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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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泄�人自办的一家最大的银行并代理国库。名为官商合办，其实所谓“商股”也大都是北洋军阀官僚。该行1908年改名大清银行，1911年又改称中国银行。此外，袁世凯还派周学熙、王锡彤、吴鼎昌及孙多森（孙家鼐的本家）等创办了银元局（官办）、铜元局（官办）、天津银行（官商合办）、北京自来水公司以及著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等。启新洋灰公司为官商合办，资本最为雄厚，其大股东有袁世凯、周学熙、张镇芳、李士伟、李士铭、王锡彤、孙多森、卢木斋。以上这些企业无论是官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大都依靠北洋官府的封建特权，垄断原料和销售市场，取得高额利润。如周学熙创办的银元局，用一万两纯银，加铜后铸成价值一万四千两银元，利润高达百分之四十。
　　北洋军阀官僚除投资于工矿企业外，还大量购买土地。所以至清末民初，他们大都变成身兼大地主大买办的巨富。袁世凯人在彰德、汲县和辉县三处就占有田地四万亩左右，在开滦煤矿和唐山启新洋灰公司还有大量投资，据估计至清末他的财产“逾二千万”。＇1＇徐世昌在辉县占地五千多亩，县城有大公馆，城西三里水竹村有别墅。天津、青岛租界内有大片房地产，仅青岛一处房产即值银四十万两。另外在天津边业银行还有投资。刘永庆原本“家道中落”，清末民初竟成为拥有“膏腴四千多亩”，“周滨市广厦云连”的大地主。＇2＇王士珍仅在正定原籍就有地九百多亩。陈壁在南苑一处占地二万七千多亩。
　　袁世凯的北洋集团，除具有地主买办阶级集团的一般共性外，另有两个显著的政治特点：
　　一、它是地主买办阶级中一个新形成的派系，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为了欺骗人民，排除异己，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事事都贴上新的标签。实际上，他们是一伙政治奸商，盗用资本主义的牌子，推销封建主义的货色。有时，袁世凯也激昂慷慨地指责亲贵无能和吏治腐败，好像他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爱国者”，然而他暗中所追求的则是为了满足自己更为卑鄙无耻的个人权力欲，借“改革”以沽名钓誉、结党营私。他用这个鱼目混珠的办法，一时骗了不少人，以致当时有人以为他是进步力量，赞扬他为“开明之巨手”。＇3＇留欧学生中的革命党人甚至还有人劝他实行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时，他之所以能骗取革命党人的“信赖”，与他十年来一直披着“新”的外衣有很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新军、巡警、学堂、立宪等等，确实是在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表面看去，这些东西好像都是新事物，但是，它们由袁世凯倡办，其阶级本质都是极端反动的、腐朽的。因为，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展开，只有代表新兴的阶级利益的事物，才称得上是新生事物。而袁世凯集团所创办的这些东西，虽然具有近代资产阶级的形式，但始终掌握在已经没落的地主买办阶级手里，反映他们的意志。所谓新政，不是以否定旧阶级的存在为前提，而是为要巩固旧阶级的统治。正如当时有人所说：“行新政为改革旧政之弊也，不谋于受弊之有众，乃假手于守弊之旧人。政之名虽新，政之弊转烈。”＇4＇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5＇袁世凯之所以要附丽于资产阶级的新形式，说穿了，不过是为了阻挡和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保存和发展以他为代表的腐恶势力而已。但是，客观结果和袁世凯的主观意愿相反，他改革的程度越大，封建制度的危机就越深刻。
　　二、北洋集团是以小站练兵起家的封建军阀为核心，结合一大批办“新政”发迹的官僚组成的。他们是一群政治上的暴发户和饕餮之徒，对于扩张权势，掠夺财富，具有急不可待、不择手段的特点。
