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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回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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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哪，闹得多厉害啊！”埃伦从铺位上伸出他那邋里邋遢的脑袋来。阳光射进了舷窗，船员们在外面活泼地喊着、骂着。“救世主号”正停靠在原来的码头上，原来那一个穿着绿制服、大腹便便的警察在码头上巡逻。“啊晴，大白天了啊！你衣服都穿好了。出了什么事？我们要开走吗？”
“我们已经开走过，又回来了。海 岸警卫队拦住了我们。”
杰斯特罗面色阴沉。“哎呀！二百元钱哩！”
拉宾诺维茨来到他们的房门口。他才刮过胡子，穿了沾着污点的深色衣服和灰衬衫，打着红领带。他脸上显出恼怒的线条，正拿出一些美钞。“我只能归还一半，对不起。他一定要我先付出半数，才肯开船。我只好碰碰运气了。”
“你说不定会需要剩下的钱，”娜塔丽说。“留着吧！”
“如果需要，我会再来要的。”
杰斯特罗在上面的铺位上说：“我们并没有讨论过要付船费的事呀，你是知道的，而且——”
拉宾诺维茨啪的一下把钱放到娜塔丽手中。“对不起，我要去找那该死的港务长算帐哩！我们是中立国的船。我们只是停泊在这里进行紧急修理的。这样拦住我们是该死的违法行为！”
当拉宾诺维茨又在他们的房门口出现时，他们正在吃中午茶点。“今天早上我脾气不好，很对不起。”
“进来吧，”娜塔丽和蔼可亲地说。“要茶吗？”
“谢谢，要的。你的娃娃怎么啦？”路易斯正在他的篮子里啜位。
“他着了凉。有什么消息吗？”
拉宾诺维茨背对着门蹲着，两只手捧着玻璃杯，呷着茶。“杰斯特罗博士，在我们那么突然离开罗马的时候，你看上去为你不得不丢下的手稿很不高兴。”
“我现在还没高兴呢！我四年的心血啊！”
“你的书名是什么？”
“《君士坦丁拱门》。怎么啦？”
“在罗马你可认得德国大使馆的什么人吗？”
“德国大使馆？显然没有。”
“你能肯定吗？”
“我和德国大使馆没有任何关系。”
“你从来没听说过有一个叫维尔纳。 贝克的家伙吗？”
“维尔纳。 贝克？”杰斯特罗重复说，多半是对他自己说的。“哎呀，是的，我确实认得一个叫维尔纳。 贝克的，已经是好多年前了。他怎么啦？”
“在舷梯那儿就有一个维尔纳。 贝克博士。罗斯和我去找你们时，他就是我在你们罗马的旅馆房间里看到的那两个德国人中的一个。他开了一辆梅塞德斯刚刚到。他说他从罗马的德国大使馆来，他是你的老朋友。他还说他带来了你的《君士坦丁拱门》手稿。”
一阵严肃的沉默，只听到那婴孩的鼻子呼呼的响声。娜塔丽和她叔叔互相望着。“说说他的模样吧，”杰斯特罗说。
“中等身材，胖胖的，脸色苍白，一头浓密的金发，高嗓门，很有礼貌。”
“戴眼镜吗？”
“厚厚的无边眼镜。”
“大概真是维尔纳。 贝克，尽管他那时并不胖。”
娜塔丽得清了嗓子才能开口说话。“他是谁呀，埃伦？”
“哦，维尔纳是耶鲁大学我最后的研究生班上的学生。德国好学生之一，工作起来精力过人。他在语言上有困难，我帮助他克服了一些障碍。从那以后，我就没见过他，也没听到过他的消息。”
“他说他从你房间里拿了手稿，”拉宾诺维茨说。“他当时在场，这一点我能向你担 保。他倒是挺和气，另一个凶得要命。”
“他怎么会找我找到这里来的呢？”杰斯特罗显出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这看来很不妙，是吗？”
“嗯，我说不上来。假如我们不承认你在这儿的话，意大利秘密警察就会来船上搜查。德国秘密警察要他们干什么事，他们都会干的。”
娜塔丽颤声插嘴道：“土耳其国旗怎么样呀？”
“在一定程度上，土耳其国旗是顶用的。”
杰斯特罗果断地说：“真的没有选择余地了，是吗？要我到舷梯那儿去吗？”
“我会把他带到这里来的。”
对娜塔丽来说，这个巴勒斯坦人显得这么镇定，多少是一种安慰。发生这种事情，对她来说是情况进一步严重而可怕的恶化。她从心底里为她的婴孩担惊受怕。拉宾诺维茨走了。杰斯特罗心事重重地说：“维尔纳。 贝克！老天哪！我认识维尔纳的时候，希特勒甚至还没掌权呢。”
“他拥护过希特勒吗？”
“哦，不。他是那种保守、温和、勤学的人。要是我没记错的话，还笃信宗教。好人家出身。他立志进外交部，我还记得这事呢。”
婴孩打喷嚏了。娜塔丽忙着把他阻塞的小鼻子弄干净。她吓坏了，无法有条有理地思考。
“杰斯特罗教授，维尔纳。 贝克博士来了。”拉宾诺维茨步入舱房。一个穿灰大衣、戴灰帽子的男子在门口一边鞠躬，一边举起帽子，双脚后跟并拢。在他的左臂下夹着一个用绳子捆扎好的很厚的黄封套。
“您一定记得我吧，杰斯特罗教授？”他有一本正经的高嗓门。他笑得很尴尬，几乎象在道歉，眼睛半闭着。“已经有十二年半了。”
“是啊，维尔纳。”杰斯特罗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你只是胖了些。”
“是呀，太胖了。哦，这是《君士坦丁拱门》。”
