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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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伏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在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使我们不感到一点儿不方便。
　　母亲一晚上担心着家里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较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去，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一点损伤。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二个镖客（三叔刚在南充做了知县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便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元。以后再也没有变兵来纠缠了。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和气的。
　　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医治过玻她们也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籍。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却没有想到去读它的内容。
　　自从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压倒了她，毁坏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简直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呵。”我常常在暗中祷告着。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没有用。父亲是相信着中医的。母亲死后我们就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断绝了来往。
　　冬天一到，二姐便渐渐地睡倒下去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里，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着几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那心里的寂寞一定是很难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厅上还在演戏。父亲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看。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够动弹，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一个尖脸，没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楚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女佣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
　　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的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常地方很宽，长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间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坟墓。后面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时候仿佛是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上闪耀。坟边生了不少野花，正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双蝴蝶时时在花上面飞舞。在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里。忽然坟墓后面起了一阵响亮的哭声。
　　这时候我就惊醒起来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身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一阵恐怖压倒了我。我没有一点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一会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常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女佣和仆人，也时常同着我玩。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却死掉了。
　　大哥那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当然差了许多。
　　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在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
　　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的生活就变得很忙碌了。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的种类就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好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房里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依旧时常继续着，而且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的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