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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回忆-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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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在狼穴的医务室里，希特勒就坐在离我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跟戈林谈话，大夫正在治疗他震破的耳鼓。“现在，这些家伙正在我要他们呆的地方给我逮住啦，”他这么说，或者大意是如此。“现在，我可以采取行动了。”他知道这次暗杀的失败反而使他的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为希特勒辩护的人们说，他并没看他下令拍摄的处决将领们的那些影片，但是放映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旁边。他当时的痴笑和议论比较适合于看查理。卓别林的一部喜剧，而不适合于看我的老战友们那种可怕的、变了样的神情，他们脖子上套着琴弦绞索，赤身裸体地正经历着临死前的痛苦。我从那以后根本无法再尊敬他了。今天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无法尊敬他遗留下的形象。
就我来说，七月二十日事件完全是大祸临头。从那以后，我走起路来一直破得厉害，右耳完全聋了，而且经常一阵阵头晕目眩，人会摔倒。还有，这断送了我离开最高统帅部的机会。我象七月二十日事件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地主家庭，所以很有可能成为希特勒荒谬绝伦的猜疑的牺牲者，被他处决。不过，或许我的负伤使我的清白无罪似乎不讲自明。再不然，也许秘密警察知道，我并无嫌疑。不管怎样，我又成了那个“好阿尔明”，跟那帮“别人”全不一样，除了莫德尔和古德里安以外，几乎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到希特勒的礼遇。这一来，我被迫亲眼目睹了他的一步步没落。直到在柏林地堡中的那个惨痛的结局，每天忍气吞声地听着他对我的同行和我的阶级发出最最下流的恶骂……英译者按：这个密谋者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具有基斯通警察的本领。他们不断放置一些未能爆炸的炸弹，策划一些自己人犯下错误的行动，而且一般总是自己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但他们是很英勇的人，他们的行为是复杂而动人的。隆不以他们为然，这种见解在德国并不普遍。我得到的印象是，隆因为自己没有加入而感到内疚，因而在表示异议时过甚其词。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七月二十三日今天，拉姆领着导演这部影片的那个荷兰犹太人在区里察看。电影剧本规定，要在幼儿园拍摄一个大场面。娜塔丽知道他们要来。她告诉我，等两辆汽车驶到时，她紧张得几乎要虚脱了。但是拉姆听到路易斯死了的消息，却丝毫不以为意。“”太不幸啦。那么用一个其他的小家伙吧。“这就是他说的话。”挑一个活泼的，把你的孩子唱的那支法国歌教给他。‘在他看来，这孩子患斑疹伤寒死去是合情合理的事。他没加以安慰，自然也不疑心有他。当然，我们必须等着瞧。他也许还会调查一下。目前，真感到莫大的宽慰。
也许，娜塔丽凄凄惨惨采取的预防措施没一件是必要的：她卧室里放着的路易斯的骨灰瓮，追悼的蜡烛，跟拉比就哀悼程序进行的商议，上会堂去念祈祷文，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是这些事使她心头平静下来。她用不着装模作样！持续的捉摸不定，使她有点儿支撑不住了。三星期过去，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只有那份正式的死亡通知，以及火葬场的那个听来可怕的提议：叫她出一笔代价去领骨灰。娜塔丽房间里放的也许真是路易斯的骨灰，谁知道呢？当然，我们并不相信，可是这件事自始至终一直太叫人相信了。
（啊呀！这些骨灰究竟是谁的呢？）