杰斯特罗把纸包放在铺位上那手脚不停的婴孩旁边，用发抖的手指解开绳子，很快地翻过大量薄而半透明的纸。“娜塔丽，全在这儿呐！”他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人眼睛闪闪发亮。“维尔纳，我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得来不易，教授。可我明白它对您意味着什么。”贝克博士转过身来对着拉宾诺维茨。“是我的德国秘密警察同事——你要明白——是他把它由意大利秘密警察那里拿走的。我想我自己是拿不到的。我很遗憾你和他吵了嘴，可是你回骂了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你知道。”拉宾诺维茨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 贝克回头看着杰斯特罗，他正抚弄他的稿纸。“我自作主张拜读了您的大作，教授。 比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又有多大的进展呀！您表明对早期拜占庭和东正教有非常特殊的了解。您使整个已经过去的世界恢复生命。这本书将保证您声名远扬，而且这一回，那些学究也会赞美您的学识了。这是您最大的成就。”。
“嘿，您多么好哇，维尔纳。”杰斯特罗装出他对付钦佩者的那种微笑。“至于你，你的英语有了惊人的进步。还记得你口试方面的困难么？”
“我当然记得，您挽救了我的前途。”
“哦，不敢当。”
“从那时起，在华盛顿任职七年。我的儿子——我有四个——都能使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现在我在罗马当二等秘书。这些全都得感谢您呀。”
“四个儿子，哦，真想不到。”
娜塔丽感到难以相信竟然会这样谈家常。这简直象是梦中的对话。那个人站在那儿舱房门口——一个纳粹德国的官员，一个胖墩墩的、看上去并无敌意的人，戴着眼镜，这使他显得书生气。他双手拿着帽子，用一种安宁的、简直象教士一样的姿势捧在胸前。他谈及他的孩子们，称赞埃伦的著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特别是那男高音的嗓子和有礼貌的态度——那就是态度相当温和和学究气。婴孩咳嗽了，维尔纳。 贝克看了看他。“你的孩子身体好吗，亨利太太？”
她刺耳的声音冲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高雅旅馆’？你又怎么发现我们到这儿来了？”
她可以看到埃伦因她的举止感觉痛苦。拉宾诺维茨面部仍旧是无表情。 贝克用耐心的口吻回答：“当然啦，德国秘密警察有罗马旅馆里外国来往旅客的名单。意大利秘密警察又向德国秘密警察报告，你们上了这条船。”
“那么你也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人罗？”
“不，亨利太太。我说过了，我是外交部官员。嗯，你和你的叔叔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在‘大旅馆’吃中午饭呢？据说那儿有那不勒斯最好的餐厅。”
娜塔丽的嘴张着，她一声不吭，象是失去了知觉似的。她朝杰斯特罗看看，他说道：“肯定你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维尔纳。”
“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可以享受一些好酒好菜。你们明天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航行呢！”
“明天？这我还不知道呢，”拉宾诺维茨大声说，“而且我还是才从港务长那里来的！”
“哦，这是我的消息。”
娜塔丽几乎嚷了起来：“我们的脚一踩上岸，我们就会被抓起来、拘留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警察当局发的通行证。”她对杰斯特罗拚命摇头。 贝克博士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还是走开好，让你们能就这事谈一谈吧？要是你们难以决定，那就在我离开之前让我们到舷梯那儿谈一下吧！可是跟我一起上岸对你们来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事要商讨一下。”
杰斯特罗严厉地插话说：“你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干什么，维尔纳？”
“教授，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我想我最好帮帮您的忙。我把那个德国秘密警察带去跟意大利警察当局周旋。”
“那么，在那之前很久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贝克做贼心虚地突然看了娜塔丽一眼；回答说：“我坦白讲好吗？这是为了免得打扰您，让您讨厌。”他举起帽子，鞠了躬，走开了。
杰斯特罗满腹狐疑地看看巴勒斯坦人，又看看他的侄女。
“埃伦，我可不离开路易斯！一分钟都不！”娜塔丽一下子尖叫起来：“我甚至不愿走到舷梯那儿去！”
“你以为怎样？”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拉宾诺维茨把双手向上翻了翻。“哦，你以为这全是精心策划的、要捉住我的圈套吗？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我，要是他的确打算这样做，难道他不就能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从你们的船上拉走吗？”
“他这样可以避免一场风波！”
“风波有多大？”
拉宾诺维茨苦笑一下。“不会太大。”
杰斯特罗拉了拉胡子，看了看瞪着眼的侄女。然后他伸手去取帽子和斗篷。“嗯，娜塔丽，我一直都是个昏头昏脑的傻瓜。我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办事吧。我和维尔纳…… 贝克一起上岸去。”
