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十八朝艳史演义-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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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宗竟谓邓绾为国司直，乃为大臣乞恩，有伤国体，把邓绾贬知虢州。王安石见神宗这样，更觉得惭愧，乃力请解除职务，这正是：新法不行滋怨毒，时穷势蹙失君心。
　　要知神宗毕竟把王安石怎样安置，挽留他呢，罢免他呢，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曹后怜才免兴冤狱　　神宗尽孝谨守遗言
　　神宗至是也大不满意王安石了，遂准他解职，命以使相出判江宁府，不久，改为集禧观使。王安石出居金陵后，往往写“福建子”三字，福建子是指吕惠卿，因为是深悔被吕惠卿所误，这且不提。王安石既去，神宗乃擢吴充、王珪同平章事，冯京知枢密院事，蔡确参知政事。吴充与王安石为儿女亲家，吴充素不赞成王安石所为，每向神宗奏陈新法不良，神宗至是喜他不党附王安石，擢为宰相。冯京与王安石乃是同年，王安石致吕惠卿私书中“勿令齐年知”一语，就是指冯京，所以神宗此时便认冯京为贤者，召他知枢密院事。
　　吴充意想将新法变革一二，自顾才学谫陋，乃奏请神宗召还司马光、吕公著、韩维、苏颂等，又举荐孙觉、李常、程颢等数十人。神宗乃召吕公著同知枢密院事，进程颢判武学。程颢自扶沟县入京，任职才数日，李定、何正臣便劾他学术迂阔，趋向僻易，神宗仍命他还任原官去了。吕公著上疏谏阻，竟不得请。司马光在洛听得吴充颇有更正弊政的心志，乃致书吴充，陈述救济时弊的方法。司马光书云：自新法之行，中外汹汹，民困于烦苛，迫于诛敛，愁怨流离，转死沟壑，日夜引领，冀朝廷觉悟，一变敝法。今日救天下之急，当罢“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而息征伐之谋。欲去此五者，必先别利害，开言路以悟人主之心。
　　今病虽已深，犹未至膏肓，失今不治，遂为痼疾矣。
　　吴充得书，颇想照司马光的意见，请神宗罢除“青苗”、“免役”、“保甲、”市易“诸新法，广开言路以征求多士意见。蔡确听得，暗吃一惊，若是罢免了这些新法，引进忠良，他便要像化子没了蛇弄，不能再有饱饭吃，忙向吴充道：”这些新法怎能变更得呢？皇上费了多少勤劳，才得到今日的成绩，我辈好意思请求他废掉吗？而今只有萧规曹随，遵守前制，才是继往开来的善策。若一更变，便惹万代骂名了！“吴充听了，惧怕起来，不敢采用司马光的建议，仍旧履行新法。因此，王安石虽然罢了相位，新法却是一点也没有变更什么。
　　忽一日，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劾奏知湖州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交通戚里，诚属大不敬，请严格究治。神宗大怒，降诏逮苏轼入都，下付台狱。原来苏轼前因论新法不便，谪贬杭州后，再徙于徐州，不久又徙湖州。他一路游山玩水，放情诗酒，消磨他郁郁不得志的烦恼岁月，也尝借着吟咏讥讽朝政。摘句如次：咏青苗云：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咏水利云：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咏课吏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
　　咏盐禁云：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像这一类的诗歌，不胜枚举，原不过诗人一时感触，发为吟咏，并不是真个存着什么大不敬的心思，怨谤君父。李定、舒亶一班小人，便把这个指作苏轼怨谤君父的证据，硬加他大不敬的罪名，要把他处死。神宗一时也被谗言所蔽，以为苏轼真个是逆臣。可巧被曹太皇太后知道了，召神宗进去问道：“听得现在诏逮苏轼下付台狱，苏轼究竟是犯了什么罪案啦？”