战事新闻变得令人鼓舞。人们每天醒来，总急切地探听最新的消息。从党卫军营房偷偷传递进来的德国报纸，大家现在总热切地互相传观，因为这种报纸成了振奋人心的源泉。凡是戈培尔的报刊承认的，一定总是真实的，而新近有些报道使人惊异快乐得两眼放光。德国将领中的一个干部设法想杀死希特勒，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我在新闻贫乏的《人民观察报》上看到一篇详细的记载，他们对那个“疯狂的叛徒小集团”沸腾着道义上的愤慨。显然，德国军队的士气正在低落下去。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又是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消息——我们的海军在攻占马里亚纳群岛时取得了另一场胜利，这使日本进入了美国B－29轰炸机的航程，日本政府倒台了。
同时，疯狂的美化运动狂想曲又在全部上演。排练，修改，兴建更加虚伪的特莱西恩施塔特娱乐场：河畔的一片公共“河滩”、露天剧场以及天知道还有些什么别的。这部影片是天赐的一个苟安时期。准备工作需要一个月，拍摄又需要一个月。德国人全力以赴，就象他们对待美化运动那样。倘使柏林正在土崩瓦解的政权中没人想到取消这部影片的话，那么俄国或美国坦克闯进波胡索维斯门时，摄影机可能还在愚蠢地拍着。
因为英美人终于从诺曼底的桥头堡突破出来。德国报纸上提到了一个新地名圣洛，说在那一带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东线，随着苏联军队深入波兰东部，德国公报中充满了我青年时代所熟悉的老地名。平斯克、巴拉诺维济、捷尔诺波尔、利沃夫——重要的犹太居民城市、著名的犹太教法典学校以及显赫的哈西德教派的乡土——全被红军重新攻克了。
由利沃夫按直线计算，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大约只有四百英里。
过去三星期中，俄国人推进了两百英里。三星期中。
这是一场竞赛。由于这部影片，我们有了一个机会。纳粹爱好粗制滥造的欺骗行为，这一回为了这个，可得感谢上帝！八月六日我被选中了去撰写这部电影剧本，因此这份记载中出现了这个空隙。我提议采用一个简单、生动的连贯性主题——犹太区进进出出的流水——心想某些聪明的观看人也许会理解“水闸”象征的意义。导演一语不发就领会了这层意思；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出来了。那个笨蛋拉姆予以批准。他对这项拍摄电影的计划象幼儿那样高兴，尤其在为河滩场面挑选游泳的姑娘这件事上。
路易斯仍然没有消息。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他一住进医院就失踪，到昨天为止已经一个月了。娜塔丽在云母工厂干了一天的活儿后，沉重地缓步走到幼儿园去排练这部影片。她不吃东西，始终不提路易斯，人显得瘦削憔悴、若有所思。几天以前，她在万分绝望中走到医院去，要求跟开路易斯死亡证的那个大夫谈谈。她被很粗暴地打发了回来。 八月十八日拍摄开始了。我跟四个合作人一起，日日夜夜在改写那部笨拙的剧本，经常不断地受到那个蠢材拉姆的干涉。没有喘息的时间，不过为了这部影片，还是得感谢上帝。 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已经冲了出来，云集在法国，并且在一个叫作法莱斯的地方包围了德国军队。英国广播公司讲到一个“西方的斯大林格勒”。这时候，盟军也已经在法国南部登陆了；那儿的德军正在惊慌失措地撤退。“法国南部燃烧起来了，”自由法国电台说。俄国人已经到了维斯杜拉河。他们的重兵集结在华沙对岸的普拉加。波兰人正举行起义反抗德国人。华沙市内发生了血腥的巷战。人们的希望越来越光明了。
八月三十日路易斯安然无恙！巴黎解放了！
这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
今天在图书馆摄制影片时，一个捷克摄影师——老实说，我并不知道是哪一个，因为在闪亮的弧光灯下，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把班瑞尔和那个男孩的一张不很清晰的照片塞进了我的口袋。他们在强烈的阳光下，站在一个干草堆旁边。路易斯显得胖乎乎的很健康。在我写下这些字句时，娜塔丽就坐在我对面，还对着照片快乐地淌眼泪。