“哦，当然啦！”婴孩现在正大哭着，娜塔丽几乎气疯了。“享用你的午餐去吧！说不定他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好朋友会和你们凑在一起，把事情搞得更快活呢。”
拉宾诺维茨帮着杰斯特罗穿上斗篷。“尽可能打听打听有关我们启航的事。”
“好的。要是我不回来，”当娜塔丽把她那大哭大叫的婴儿抱在怀里摇着时，杰斯特罗对她说：“你不过摆脱了一个累赘，可不吗？”
两个钟头过去了。 暴雨使甲板上闲逛的人都跑光了。娜塔丽独自撑着伞等在舷梯口，注视着湿淋淋的警察在码头上踱来踱去。终于，在雨中出现了一辆小小的黑色梅塞德斯。 贝克博士出来为杰斯特罗博士开了车门，对她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杰斯特罗登上了跳板，张开蓝斗篷下的双臂。“好啦，亲爱的！你瞧，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回来了。”
“是啊D现在让我们和拉宾诺维茨谈一下。”
“你真的不要先打个盹？”
“我不困。”
那个巴勒斯坦人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打开了舱房门。那间小屋里有强烈的汗、机油和烟灰的气味。杰斯特罗对钉在墙上的那些裸体女人画眨眨眼睛。“请坐，”拉宾诺维茨说。“我得拿掉那些可爱的姑娘了。我对她们并不注意，可是其他人都注意。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真有胆量。午餐吃得有趣么？”
“还可以。”杰斯特罗在办公桌边的椅上坐得笔挺，娜塔丽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凳子上。“首先，你的土耳其船长出卖了你。他告诉海 岸警卫队说你们要偷偷启航。这就是你们为什么被抓住的原因。维尔纳是这么说的。”
拉宾诺维茨点点头，绷着脸。“这我也想到了。我们不能租别的船，所以我们不得不忘记这事——暂时忘记。”
“那个土耳其人也报告了我们是上星期上船的。港务长决定通知罗马的意大利秘密警察，并在让你们走之前，解决这个逃亡的美国人问题。因此，耽搁了一星期。”
“好哇，所以事情都碰到一块儿啦！”拉宾诺维茨把摆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又放开。“我们明天能开走吗？”
“懊，他说你们可以开走。还有，关于那件事。”杰斯特罗的声调提高了。“这船以前可叫‘伊兹密尔’？”
“它就是‘伊兹密尔’。”
“最近你们检查过这船的适航性吗？”
“港口检查员来给我们开了证明，可不是。”
“维尔纳说他附添了一页意见。你们超员又超载。甲板上的附加油柜危险地减弱了你们的稳定性能。万一乘客们在惊慌失措中都冲到一边，这船就免不了翻身。对吗？”
“他们是一群守纪律的人，”拉宾诺维茨很厌烦地回答。“他们不会惊慌的。”
“你们的食物、水和卫生设备都比一般标准低得多，”杰斯特罗接下去说。“当然，娜塔丽和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医疗设备也差。发动机用了三十五个年头了。航海日志上写有好几处新近发生的故障。你们只有沿海 岸行驶的证明，而不是公海上的。”
拉宾诺维茨的声音变得尖利了。“你可提到我们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迫害不得不冒这些危险吗？”
“差不多就是这话。他不爱听。可是他说要是把巴勒斯坦委托德国管辖，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早就用适合航海的船送去了。你们要用这么一条破船来漂洋过海，应该归咎于同盟国的政策，而不是德国的政策。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封锁了巴勒斯坦——这真是个愚蠢的姿态，因为阿拉伯人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希特勒的。美国已经关上了它的大门，所以你们的组织（他全都了解）必须试图用象‘伊兹密尔’这种没人要的破船把难民偷偷送进巴勒斯坦。”
“不错，纳粹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拉宾诺维茨说。“这我们是知道的。”
杰斯特罗由里胸袋里掏出一只信封。“好，这些是意大利警察当局关于美国拘留民的规定。他们正被遣送到锡耶纳去等候交换。正巧，我的家就在锡耶纳。我的班底子还住在那儿。”
拉宾诺维茨看完了那些油印的纸页，他的眼神里显得忧郁面呆滞。
“这些规定可能是伪造的，”娜塔丽嚷了起来。
“这些都是真的。”拉宾诺维茨把纸页交给她。“这么说来，这就安排好了？你们俩要下船到锡耶纳去吗？”
“我对维尔纳讲过了，”杰斯特罗答道，“这全要看娜塔丽。假如她跟着你们乘船，我也乘船。假如她选择回锡耶纳，我也回去。”
“我懂了，很好。”拉宾诺维茨朝娜塔丽膘了一眼，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问道：“贝克博士对这说了些什么呢？”
“呢，作为母亲，他说，她无疑会作出明智的决定。冒险航行对她的婴儿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受不了的。她并不是无国籍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告诉她的。”
