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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会战-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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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汨罗江,北岸沿途遗尸甚多,刻我韩军先头部队已到达杨林街,正自东向西截击败逃之敌,孙军正在大荆街西方猛烈攻击,欧军已由长乐街附近渡江,协力孙军自东向西截击败逃之敌,杨军正由伍公市、新市渡江,各部猛追尾敌。傅军梁、高两师正协同肃清新市、归义、河夹塘、营田一带残敌,萧军已越高桥向长乐街,方、夏军王、赵两师已越过福临铺、新桥向伍公市、新市方面,清扫战场,策应各追击军作战,其余各部任务同前。”
10月7日,日军渡过汨罗江后,经新墙河开始向临湘、岳阳撤退。为进一步追歼北退之敌,薛岳又重新调整部署:
王劲修率3个挺进纵队及2个补充团,切断咸宁、蒲圻间之铁路、交通、通信,断敌归路,阻敌向堙水东北岸逃窜;第78军之新编第16师进攻崇阳之敌及击敌援兵,断敌归路。
第20军暂编第54师以主力攻击大沙坪,以1个团攻击羊楼洞而占领之,由羊楼洞附近切断铁路、公路之交通、通信及击敌援兵。
第6挺进纵队向羊楼洞、第7纵队向五里牌截击日军,并确实截断铁路、公路之交通、通信,断敌归路及击敌援兵。
第72、第4、第58、第20军在汨罗江、新墙河间截击、尾击敌人后,第72军向忠坊、临湘;第58军向桃林;第4军向西塘,自东向西截击日军;第20军向筻口、新墙,自东南向西北尾击日军,并力争将其压迫于岳阳附近地区加以歼灭,从而一举而攻占临湘、岳阳。
第26军集结于浯口、长乐街,推进至登龙桥、关王桥,第79军第98、暂编第6师集结于伍公市,推进至三江口、大荆街,策应新墙河北岸各军作战。
第99军第92师、第99师协力肃清归义、河夹塘、营田一带残敌后,前者在新市南神鼎山东侧地区集结,策应各方作战;后者仍任归义、河夹塘、营田、湘阴一带原防。
10月9日,薛岳向蒋介石报告:败退之敌已溃渡新墙河;从8日上午开始,第72军向忠坊;第58军向桃林;第4军向西塘;第20军向筻口、新墙河北继续猛追,各军除以一部围攻据点之敌外,主力正向岳阳、临湘东南地区挺进攻击中。
虽然第9战区对北撤日军的追击声势浩大,但由于各军在此前都曾遭到日军不同程度的打击,战斗力并不强,再加上在追击的过程中各军之间缺乏相互协调和配合等原因,并未能取得薛岳所期望的将日军压迫至岳阳附近加以歼灭,进而克复临湘、岳阳的目的。
10日前后,日军全部退回新墙河北岸,双方军队又恢复了战前的对峙态势。
在整个会战期间,为策应湘北主战场作战,日军独立混成第14旅团于9月22日从九江出发,25日向武宁方向攻击;第34师团于9月27日击退锦江北岸之国民党军队,尔后向奉新方向反转进击,牵制赣北方面的国民党军队。10月上旬,这两支部队也陆续返回原防地。
第二次长沙会战,历经月余,终于落下了帷幕。
第五章 长沙喋血
中国士兵追击日军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士兵乘胜追击日军的情景。
1941年秋,日美两国的谈判陷入僵局。日军大本营于是开始考虑对美作战问题。9月15日,大本营在召开的各军参谋长会议上正式通知中国派遣军:“10月上旬,决定对美国的和战问题。到10月末完成战备,从11月左右起,实施南方作战,从而坚持帝国贯彻中国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依靠日、德、意三国条约的方针。”
9月18日,大本营下达了准备南方作战的命令,并令中国派遣军调出一部兵力。25日,大本营又发出指示:将“在对中国作战中发起南方作战方案”作为中国派遣军制定作战计划的依据;在南方作战中,从中国抽出的部队为第21、第33、第5、第18等师团及其他军直属队、航空部队,另外第11军的第4、第6师团要集中在华中三角地带,作为大本营的预备队;在武汉地区,适当整理襄西、岳阳、南昌附近等地的兵力,收缩作战区域,在确保武汉周围要地的同时,集结若干预备兵力;若苏联参战,首先从华北方面调用3个师团,从武汉地区调出第3师团和必要的军直属部队,另为该地区增加1个混成旅团。