　　神宗对答道：“苏轼怨望朝廷，毁谤君父，犯着大不敬的罪名。”曹太皇太后惊道：“果然吗？苏轼何至于是呢？有证据么？”神宗对道：“有的。”即把苏轼作的诗歌，像前面摘出的，举诵数首作证。曹太皇太后听了，侧然道：“这个可作证据么？
　　就这种无理的证据，就可认定苏轼是大不敬，要将他处死么？
　　须知文人制作诗歌，乃是一时的感触，并非有什么成见；就是有一二讽刺朝政处，这乃是诗人应有的态度。诗三百篇，不多是含着讽刺的吗？人君不能因而嘉念诗人忠君爱国的苦心，改善一切，反要罗织成罪，处以极刑，岂是人君慎狱怜才的道理？
　　当初苏轼兄弟初入制科，仁宗皇帝便重视他二人的才学，欣慰道：“朕为子孙得到两个好宰相了！‘而今诸人之指控苏轼，不是忌才，便是挟仇，不可不加熟察！”神宗恍然，唯唯受教而退。吴充及同修起居注王安礼，亦上奏替苏轼解辩，神宗遂决意宽贷苏轼。王珪听得神宗要赦苏轼，忙再举苏轼的《咏桧》诗二句入奏。诗句云：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王珪奏道：“苏轼这两句诗，显然是不臣的表证，若不严行谴责，将来把什么儆示后人呢？”神宗道：“卿何吹毛求疵一至于此！苏轼这诗，他自咏桧，何干朕躬呢？”王珪又奏道：“苏轼确系不臣，陛下必当重处才是。”神宗怫然道：“卿想使后世讥议朕不能容才么？”王珪才吓得不敢再奏了。舒亶又奏附马都尉王诜辈，与苏轼交通声气，朋比为奸；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刘挚等，亦与苏轼隐相联络，同一举动，都非严办不可。神宗不听，但从轻发付，谪苏轼为黄州团练使，本州安置；苏辙、王诜连坐削职；张方平、司马光、范镇等二十二人，罚锾而已。一场文字狱，总算因曹太皇太后几句话，未曾小题大做，便轻轻地解决了。
　　苏轼奉旨出狱，即赴黄州治所。到了黄州，苏轼还是豪放如昔，常手策行杖，足登芒鞋，与田父野老，徜徉山水，载酒携琴，引朋挟妓，优游取乐。就东坡建筑一小室，满贮图书，作为居住的地方，自号做东坡居士。这所房子，虽系竹篱茅舍，却是精雅绝伦，净几明窗，古香古色。他常到人家饮酒，半夜才归。他的家僮都睡着了，他敲了半日门还是敲不开，便站在门前听听江流的自然音调，停一会再敲。怎见得？有《临江仙》为证。词曰：夜饮东城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僮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轼此时，还喜欢听人讲鬼，遇到人家没得说了，便道：“你只瞎说一回就是。”这是何等有趣的事啊！他的职位虽然是在官，而行径却异常浪漫，好像无拘无束的一般；每遇宴集，谈笑终日，一无倦容；间若醉后挥毫，真行参半，闳幽粲落，峻厉绝世。原来他的书法，少时习兰亭，后来又学颜鲁公，所以越加超妙了。当时那些营妓，见他不甚惜墨，争着跑来索题索书，拿回去增光斋壁。因此，苏轼的文名，益加洋溢起来。
　　神宗后来也爱他多才，想起用他作史馆修撰，终被王珪等多方阻扰，未果实行，只将他移徙于常州。这是后话。
　　神宗在十一年时，改元作元丰，此时已是三年了。忽曹太皇太后违豫，神宗乃与曹太皇太后弟曹佾同进慈寿宫省问病状。坐了一刻，神宗先起告退，意思想使曹太皇太后姐弟略叙私衷。不料神宗刚离座起，还未退出，曹太皇太后遽命曹佾道：“今日许尔进宫，已是偏在姐弟情分上，格外加恩的。尔当知道，此地不是尔得独留的，快随官家一同出去。”曹佾听了，连忙随了神宗出来。原来曹太皇太后一向不许曹佾入宫，也不许他干与国政。今日乃是神宗见得曹太皇太后病势不比往常，固请懿旨，才允许他入宫一面，毕竟不许他久留，可见曹太皇太后遵守宗法，虽属骨肉至亲，丝毫不肯宽假咧！过了两日，曹太皇太后的病益剧，神宗侍疾寝门，衣不解带，通宵守候，毫无倦容。最后一日，曹太皇太后自知将长辞斯世了，乃命宫女扶起，亲启金匮，取出章奏一束，亲手固封，付与神宗道：“待我死了开看，但只许儿自己明白此中故事，断不可因此罪人！”神宗含泪接收了。曹太皇太后又提笔写“博爱亲民”四个大字，作飞白书，笔势飞动，有游龙行空的气概，写完，钤盖慈寿宫宝，赐与神宗道：“这四个字，就抵得千言万语的遗嘱了，儿善体我的意思吧！”神宗忙跪下接受了，泣对道：“儿臣敬遵懿旨！”曹太皇太后听了，心甚欣慰，即命神宗起来。
