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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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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闻调査后，遇到热点事件时，我常与同事讨论，“我们的落点在哪里？能有新意么？价值观能高于别人么？”但慢慢觉得，你有一千个漂亮的第二落点，有一个问题还是绕不过去：“真，还是假？”。美国的新闻人克朗凯特在世时，他的老板希望他在晚间新闻的最后五分钟加上评论，他拒绝了：“我做的不是社论，我做的是头版，最重要的是为电视观众提供真实客观的报道。”他的同事抱怨他过于谨小慎微了，但他说：“如果我一会儿想不带偏见地报道，一会再就同一题目发表一篇鲜明的社论，观众会把整个广播业看作持偏见的行业。”他每天节目的结尾语都是“事实就是如此”，这也是他去世前最后一篇博客的名字。
对虎照的调查中，几乎每个人物的采访，我都用了三个小时以上，交叉询问时间、地点、人物、证据、相机、速度、距离……知道节目中用不了这么多，有些东西也不便放在片子里。但疑问一旦开始，逻辑自会把你推向应往之地。采访时局长脸露难色说：“要不我们不愿意接受你采访呢，你问得太细可是，真相往往就在于毫末之间，把一杯水从桌上端到嘴边并不吃力，把它准确地移动一毫米却要花更长时间和更多气力，精确是一件笨重的事。”
胡适说过做事情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原以为下笨功夫是一种精神，但体会了才知，笨功夫是一种方法，也许是唯一的方法。
我担心过观众对技术性的东西会感到厌倦，但是后来我发现，人们从不厌倦于了解知识——只要这些知识是指向他们心中悬而未决的巨大疑问。现在出发前，我只敢问：“我们能拿到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经过验证吗？从这个事实里我能归纳出什么？有没有跟这个归纳相反的证据？他们能不能被足够呈现？”
回到北京，老郝编节目，修改了十几次。一个月过去了，天已经冷了，暖气还没来，我俩半夜里穿着棉袄戴着帽子坐在电脑边上，一来一回传稿子。
这么长时间播不了，通常编导就算了，把带子贴上橙色标签，封存在柜子里，去做下一个节目，养活自己。老郝没放弃，在看上去没指望的困境里熬着，一级一级去找领导审片。有天夜里，她在MSN上敲了一行字：“柴静，我觉得我要出问题了。”
我吓一跳。
她说在不断地哭，一边写一边哭：“不是痛苦，就是控制不了。”
她之前那么多节目没播出，我没见她叫过苦，也没见她软弱过，这次这种情绪有点像崩溃的前兆，我也没什么可安慰她的，只能跟她继续讨论，一遍遍修改，不断地改下去。
事情有一阵子像是停下来了，像是要被人忘记了，过去了。老郝继续去联系摄影家协会，联系发现年画的人，联系全国人大，联系律师协会……年底节目最终能够播的时候，我们采访了郝劲松，他对周正龙提起诉讼。
我问他：“你是以公益诉讼知名，这次为什么要介人虎照事件？”
郝劲松说：“我觉得这次仍然涉及公众的利益。”
“指什么？”
“现在华南虎事件巳经不是简单的一个照片的真假问题，而是关系到社会诚信、社会道德底线的问题，我们说一个不关注真相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民族，一个不追求真相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堕落的社会。”
“为什么我们一定需要一个真相呢？”
“真相是一个民族发展最基础的东西，即便将来你査到有华南虎，这个照片真假你仍然不能绕过，因为这是民意的要求。”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八日节目播时，新闻时效巳经过去了。但播出的反应之强烈，让我觉得，人们不会忘记没有答案的事情。在真相面前，这世界上不存在特殊的国民性，人性本身想要了解万事原由。
