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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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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人对汪精卫一伙人的能量及其影响力还是相当清楚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在给其国内的报告中称：
现在，被汪派所搜集的人，大部分是过去党政界的政客，官僚或腐败分子，在广大群众中没有任何基础。所以，今后汪派的活动如不能对重庆政权内的重要分子以影响，假若得不到广大群众之拥护，前途极为渺茫。
因此，尽管手中已经有了汪精卫这张牌，但日本人心里清楚，要想解决中国事变，还必须得和蒋介石打交道。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蒋介石对日本人抛来的“橄榄枝”似乎不太感兴趣。这令日本人有些恼火。
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但蒋介石手里仍握有约200个师的兵力。必须先打击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使蒋介石失去赖以支撑抗战的资本，惟有如此，蒋介石才能乖乖就范。这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研究后得出的共识。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在欧洲拉开了帷幕。美、英、法等国为了在西方与德、意法西斯对抗，在东方继续推行绥靖主义政策，极力避免与日本直接冲突，企图用牺牲中国利益的方式，换取同日本的妥协，以维护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利益。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新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认为解决中国事变的时机已到，“决以全力解决中国事件”。然后，再腾出手来去抢夺英、法无暇顾及的远东殖民地。
因此，日本侵略者一面与美、英、法等国进行谈判，迫使其在中国问题上做出让步，一面加快组建汪伪政权的步伐。同时，为了配合从政治上对蒋介石进行诱降的需要，日军决定对中国的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作战。承担这一任务的便是驻武汉地区的日军第11军。
日本侵略者准备将打击中国抗日军队作为献给汪伪傀儡政权的一份厚礼。同时，也将其作为借以对美、英、法等国进一步施加压力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这便是日本人的如意算盘！
日军第11军的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他出生于1884年5月，此时才刚刚35岁。早在1923年其在参谋本部中国班工作时，就被称为陆军中的“中国通”。
冈村宁次是在日军大本营为进行武汉会战的需要，于1938年6月专门成立第11军时被任命为该军司令官的。此前，他正在中国东北指挥日军第2师团于松花江两岸围剿中国东北的抗联武装。自从接任第11军司令官一职以来，冈村宁次指挥所部先是攻占了九江，打破了武汉的外围防线；继而向南浔线（九江至南昌120余公里的铁路线）发动进攻，结果其所属的第106师团在万家岭一带几乎被时任中国第9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全歼，这是冈村宁次同薛岳的第一次较量，也是其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随后，冈村宁次又指挥其手下最强悍的第6师团攻下了武汉以东的最后一扇大门——田家镇要塞，并最终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武汉。这使冈村宁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和自豪。
其后，尽管日军大本营调整了侵华方针和军事战略，并明确指示“如无重大必要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在作战形式上“进行小接触”，只是在“敌人集中兵力来攻击时，及时予以反击，消耗其战斗力”。但冈村宁次却有自己的想法。