　　为贿买朝廷亲贵老朽，袁世凯最舍得下本钱。西太后生日，他一次就贡上寿银四十万两。1903年初，荣禄病死，他探得庆王奕匡力有入军机的消息，立即派杨士琦携带十万两一张的银号票子送去。庆王一见，初疑是眼花，仔细一看，果然是十万两！就对杨说：“慰亭太费事了，我怎能收他的。”杨说：“宫保知道王爷不久必入军机，在军机处办事的人，每天都得进宫伺候老佛爷，而老佛爷左右，许多太监们，一定向王爷道喜讨赏，这一笔费用也就可观。所以这些微数目，不过作为王爷到任时零用而已，以后还得特别报效”。＇6＇奕匡力听了，不再客气。此后，袁世凯“完全仿照外省的首府、首县伺候督抚的办法”，对奕匡力“月有月规，节有节规，年有年规”，＇7＇贡纳不懈。他还和奕匡力的儿子载振换帖结为兄弟。后来，遇有重要事件及简放外省督抚藩臬，奕匡力必先和他商量，表面说北洋为“储材之区，人文荟萃”，实际上就是银子在那里起作用。
　　袁世凯处处展施阴谋手段，党同伐异，不遗余力地扩张权势。1906年底，西太后决定将东北改行省制，派载振和徐世昌出关考察。载、徐路过天津，在北洋督署暂驻。当时，段芝贵以候补道任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随进出入督署，管理庶务，对于载振的供张伺候极为周到。一日，袁世凯在督署演戏，款待载振一行，载见女伶杨翠喜，惊为天人，赞赏不绝。及载振由东北回京过津，段芝贵即购买杨翠喜献给他。载振大喜。同时，袁也将东三省督抚及其他要职拟定，开一清单，交载振转致奕匡力。不久东三省督抚发表表，总督徐世昌，奉、吉、黑三省巡抚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全是袁党。尤其是段芝贵，以一候补道超级拔耀，而杨翠喜事又为人所知，一时官场哗然。军机大臣瞿鸿礻几乘机唆使御史赵启霖奏劾段。＇8＇西太后派载沣、孙家鼐查办。此即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为掩护同党，袁世凯先请载振密送杨回津，由张镇芳托盐商王益孙出面领去。及载沣、孙家鼐派员至津查访，而一切布置己定。王益孙自己承认参劾案前已购杨为使女，人证物证俱在。载沣怕得罪奕匡力，也不敢深究，虽然提王、杨至京面讯，也是官样文章，即据以复奏。结果赵启霖以“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褫职。但西太后对袁党也不无怀疑，于结案前宣布撤销段芝贵布政使衔署黑龙江巡抚职，改命程德全署理。载振也被迫自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
　　袁世凯、奕不甘罢休，立即还手反击，大张挞伐。首先于1907年5月借口两广发生军事，排挤瞿的同党岑春煊（邮传部尚书）出任两广总督。＇9＇继而于6月由杨士琦拟稿，以白银二万两买得御史恽毓鼎具名，弹劾瞿鸿礻几“交通报馆”，泄漏机密。终于使其失宠，被逐回原籍。岑春煊“知朝局大变”，即逗留上海称病“乞假”。袁世凯深知必牵引康有为和梁启超，方能耸动西太后，使之震怒，把岑推倒。于是，指挥亲信诬奏岑在沪“暗通康、梁”，“谋为不轨”，并伪造岑与梁启超合影照片，密呈西太后，以为佐证。终于使岑开缺。＇10＇
　　自徐世昌出任东三省总督，北洋军第三镇和由其他镇抽编的两混成协开入东北，东北三省便成了北洋的外府。袁世凯的势力不仅笼罩了华北和东北，而且“各省文武要职，无不遍布私人为之羽翼”。＇11＇就是朝廷要政，也“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才能作出决定。＇12＇因此，当时梁启超称天津督署为“中国第二政府”。
　　注释：
　　①袁克文：《辛丙秘闻》。
　　②《大公报》，1906年3月21日。
　　③杨士骧：《杨文敬公奏议》，卷9，页11。
　　④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301、309、358。
　　⑤同③。
　　⑥《中外日报》，1903年1月17日。
　　⑦沈祖宪、吴生：《容庵弟子记》，1913年版，卷4，页13。
　　⑧卡尔森（E。C。Carlson）：《开平煤矿》（TheKaipingMines），哈佛大学1957年版，页93。
　　⑨《郎中钮秉臣禀与沙多前订草合同作废文并批》，《北洋公牍类纂》卷19。
　　⑩《蔡道绍基李首顺德详与汉纳根订定合办井陉矿务合同，应否奏明立案文并批》，见同⑨。
　　＇1＇沃丘仲子：《徐世昌》，上海崇文书局1918年版，页32。
　　＇2＇张瑞桢、张镇芳撰：《修竹斋诗文集》，1912年版。