二〇〇八年二月四日，陕西省林业厅发出《向社会公众的致歉信》：“在缺乏实体证据的情况下，就草率发布发现华南虎的重大信息，反映出我厅存在着工作作风漂浮、工作纪律涣散等问题。”之后周正龙被警方证实是用老虎年画拍摄假虎照，用木质虎爪模具在雪地捺印假虎爪印，十一月十七日因诈骗和私藏枪支弹药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半，缓期执行。本案涉及的十三名政府工作人员受到处分。但原林业厅副厅长朱巨龙与新闻发言人关克仍然坚持虎照为真。
国家林业局在镇坪做了两年的野外调查后，于二〇一〇年四月发布结论：调查期间调查区没有华南虎生存，该地自然环境不能满足华南虎最小种群单元长期生存。
一只野生老虎的生存至少需要七十平方公里的森林和丰富的偶蹄类动物。一九五八年镇坪大量山林被砍伐用于炼钢，羚羊和林麝被有枪的民兵“差不多打完了”。一九五九年，华南虎被宣布为害兽，号召捕猎。七十年代全国打虎能手在京召开狩猎会议。一九七七年，中国政府宣布保护华南虎，但九十年代开始，偷猎者以虎皮、虎骨牟利。二十一世纪开始，人类再也没有发现野生华南虎出没。
二〇一二年四月，周正龙出狱，对媒体说，要用余生上山寻虎。
第十四章 真实自有万钧之力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地震。
我在美国爱荷华州的一个小镇上，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信号，连报纸都得到三十公里远的州府去买，搞不清楚具体的情况。
打电话请示领导。张洁说：“别回来了，前两天调查拍的东西都废了，现在做不了专题，都是新闻。”
我发短信给老郝：“怎么着？”
她说：“已经不让记者去前方了，要去的人太多，台里怕前方的资源支持不了，有人身危险。”
我问罗永浩，他正带着人在前方賑灾。
“已经有疫情了。”老罗说。
我回：“知道了。”
“日，就知道你会更来劲。”这个糙汉。
我改了行程回国，直接转机去成都。上飞机前，我买了份《纽约时报》，从报纸上撕下两张照片，贴身放着张是一对四川夫妇，站在雨里，妻子哭倒在丈夫的怀里，戴着眼镜的男人脸色苍白，抱着妻子，闭着眼睛，脸向着天，脚边是蓝色塑料布，覆盖着孩子遗体。一张是年轻士兵怀抱着一个孩子，带着一群人从江边崩塌的滑坡上向外走，江水惨绿，人们伏在乱石上匍匐向前。
到了绵阳，最初我被分去做直播记者。
我拿着在医院帐篷找到的几样东西个满是土和裂缝的头盔，一只又湿又沉的靴子和一块手表，讲了三个故事：男人骑了两千里路的摩托车回来看妻子；士兵为了救人，耽误疗伤，肠子流了出来；还有一个女人在废墟守了七天，终于等到丈夫获救。
我拿着这些物品一直讲了七分钟。
史努比也在灾区直播点。我说的时候他就站在直播车边上看着。
看完没说话，走了。
我知道，他不喜欢。
我说怎么了，他说得非常委婉，生怕伤着我：“你太流畅了。”
“你是说我太刻意了？”
“你准备得太精心。”
“嗯，我倒也不是打好底稿，非要这样说的。”
“不是这个意思，我当时看到你的编导蹲在地上给你举着话筒，心里就咯噔一下。他还给你递着这些东西，我就觉得不舒服，这么大的事儿发生了，不该有这些形式和设计。其实那些东西放在地上，也没有关系，或者，你停一下，说，我去拿一下，更真实。”
还有些话，他没说。
后来我看到网上的一些议论。
那个等了七天的女人，终于等到丈夫获救，出于保护，他眼睛被罩着，看不见她。她想让男人知道自己在身边，又不愿意当着那么多人大喊，于是伸出手，在他手上握了一下。她说：“我这二十多年来每晚都拉着他的手睡。”
他蒙着眼睛，笑了。
她也笑了。
我讲到这里，也忍不住微笑。
