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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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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满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床上叠幸运星，说装满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粗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白血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酒店，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 Puppy的音乐，站在高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北京。看了一会儿，我回身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根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身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乱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插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毛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进“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有个小姑娘冲我乐。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挂着两条耳机线，走哪儿唱哪儿，一条短裙两条长腿，叽叽呱呱，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岁，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总用白唇膏盖着，“这样比较有气质”。哦，这好办，我叫她老范。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
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领导每次开口问问题，她都立刻说：“你先听我说……”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女儿般的容忍，让她留下来的。
“我是三无人员，”她说，“无知，无畏，无耻。”
我心想，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
她还挺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有句话叫‘阴阳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题：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体认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处找人，说来说去，没人搭理，最后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门的事，我更感兴趣那个沉默的原因。
张洁看着我俩，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白花钱，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高，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不”字的领导。“去吧，省点钱，别双机了，也别带录音师了，一个摄像就够了……哎哎，也别带大机器了，带台DV。”他说。
从机场出来打车，师傅姓毛，一脸西北人的清刚，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他听了好多年，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我和老范摇头摆尾地跟着合唱《偿还》：“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毛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又看一眼，乐了。
西北壮阔，赤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青苍的山转过一弯，还是。
我说我也喜爱美剧《老友记》，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声扑上来，摇得我披头散发。
同行说当地政府不支持媒体采访。趁着月黑风高，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双城是这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过了晚上十点，只有几户灯光。小杨家灯是亮的，院子里一块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满了鞋。父亲醉酒刚回，红着脸，粗着脖子敞着怀，说不清话，母亲坐着一句话不说。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双方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
我抓住机会问小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回我们住的酒店采访？”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只看到两弯浓眉毛，一直不说话。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但他说：“我愿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钟没回过神，居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
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都比不上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师傅老到得很：“后面有车跟。”我们往后看，普通黑桑塔纳，只有一个司机，后座上没人。
我们在酒店下车。第二天，毛师傅来接我们，说昨晚我们走后，桑塔纳上下来两个人，上了他的车，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
毛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把两个人卸在警察那儿，回家睡觉去了。