战场上传来的好消息正在变成一道奔流。美国各兵团那么迅速地越过法国，以致巴黎没受到损害就被攻下了。德国人仅仅撤了出去，向后逃走。罗马尼亚突然倒戈，对德国宣战。这似乎完全出乎纳粹政权的意料之外。据莫斯科电台说，在进攻的红军和倒戈的罗马尼亚部队之间，德国人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巴尔干陷阱。他们在各条战线上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无可怀疑的。据《人民观察报》抱怨，盟国空军的轰炸是有史以来最恐怖、最残忍的。多么高兴啊！戈培尔的社论有一种《诸神的末日》那种刺耳的腔调。这场战争随时都可能结束。九月十日结局现在还会有多久呢？保加利亚对德国宣战了。 艾森豪威尔的各兵团正向莱茵河奋力前进，简直没遇到溃逃的德国武装部队的任何抵抗。华沙的起义仍坚持着。俄国人不知怎么并没设法渡过维斯杜拉河去支援波兰人。当然，那些闪电式的推进，使他们的供应线过于紧张。这无疑是这一暂时停顿的原因。
经过不少干扰和拖延之后，拉姆现在忽然下令把影片结束掉。什么解释也没有。我只想得出一个解释来。苏联人攻占卢布林时发现了一个犹太人大集中营，叫作马伊达内克。他们发现了毒气室、焚尸炉、万人冢、成千上万个活骷髅以及倒在四处的无数具尸体，一切和班瑞尔叙述的奥斯威辛情况丝毫不爽。俄国人邀请了三十名西方记者去，让他们亲眼目睹一下那种恐怖情况。这些细节正由莫斯科电台一遍又一遍在报道。最糟糕的报道和传说，竟然全是确切不移的事实。
这样，这个可怕的德国花招就被揭穿了。《元首授予犹太人一座城市》，犹太乐园的一部田园诗般的、长达近两小时的纪录片，大概永世不会放映了。在卢布林这件事暴露出来以后，这部影片成了一个不言而喻、拙劣无比的虚构材料。我们苟延残喘的时期再有五天就将结束。接下来会怎样呢？现在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是很奇怪的。所有这种种烈烈轰轰的战事发展，就我们说来，只是些遥远的雷声。我们从报上读到消息，或者听到人家窃窃私议某一外国电台的报道。特莱西恩施塔特本身仍然是一个萧条的小监狱城市，夏天的每一个湿热的日子在这儿全都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营养不良、惊恐患病的人们的臭气熏天的犹太区；拍摄影片的胡闹使它稍稍有了一点儿生气，但在其他的时候，它却沉寂得象一个陈尸所。
摘自《世界大屠杀》九月奇迹 八月间，在西方某些轻率的记者看来，我们的毁灭似乎“指日可待”。这把东西两面合拢来的老虎钳的钳牙，已经迫近维斯杜拉河和马斯河。在南线，英美两国军队顺着罗纳河流域几乎长驱直入，而在靴形的意大利，他们也远远深入到罗马以北。俄国人浩浩荡荡地大举越过我们在反复无常的巴尔干各国境内的开阔南翼，已经抵达了多瑙河。在所有进行战争的前线，我们的大批部队几乎不是在撤退，就是被包围。
后来，希特勒本人也称八月十五日是“我毕生最不幸的日子”。因为那一天盟军在法国南部登陆，而在北方，冯。克鲁格将军陷入法莱斯袋形地区失踪了。元首在七月二十日以后变得反常地多疑，担心克鲁格的失踪可能是去跟敌人进行谈判；在统帅部里，情况的确显得那么糟。但是英勇的克鲁格很快就设法恢复了同我们的联系。不久以后，他自杀了。到底是因为希特勒愚蠢的指挥毁了他的军队，使他感到绝望，还是因为他当真牵连在炸弹阴谋中，这我并不知道。我承认，自杀的念头在八月间也曾不止一次掠过我自己的心头。
但是九月过去了，还没一个敌军士兵踏上德国的土地！
蒙哥马利用空降部队在阿纳姆一片狭窄的地区鲁莽地向前挺进，企图通过荷兰包抄西方防线。在伦斯德的部队取得辉煌的战果，击退了蒙哥马利的部队以后，艾森豪威尔向莱茵河的疾进也渐渐放慢了速度。汽油桶全空了，将领们互相争吵，兵力从低地国家分散到阿尔卑斯山山区。俄国人则停留在维斯杜拉河畔，应付我们的一次次反攻，而在河这一侧，武装的党卫军则以炮火与爆炸物夷平了华沙，扑灭了那场起义。敌军从南方对我们发动的攻势全部停顿下来。在最最凶猛的攻击之下，面对着现代历史上最众寡悬殊的形势，德国浑身是血，屹立不动，使四周的一圈敌人无法近身。
假如一九四零年英国的单独抗战值得称赞的话，那么一九四四年九月德国武装部队的这次英勇的奋起迎敌，为什么不应该加以称赞呢？
“九月奇迹”可加分析的要点是很清楚的。西方和东方，我们的敌人在惊人的快速推进中，已经使军需供应跟不上了。同时，在祖国的神圣领土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德国的军纪严格起来，总动员也实行了。不过我们也不能忽视侵略军作战意志的低落，特别是在西方；前一阶段的长驱直入、巴黎的失陷以及暗杀希特勒的阴谋等，引起了一种欣快的感觉，认为“嘿，我们已经打赢了这场战争，我们到圣诞节就可以回家了”。还有，希特勒单方面坚持加强法国各港口的防御，最终也有了收获。 艾森豪威尔有两百万人在大陆上，可是通过瑟堡那个遥远的瓶口和一个人造港口，他无法提供必要的军需品去对西方防线发动一次全面的进攻。他需要安特卫普，但我们依然控制着斯凯尔特河口。
