奴才和心腹，才能长保富贵。但宦官专权除了皇帝的信任，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也为其提供了重要条件。皇帝为了利用他们加强皇权，常常让他们直接干预朝政，担任一定的职务。宦官控制了国家政权中枢的某个重要环节，这就从制度上为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如东汉的宦官具有“传发书奏”、“省尚书事”的权力。所谓“传发书奏”，就是朝廷的机要文书，皇帝的诏令、谕旨，朝中大臣以及地方的上书、奏章，均由其上传下达。所谓“省尚书事”，就是处理朝政。这两个方面都是国家政权的枢机与核心，宦官控制了它们，实际上也就控制了国家政权。唐朝的宦官担任“四贵”，不仅控制了国家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军权。明代的宦官拥有“批红”和票拟圣旨之权。他们在皇帝和政府之间承担了传达疏通的重责，这是中央枢机政务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既然由宦官控制了，他们也就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机密，控制了最高权力。因为他们在向皇帝览读文件的过程中，即可应皇帝的咨询提供意见，或主动进言，从而对皇帝的决策产生影响；他们更可用传达、疏通文件之权上下其手，塞进私货，蒙蔽皇帝，专断朝政。另外，从东汉开始，宦官就掌握了军队，特别是掌握了朝廷禁军，这更是宦官专权的重要条件。
　　不论是外戚政治还是宦官专权，都是皇帝控制朝政、制驭大臣的产物，是统治权术在制度上的反映。但是外戚和宦官的权力达到一定程度和规模以后，就走向了皇权的反面，成为皇权的异化物，反过来凌驾于皇权之上，操纵皇权，甚至对皇帝自身的生杀予夺都操于外戚和宦官之手。西汉初年的吕氏，汉宣帝时的霍氏，汉末的王氏，东汉时期的窦氏、梁氏、何氏，两晋时期的杨氏、王氏、谢氏、庾氏，北周的杨氏，唐朝的杨氏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专擅朝政的外戚。历史上的宦官之祸以东汉、唐朝和明朝最为突出。一个王朝到了这种时候，往往也就是极其腐败的时候，改朝换代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
　　春秋时期的管仲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他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齐桓公的霸业。但是管仲以前曾是齐桓公的政敌。齐桓公名小白，其前任是他的兄长齐襄公。齐襄公是一个丧失人伦的衣冠禽兽，把齐国搞得一塌糊涂，使齐国政治潜藏着极其管仲像深刻的危机。诸公子纷纷逃亡，以避灾难。公子小白与心腹鲍叔牙投奔莒国，弟弟公子纠则同心腹管仲投奔了鲁国。不久，国内发生政变，齐襄公被杀。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得知消息后，分别由他们所居的国家派遣军队，护送他们回国。两兄弟谁先回到齐国，谁就能成为国君。为了帮助公子纠夺得齐国君位，管仲单人匹马驰向通往莒国的大道，奋力追赶上了公子小白。他假装恭顺，上前拜见小白，乘小白不注意，突然猛发一箭，直向小白心窝射去，小白大叫一声，口吐鲜血，从车上栽了下来。管仲大喜过望，急忙策马而逃。管仲赶上公子纠的队伍后，把事情对公子纠讲了。他们以为政敌已除，于是便从容不迫地向齐国进发。但是当他们赶到齐国首都临淄时，却得知小白已经登基为国君了。
　　原来小白并没有死，那一箭正射在他腰带的铜钩上，便幸运地躲过了劫难。小白知道管仲是有名的神射手，于是急中生智，咬破舌尖，大叫一声，口吐鲜血，栽下马去，瞒过了管仲。然后他们抄小路疾驰回国，抢先登上了国君的宝座。鲁国军队见小白捷足先登，便用武力攻打城门，哪知齐国早有防备，鲁军大败而回。
　　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齐桓公即位以后，要封鲍叔牙为相，鲍叔牙却向齐桓公极力推荐管仲，他对齐桓公说：“管仲之才，胜我百倍，君若欲大展宏图，非管仲莫属。”齐桓公也知道管仲是旷世奇才，又见鲍叔牙竭诚推荐，于是决定捐弃前嫌，重用管仲。为了能让管仲回国，齐桓公派人对鲁国国君说，杀掉公子纠，缚送管仲回国，以报一箭之仇。若不应允，即兴兵伐鲁。鲁国弱小，只得照办，杀了公子纠，把管仲捆绑起来，装入囚车，送回齐国。管仲自以为必死无疑，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大义凛然，泰然处之。哪知当他被押进宫廷时，齐桓公快步走下座位，亲自为他松绑，当即拜他为宰相。齐桓公的这一举动使管仲深受感动，从此他尽心辅佐齐桓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结果齐国大治，国力大增。管仲又建议齐桓公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存邢救卫，九合诸侯，最后终于称霸天下，成为春秋时期五霸之首。
　　当然，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对人才的任用也不应该求全责备。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任何人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如果求全责备，那就没有人才可用了。春秋时期的五霸之一楚庄王有一次举行晚宴，招待百官大臣，由他的爱妃亲自给大家斟酒。正当大家吃得酒酣耳热时，突然吹来一阵风，把所有的灯烛都吹熄了。在黑暗之中，不知是谁伸手捏了一下王妃的手，王妃顺手扯下了这人的冠缨，要楚庄王追查没有冠缨的大臣。楚庄王认为，酒后失态，此乃人之常情，若因此而查处，不仅败了宴会的兴致，而且会伤害国士之心。不一会儿，灯烛重新点上，楚庄王宣布道：“今日群贤齐集，寡人十分开心，请各位在宴会上勿拘礼节，现在大家都把冠缨摘下，我们就来一个绝缨之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