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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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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发挥民众力量，破坏敌人交通，确保决战的胜利，薛岳又重申了会战前所制定的民众组织、交通、通信、城垣破坏及物资藏匿的方法。
关于民众组训：
1、将战地民众，以保为单位，分别组成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队，并分别授以侦探、通信、道路破坏、修筑、看护、担架、输送、宣传、慰劳等常识。
2、敌侵入战地时，所有青年壮丁男女均分任侦探、交通、救护、输送、宣传、慰劳等工作，老幼者一律离开公路、铁路、驿路30华里以外山中安全区内，使敌人深入后，不见一人，如盲人瞎马，无从探悉本军情况及交通状况。
关于交通、通信及城垣之破坏：
1、将预定作战区之公路、铁路、驿路彻底破坏，使之通塘、通河、化田、蓄水、还山。
2、部队转进时，将通信迅速撤收，或彻底破坏，使敌不能利用。
3、将预定作战区之城垣彻底拆除，使敌占领后，毫无凭借。
关于物资疏散及储藏：
将预定作战区之物资，竭力向后方疏散。民众之必需品，也须藏匿至距公路、铁路、驿路、水路30华里以外之安全山中，使敌深入后，一无所获。
27日，第9战区按照在长沙地区与日军决战的计划调整部署：以第2、第25、第195、第60、第77、第59师共6个师，埋伏于福临铺、上杉市、桥头驿地区和长沙及其以东地区；第70军转移至浏阳河以南株洲、渌口市等地，沿湘赣铁路和渌水布防；第4军占领湘潭、下摄司、渌口市之线；第79军一个师确保幕阜山根据地，2个师协同第20军攻击桃树港之日军第33师团。
9月28日，日军奈良支队经瓮江向平江迂回，准备策应其第33师团作战。日军第6师团、上村支队由汨罗江畔开始分路南进。上村支队在三姐桥、栗桥陷入第77师伏击圈。第6师团一部1000余人在福临铺遭第195师伏击，受到重创。29日，由新市经金井南下的日军第6师团一部3000余人又在石门痕遭到第195师的伏击。
数次遭到伏击的日军跌跌撞撞，本想继续南下，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一部日军于30日突破了国民党军在捞刀河的阵地，占领了长沙以北30多公里的永安市，这是日军此次南侵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
国民党军第25、第60、第195师则继续向永安市、上杉市、石门痕日军猛烈反攻，日军已无力再南进。
坐镇咸宁指挥作战的冈村宁次自此次会战打响以来，接到的几乎全是属下报捷的消息：赣北第106师团和佐枝支队正按计划向湘北挺进；鄂南第33师团正向汨罗江上游推进；湘北第6师团、奈良支队、上村支队已突破国民党军新墙河、汨罗江两道防线，看来拿下长沙已是指日可待了。
谁知，就在这时，战场形势突然发生急剧变化。赣北日军硬是被国民党军队给拖住了后腿，无法前进；鄂南日军虽到达汨罗江上游，却被阻滞在龙门厂、长寿街一带无法西进与湘北日军主力会合；湘北日军在突破国民党军两道防线后，国民党军队已经不再死守阵地，而是采取且战且退的较为灵活的战术，而日军则开始不断遭到伏击。这令冈村宁次大惑不解。
冈村宁次一直都把自己看成是“中国通”，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无所不晓，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自认对国民党军队的情况非常了解，就连各个派系间的关系也都了如指掌。自从武汉会战结束以后，他更是潜心研究了他的主要对手——由薛岳指挥的中国第9战区部队的诸方面特点。所以，对于此次作战，冈村宁次是抱着必胜的信心的。
冈村宁次认为，武汉会战后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日趋下降，不堪一击了。因此，在制定这次作战计划时，他的作战课是以1个大队（相当于1个营）等同于国民党军队1个师的力量来计算战斗力的，而以前则通常以1个联队（相当于1个团）等同于国民党军队1个师来计算。冈村宁次也认为，如果把自己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加在一起，1个大队完全有把握击败国民党军队的1个师。