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我们去找：“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跟你们又没啥关系。”
镇长心一下就宽了，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
我奇怪：“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后一看，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快吧？”
采访小杨，他不肯说什么原因。我说：“我想去现场看看，我明天会去你们学校。”
他忽然问：“我能不能跟你一道去？”
第二天，这孩子带我去学校。校长来给我们开门，中年人，头发花白，一见人就用手往后爬梳，不好意思地笑，“这几个月白的，”说话声音是破的，“心里难受，压力太大，精神几乎都崩溃了。”他勉强绷着笑，脸都抖起来了。
找到六年级的瓦房，一张张桌子看，有一部分课桌上有歪歪扭扭的“519”，一刀刀刻得很深，后来刷的红漆也盖不住。小杨在其中一张桌子边停下来，低头不语。
桌子是第一个服毒女孩苗苗的，死亡的日期是五月十九号，与她同时服毒的女孩小蔡经抢救脱险。两天后，五月二十一日中午，同班同学小孙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早上，小倪服毒，经抢救脱险；五月二十三日晚，小杨服毒，经抢救脱险。
几个孩子桌子上都刻着“519”，苗苗父母认为他们是集体约定自杀。
镇上的人卷着纸烟，眼里放着光，说不清是兴奋还是恐惧：“跟你说吧，肯定是个什么教，听说还有白皮书呢。”眼镜扫一扫旁边的高台，“还有这地方，邪得很。”高台叫魁星阁，说是一个供着魁星像的高大石阁，他们说出事的孩子常常在上头待着，还刻了什么字。
我跟老范对视一眼，心里一紧。
小杨不肯多言，说你们去问苗苗的一个好朋友小陈吧，她都知道。
我们找到这姑娘家，小女孩十二岁，穿件碎花白衬衣低头扫地，发根青青，小尖脸雪白。看见我们进来，不慌不忙，扬扬手里的扫帚说，“等我扫完地。”一轮一轮慢慢地扫，地上一圈一圈极细的印子，扫完把扫帚绳往墙上的钉子上一扣，让她妈给我们拿凳子坐，转身进了屋。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张纸，打了一个电话。
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我问什么，她都平静答：“不知道，不清楚。”
我说：“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
她说：“我们班上的人多了，哪个都是朋友。”
我愣了一下：“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
她不紧不慢地说：“学习这么忙，关心不过来。”
她看着我，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我看着她，饱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只映出我自己。我问不下去了。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几个成年人进来，说：“你们有记者证吗？”
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皮鞋，这次不是镇上的，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不希望我们呆在村里，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报道这个多好。”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老范倒随遇而安，她第一次到乡村，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跟在后面跑，又笑又叫，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再严肃都看乐了。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色，大叫着指给我看：“云！”
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名字结尾正是“云”字，他惊喜又羞涩地转头：“叫我？”
众人哄笑。这一笑之后，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
之后再聊节目。我们说：“这个事情谁都困惑，处理起来也棘手，但是不公开，被认为是邪教，对谁都不好。我们多了解一些，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是不是？”
云叹口气：“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开始也当邪教查。没有这事，搞不明白，你们去看吧。”
我们去了魁星阁，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有小孩子手脚并用，沿着斜的墙面蹭蹭爬上去，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水滑。我找人开了门，沿台阶转上去，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空空荡荡的像个戏台子。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出事后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用石灰盖住。照壁不大，我没带工具，用手擦，石灰干又薄，底下的字露出来，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一见钟情”或是“武林盟主”，不过如此——我在小地方长大，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
小地方没有电脑，没有书店，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和歪歪扭扭的简谱。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是青少年杂志，有一页折过角，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角是苗苗折的。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怎么可能？她们都看。”
农村孩子上学晚，双城小学是六年制，苗苗已经十三岁，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翁美玲。
“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苗苗的父母说，“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
我们找到小蔡家，她母亲拦住门说：“不要拍，我女儿早好了，以前是被人带坏了。”
我问她：“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
“……”
“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
“十几天了。”
“你担心吗？”
“……”
“让我试试吧。”
她让出一条路来。