有人很反感。一开始，我以为是这笑容不对，因为我是一个外来者，表情太轻飘。后来我看了一遍视频。是我在说这一段时，只顾着流利，嘴里说着，心里还惦记着下一个道具应该在什么时候出现，直播的时间掐得准不准。我只是在讲完一个故事，而不是体会什么是废墟下的七天，什么是二十年的一握，我讲得如此轻松顺滑，这种情况下，不管是笑与泪，都带着装饰。
这一点，观众看得清清楚楚。
史努比委婉地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一句话：“你是真的么？”
第二天，在绵阳，我们赶上了六级余震。
跳下车，往九洲体育馆跑，那是灾民临时安置点。馆里空空荡荡，八九千人已经安全撤离，只有一个人坐在里头。
我走过去，他背靠墙坐着，也不看我。
我蹲下去问他：“现在这儿不安全，你怎么不出去呢？”
他抬起头，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黧黑的脸，两只胳膊搭在膝盖上：“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我还跑什么呢？”
我蹲在那儿说不出话。
他安慰我：“你出去吧，这儿不安全。”
晚上的直播，我讲了这个细节。又有批评的声音，认为调子太灰色。
这两次直播给我一个刺激，这两个细节不说不真实，可是笑和泪，这么简单地说出来，确也不扎实。我想起零三年的新疆，有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并不完整。
到了北川，在消防队附近安顿下来，晚上迎头遇上一个当地电视台的同行。
他摇摇晃晃，酒气很大。我扫了一眼，想避开，路灯下他脸上全是亮晶晶的汗，好像发着高烧，眼睛赤红，手抖得厉害。
“干嘛喝这么多？”我带了点责怪的口气。
“受不了了。”他张开着嘴巴，就好像肺里的空气不够用一样，在用嘴痛苦地呼吸。他瘫坐在地上：“那个血的味儿……。”
我听不清。
“就在两个大石板底下……”
我蹲下，听见他说：“她说叔叔，你救我。”
他呓语一样：“我说我会救你的，可是我搬不动啊，我喊了，我疯了一样地使劲，我搬不动啊柴静，我只给了她两个大白兔奶糖。”他转过头来，脸憋得青紫，啃咬着自己的拳头，要把什么东西堵住，再这样他会憋死的。
我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像拍婴儿一样拍着。
他的喉咙里像是突然拔掉塞子一样，哭声仰面向天喷出来：“只有两个……糖……啊……”
我没带纸，兜里只有一个皱巴巴的口罩，我拿出来，把铁线抽了，给他。
他攥着，拧着，也不擦脸，头上全是青筋。
我们俩盘腿坐在空空的水泥地上，头顶是三楼灯泡昏暗的光。他大声号哭，我默然坐着，身边常常有人走过，没人奇怪，也没人注意。他们已经看得太多。
那天晚上，罗陈、陈威、老金和我，几个“新闻调查”的同事商量了一下，一起退出了直播。我们要做一期有足够时间的节目，不管能不能播。
第二天在九洲体育馆，几千人从灾民临时安置点回家，我们看着乌泱泱的人，商量“拍谁呢。”想法也一样：“谁都行。”
一对夫妻，男人穿旧的深绿呢子军服，四十岁左右，绵羊一样的眼睛，有点张皇。女人挽一桶食用油，拿网兜拎着脸盆。就他们吧，我迎上去。
跟叶哥叶嫂坐车回家。他们家就在北川县城边的杨柳坪村，上山的路都垮了，房子大小的石头和土方砸在路上，只有摩托车能过，每辆车载两个人。我坐在叶嫂身后，搂着她腰，到了半山一拐弯，路的一半生生劈掉了，一辆摩托车孤零零地悬在边上。往上开，到了海拔一千三四百米处，稠白的雾气像河一样，重得要用灯破开。
叶哥的家在一树梨花底下，深山冷，花还开着。房子从后面看是完整的青砖墙，一绕过来，前头全塌没了，地基、堡坎都震坏了，这是叶哥叶嫂在震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房子，站着，呆看着，手里挽的东西不知觉地落在地上。
镜头也那样呆着，谁都不说话，三四分钟。山里非常安静，只有些微的鸟叫，雨落在椿树的叶子上，细密地簌簌作响。