　　＇3＇《大公报》，1909年1月16日。
　　＇4＇见《北洋公牍类纂》。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394。
　　＇6＇刘厚生：《张謇传》，上海龙门书局1958年版，页128。
　　＇7＇同紒紣矠。
　　＇8＇瞿鸿礻几（1850…1918），字子玖，湖南善化人。1871年中进士，授编修。1895年迁礼部待郎，后出督江苏学政。1901年至西安扈驾，因“承旨拟谕，语中窍要”，得西太后欢心，超擢为军机大臣兼充政务大臣。瞿办事认真，多次在西太后面前弹劾奕和袁世凯。
　　＇9＇岑春煊（1861…1933），字云阶，广西西林人，为云贵总督岑毓英第三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岑为甘肃布政使，以迎銮护驾有功，为西太后所宠信。历任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以敢于“参劾官吏”著名。1907年春由瞿鸿礻几举荐，授邮传部尚书。未到任，即奏罢待郎朱宝奎（朱为奕、袁世凯提拔之人）。又于西太后召对时，面劾奕贪黩误国，请予罢斥。
　　＇10＇《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页5713。
　　＇11＇岑春煊：《乐斋漫笔》，见《中和月刊》，第4卷第5期，1943年5月。
　　＇12＇张一：《心太平室集》，1947年版，卷8，页36。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
　　北洋集团和满族亲贵之间矛盾的尖锐化及袁世凯被罢官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挟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亲贵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从而使封建统治阶级中由来已久的满汉矛盾进一步激化。于是，一帮野心勃勃的少壮贵胄，如载沣、铁良、良弼、善耆等，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回对新政的领导权，以巩固他们的世袭地位。这种狗咬狗的斗争，从1906年9月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1906年9月，袁世凯进京参加讨论改革官制，他指挥编纂官制局提调孙宝琦、杨士琦等，提出取消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则坚决反对，而另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于中央”，以及限制官吏兼差等主张，企图借以削弱袁的权力。一边以预备立宪为名，行扩张权力之实；一边则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夺权之实。双方“舌剑唇枪，互不相下”，气氛十分紧张，以致当时有人“恐酿大政变”，①其严重程度可想而知。11月6日，西太后拍板定案，公布政府各部新官制，②否决了责任内阁主张，仍设军机处，形式上宣布各部尚书“满汉平等”，实际上如当时一个汉族官僚所说，亲贵“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③铁良担任陆军部尚书，掌握中央军权。
　　权欲熏心的袁世凯，本来是冒进不已，现在要他交出权力，自然是一万个不行。但皇权煊赫，不能公开违抗，只得暗中抵制。他回天津不久，即于11月18日连上两个奏折：一、自请开去兼差；二、表面主动交出北洋军，实际要求保留部分军权。
　　在要求开去兼差的奏折里，他悻悻地说：“臣自先世受国厚恩”，自己又得“朝廷特达之知，非常之遇”，“常以有生之日无非图报之年”，“即使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亦不足以为万一之酬”，“毁誉亦均非所敢计”。可是，“若重寄常加于臣身，则疑谤将腾于众口，使臣因此获贪权之名，臣心何以自明”，“幸圣明在上”，“无庸过虑及此”，所最担心的是，“使旁观因此启猜疑之渐，政界亦云非幸，昔曾国藩尝奏称：'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等语。'臣区区之愚，窃亦虑此”。“为大局计”，“臣兼差八项拟请旨一并开去”。“吁恳天恩，俯允臣请，不胜感激恐惧屏息待命之至”。④