　　神宗遵命起来，侍立一旁。曹太皇太后乃复卧下。停了一会，忽问宫女道：“今日是什么日时了？”宫女奏答道：“今日是十月二十日。”曹太皇太后颔首道：“呵！”又自语道：“只此日来，只此日去，免烦他百官。”说毕遂崩。原来这日乃是太祖皇帝大忌日，曹太后死在此日，省得别日立忌，使百官有司有奉慰行香的麻烦。当下神宗号啕恸哭，宫廷内外，齐放悲声。神宗哭了一会，群臣劝止。神宗乃启开曹太皇太后所授与的密缄观看。神宗阅罢，把它收在怀中，复又放声大恸，经群臣百般劝慰，才渐渐止住。你道曹太皇太后这封密缄里所藏的章奏，是议论的什么事情，神宗看了要这等哀恸？原来不是别的章奏，乃仁宗皇帝立英宗皇帝作皇嗣时，群臣谏阻的章奏，所以神宗看了要这等恸哭。神宗果然遵着曹太皇太后遗命，不追咎这些臣子，只自己感戴曹太皇太后的慈德，尽礼尽孝服丧。
　　于是尊谥曹太皇太后做慈圣光献；推恩曹氏，进曹佾中书令，官家属四十余人。曹佾及家属等，亦能遵慈圣光献遗志，虽蒙恩宠，无敢不谨的。慈圣光献丧事办毕，不觉又是三年六月了。
　　神宗因得自太祖皇帝开国以来，所有官制，多因袭唐朝，不过稍有异同罢了。太师、太傅、太保，三师；太尉、司徒、司空，三公，不常置。以同平章事为宰相，参知政事为副，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别在禁中设置中书，与枢密院对持，文武两柄，号做二府。天下财赋，悉隶三司。所有纠弹等事，属御史台掌管。至若尚书令、侍中、中书令，三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太常、宗正、光禄、卫尉、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大府，九寺；国子、少府、将作、军器、都水、司天，六监等，往往由他官兼摄，不设专官。草诏归知制诰及翰林学士：知制诰掌外制，翰林学士掌内制，号做两制。修史属三馆，便是昭文馆、史馆、集贤院。首相充昭文馆大学士，次相或充集贤院大学土，有时设置三相，即分领三馆。馆中各员都称学士，一经此职，遂成名流。又有殿阁等官，亦分大学土及学士的名称。这些概无定员，大半由他官兼领虚名而已。
　　乃诏中书详定官制，设详定官制局，命翰林学士张藻，枢密副承旨张诚一主办这事。九月，官制议订完毕，凡旧有虚衔，一律罢去，改为官阶。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分作二十四阶。
　　领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等名，改为开府仪同三司；领左右仆射，改为特进；自是以下，易名有差。至此，宋朝才有了一定的官制。神宗因谓执政道：“新官制将行了，朕的意思，以为新旧两派人物，宜并行引用才好。”指御史大夫道：“这个官职，非用司马光不可。”王珪、蔡确听了，相顾失色。怎么唤做新旧两派呢？新派就是指维新的一派。这一派，奉王安石为首领，王珪、蔡确对于政治的观念，统是以王安石的政治观念为依归，系属于新派。旧派就是指守旧的一派。这一派，以富弼、文彦博、司马光一班人为首要。还有道学一派，以胡瑗、周敦颐、孙复、程颢、程颐、邵雍、张载一班人为首要，政治观念与旧派同，都是主张守旧的。世称胡瑗作安定先生，孙复作泰山先生，周敦颐作濂溪先生，邵雍作康节先生，张载作横渠先生：诸人已先后死了。因为新旧两派是极不相容的，如果司马光见用，势必连类同升多人，大减新派的势力，且将摇动新派的政治地位，所以王珪、蔡确听了神宗说要用司马光，不由得要陡吃一惊。这时吴充已退职，王珪居首相，遂与蔡确商定个计策，荐俞充知庆州，使他上“平西夏策”，引得神宗专心戎事，便不召司马光。神宗乃任王珪为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惇为门下侍郎，张璪为中书侍郎，蒲宗孟为尚书左丞，王安礼为尚书右丞。更命冯京为枢密使，薛向、孙固、吕公著为枢密副使，诏民畜马，拟从事西征。不久冯京、薛向并罢去，即命孙固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韩缜同知枢密院事。