从以往的作战实践看，国民党的杂牌军1个师确实很少能打败日军的1个大队，但是，这次湘北正面战场上参战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是中央嫡系军队，官兵素质和装备等方面自然要胜过杂牌军。这是冈村宁次没有想到的。经过这次作战，冈村宁次总算对国民党中央嫡系军队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战后向上级提出的《关于迅速解决日华事变作战意见》中称：“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既不在于中国四亿民众，也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于包括若干地方杂牌军在内的全部两百万抗日敌军，而仅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校系统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嫡系军队的抗日意志。有此军队存在，迅速和平解决事变，无异缘木求鱼。”
砍了脑袋也要坚守长沙（3）
冈村宁次在此次作战中不但低估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他还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当地民众的力量。在会战开始前，当地民众在政府的组织下，和国民党军队相配合，把新墙河至捞刀河之间的主要交通要道已全部破坏，就连这一地区间的土地都被翻了一层，成为新土，从而使得日军的机械化部队无从施展，其战斗力也就相应的减弱了。此外，当地民众又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实行坚壁清野，并组织各种形式的民兵、自卫队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民众的力量被组织起来时，那种威力才是最可怕的。即如毛泽东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所指出的那样：“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从27日开始，冈村宁次不断接到国民党军队向长沙方向退却的消息，同时，进攻的日军部队的后勤补给线几乎全被切断，前线各部队的粮弹都已快用完。
在这种情况下，冈村宁次只好于29日无可奈何地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命令说：“华军顽强，现仍潜伏于汨水、修河两岸地区。本军为避免不利态势，应速向原阵地转进，以图战斗力之恢复，并应严密防备华军之追击。”
几十年后，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撤军的原因时说：“军的主力既已进入长沙平地，长沙又在眼前，如乘势进攻占领长沙并不困难。但根据本次会战之目的，在大量击溃敌军后，不得不回师原地……”
显然，冈村宁次在为其撤军寻找借口。不管怎样，从10月1日起，日军确实开始撤退了。
薛岳错失良机（1）
日军轰炸洞庭湖中国海军舰队
10月1日，薛岳被正式任命为第9战区的司令长官，关麟征也被正式任命为第15集团军的总司令。这一天，战事平静。
冈村宁次撤军的决定太出人意料，以至于薛岳在接到日军撤退的报告后，竟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还等着在长沙郊区与对手一决高下呢。
10月1日，进至永安市的日军首先向捞刀河以北撤退。继而，桥头驿、上杉市等地日军相继后撤。
身在前线的关麟征发现了日军撤退的迹象。他当即下令各部跟踪尾击由上杉市撤退之敌，以汨罗江南岸为目标截击歼灭之。具体部署是：第73军以一部向平江方向挺进；第52军第25、第195师各以一部围歼上杉市残敌，分派支队向金井、福临铺、青山市等处跟踪追击至汨罗江南岸，力争将撤退之敌截击歼灭；第59师以一部向栗桥、三姐桥尾追残敌于汨罗江、营田一带歼灭之。
10月2日，第15集团军各部开始追击，当日克复上杉市。
3日，第25、第195师追击到达福临铺、金井附近。日军开始向汨罗江北岸退却。
4日，第15集团军收复长乐街、汨罗、新市等处。
直到此时，薛岳才断定日军确实是在撤退，于是赶紧下令，要求各部队“以现在态势立向当面之敌猛烈追击，务于崇阳、岳阳以南地区捕捉之”，“对敌之收容部队，可派一部监视、扫荡之，主力力行超越追击”。
但为时已晚，日军大部已渡过汨罗江。