　　奏折虽然露出怨气，但表面看去还是“磊落光明”，出之以“公”，然若联系改官制后的形势，不难看出这是他舍虚就实、沽名钓誉的一种手段。因为经过改官制，他的各项兼差已有名无实。如督办政务处改为会议政务处，规定各部尚书为会议政务处大臣，与各国的国务大臣相似。袁为地方官，不可能参加会议，参与政务大臣一差等于自然取消。练兵处既已并入陆军部，会办练兵大臣及办理京旗练兵大臣各差也就名存实亡。新设邮传部既已管理全国邮电路政，他的督办电政、山海关内外铁路、津镇铁路各差亦等于撤销。此外，会议商约大臣一差，由于与英、美、日各国商约已经议定，早就无事可作了。
　　袁世凯最害怕的是夺他的军权。清廷命令陆军部接管全国陆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近畿北洋六镇。当时，一镇已调京北仰山洼，在铁良掌握之中。三镇也决定全都开往奉天驻扎。五镇在山东。六镇驻北京南苑、海淀，守卫宫门，在亲贵们身边。袁看出以上各镇非交不可。只有二、四两镇，一在永平，一在小站，都在直隶地面，可以借故留在自己手中。因此，在第二个奏折中，他以“直境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为借口，要求将二、四两镇仍旧由他“统辖督练”，只把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⑤他这种以退为进的诡计，一眼就被亲贵们看破，即使一向袒护他的西太后也看透了他的用心。然而，为了平息他的不满，清廷还是暂时答应了他的要求。20日，在他的奏折上批：“现在各军均应归陆军部统辖。所有第二第四两镇著暂由该督调遣训练。”袁世凯本来要求“统辖督练”二、四两镇之权，而清廷对他重申了充辖全国的军队的规定，仅批准给他暂时“调遣训练”之权。与此同时，他奏辞兼差也没有得到清廷一句慰留的话，而是冷冰冰的“著照所请”。这一切使他非常气愤，以致上谕下达的那天，他取消了原来准备出席的海河大桥落成典礼，停止了一切的约会，而托辞害病，整天留在家里。唯一的例外是，在他的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会见了莫理逊。据莫理逊说，“他真的感冒了”。⑥
　　袁世凯被迫交出部分军政权力，并没有能缓和他和少壮亲贵集团的矛盾。由于亲贵们暗中煽动，御史交章弹劾袁世凯，仅1907年就有五起：或说他“贪私误国”，或说他“权重势高”，甚至预言他不免要步曹操、刘裕之后尘。⑦在这样的空气中，再加上少壮贵胄日夜鼓噪，西太后虽然将这些奏折皆留在宫中不发出来，甚至传旨申饬弹劾袁的人“不谅任事之艰苦”，⑧但日久天长，心中不免渐渐起了疑虑。恰好这时，奕匡力又极力保荐袁世凯入军机，于是她便趁瞿鸿礻几被赶回原籍的时机，以预备立宪“枢府旧人不足应付危局”为理由，于1907年8月24日发出上谕，命袁世凯进京陛见。袁于31日进京，9月3日被召见，次日授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同时，在长江流域最有势力的汉族军阀张之洞也被调京，担任军机大臣。很明显，西太后的用意是使张和袁互相牵制。袁世凯调京，表面上是提升他，给以主持全局的重任，实际上是让他离开直隶地盘，失去对军队的直接指挥权。为安抚袁的不安，西太后提拔杨士骧继任直隶总督，作为对他的补偿。杨士骧受任后，“一蹑故迹，不少变，内外晏然，不知帅之易者”。⑨
　　袁世凯的兵权虽然被夺去了，但是北方陆军各镇协的统制和协统都是他的旧人，他的亲信王士珍担任陆军部右侍郎。这些人仍和他保持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奕兼外务部管部大臣，又极力维护他。西太后每有谘询，总是单独召见他。而他所提出的建议，又能适合西太后的心意。所以，他在政府还有相当大的势力。
　　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帝同在11月中旬死亡。西太后于15日病死于仪銮殿。关于光绪帝暴卒的确实日子和原因，众说纷纭。清廷官方宣布宣布11月14日光绪“崩于瀛台之涵元殿”。此外另有几种说法：一说袁世凯见西太后后病危，怕她死后光绪修戊戌旧怨，特贿通李莲英先一日把光绪毒死；一说西太后自知不起，逼光绪服毒而死；一说西太后先死，秘不发丧，由袁世凯、奕、李莲英合谋，把光绪害死之后，颠倒帝后死亡日期而发表的，等等。鉴于袁世凯后来暗杀吴禄贞、宋教仁，以及毒死赵秉钧等人的情况，光绪死在他的手里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无确凿的证据。不过袁曾参与皇位继承的密谋则是真实可靠的。
