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吿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