10月5日，国民党军队继续向北追击。日军上村支队由营田登艇北逸，第37军收复营田。
10月7日，冈村宁次前线指挥所从咸宁撤走。
10月9日，第195师进占鹿角、新墙、杨林街之线，日军陆续退回新墙河以北地区。日军退走后，第9战区军队逐步恢复原有的阵地，两军形成对峙。
至10月14日，赣北、鄂南、湘北各战场均恢复到战前态势，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伴随着第一次长沙会战的结束，国民党方面有关“湘北大捷”的宣传报道，迅速传遍了全国各地。随后，全国各大报刊的主要位置，几乎全部被会战胜利的消息所占据。
实际上，自9月下旬起，长沙会战的消息就不断地传到重庆，再经过国民党方面电台和报纸的宣传，已经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还在10月初，日军刚刚撤退时，薛岳就急不可待地向蒋介石报捷：
“……日军分三路进攻长沙，我诱敌深入，于长沙附近予以痛击，敌伤亡惨重，向北溃逃……”
白崇禧、陈诚也都向蒋介石发去了捷报。
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党政军各界要人又纷纷给第9战区发去贺电。
蒋介石电文：“……此次湘北战役，歼敌过半，捷报传来，举国振奋，具是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无任嘉勉，所有此役有功人员，希切实查明评报，其死伤官兵，并应查报，以凭奖恤，自兹胜利初基业已奠立，我将士之责任愈重，务望勉励所部，格外戒慎，倍加努力，勿骄矜，勿懈怠，光大战绩，用集大勉，至深企盼。”
国民政府电文：“薛长官伯陵勋鉴：此次寇犯湘北，关系战局綦重，该长官指挥有方，所部忠勇效命，歼除顽敌，保障全湘，捷报传来，举国欢庆，应即复电嘉慰，并饬传谕所属，益加奋勉……”
何应钦电文：“长沙薛长官伯陵兄：湘北会战，经获全胜，捷音传来，良深欣贺，吾兄指挥有方，杀敌致果，厥功无伟，敌人遭此惨败，心胆俱寒，仍希再接再厉，奋迈前进，以获全功。”
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后，日方和国民党方面各自都公布了己方统计的战果：
日方声称此战毙、伤、俘国民党军4。8万余人，而日方的伤亡数字仅为3600人；
国民党方面则宣称日军死伤3万余人，第9战区的伤亡人数为4万余人。
事实上，当时双方在作战中究竟各自损失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已无法确切查清。
那么，这一仗究竟是国民党军胜利了，还是日军胜利了呢？
从当时国民党方面的宣传看，显然是将己方作为胜利者。而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甚至连国民党方面把此次会战冠之以“长沙会战”的名称，都认为是不准确的。他说，第11军的作战原案中并没有一定要占领长沙的提法，而是要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打击中国军队，若作战进展顺利则相机攻占长沙，因此，如何有日军兵败长沙一说？在冈村宁次那里，这次会战被称为“湘赣会战”，并认为他才是胜利者。
当时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赵子立，1984年曾撰文指出：“此次会战，我军是逐次抵抗，且有既设阵地可供利用；日军是攻者，常暴露于我阵地之前，其伤亡不会比我军少。据实而论，只能算是一个‘平局’。说是‘长沙大捷’，有些夸张。”
有学者曾指出：此次会战，从日军进攻开始，至日军主动撤退告终，战场全局的主动权基本上操之于日方。战斗结束后，双方军队都回到原有阵地。因此，就会战局部而言，双方未分胜败。但从抗战的全局而言，却是对中方有利。日军要消灭第9战区主力的目的未达到，反而消耗了自己不少兵力和武器，并退回原阵地。而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将进攻长沙，为此做好了万一长沙不守的多种准备，所以将日军未能攻到长沙而退却视为胜利。
薛岳错失良机（2）
这种分析应该比较客观。
第四章 汩水悲歌
横渡汨罗江
湘北大捷，中国军队横渡汨罗江，收复新墙河，进逼岳阳。
1941年1月16日，日军大本营陆军部会议正式通过《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其中指出：至1941年秋季以后，在华日军应转入长期持久战的态势，而在此之前的夏秋之际，应“发挥综合战斗力量，对敌施加强大压力，以期一举解决事变”。