　　西太后于垂危之际安排由三岁的溥仪（1906…1967）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西太后曾秘密征询袁世凯的意见。袁“一力赞成”，⑩并立即派袁克定（时为农工商部右参义署左丞）将此事密告英国驻京公使朱尔典。朱尔典表示：“目前似无较此为佳的安排”。后来，袁又把朱尔典的话转告载沣，一来企图依靠帝国主义增强自己的地位，二来希望载沣念其拥戴之功，忘掉夙怨。
　　载沣（1882…1957），是光绪的弟弟，当时年仅二十七岁，属于志大才疏的纨贵少之流。对于袁世凯势力的膨胀，他愤嫉已久。为把军政大权迅速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拟杀掉袁。善耆、载泽也在背后怂恿。可是他生性怯懦，惧于袁的内外奥援，不敢贸然下手。为了取得元老重臣的支持，他便以袁瞒着他与美国谈判互派大使为口实，与奕、张之洞商讨杀袁。奕一听，立即表示反对，张之洞也“反复开陈”，说“此端一开，为患不细，吾非为袁也，为朝局计也”。＇1＇载沣无奈，但又绝不愿袁再留在朝廷里。于是，在1909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勒令“开缺回籍养疴”。其实他根本没有什么病。
　　西太后一死，袁世凯本已“不安于位”，大大提高了警惕性。＇2＇当时，康有为在国外通电说“两宫祸变”，袁为罪魁，要求摄政王诛袁，以“伸公愤”。各地也盛传载沣为其兄报戊戌年之仇，处决了袁世凯。袁氏消息灵通，对清廷的动静了如指掌。免官的当天早晨，他已备悉罢斥经过，异常惊惶，深恐尚有后命。当时传说有御史弹劾其北洋官费私消事。他深恐上谕发下后被辱，即由张怀芝保驾，微服逃往天津依杨士骧。后来，奕匡力、世续等力保无其事，乃于当晚又回北京锡拉胡同寓所。奉诏时，他强作狞笑云：“天恩诚厚”。次日，晋见摄政王“谢恩”辞行。1月6日仓皇出京，没有隆重的送行，也同有尊荣的护送，只有杨度和学部侍郎严修等数人送至车站而已。袁大有世态炎凉之感，他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3＇
　　对于袁世凯下台，北洋将领虽然普遍不满，但毫无公开表示。只有严修曾抗疏请收回成命，但无结果。帝国主义列强的反映也不完全一致。由于袁在主持外务部期间有明显地亲英美倾向，日本人认为袁罪有应得，而英国则表示同情袁，并对清廷强烈不满。1月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了一个很长的社论，赞扬袁的不寻常的才能、进步的观点以及对朝行之有效的忠诚。最后，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这样一个官吏，居然被满洲政府用侮蔑的方式放逐了。”＇4＇
　　袁世凯不愿回交通闭塞的项城，先在河南卫辉住了几个月，6月间就迁到彰德北门外洹上村。这里原有天津盐商何炳莹的一座别墅，“前临洹水，右拥太行”，袁“爱其朗敞宏静”，即购此别墅，加以改建扩允，题名“养寿园”。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山石叠翠，池水碧绿。袁曾弄舟池上，持篙立船尾，其兄袁世廉则披蓑垂纶而坐，并召见天津某照像馆为他摄此景像，美其名曰：“蓑笠垂钓图”，送上海《东方杂志》登载，以表示自己寄情山水，鱼樵足乐，不再闻问政治。实际上，这是他的韬晦术。他暗中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园内设“电报房”，与各地心腹爪牙常通消息，时刻预备东山再起。他曾写道：“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5＇这首以咏山水为名的歪诗，把他不甘寂寞、妄图窃国弄权的狼子野心和盘托出。
　　载沣放逐袁世凯后，立即另编了两协（一万二千人）禁卫军，派良弼为训练大臣兼第一协协统。又派其弟载涛为军谘府大臣，掌握陆军；载洵为海军大臣，管理海军；而自为各军统率，紧紧地抓住中央军权。同时，又进一步剪除袁党，以巩固自己对军政的控制。1909年2月，邮传部尚书陈壁革职，永不叙用。不久，严修乞休。接着，徐世昌内调邮传部尚书，由锡良继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到任，立即抓住黑龙江布政使倪嗣冲贪污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