小姑娘细眉细眼，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摄像海南很有心，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问她，不吭声。我给她一瓶水，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
我握住她的胳膊，小小的手腕上，刀痕刻着小小的“忍”字，用蓝墨水染了。
“忍什么呢？”
她不说话。
“能睡着吗？”
孩子摇摇头。
“想什么呢？”
她不说。
我们俩对着，沉默了一会儿，我跟她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叫高蓉。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就明白了，人总是要分开的，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就像课本上那句话，‘天涯若比邻’。”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
她回身进了屋子，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
一个天真的誓言。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传了出来，“说得很可怕”。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
我问：“什么让她最痛苦？”
“从聚会的那天起，很多同学骂她……”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写到苗苗时说：“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仍然有自尊的需求，我懂她的心，所以我很伤心。”
他不说具体的事，我只好问他：“以你对苗苗的了解，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
他轻声说：“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
四月二十九日，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了一袋颗粒状“闻到死”老鼠药。在周会上，她从抽屉里拿出来吃，被同学看到。“你要吃，我们就都吃。”十几个人为了拦住她，每人服了两粒。老师在讲台上，没看到。
我吓了一跳，问小蔡：“然后呢？”
我第一次见到孩子的苦笑：“那药是假的。”
这件事后，苗苗说她还是想死，小蔡说那咱们一起。
“朋友比生命还重要吗？”我问小蔡。
她的声音很轻：“也许是吧。”
五月十九日，下午课外活动，苗苗一个人在操场上看书，同班一个男生用手中的弹弓绳勒了一下她脖子，然后放开。她拾起地上的东西打他，没打着。两名男生看见了，其中一人故意大声说：“他摸了苗苗乳房！”
放学回家后，苗苗和小蔡到小卖铺买了一瓶粉末状“闻到死”，老板还搭给她们一瓶。她俩打了一会儿羽毛球，在旁边的小商店借了个玻璃杯，在水龙头接了水，把老鼠药溶解，在一个凳子上坐下，背对背，手拉手。
小蔡说：“我们都笑了。”
“为什么会笑呢？”
“想笑着离开世界。”
“死亡不可怕吗？”
“不可怕。那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世界？”
“没有烦恼的世界。”
“谁告诉你的？”
“自己想的。”
苗苗的裤兜里装着她的遗书，开头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里快乐生活了。”
苗苗死后，十几个孩子曾经旷课翻墙去医院的太平间看她，发现他们的医生说：“我从没见过小孩儿那么痛苦。”
从太平间回来之后，有个叫小孙的孩子再没说过一句话。老师说：“我没觉得他有什么不对。”
中午小孙他妈看他愣愣站着，就说：“你放了学也不吃饭，整天玩……”随手拿了箱子上黄色的塑料包装皮，在他头上敲了两下。她一直想不明白：“没使劲啊，咋后来就不答应了？那几天风气也不好，小苗家喝药了，我说你是不是也喝药了？！他气呼呼地：‘哎，就是的！’”他转身就找瓶农药服了毒。
“小孙是我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同班的小倪说，“我想他一定死了。”他哭了一个晚上。学校害怕学生出事，开始要求每个孩子必须由家长接送。老师在大门口查岗，看见小倪一个人来上学，骂了他几句，不允许他进校门：“万一在学校发生意外怎么办？”
小倪在门口蹲了一会，回家拿了农药，在麦田里服下。
三起极端事件之后，政府成立专案组进驻学校，身穿警服的人传讯与服毒者亲密的学生，在没有监护人的情况下讯问。小杨被传讯了，警察询问他与苗苗是否发生“不正当关系”。
小杨说：“我解释，他们不听。”
当天晚上他也服毒，被洗胃救了下来，他说：“我受不了侮辱。”
二○○三年双城镇人均年收入不到三千元，孩子的家人都是农民或个体商贩，生活不容易。苗苗的父亲说：“给她吃好的，穿好的，还要啥？”小杨的父亲当着我们的面，手扣在肚子上骂儿子：“你为什么不干脆死了呢？给我惹这么多麻烦。”小杨的母亲蹲在地上哭：“你把我的脸都丢完了。”
小杨嘴抿得紧紧的，掉头走了。
我跟上他，他脸都歪扭了。“你不要跟别人说，”他说，“等你调查完了，我就不在这世界上了。”
“如果是因为我们的调查，我今晚就走。”我说。
“那你就再也看不到我了。”
第二天我们停了工作，叫上小杨：“玩儿去。”
当地一个马场，长着老高的野草，两匹不知哪儿来的秃马，脑袋上扎一朵红花，没精打采披个破毡。两个农民抄着手在旁边收钱，五块钱骑一次。
小杨不说话，也不骑。
我不知死活，穿着半截牛仔裤就上去了，自告奋勇：“看我给你骑。”
上了马，我刚拉上缰绳，农民大概是踹了马屁股一脚，那马就疯了。我在马上颠得魂飞魄散，路过小杨的时候，居然还顾上冲他龇牙一乐。
他看我这样子，也笑了。老范说，这么多天，就看他笑了这一次。
到晚上，我两条小腿内侧都是青紫的。
老范这个没有常识的人，给我端盆水：“泡，热水里泡泡就好了。”
我把腿像面团子一样插在热水里发着，一边写了封信给小杨：“对遭受的侮辱，不需要愤怒，也不需要还击，只需要蔑视。”
蔑视侮辱并不是最好的方式，但我当时能想到的，只是用这种说法去激发一个男孩子的骄傲，帮他熬过这段时间。
“痛苦的时候，”我大概还记得信的结尾，因为像是写给十四岁的自己，“去看西北的天空，去看明亮的树林，那是永恒的安慰。”
我问过几个孩子，为什么你们对苗苗的感情这么深？
共同的说法是：“她能理解人。”
“在你看来，什么样的人能理解人？”
“听别人说话的人。”小蔡说。
连续服毒事件发生后，从省里来过两位年长的心理老师，她们说：“这个年纪的孩子，特点就是以伙伴的价值观和情感为中心。他们这种非常牢固的小团体友情，一旦关键链条断了，就很危险。”
链条的中心是苗苗。照片上这姑娘眉目如画——柔和的蜡笔画，小尖下巴，笑起来大眼一弯，成绩好，还没有班干部气质，鸦黑头发向后一把束起，小碎卷弯在额头边上。她站在台上擦黑板，底下男生女生都默默看她的马尾荡来荡去。
她在遗书里让爸妈不要伤心，让妈妈对奶奶好一些：“爷爷走了，奶奶很寂寞。奶奶有些话不说，但我知道，奶奶不需要钱，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去世几天后，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落款是“你们的宝贝女儿”，信里写：“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我的心都碎了……”
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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