　　忽知庆州俞充上奏，称夏将李清，本属秦人，曾劝西夏主李秉常以河西的地方来归。李秉常的母亲梁氏知道这事，立即把李秉常幽囚着，把李清杀了。这桩事件，我朝应兴兵问罪，此是千载一时的机会！神宗得奏大喜，即诏熙河经制李宪等，召集陕西河东五路的兵马，准备伐西夏，而召鄜延副总管种谔入对。种谔奉召，不敢怠慢，驰驿入朝。神宗问种谔道：“朕将亲征西夏，不知西夏的虚实究属怎样，卿且据实奏与朕知。”种谔这个人，生平最喜夸大口，乃是个言不顾行，行不顾言的人，神宗偏偏召他入对，真乃问道于盲了。当下种谔便奏答道：“西夏没有人才，李秉常只是个小孩子，陛下大兵一去，就马上躧平了西夏，擒捉李秉常回朝了！”这正是：喜功好大终何益，误国只凭一语差。
　　要知神宗听了这几句大话，信也不信，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调兵遣将五路兴师　　弃甲抛戈全军败绩
　　神宗听了种谔的奏对，天颜霁开，以为取西夏真个有那么容易，遂决计西征，召集文武两班，会议军事。孙固谏奏道：“大凡出兵是很容易的，收兵却就难了，陛下还当审慎，勿轻出兵！”神宗道：“而今西夏正是有隙可乘，我国不从速出兵，略定河西，岂不坐使广大的边地，被辽国取去吗？这个机会，是决不可失却的！”孙固又奏道：“陛下就是定要出兵，亦当宣布西夏的罪状，以伐罪为目的，不宜便想灭人国家，夺人土地。战胜之后，只可把他分裂起来，命他的酋长自守；若是整个地把他吞并，臣不敢谓然。”神宗笑道：“卿这种论调，真同汉朝的郦生一样迂阔了！”王珪进奏道：“陛下的主见甚是。
　　兵贵神速，须要即日出兵，不可迟疑！“孙固复奏道：”然则命何人作统帅呢？“神宗道：”朕已定见任命李宪。“孙固再奏道：”李宪吗，他乃是个宦官，怎么好命他作统帅呢？征伐外国，乃是一桩最重要的事件，乃使阉人作统帅，不见得中国太无人了么？就是那些将士，亦未必肯用命。“神宗不悦道：”怎见得将士便不肯用命呢？难道不同是食君之禄吗？“当下即由王珪、蔡确议定，五路出兵。孙固乃又奏道：”而今既决定五路出兵，没有一个总帅发策指示，就使成功，那些兵亦定要发生变乱的！“神宗道：”朕岂不知要个总帅？只是现在没这么一个可当大任的人。“吕公著即进奏道：”这等重大的军事，当然要先择总帅，既是没人作总帅，倒不如不出兵为是。“孙固接口奏道：”吕公著的奏议很是，愿陛下俯纳！“神宗决意道：”卿等不必多阻拦，朕意已决，这回兵是定要出的！“孙固、吕公著见神宗只是不听，没奈何，只得退出。神宗于是降诏，命李宪出熙河，种谔出鄜延，高遵裕出环庆，刘昌祚出泾原，王中正出河东：五路并进。会议而毕，传旨已定，神宗退朝回宫。
　　高太后听得此事，忙命内监：“召官家来！”内监领旨，即刻去了。一会神宗进来，请过安，一旁侍坐。高太后问道：“听得已决定五路出兵，往伐西夏，已传旨了，是吗？”神宗对道：“是。”高太后再问道：“五路中果有高遵裕一路么？”神宗又对道：“有。”高太后道：“这一路军马撤回来的好，不然，定要误事的。”神宗奏问道：“什么缘故呢？”高太后道：“大凡行军。第一要主帅得人。因为主帅得人，将校才不致妄动，进行攻取才不致失机。能够这样，才可望有胜无败，就是不幸而致失败，还能整饬部伍，从容而退，不会大受损折，所以行军的事，选任主帅，是最宜审慎，不可随意的。这五路军马，其他四路，我不晓得他们胜任也否，但是高遵裕一路，我知道他实不胜任。高遵裕是我从父，我深知他的才能气度。