占领武汉后，如何确保这块战略基地以便支撑日军的出击作战，一直是冈村宁次考虑的重点。当时，在武汉外围的中国守军将近100个师，且对武汉形成了一种包围态势。长江以南是陈诚、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有52个步兵师；长江以北为李宗仁指挥的第5战区，有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
冈村宁次认为，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第9战区实力较强，但经过与其第11军的一系列苦战后，已无力北上威胁武汉。不过，其所辖的鄱阳湖以西、修水以南，在南浔铁路最南端的江西省省会南昌，却是水陆交通之要道。若能占领南昌，就可使长沙正面和侧翼完全暴露，为其再与陈诚、薛岳等较量一番开辟通道。另外，南昌是中国空军的主要基地。武汉会战时，空袭日本海、陆军的中国飞机，多是从这里起飞。武汉会战结束前，武汉机场的中国飞机也多转移到了南昌基地。占领了它，无异于打断了原本就可怜的中国空军的一只翅膀。在长沙以北的第5战区，虽然实力上没有第9战区强，但只要它存在，就是一种牵制，武汉的侧背就不安全，就总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因此，最好能消灭该战区主力，或至少将其驱逐至距武汉更远的地区，减少其对武汉的威胁。
救治中毒气伤员
新墙河血战中日军施放毒气，中国军医在火线上救治中毒气伤员。
中国第9战区所辖范围主要是湖南及鄂南、赣省一部。司令长官由薛岳代理。其兵力包括第1、第15、第19、第27、第30等5个集团军及湘鄂赣边区挺进军，共52个步兵师和特种部队、游击部队。其兵力之多，居当时各战区之首。由此也可看出蒋介石对该战区的重视程度。
薛岳是在1938年11月13日，即长沙“文夕大火”后，以代理司令长官的身份指挥第9战区的军事行动的。张治中去职后，他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1939年4月，当薛岳从南浔赶到长沙来上任时，摆在他眼前的这座省会名城已是形同废墟，一片凄凉。市区房屋幸免于火者不到十分之一二。最繁华的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全部变成了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各种建筑及无数民房宅院全都被毁。要守住这样一座城市，其困难可想而知。
不过，日军要进攻长沙却也并非易事。第9战区跨湘、鄂、赣三省边区，东西以赣江、湘江为天然之境界，两翼又各有一湖，东为鄱阳湖，西为洞庭湖，恰成为整齐对称形之战场。日军大迂回之战法无从施展，只能进行正面作战。而且在湘、鄂、赣三省相交的地区，群山纵横，地形复杂。其中，鄂南、湘北有海拔1600多米的幕阜山；武宁以南至萍乡分别有海拔近1700米和1800米的九岭山脉和罗霄山脉；萍乡以南有海拔2100米左右的万洋山脉。长沙以北的湘北地区，大多数也是山岳地带：新墙河一线有大云山（幕阜山余脉，海拔900米），是新墙河的瞰制地形，为湘北第一道屏障；汨罗江一线，东有腾云山，西有神鼎山，中有鸭婆山，三山连缀，形成南北屏障，为湘北第二道关口；粤汉铁路及长（沙）岳（阳）公路两侧，有王思岩、达摩山、影珠山、古华山相夹峙，很容易控制这两条交通要道，此为第三道关口；湘北不仅多山，而且多水。以粤汉铁路为分界由北向南划一直线，其左侧有洞庭湖及澧水、沅水、湘江三大河流，右侧有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从而形成天然的第四道防线。
这样一种多山、多水的地形对部队行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尤其不利于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行动。因此，薛岳认为，只要利用这些良好的地理条件，再加上正确的战略战术，完全有可能打退日军的进攻，化被动为主动。
薛岳到达长沙时，第9战区的部队正在新墙、通城、武宁、靖安、奉新一带及锦江沿岸与日军对峙。为防止日军南下进攻长沙，第9战区借助新墙河和汨罗江构筑了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以宽70米的新墙河为天然障碍，西起新墙河口，经九岭、南江桥，东至修水。在新墙河南岸诸高地及附近村庄构筑纵深6公里的防御地带，工事碉堡为砖石结构，战壕与交通壕相连接；前沿架设了铁丝网，可徒涉的河段敷设了地雷。第二道防线沿汨罗江西起营田东迄平江以北10公里。基本阵地构筑了星式碉堡，交通要道的两侧高地构筑了据点式阵地。