按照日军大本营的设想,第11军原定的作战任务就将发生重大变化。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日军大本营给第11军下达的任务是:协同海军确保自岳阳至长江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及九江为根据地,摧毁敌之抗战意图;作战地区大体上限定于安庆、信阳、岳阳及南昌之间。
阿南惟畿此时自然不情愿大幅度收缩作战地区,白白放弃已吃到嘴里的“肥肉”。其直接领导中国派遣军也不甘心,而且他认为,收缩第11军的作战地区,应依南方军的作战成果而定,特别是宜昌,它是封锁重庆的关键地区,暂时不能将其放弃。
大本营在获息中国派遣军的这一意见后,没有马上做出答复,而是指示第11军来具体研究这个问题。但中国派遣军派往大本营的作战参谋已向第11军透露了“大本营让放弃宜昌”的意见。无奈之下,第11军在经过反复研究后,向中国派遣军总部提出如下报告:
军按照大本营计划,随着第4、第6师团的转调和第3师团的准备转调,撤离南昌、岳阳和宜昌。有必要缩小信阳、九江、德安、蒲圻、沙洋等占领区。但如果在下述条件下,到明春保持襄西地区,是可能的。
(1)停止第13师团的三单位制改编。
(2)第3师团虽改编为三单位制,但不减少人马。
(3)在明春以前大本营不调用第3师团。
(4)给我军增加1个支队(4至5个大队)。
中国派遣军总部在接到第11军的报告后,于11月4日致电大本营:在抽调出第4、第6师团,同时准备抽调军直属部队的情况下,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暂不抽调第3师团和暂不将其改编为三单位制;不改编第13师团。
中国派遣军总部还在电报中力陈不应放弃宜昌的原因:
宜昌为我军占领地区中对重庆施加压力的惟一要地,现又牵制其周围的敌精锐部队主力。目前,如让这些部队在襄西平地自由活动,恰如放虎归山,对我军战术方面,显然极为不利;宜昌是迫于饥饿状态的重庆方面的最大输血路。若放弃宜昌,将使封锁作战的效果大为减弱;特别是在未收到南方作战效果之前放弃宜昌,会使重庆方面提高战斗意志,对国际上也有影响,且使国民政府(指汪伪政权)及日侨的士气沮丧。
日军大本营接到中国派遣军总部的报告后,经过研究,于11月6日正式通知第11军:除第4师团外,不抽调第6师团,并于1月中旬给第11军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同时,第11军的任务和作战区域不变。
阿南惟畿在接到大本营这一通知后,欣喜若狂,并在其当天的日记中用这四个字来形容其当时的心情。
11月8日,第4师团奉命脱离第11军的作战序列,由大本营直辖,准备在上海附近集结。11月18日,中国派遣军命驻太原的独立混成第9旅团开到武汉地区,受第11军指挥。
12月3日,大本营陆军部向中国派遣军发出第575号命令:大本营为了帝国的自存自卫,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企图在攻克南方主要地区的同时,迅速处理中国事变;中国派遣军必须确保从岳阳至长沙下游的交通,以武汉三镇和九江为根据地,加强对敌封锁,竭力摧毁敌之抗战能力,作战地区大致在安庆、信阳、岳阳、南昌之间。
这样,日军第11军主力便没有被纳入大本营南方作战计划之中,仍执行其原来的任务。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正式向香港发起进攻。
同日,蒋介石令在长沙附近的暂编第2军及第4军开始南下,准备策应香港方面的英军作战。
12月10日,日军第11军召开各师团参谋长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第9战区应采取的策略。在这次会上,阿南惟畿训示其属下说:由于南方作战的开始,人们心中弥漫着一种认为中国方面已成为次要战场的想法,要特别以此为戒。在此时机,自始至终要采取积极手段,对重庆施加压力,至少不能松懈,要整备进攻的态势,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教育训练。