叶哥走进废墟，翻找出一样东西，用手抹上面的土灰，抹了又抹，站在那儿不动。我走过去看，是儿子在遇难前一天跟他下的象棋。房梁上挂着一串纸鹤，绿色方格作业本的纸，叠得很笨拙，像大元宝，是两个月前，三八节那天，儿子送给叶嫂的。
地震那天，他家附近四面山摇晃不停，地里干活的女人以为山神发怒，跪下来转圈向四面祈祷。叶哥一个大跳出屋，跃到土豆地里，片刻恍惚后，大叫一声，撒腿往山底下跑。山底下就是县城，曲山小学在城里，儿子在上课。路已经断了，房子一样高的石头在路上堵着，路边的陡崖上都是树和灌木，叶哥从崖上往下连跑带跳，“像疯了一样”，二十多分钟到了县城旧城边上。县城被王家岩和景家岩两座山夹着，最窄的地方只有一公里，路已被埋，巨石下露出压成片的出租车前盖。只有从崖边往上运人，人们正接力把伤者传出来。
他可以回头再找别的路去学校，但犹豫了一下，他伸手接住了递过来的一个伤者。
我是一个外来的人，听他说完，除了陪他们站着，一起去捡一只锅，或者往灶底下塞一把柴火，没有别的办法。
叶哥叶嫂把房子前头的荒地铲平，拿废墟里的碎水泥块把四边垫上，怕雨水进来，帐篷还没到，就找了块破烂的彩条布，搭在门口的梨树上，把房子里的床垫拖出来，放在里头。细雨纷纷，越下越密，落在人头上。我问过叶哥怎么不在灾民安置点等一等再回来，他说：“不要紧，那么多残疾人，我们好手好脚的，能把自己的家建起来。”
他搬了两块石头，找了只铁锅，把蓄水池前两天残留的一点雨水烧开，泡了碗方便面，没有拆调料袋，红色塑料袋子转着圈漂在面上。
他们俩坐在一杆木头上吃，一边跟我说话。叶嫂差不多四十岁了，她说，将来还要生一个我那样的儿子，我一定好好地养育他。
叶哥补了一句：“就像对第一个一样。”
我听见背后有呜咽声，回头看是编导罗陈，他跟他俩差不多大，也有一个儿子。
我们在山上住了下来。陈威搭了帐篷，没自来水没电，也没有手机信号。每天走一段山路，用小碗从一口快干涸的山泉眼舀点水，倒在桶里拎回去，顺便找个有信号的地方给台里打电话。草姐姐负责片子的后期，第一天拍的东西传回去，她说领导觉得这段还是有些灰色，先不播了。
领导这么想也很正常，不过生活会自己长出来的。
“那你们要拍什么主题啊？”草姐姐问。
我说：“不知道。”
以前我害怕“不知道”这三个字，做节目前，没有一个策划案、一个主题方向，我就本能的不安。可这次我觉得，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那怎么办？”草姐姐得负责播出，“要不要找找镇里和村委会，做点全景式的采访？”
我挺奇怪地想起一件无关的事，铁凝三十多岁的时候，见过一次冰心，冰心问她：“姑娘，成家了没有？”
“没有。”
“嗯，不要找，要等。”
后来，我们谁也没找，就等在原地。
晚上睡觉，山里静，静得不容易睡着。
知道死，和经历它，是不一样的。
二〇〇三年冬天，奶奶去世，家人没在电话里告诉我，只说病了。但我听到我妹的声音，大概也就明白了。回到家的时候，一屋子的人，有很多事情要做，很多人要安慰。
等人少一点的时候，我想看她一眼。
移开棺木，她脸色如常，只不过闭着眼睛，就像我幼年时夜夜看着她的样子。从婴儿时我跟她睡，每晚她抚摸我背才能睡着，长大一点，晚上睡下我常常侧头看她，她被子上盖一个深灰大褂，枕头上铺一只青色格子手帕，我把脸偎过去，手帕上是洗净后在炉边烤干的肥皂味儿。她的嘴微微地张着，我听她呼吸，有一会儿害怕了，觉得呼吸好像停了，就轻轻拿手摸一下她的脸，暖和的，这才放心，又想她死了我怎么办，自己哭半天。
我把手探进棺木，用手背在她右侧的脸上慢慢滑了一下。
死是一件没有办法的事，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忍受。
我知道，对叶哥叶嫂，没什么采访可言，没法儿问，问什么呢？我也不想试图劝谁别难过。
他们允许我们在旁边陪伴就够了烧火做饭时，我帮着填点柴。有时候机器开着，很长时间也没人说话，只是柴火噼啪的声音，火苗的蓝尖飘过人的脸，热一阵，冷一阵。叶哥叶嫂要是想说话了，我们就听着，有时候两口子商量以后怎么盖房子生活下去，挺有雄心的样子。有时候又沉默着，干什么都没有心思。