　　他报国的忠心，原不后于别人，只是气度太小，不能容人功劳高过他，这是他大大的短处。这个短处，是很易致败的！怎么说呢？因为既不能容人功高于我，那么攻城夺地，总想自己一人独任，把功劳尽归自己一身，不许部下独有所得。行军乃是要乘机得时的，哪一处有机可乘，哪一处得了时会，就该让那一处神速先进，先立功劳，不能少有所待的。如果定要专待一人，便不免患得患失，顾东顾西，弄到坐失时机，一处不能有功。而敌人方面，倒得从容准备防御之策，且更将乘隙以谋反攻了。到了最后，终于失败下场，所以高遵裕，命他镇守疆土是可以，命他领兵攻取，恐怕不能建功，而且还要取败。依我的意见，不如把他撤回来的好。“神宗道：”母后不必过虑，经略使一向在环庆很有威声，谅不会临阵失机的！况且原有五路军马并进，他既不肯容人功高于他，攻取战斗自必不肯后人，这正可以争成功勋哩！“高太后知道神宗个性刚愎，说了不听，只得听他了。这且不提。
　　那李宪、种谔、高遵裕、刘昌祚、王中正五人，奉到诏命，各个调齐军马，建旗伐鼓，挟矢张弓，分道进兵。秋七月的日光，势力更来得猛烈。三军将士，一个个汗涔涔下，那些战马，只是喘个不息，满身的毛，好像雨洒了一般，没有一根干燥的。
　　可怜！功还未建，马已汗透了。那西夏的谍者探听得这五路齐出的惊人消息，不敢怠慢，走马如飞，去报告西夏国母。梁氏得报，忙召集诸将，会议防御方策。原来西夏主李元昊，已在仁宗庆历八年死了，传给子李谅祚，又在熙宁元年死了，传给子李秉常，就是现被幽囚的国主。这些年来，西夏虽仍承袭朝廷封赐，然而不时扰边，以英宗治平三年，及熙宁元、二、三、四年，这几回最为厉害，所以神宗便立意要想灭却他。而在西夏诸将，却因朝廷近年来无有良将守边，不免轻视一切，简直无一人畏惮上国威严。当下听得朝廷五路来伐，不但不惧，而且一致向梁氏主战。有的道：“宋朝现在那班边将，尽是些酒囊饭袋，只能吃喝，不能作事情的。而今他们五路齐来，还不是一样的来送死吗？只要一战，就可把他们一网打尽了！”有的道：“李宪乃是个宦官，怎知兵事？种谔又是个败军之将，怎可言勇？看了他们的将官，就可晓得他们此来是必败的啦！”有的道：“当着现在秋高马肥，我们也正要去与他们周旋周旋的，而今他们居然来了，岂不正好争战一场吗？”有的道：“这正是天赐机会给我们建功立业咧！”大家握拳振臂，跃跃欲试。忽一老将独排众议道：“不可，不可。宋朝的将官固是些无勇无谋的。但是这数十万士卒，却不少勇夫，而今鼓勇振奋而来，头一阵亦实在不可轻敌。不如用坚壁清野的老法子，不与拒战，纵使他各路深入，消沉他的锐气，疲老他的士卒。
　　但聚集劲兵于灵夏，派遣骁骑抄截他的粮运。等到他的锐气已消，士卒已疲，粮饷又绝，这数十万人马，一则日久生心，一则饥饿难忍，不待击他，他自己会溃退的。这样安坐而得全功，比较与他兵对兵将对将地拼颈血掷头颅苦战而求全功，不便宜多了么？且到他溃退的时候，诸位将军总可引军追击，各奋威武，杀个痛快。“梁氏听了大喜道：”将军真所谓老谋深算了！“诸将听了最后还有他们砍杀的机会，也都乐了，齐声赞成道：毕竟老将军的策划高我们一筹，我等愿依从老将军的建议。”
　　梁氏遂采用此策略，传令诸将照计而行。诸将领命而退，各去布置去了。
　　这边环庆经略使高遵裕一路，共领步兵骑兵八万七千，从庆州出发，进攻西夏。进至通远军，有西夏守军拦住进路，高遵裕便麾兵进攻，直闯将去。西夏守兵不敌，即时败走。高遵裕遂恢复通远军地，大喜道：“西夏军兵这等不经战，这一前进，还不急建大功，平定西夏吗？”当时刘昌祚的一路，共领兵马五万六千，出泾原杀入西夏，亦受高遵裕指挥节制。进至磨移隘，遇着西夏十万大兵扼险拒守，不能前进，刘昌祚道：“高经略的人马还不见到，我军又恰遇大敌，人马比我要多一倍，若不亟鼓朝气生攻，而扎了营等待高经略到来，虽然人马加多了，我军锐气却已不知不觉消沉将尽，殊非取胜之道，而今只好先进攻了。”部将道：“正该如此。”刘昌祚遂发令进攻，一个当他两个，杀得西夏军纷纷溃退，奔还灵州。刘昌祚乘着胜势，随后追赶，一直赶到灵州城下，把灵州城围住，八面攻打。高遵裕正从通远军再往前进，忽红旗飞报：“刘将军一战大破西夏十万大军，夺了磨移隘，乘胜追赶西夏军向灵州去了。”高遵裕一惊。正行进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