12月12日,日军第11军得到了第9战区部队一部已开始南下的情报。参谋长木下勇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正是对第9战区发动进攻的大好时机。理由很简单,但又很站得住脚:牵制第9战区部队南下,策应第23军及南方军的作战。
日军进入衡洲
日军进入衡洲城。
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第9战区上下都进行了长时间的检讨,总结有关的经验教训。
11月17日,薛岳在长沙召开战区官兵代表会议,就有关训练、作战等问题做了指示。
前两次作战,日军基本上都是长驱而入,随后又全身而退。第9战区的部队虽然给了日军以一定打击,但相比之下,第9战区部队本身的伤亡更多,损失更为惨重。这让薛岳对日军的作战能力有了更为清醒的评估,同时,也加深了其对消灭对方有生力量重要性的认识。
另外,对于如何对日军进行逐次抵抗,如何切断其退路,怎样选定决战地区等问题,前两次作战处理得都不够妥当,这也是薛岳自第二次长沙会战结束后一直在考虑的重点问题。
薛岳认为,在敌我双方军事装备和综合作战能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一味采取硬打硬拼,“与阵地共存亡”的战术,并不策略。那样,往往会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并为日军所包围歼灭,只会付出无谓的牺牲。而为了诱敌深入采取直线后退也不是好办法。因为,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多,骑兵多,跑得快,第9战区部队在后退时,很容易被日军追上;同时,部队一旦直线后退,就很难再站稳脚跟,这样,反而会冲乱己方后线阵地,从而造成一种不可收拾的溃退局面。
在经过长期反复考虑后,薛岳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号称“天炉战法”的一整套作战方案。对此,薛岳在回忆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曾这样说道:
自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后,最高统帅蒋公即亲莅南岳,召集各军、师长剀切训示今后作战方略;11月17日,余复集全战区官兵代表于长沙,举行会议,谆谆嘱以战胜决于平时,故平时应视如战时,操场应视如战场。且本既往所得之经验教训,创“天炉战法”。天炉战者,为在预定之作战地,构成纵深网形据点式阵地,配置必要之守备部队,以伏击、诱击、侧击、截击、尾击、堵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力,挫其锐气,然后于决战地使用优越之兵力,施行反击及反包围,予敌以歼灭打击。盖为后退决战方法,因敌之变化而变化之歼敌制胜新方略,如炉熔铁,如火炼丹,故名。
具体来说,薛岳“天炉战法”的指导思想就是:当日军发起进攻时,第9战区的部队在保存自己的情况下,节节抵抗,节节后退,尽量地拖累和疲耗敌人,达到这一目的后,便自动向斜侧后方山地撤退(不是直线撤退),绕到敌人的包围线外面去,从更大的层面上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砌成两面“天炉之壁”。同时,在中间地带,彻底地破坏交通道路,空室清野,诱敌至决战区域,而断其后路,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最后将包围之敌予以歼灭。
当年的中国战史出版局还曾专门出版了薛岳撰写的《天炉战》一书。书的前言有这样一段文字介绍:“他(指薛岳)的战略战术足以法天地之幽邃,穷宇宙之奥秘,为鬼神所惊泣,人事所难测,无以名之,故曰《天炉战》。”虽然未免说得过于玄虚,不过,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来看,薛岳这次的作战指导方案显然要比前两次更加合理。
根据“天炉战法”的要领,第9战区在进一步研究了以往的作战经验和阵地地形后,决定以新墙河为第一道防线,汨罗江为第二道防线,长沙城外的捞刀河与浏阳河之间为第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伏击区和诱击区,第三道防线才是决战地区。
形成了完整的作战方案后,薛岳令各部队做好相应的作战计划;同时,下令实行全民总动员,破坏道路,向水田蓄水,组织战时民工队等,全面加强战备。