日本陆军部次官阿南惟畿在会上提出了应“进一步考虑关于积极努力解决中国事变”的意见，并受到重视。
阿南惟畿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从陆军大学一毕业，就被选拔为日本天皇的侍从武官，受到日本天皇的偏爱，成为日本皇室有意挑选培养，放在陆军中，作为制衡随着战争的持久与扩大而日益跋扈起来的陆军势力集团的一名心腹将领。所以，尽管他并没有多少战功与实绩，却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提升得很快，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陆军部次官。
4月中旬，阿南惟畿带着大本营的指示，从东京来到汉口，接任第11军司令官的职务。随后阿南惟畿便指示其参谋人员研究夏秋期间对长沙进行作战等有关问题。
6月，阿南惟畿在第11军的一次幕僚会上明确指出：攻取长沙不成问题，高山、大河何所惧，应立即进行具体研究。他还对作战方针、规模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这样，日军第11军就开始了以当年夏秋之际发动对长沙的进攻作战为主题的研究。
6月下旬，阿南惟畿批准了其幕僚拟订的旨在进攻长沙的秋季作战大纲。
7月10日至12日，日军第11军对作战大纲进行了兵棋推演。其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一、关于作战目的：
为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以深重打击，不以占领地点和夺取物资为目的。
二、关于作战名称：
略称为“加号作战”。
三、作战方针：
9月中旬，军之大部大致已由新墙河——大沙坪一线开始向株洲方面采取攻势，主要在汨水以南、长沙以北地区消灭第9战区敌军。大致于10月上旬结束作战后反转，集结兵力于岳阳附近。
四、关于兵力使用：
第3、第4、第6、第40师团的各主力，第13、第34、第39师团、独立混成第14旅团的各一部，以及其他军直辖部队和协助部队。
五、作战指导要领：
1、军自8月上旬开始作战准备，至8月末完成。
2、军大致自8月下旬开始行动，将作战兵力由水路或以徒步行军或由铁路，向第6师团的警备地区集中。
3、军由9月中旬初至10月上旬末实施作战，消灭第9战区敌军。
第一期（汨水以北作战）
为攻击汨水以北敌军，首先以一部兵团由新墙河、大沙坪附近开始攻势，继以主力进占汨水右岸（即北岸，下同）一线，准备渡河。
另以一支部队在岳阳附近乘船待机。
第二期（汨水以南至长沙之间）
军根据准备工作的进展，陆续渡过汨水，以其左岸（即南岸，下同）敌主力的中央，大体在长乐椊鹁畻长沙道路西侧地区突破，在长沙以北进行围歼敌军。此时，先命一支部队抢在主力渡河之前，在营田附近上岸，牵制该方面之敌。
第三期（向长沙以南株洲椘占浏阳一线追击）
甲、在第二期作战中，如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则应追击敌军并进占株洲椘占浏阳一线，摧毁株洲附近敌根据地。
乙、敌主力如不在汨水南岸停留而向长沙、浏阳一线撤退时，军应立即自汨水前进，乘敌态势未整之际将其消灭。
丙、敌主力如不在汨水、长沙之间停留，而向株洲以南撤退时，则应向株洲椘占浏阳一线挺进，摧毁敌根据地，结束作战。
丁、本作战虽预定于10月上旬末结束，但根据情况需要，可延长到1月中旬。
六、上述期间，在江北方面应长期确保作战地域。参加作战以外的江南各部队应进行小规模出击，尽力拖住敌人，为应付情况的变化，应保持预备兵力。
七、以上作战一经结束，应即向岳阳方面集结，其后，各部队返回原驻地。但第40师团等应一面扫荡修水河河谷方面之敌，一面向原驻地返回。
……
就在日军第11军紧锣密鼓的准备进攻长沙的“加号作战”方案时，欧洲爆发了苏德战争，从而使得日军大本营在是否进攻长沙问题上产生了争论，日军进攻长沙的计划也随之一波三折。
1941年6月上旬，当日军大本营得到德苏开战不可避免的情报后，立即开始考虑准备南北作战的设想。6月22日，德苏双方开战后，大本营立即决定派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7月11日，又发布了对苏警戒的战备命令，随即进行了所谓的“关特演”。
苏德战争爆发后，日军大本营做出了南北作战的方案，即不单纯决定对苏或对美英作战，而是根据情况，做好南北均能出动的态势。为此大本营曾考虑在对苏作战时，从中国派遣军抽调5～8个师团北进，其中包括第11军的第4、第6、第33师团，同时还将其第3、第13师团列入抽调计划。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正在准备进行长沙作战的第11军。