自南昌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给第9战区确定了这样一个作战方针：
赣北方面：……改以游击战，消耗牵制敌人，对该方面敌人反击行动，务希随时切实注意，妥为部署。高安方面我军须纵深配备，并准备敌如进攻高安时，应自主地放弃高安，诱敌突进而侧击之为要。
鄂南、湘北方面：湘北方面作战应先立于不败之地，以利用湘北有利地形及既设数线阵地，逐次消耗敌人，换取时间。敌如进入第二线阵地（平江、汨罗线），我应以幕阜山为根据地，猛袭敌侧背。万一敌进逼长沙，我乘其消耗既大，兵力已疲之际，以预先伏置于长沙附近及其以东地区之部队（一军），乘敌立足未定，内外反攻，必能于敌以致命打击……
接到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后，薛岳率第9战区参谋人员对本战区的地理环境特点再次进行了潜心研究，最后形成了战区的作战指导方案。
敌情判断
本战区基于最近所得关于敌行动及企图诸情报，有左之敌情判断。
判决
敌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由湘北南趋长沙，于赣北、鄂南施行策应作战。
理由大要
1、就敌情论：敌目前主力似集结湘北，攻击重点业已形成，乘势直下长沙甚便，且同时可得海空军之协助。
2、就地形论：赣北、鄂南系山岳地带，崇山峻岭，极碍行动，加之道路破坏，补给联络非常困难。而湘北方面，沿粤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均为起伏地，颇适于大兵团之运动战，且距离较近，可于短期中攻下长沙，完成战果。
3、就政略论：敌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列强此时均忙于德、波战争之解决），应迅速攻下长沙。以炫耀于世界，并为汉奸汪逆张目。
4、综检上述理由判断，敌在9月中进犯，以主力使用于湘北方面之公算确大。
作战指导方案
方针
战区拟予敌以严重之打击而开第二期抗战胜利之先河，决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
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
指导要领
1、战区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
2、敌如挟优势兵力前进猛烈，则赣北、鄂南方面努力以围攻及夹击手段，摧破敌合围之企图，不灭不止。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
研究作战方案
草鞋岭歼灭战中，师长覃毕之于幕僚研究作战方案。
薛岳，原名薛仰岳，字伯陵，1896年生于广东省乐昌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据说，因其出生时，正值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面临即将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其父为他取名“仰岳”，取义效法民族英雄岳飞之意。成年后，薛岳有感于时事日非，认为只是崇拜岳飞尚不足以称其心意，乃去“仰”字，单名岳，“直以岳飞自况”。
薛岳青少年时期即加入同盟会，参加秘密革命活动。后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学习。1921年曾任孙中山警卫团第1营营长。1926年任北伐军第l军第l师师长，并率部参加北伐。在接下来的国共10年内战中，薛岳跟随蒋介石多次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作战。
淞沪抗战爆发后，薛岳主动请缨抗日，被任命为第19集团军总司令。1938年5月，薛岳被调任第1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6月，被调任第9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在此次会战之前，薛岳曾指挥所部打过几次漂亮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徐州会战中，他曾在河南兰封痛击过日军著名的土肥原师团；在武汉会战的南浔线之战中，他在万家岭几乎全歼了由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11军的1个师团。当时的舆论界称其为国民党军的一员“虎将”；而张治中更是将其称为“百战将军”。不过，在不久前刚结束的南昌会战中，薛岳指挥的第9战区的部队却被冈村宁次指挥的日军第11军打败了，而且败得很惨，不仅损兵折将，最后连南昌城也丢了。