傍晚,日军在雨雪交加中向新墙河南岸守军阵地发起了攻击。
当时,防守新墙河南岸阵地的只有第27集团军第20军1个军。因为,薛岳并不准备在新墙河一线与日军大打。第20军的主要任务是阻敌,尽可能地耗损敌人的力量,疲劳敌人,顿挫敌人进攻的势头,延缓日军南下的步伐。
第20军属川军,军长杨汉域,四川广安人,从云南讲武堂毕业后,一直在川军中任职,于1938年担任第20军军长。该军只有两个师的编制,而在新墙河北岸集结的日军有3个师团。以两个师的兵力要完成阻击装备优良的3个师团的日军10天的任务,其困难可想而知。
但第20军没有临阵退缩。为了完成阻敌任务,杨汉域要求守军各部在占领阵地时,做到据点工事与野战工事同时占领,以据点工事为骨干,加强野战工事的纵深配备。在使用兵力时,各部应以一部兵力置于连排据点,尽力抵抗;以一部占领野战工事,利用阵地纵深逐步抵抗,将主力放在最后一线阵地,机动使用。作战时,敌人若向据点工事里的守军攻击,野战工事里的守军应立即进行火力支援,或适时派部队反击;若敌人向野战工事里的守军攻击,据点里的守军应即以火力向敌人射击,或者离开据点向敌尾击。各部主力此时应乘敌混乱之际,不失时机地对敌反击,消耗敌人。经过逐步抵抗,到最后一线预备阵地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后,再向侧面阵地转移,向敌侧击、尾击。
实践证明,第20军的这种打法还是比较符合战场实际的,并有效地延缓了日军南下的步伐。
25日,已经渡过新墙河的日军3个师团,在稍事休整之后,又分东、中、西三路,向守军第二线阵地发起进攻。
日军侵入上饶
日军侵入上饶。
当日军此番大举南下,再次逐渐逼近长沙时,薛岳也做好了全面迎敌的准备。
为了就近指挥和督促各部作战,12月30日,薛岳将他的战时指挥所从长沙的二里牌,搬迁到濒临前线的岳麓山上。
在此之前,他把省政府机关及所属各厅局迁到了茶陵;把第9战区司令部,迁到了耒阳;把他的夫人和孩子也都送到了后方。他只身带着一些作战参谋人员及必要的保卫人员,留在长沙。
此时,汨罗江以南的第37军、第99军仍在顽强抗击着当面的日军第40、第6师团及第3师团。薛岳见南犯的日军已全部进入了“炉膛”,这才命令该两军按照原定计划,让开中间,撤向两厢,养精蓄锐,待机反攻。入夜后,第37军军长陈沛率部由浯口以南向东面的社港地区后撤;第99军则在军长傅仲芳的一声令下,从归义退向湘江沿岸的营田与湘阴一线。而留在敌后的杨森则令所部袭击了驻新墙东南长胡镇的日军辎重兵第40联队,使其伤亡惨重,联队长森川启宇中佐也被击毙。
是日,蒋介石根据连日来的战场情况已判断出日军有沿粤汉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他担心第9战区二线部队被迫投入战斗而影响日后的决战,遂给薛岳发了一封电报:
“一、敌似有沿铁道线逐步推进攻占长沙之企图。二、该战区在长沙附近决战时,为防敌以一部向长沙牵制,先以主力强迫我第二线兵团决战,然后围攻长沙,我应以第二线兵团距离于战场较远地区,保持外线有利态势,以确保机动之自由,使敌先攻长沙,乘其攻击顿挫,同时集举各方全力,一举向敌围击,以主动地位把握为要。”
蒋介石的意见与薛岳的想法不谋而合。为鼓舞士气,坚定歼敌决心,薛岳于当天下午13时又以“卅午忠电”训令各部:
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获得伟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1)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俾能适时捕拿战机,歼灭敌人。(2)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3)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遗(贻)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
他将此意分电各部的同时,又致电报给蒋介石。蒋介石于1月4日复电:
“卅午忠电悉。兄能具此决心,督励所部,良堪欣慰。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30日晚上,薛岳正式下令,准备围歼向长沙进犯之日军:
(一)战区决定以各兵团向长沙外围之敌军,攻击聚歼之。
(二)杨森指挥第58军,由长乐街向安沙;第20军由清江口经福临铺向石子铺,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三多桥、安沙;第二次为傅家冲、周婆塘之线。
(三)王陵基指挥第37军(缺第140师)由瓮江向望仙桥;第78军由三角塘、更鼓台向长桥,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春华山、东林寺;第二次为大湾港、长桥之线。
(四)罗卓英指挥第26军主力,由洞阳市向朗梨市;一部由江花桥经永安市,协助军主力索敌攻击。第79军(附第194师)主力由金潭向黄花市以南,一部由渡头向柞山桥索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东林寺、柞山桥、大圫铺之线;第二次为朗梨市、东山、金盆岭之线。
(五)第10军固守长沙及水陆洲,第73军固守岳麓山,俟各兵团到达第二线攻击到达线时即断行反攻。
(六)第99军(附第140师)以第197师固守湘江西岸洞庭湖南岸原防;第92师由三姐桥经桥头驿、第140师由栗桥经官桥,向捞刀河之敌攻击,攻击到达线第一次为桥头驿、官桥之线;第二次为捞刀河市附近。第99师固守双狮洞、湘阴、营田,并以一部由明月山、双狮洞向栗桥、福临铺侧击敌军,截断敌补给线。
12月31日,薛岳得到报告:日军主力已分别到达长沙外围附近,第40师团一部到达长沙以东的永安市附近,主力在上杉市以南地区;第6师团一部到达朗梨市附近,主力在麻林市以南地区;第3师一部到达石子铺附近,主力在唐田庙附近。第二线兵团的日军独立混成第9旅团、外园支队、泽支队、野口支队分别到达汨水以北地区,向南继续前进。
于是,薛岳下达了总攻命令:“各部从1942年元月1日子夜开始攻击,限元月4日晚到达第一次攻击到达线。”
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即将展开。
在长沙决战打响之前,薛岳和李玉堂对长沙防守事宜进行了最后的部署。
薛岳根据岳麓山对长沙的瞰制作用,将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配置到岳麓山,以支援长沙城守军的作战。他令李玉堂以1个营的兵力在湘江西岸和岳麓山占领阵地,掩护炮兵,主力守备在长沙市区和郊区,重点放在长沙市区的制高点天心阁附近。他还令第10军的两个炮兵团,先以一部放在第一线阵地后方,支援警戒部队和第一线守备部队作战,尔后根据情况再全部撤到岳麓山,加强岳麓山的炮兵火力,以形成对天心阁方面和长沙东南地区日军的毁灭性火力打击。
日军作战计划(2)
12月15日,第11军制定了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案。作战发起的时间定在12月22日前后,作战期限定在两周左右。阿南惟畿清楚,在目前日本战线拉得如此广大的时候,大本营对于中国这个泥淖已无能为力,失去了彻底征服中国的信心,要扩大战场,肯定不会得到批准。他的设想是:以第6、第40师团将新墙河南岸的第9战区第20军击溃,并于关王桥附近将其捕捉歼灭;然后,随着第3师团的到达,投入第6师团的右侧,将汨罗江南岸地区的第37军击溃后,即结束作战。
中国派遣军总部很快就批准了日军第11军的这个作战方案。同时,令独立混成第9旅团及第1飞行团协同作战。
薛岳创“天炉战法”(2)
这时,杨森一面令第20军向斜后移动,一面令第58军进入阵地,与第20军互相配合,协力迎击日军,双方在汨罗江北岸又一次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当时,雪越下越大,气温也越来越低,而守军许多士兵连棉裤都没有,有的竟被冻死在战壕内。但活着的士兵,仍坚守阵地,没有贪生怕死之辈。
守卫傅家桥据点的第20军第398团第2营营长王超奎少校及其部属,面对日军猛烈的炮火,毫不畏惧,打退了日军一次次的冲锋。后王超奎为掩护部属突围,在与日军肉搏中不幸殉国。
守卫洪桥据点的第398团第3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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