这就是生活吧，不可能靠喊口号就度过去。
过两天他们帮邻居打蒜薹，邻家的女人遇难了，只剩父子俩，孩子十二岁，叫文超。杨柳坪村八十八户人家，遇难二十二人。不同于群居的北方农村，山村里住的人少而分散，路远，主要靠家族和血亲的纽带，能来的都来了，十几个人。
文超穿件圆领小红衫，裤头膝盖上钉着小熊，不爱说话。
我问他怎么不去山下学校过儿童节。
他说不想去。
边上他姨说：“他不想下山，别人都去，就他不去，说也不听。”
我说：“舍不得你爸吗？”
他哭了，拿袖子掩着眼。我不再问，搂他肩膀摇一摇。
打完蒜薹，女人们张罗着吃饭，叶哥戴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色矿工安全帽，前沿磕破了，从废墟里头几块水泥底下扒拉腊肉，很满意的样子：“嗯，这个没偷走。”
大伙用石头垒了个灶，找点柴火，拿石片把腊肉外面的灰刮掉，放在锅里煮。水热了，再捞出来，用刷子吃力地擦着肉外头熏的黑焦色，擦完成了蜡黄。我负责切肉，一刀下去，热气直往上蹿，大厚肉片子，透明的油“滋”一声。
叶嫂扭头喊：“你去地里找找有没有土豆。”
男人挖了十几颗回来，滚刀切大块，煮，炒。
居然还从哪家塌了的梁底下找出一塑料壶玉米酒来，大伙有了一点兴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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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威得拍这段，几米之外盯着机器。
村里人不觉得我们是来工作的，那个机器他们看惯了，就像他们的铁锹一样，直对着镜头招呼他“来吃嘛。”
陈威坐在机器后面的石头上，扬扬手里的烟：“我抽完这根。”
我坐在桌上，文超的小叔是个年轻人，举起了小酒盅：“地震之后第一次这么多人见面，算个团圆酒，来。”
这一杯下去，我的胃里像着了火一样。
文超的小叔叫志全，他的女儿也在县城上小学。
我们跟他一块去挑水，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村里人，跟他打招呼，“嗳”一声，男人之间那种口气。
那人偏过头对我说：“是他把我儿子从土里拽出来的。”志全听了却脸色一黯，不说话，走着走着，拿树枝抽了一下路边的石头。
晚上火堆边上我们才谈这事。
他说：“我爱人就是怪我这事，我原来是军人，她知道如果我路上没耽误，去了一定能救出我女儿。”
我想说他已经尽力了，这是无能为力的事。但觉得这话没有意义，他也不需要我说什么。四川人说“火落在脚背上”，这个痛别人明白不了，烙着他，折磨着他，没办法了，喃喃自语一样说出来。他说最难受的就是觉得孩子不会怪他，“她如果活着，要是写作文，肯定会写《我的爸爸》。”
火堆照明不够拍摄，罗陈坐在我左手边，举着我们带来的蜡烛，滚热的甶蜡油流在手上，他没动，一滴一滴，火烛在风里蹿动。
志全说：“她那天早上说，爸爸，给我买一个冰淇淋，我没给买。我就是后悔，两块钱一个的冰淇淋，我为什么没给她买？”
文超趴在他膝盖上哭得抬不起头。
志全摸着侄子的头发：“你爷爷十二岁讨饭到这里，才有这个家，你身上流着他的血，不要哭。”
片子里有只小猫，地震后幸存的，刚出生，找不着妈了。
小家伙细弱得站都站不住，常常钻在我的迷彩服深处，拼命吮吸，以为那黑暗温暖处是它的母亲。小利爪把我抓疼了，我“呀”一声，陈威就把它揪过来，竖在脸前，露着白肚子，夹着烟那只手指着它的脸，教育一顿。猫一声不叫，可怜巴巴地在烟雾里眯缝着眼睛看他，他叹一口气，把它放下了。
文超也没有了妈妈。我们送他的牛奶，他倒在矿泉水瓶盖里，用食指蘸着，一点一点让小猫舔，猫的脸比蓝色瓶盖大不了多少，尖细的绯红舌头一卷一卷。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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