薛岳焉能咽下这口恶气！与冈村宁次两度交手，一胜一败，可以说是未分胜负。如今，薛岳要利用这次机会与冈村宁次放手一搏，要较量出自己真正的威风来。
随着大战的临近，薛岳也开始调兵遣将，部署兵力。
当时，第9战区共有21个军又3个挺进纵队，共52个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配属4个军（第4、第5、第99及新编第6军）又1个师（第11师），总计25个军63个师，投入作战序列的部队有21个军49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实际参战兵力为35个师又3个挺进纵队）。至9月中旬，其兵力具体部署情况如下：
第1集团军第58、第60军守备靖安、奉新以西张家山、麻下、会埠一线阵地；
第19集团军第32、第49军守备莲花山、马形山以及锦江右岸阵地；
第15集团军以第52军主力守备新墙河阵地，第79军守备南江桥至麦市间阵地，第37军守备湘阴以北湘江亘汨罗江右岸阵地；
第27集团军第20军前出咸宁、崇阳地区，第73军集结于渣津地区；
第30集团军第72、第78军共4个师守备武宁以西蒲田桥、琵琶山一带阵地；
湘鄂赣边区挺进军位于通山、大冶、阳新地区；
第4、第70、第74、第5、第99、新编第6军和第11师共15个师为战区总预备队，分别集结于长沙以南、以东的湘潭、株洲、衡山、衡阳、浏阳及赣北上高、宜丰、万载等地。
另外，防守洞庭湖与湘西方面的为第6战区第20集团军（辖第53、第54、第87军等部），为了便于协同作战，该集团军配属第9战区指挥。
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位于长沙。
一切部署就绪后，薛岳就等着和冈村宁次进行第三次较量，以雪南昌会战失败之耻。
中国军队追击前进
中国军队冒雷雨追击前进
第一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的时间是1939年9月14日，地点在第9战区的赣北防线。在这里担任守备的国民党军队是第1集团军的第58、第60军，第19集团军的第32、第49军及第30集团军的第72、第78军。
发动进攻的日军部队是第106师团及第101师团佐枝支队。其最高指挥官是第106师团长中井良太郎中将，其任务主要是牵制赣北的国民党军队，以策应湘北主战场的作战。当然，若攻击得手，还可与湘北日军形成东西合围之势，夹攻第9战区主力。
负责赣北方面作战指挥的国民党军队的最高长官，是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兼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罗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1896年生于广东省大埔县，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8期炮科毕业。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请缨北上，参加抗战。1938年1月任第19集团军总司令。在1939年3～5月的南昌会战中，所部受到日军重创。此后，他作为第9战区前敌总司令，率部在赣北布防，与南昌方向的日军对峙着。
赣北方面的作战，主要由高安争夺战和会埠至甘坊一带的争夺战组成。
罗卓英对高安方向的布防是：第32军守锦江口至高邮市、锦江南岸线；第58军守高邮市至祥符观一线；第60军守祥符观至故县线；第74军控制上高附近。
日军于9月14日夜首先向驻会埠的第60军第184师的阵地发起进攻。次日，便突破了第184师的阵地。日军攻占会埠后，第106师团兵分两路：一路向阴山村、罗坊西进，一路则向渣村、水口甘南犯。与此同时，日军佐枝支队由高安以东的大城、鼓楼铺向第32军阵地进犯。
罗卓英接到前线战报后，急令第60军第184师抽兵扼守水口甘、樟树岭阵地，以巩固翼侧；同时，急电第183师星夜由西头、邱家街向会埠南袭击敌背；并令第74军第51师由上富西南出发，兼程向上富前进，迎击罗坊日军，并协同第60军三面进击，聚歼会埠、阴山村之敌；第57师由分宜推进至水北街、钱墟地区；第58师由万载推进至官桥街、东港地区；军部由分宜推进至上富待命。
17日，南犯日军先后占领水口甘、樟树岭；西进之日军则进占罗坊、治城，随后也转向南犯。
为争取赣北战场的主动，薛岳于17日晚下令调整部署，令第49军在锦江南岸占领两线阵地，集结有力部队于高安南之蓬花塘；第32军以1个师守备高安，1个师转移于会埠、石头街之线；第1集团军向宜丰、徐家渡转进；第74军占领泗溪、官桥街、棠浦之线，派一部向村前街前进，掩护第1集团军转进。