战后的军事著作中，有不少对艾森豪威尔发出不切实际的嘲笑。这些作者详细叙述了地图上的距离和部队的总数，却忽略了决定现代战争的顽强、艰苦、复杂的后勤工作。 艾森豪威尔是典型的美国军人，在战场上稳扎稳打，但是在组织和供应方面，却多少是一个天才人物。他的谨慎小心和广阔战线的战略，即便不是拿破仑式的，至少不是乖谬错误的。我们还是一个很危险的敌人；他在九月间抵制了一些似是而非的冒险行动，这是值得称赞的。
拥护蒙哥马利和巴顿的人士争辩说；只要有足够的汽油，他们两位英雄中的任何一位本来都可以直捣柏林，迅速结束战争的。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审问他的英国人说，蒙哥马利肯定可以办成这件事。我在我的作战分析中将要说明那些决定性的不利因素。简括地讲，依靠拉得过长的供应线来进行这样一次范围狭隘的推进，其两侧都会招致一次灾难性的挫败，一次更大的阿纳姆战役。我和特鲁门特里特很熟；我很怀疑这些是不是他的军事观点。他是在把战败他的人想要听的话告诉他们。即使艾森豪威尔拥有需要的港口设备和交通工具，这件事还是办不到的。他的部队的消耗率是令人震惊的：每一师每一天要消耗七百吨军需品！德国一师人每天靠不到二百吨的军需品作战。
艾森豪威尔经受不起二次大规模的冒险和挫败；有好几百名美国新闻记者紧紧跟随着他，总统选举又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就要举行，他实在经受不起。敌人的联盟是很不稳固的。在夏季的战役中，英美两国一直地争吵挣扎。而俄国人未能援助华沙的起义——更糟的是，他们甚至拒绝允许英美派空降部队去援助——已经播种下了波兰问题的毒害，到时候将会毁了资本家和布尔什维克的这个奇异的联盟。
不幸，我们缺乏力量去利用我们敌人间的这些紧张关系。希特勒在战场上采取的顽固不化的“死守”政策，使我们损失惨重。在夏季的三次大败——巴格拉齐昂、巴尔干地区以及法国西部——和二十次较小的攻防战中，一百五十万德国的第一线部队被打死、俘虏、包围或者丧失了武器、混乱地溃退。如果这些久经战阵的部队不是奉命死守，而是打上一场灵活的防御战，阻扰敌人前进，同时有条不紊地向祖国撤退，那么我们很可能会从战争中抢救出一些实力来。
事实上，“九月奇迹”并不能改变德意志的灭亡，它只能延迟我们的毁灭。然而，就连希特勒倒下时，他还保有那股催眠力，能够从德国征得具有神经质精力和战斗意志的自杀后备军。 八月底，他已经发布了在阿登高原反攻的那道惊人的命令。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在统帅部制定计划，发布预备性的命令。不论这个人正在如何衰老下去，他的凶残的意志力却是无法抵制的。
英译者按：阿登高原的这次军事行动成为“凸出地带战役”。有意思的是，隆赞扬了艾森豪威尔采用的谨慎小心的广阔战线战略，这是许多权威人士加以谴责的。真正的判断在于阐明霸王行动的很复杂的后勤统计数字。命运支持大胆的人，可是他们要是没有汽油和子弹，那也就无法支持他们。华沙被德国人毁灭掉，隔着河清晰可见，红军很奇怪地按兵不动，这件事仍然引起争议。有些人说，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是一些不正当的波兰人领导着这场起义。俄国人坚持说，他们的军需供应已经到了极限，而波兰人也并不急切地想使他们的起义同红军的计划相互配合。
摘自《一个犹太人的旅程》十月四日拍摄影片结束后的第四次遣送正在装车。我跟尤里。乔舒亚和简最后一次道别后，刚从汉堡营房回来。这是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办的犹太教法典学习班的结束。