在这种情况下，第11军一面继续加紧作战方案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东京，商讨长沙作战的有关事宜。虽然大本营对于到底抽调多少武汉地区的日军北进未做出最后决定，但却大体上商定：
躲避空袭
中国军队在溪边、林下躲避空袭。
就在日军第11军紧张地进行长沙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时，有关的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第9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面前。特别是进入8月以后，日军进攻长沙的迹象日见明显。先有日军第6师团长到新墙河北岸视察的报告，后有日军开始停售武昌至岳阳间的火车客票，而且该区间的列车增多，运输非常繁忙及岳阳的日军强征民夫，加大公路的路幅，增设电话线等各种报告。
关于日军兵力调动情况是：自8月中旬以来，第3、第4师团及第13师团、独立混成第18旅团各一部，由鄂中方面；第33师团一部，由武汉方面，均逐渐向岳阳集中。独立混成第14旅团一部，由赣北方面；第40师团由鄂南方面，逐渐向临湘、岳阳集中。第6师团逐渐向忠坊、桃林、西塘移动。又独立炮兵、独立工兵各一部也由武汉向临湘、岳阳集中；及海军一部，由长沙向洞庭湖集中。到9月初，日军在湘北已增加到上万人的兵力。
毫无疑问，日军要再次向湘北发动进攻了。这一点，作为第9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薛岳自然很清楚。但他却在判断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犯了一个严重错误。
薛岳认为，日军这次进犯长沙，还会在赣北、鄂南助攻，至少要在一个方向上助攻。根据这种判断，第9战区进行了模拟作战演习。兵棋推演的结果是，第9战区完全可以挫败向湘北进犯的日军。这不仅是因为在兵力对比上，第9战区有着很大的优势，而且还因为从第一次长沙会战至今的两年时间里，第9战区对日军的进攻已做了较为充分的防御准备。一方面各部队进行了整训，补充了武器、兵员，战斗力有所提高；另一方面，各部队加强了阵地工事的构筑，这些工事经过两年时间的修筑，已经比较坚固了。而且在本年的3月，薛岳又制定了“保卫陪都作战计划”，令各部队进行整备，同时进行了参谋视察、干部演习、阵地攻防演习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因此，此时的薛岳对日军即将发起的进攻非但不惊慌，反倒是胸有成竹，充满必胜的信心。
基于对日军兵力部署及进攻方向上的错误判断，薛岳仍以3月制定的“第9战区反击作战计划第一案”来指导这次作战。
其作战计划是：第9战区在赣北、鄂南方向，对非主攻方面之敌，极力夹击于崇仁、新淦以北，宜春、万载、铜鼓、修水以东，及修水、长寿街、梅仙以北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在湘北方面，敌如以主力由杨林街、长乐街、福临铺及粤汉铁路两侧地区向长沙进犯时，则诱敌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具体指导要领是：用诱敌歼灭战法，对于向崇仁、万载方面，修水方面，长寿街方面，平江方面进犯之敌，分别在崇仁、新淦以北及宜春、万载、铜鼓线以东地区，修水东北地区，长寿街以北地区，梅仙以北地区将其反击而歼灭；在湘北方面，则先于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各一带地区，构成纵深强固阵地，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力，并彻底转用赣北、鄂南方面兵力于杨林街、关王桥、长乐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对敌侧击，并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南渡汨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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