18日，日军占领了高安北部的村前街、斜桥和祥符观，从三面完成了对高安的包围，并与在会埠一线的日军，形成了对第60军和第58军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第60军和第58军被迫后撤；第32军则弃守高安。
19日，日军占领高安。薛岳得知高安失守后，严令第32军夺回该地，同时派第74军前往增援。
20日，日军第11军命令第106师团在消灭高安附近之第9战区守军后，以一部掩护左侧背，主力进入修水、三都附近，切断第30集团军和湘鄂赣边区挺进军的后路。据此，日军第106师团即以佐枝支队在奉新西南地区实行防御作战，以1个旅团开赴武宁，主力则在上富附近集结，准备西进。第32军一部则乘机于21日乘夜北渡锦江，击退日军，并于22日收复高安。
23日，日军第l06师团主力开始向修水方向西进。25～26日，日军第106师团一部攻占上富、横桥、甘坊，另一部经九仙汤、沙窝里突进至修水东南约30公里处的黄沙桥。
在渣津、修水一线对日军进行防御的是第30集团军王陵基部。
王陵基，号方舟，1886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县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曾就读于四川武备学堂，毕业后一度去日本。回国后便一直在川军中任职。全面抗战爆发后，王陵基奉蒋介石之命，组建第30集团军，并出任集团军总司令。在完成了集团军下辖的第72、第78军的编制后，率部出川抗日。后因抗战有功，被升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
王陵基接到日军向修水进攻的消息后，令部队避开日军猛烈的攻势，且战且退，在铜鼓一线布防。
同时，罗卓英急调第60军和第74军对西犯的日军分别进行堵截。继而，双方在上富、冶城、甘坊一带展开了拉锯战。
10月1日，罗卓英重新调整部署：（一）第1集团军附第72军新编第15师固守甘坊、元桥、石街之线，阻敌西犯，俟第30集团军及第32军到达山口、大塅间，即取攻势夹击该敌。（二）第30集团军留一部对东守备，主力迅由黄沙桥、山口急速南进，与第1集团军及第32军协击西进之敌。（三）第32军第139师由铜鼓向三都圩、大塅迎击，其第141师推进至铜鼓附近地区策应，并以一部对东门市警戒。（四）第74军第57师仍在上富、横桥之线向北攻击，牵制该敌；第51师之阵地线各要点交第49军后，集结宜丰附近待命；第58师西开，限4日到达万载西之林潭、桐木地区，对北警戒。（五）第49军一部任高安以东、锦江南岸守备，主力在锦江北岸延接高安、南山何、店前、下观童各要点，尔后以独城、高安、村前街为基点，向大城、奉新、会埠、罗坊之敌施行游击，掩护本正面右侧。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2）
再者，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于1938年年底撤销了第2军的战斗序列，该军所属的第3、第13、第16师团转隶第11军。自从这几个师团转隶过来后，在江北还没打过什么仗，如果只是固守已占领的地域而无所事事，冈村宁次觉得这样下去不利于维持军队本身的战斗力，而且很有可能招来难以应付的被动局面。
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考虑，冈村宁次指挥第11军于1939年春夏之间相继发动了南昌会战和襄东会战（即随枣会战）。
冈村宁次认为，经过这两次作战，日军攻占南昌并击退第9战区军队的反攻，获得了武汉安全圈的东南屏障，并打开了通往长沙的通道；同时，给了第5战区已重创，暂时缓解了江北的后顾之忧。
当时，日军第11军共有7个师团又1个独立混成旅团，实际投入作战的部队有第6、第33、第106师团主力及第3师团上村支队、第13师团奈良支队、第101师团佐枝支队，另有陆军航空兵第3飞行团及海军一部支援作战，总兵力10万多人。冈村宁次将第106师团、佐枝支队部署于赣北方向；将第33师团部署在鄂南方面；将第6师团、上村支队和奈良支队部署于湘北方面，并将其作为攻击的主要方向。其兵力具体部署情况如下：
赣北方面：第106师团主力和佐枝支队，由靖安、奉新地区先向高安地区进攻，消灭该地附近之中国守军后，转向北进，主力进攻修水，余部进攻三都、武宁，以摧毁九岭地区抗日根据地，策应军主力向长沙以北进攻。
鄂南方面：第33师团在通城附近集结，在麦市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防线，然后向东南方突进，插入渣津后，沿汨罗江上游直插长寿街，向平江地区侧后迂回，然后在献钟地区与左侧之日军合拢包围圈，在平江地区围歼第9战区第15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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