我们通宵没睡，呆在图书馆里，在烛光下一直学习到天亮。这些小伙子把自己的几件所有物早已收拾好了，他们想学习到最后一刻。我们也正学到一个奇怪，难解的论题：在田野上发现的无名死尸，埋葬这类死尸是大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犹太教法典为了说明这一论点，“走向一个戏剧性的极端。 关于仪式纯洁的特别法规，禁止一个高级教士与死尸接触。遵照这些法规，他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以葬埋。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人也是如此。然而一个许过拿细耳人的愿的高级教士——他因此受到双重的限制——却奉命亲手去埋葬一个无名死尸！犹太人对人的尊严，甚至在死后，也是如此尊重。犹太教法典的声音经历了两千年传来教导我的学生，作为对他们的临别赠言：我们和德国人之间是有天渊之别的。
在我把那本旧书合上的时候，乔舒亚，剩下的三个小伙子中最聪明的一个，突然问道：“拉比，我们全将被毒气熏死吗？”
这一句话猛地一下把我又拉回到眼前的生活中来！目前，区里传说纷纭，虽然没有几个人意志十分坚强，敢于正视这种传说。谢谢上帝，我当时能够这样回答：“不会的。你这就要到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去和你的父亲团聚，乔舒亚——你们，尤里和简，这就要去跟你们的哥哥团聚。我们委员会里的人是这么听说的，我也相信是这么一回事。”
他们的脸上高兴起来，仿佛我从监狱里释放了他们似的。他们在营房里，颈子上挂着遣送号码牌，依然精神抖擞。我看得出，他们正鼓起别人的精神来。
我是在欺骗他们地在欺骗我自己吗啪林郊外的佐森建设工地——政府临时办公的棚屋——是一个事实。特莱西恩施塔特去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在那儿受到很好的待遇。拉姆曾经向市政委员会坚决地保证，德累斯顿地区的这个劳动工程跟那完全一样。楚克尔主管这次征工，他是一个能干的人，是布拉格的一个老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委员会委员，对于应付德国人反应很快。
市政委员会里的悲观主义者往往是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区里的老难友。他们根本不相信拉姆的话。他们说，征集去了五千名身强体壮的男子，使我们失去了一场起义所需要的人手；万一党卫军决定要来消灭这个犹太区，我们可能要举行一场起义。其他的犹太区也举行过起义；我们听到了报道。影片停止拍摄以后，爱泼斯坦被捕了，这次庞大的征工命令传达下来，美化运动和拍摄影片这件蠢事所带来的虚假的安全感，全都荡然无存，委员会变得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几乎有五个月没接到过遣送命令了。我听到桌子四周传来反抗的抱怨声，这使我感到吃惊。犹太复国主义者就起义问题举行了几次会议，我并没给邀去参加。但是这次征工按照预定计划已经遣走了三批人，并没什么骚动。
这第四次遣送是极其令人担忧的。的确，他们是已经走了的建筑工人的亲属。但是上星期，党卫军允许亲属自愿报名前往，大约有一千人表示要去。这些人不问愿意不愿意，正被用火车运送走。唯一使人稍许放心的是，这四次遣送确实形成了一个团体——大规模的证工和工人的亲属。拉姆解释说，使家人团聚在一起是上面的政策。这可能是一个安定人心的谎话；可以想象，它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市政委员会就我们可能遭到的命运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论，结果得出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虽然战事暂时沉寂。德国人已经战败了，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在党卫军头头开始考虑到保全自己时，我们可以指望他们逐渐温和下来。（二）战败成为定局，只会加强德国人想残杀欧洲全体犹太人的欲望；他们会急煎煎地来完成这一“胜利”。如果他们得不到其他胜利的话。
我在这两种可能的趋势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明智的，一种是疯狂的。德国人两种面貌都有。
娜塔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既然路易斯已经安安稳稳地离开了，她过去的顽强意志又恢复了不少。她津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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