“你有十二年没见过这人了，埃伦。”娜塔丽才讲了半句，声音就几乎发抖了。她的两只手揉着那几张油印纸。“他要你留在这儿。为什么呢？”
“哦，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以为他会谋害我吗？”杰斯特罗说，他显出抖抖嗦嗦的滑稽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在我研究生班上那会儿我总是给他最高分的。”
拉宾诺维茨说：“他并不要谋害你。”
“是呀。我相信他是想帮助他以前的老师。”
“上帝在上，”娜塔丽几乎喊起来，“你能不能还表现出一丝一毫有常识的样子来？这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纳粹。是什么让你愿意把他讲的全盘接受下来？”
“他不是纳粹。”杰斯特罗摆出心平气和的学究态度说。“他是个职业外交官。他把那个党说成是一群粗野的、缺乏教养的机会主义者。他确实称赞希特勒把德国统一了起来，可是他对于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十分担忧。犹太人政策把他吓坏了。维尔纳一度学习当牧师，我认为在他身上并没有排犹主义的骨头，不象我们一直打交道的一些美国领事。”
敲了两下门。拉宾诺维茨那个看上去很粗野的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递给他一个用红蜡封着的信封。拉宾诺维茨看了信，站了起来，脱掉了罩在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上的工作服。“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
“什么事呀？”娜塔丽脱口问道。
“我们可以办离港手续了。我马上要到港务长那儿去拿这船的证件。”
第三章
班瑞尔。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走，雪厚得到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之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个行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当直响的军用大卡车，满载着更多的党卫军。这支由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人。每天上午十点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蕈麻、坏土豆、烂菜根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的枪口下象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由十二到十四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的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象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是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吸收进去。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通通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茨走去；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就称作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茨是工矿中心。他大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太萎靡不振了，以致对于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 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他知道，什么时候另一所农屋或是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在朝卡托维茨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他是在这劳工队伍之中，终于离开了那个战俘营。他在上次战争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区中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在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象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象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在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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