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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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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朱德因为等电报出发得迟了。他落在部队后面，背上挂着一顶江西斗笠走得蛮有精神。手枪班长袁国平、警卫员小崔紧跟着他，饲养员拉着他那匹黑马。朱德自恃体格强健，只在疲劳时骑骑马，大部分时间都是步行。长征路上，按组织规定，几位主要领导人，每人一匹马，一个文件箱子由两个运输员担负，毛泽东由于当时体弱有病和夜间工作，王稼祥由于负伤未愈，还各配有一副担架。而朱德却只要两匹马，一匹驮文件和行李，一匹乘骑。但是，他那匹驮文件的马，经常随康克清（当时任指导员）在后面收容病号，差不多等于一匹公用的马了。而他随身的这匹黑马也是如此。不管是伤员病号，凡是走不了的，只要遇上这位军中慈父，总能够骑上他的黑马走上一程。这样，时间长了，他的警卫员和饲养员也不免有些意见。一方面敬佩这位统帅，一方面又认为他做得太过分了。
这天下午，朱德和袁国平他们正说说笑笑地在大雾里行进，忽然听到前面山拐脚处有痛苦的呻吟之声。朱德循着声音走上前去，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红军战士，倒卧在地上，一个稍为年长的战士背着两支枪，坐在一边守护着他。那个卧在地上的小鬼面黄肌瘦，微微地闭着眼睛呻吟着，看去还象个孩子，脸上有一层嫩嫩的茸毛。他的一只脚穿着草鞋，另一只脚上包着一块破布。那个稍许年长的战士不断地重复看同一句话：“小石，你忍着一点！你忍着一点！”
“他病了么？”朱德走上去问。
“不，他的脚走坏了。”那个年长的战士说。“连里本来想把他寄了，他死活不肯，我只好扶着他慢慢地走。贵州这个鬼地方真遭罪呀！要是在我们江西，你看……”
“要是把你寄下，你愿意吗？”那个小鬼冷古丁地冲出这么一句，睁了睁眼又合上了。
“嚯，火气还蛮大咧！”朱德慈祥地一笑，说着躬下身子，摸了摸小鬼的额头，觉得有点烧，然后就蹲下来，去解他脚上那块很脏的破布。警卫员小崔和手枪班长袁国平，一看总司令要去解又脏又臭的包脚布，就赶上前想去拦他，可是朱德已经解开了。人们不禁吃了一惊。这只脚肿得很大，胀得发紫。朱德用手轻轻地摁了一摁，叹了口气说：“很可能是化了脓了。”
“等医生上来给他治吧！”小崔在旁边说。
朱德好象没有听见。他攥着拳头想了一会儿，仰起脸说：“你们谁带的有刀子吗？”
小崔迟迟疑疑地掏出了一把小刀。朱德接过来，划了根火柴把刀尖消了消毒，就说：“小鬼，你挺住一点，不会疼的！”
说着，就伏下身子，在那只紫红的脚上刺了一个小口，然后用两只手攥着脚，又说：“小家伙，没得关系，咬咬牙！脓一出来就轻松了。”
那个小鬼哼了两声，大团的脓液陆续地流了出来，小崔和袁国平掏了些烂纸擦起来。
小鬼的额头上冒出一层汗珠。朱德瞅着他微笑着说：“江西老表，轻松了吧！”
那个小鬼望着他天真地一笑。朱德吩咐小崔：“看马褡子里有补衣服的破布没有？去找一块给他包上。”
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警卫员那里总是有的。小崔跑到黑马那里，很快从马褡子里摸出一块破布给小鬼包上。然而，小崔知道这并不算完，心想下一步就是把黑马让给这位小老表了。果不其然，朱德把手一招：“把马牵过来！”
小崔这时一肚子不高兴。当然这马给谁骑他也没有意见，可是总司令这么大年纪，他的身体吃得消吗！可是他又不能公开制止，只好仰起脸看看天说：“天不早了，今天恐怕赶不到宿营地了！”
“赶不到，就慢慢走嘛！”朱德皱了皱那对浓眉。
袁国平年纪大些，看见事已如此，也只好这样。就对迟迟疑疑的小崔笑了笑，摆摆头，说：“那就快牵过来吧！”
黑马来到近前，朱德又笑着对小鬼说：“小鬼，你今天莫愁啰，骑上马走，到宿营地休息一两天就会好的！”
他们正要扶小鬼上马，只听袁国平说：“你看康指导员来了！”
朱德往回一望，果然见康克清伴随着七八个病号赶上来了。她背着两支步枪，还搀着一个病号。后面跟着他那匹驮文件的马，马身上嘀里嘟噜地挂着七八个背包，自然是那些病号的背包了。
朱德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自己的妻子，他迎上去笑着说：“小康，你怎么也掉到后边了？”
“后边病号太多，都收容不过来了！”康克清停住了脚步。
她搀着的病号由别人搀着继续向前走去。
康克清这时二十三岁，红星军帽下露出齐耳短发，圆圆的脸盘，容貌端庄秀丽，长着一双茶褐色的杏核眼。她一向注意军容，皮带、绑腿扎得整整齐齐，下面穿着一对草鞋。长期的军旅生活已把这个渔家女培养成相当标准的女军人了。由于她在中央苏区指挥过一次三百人的战斗，还得了“女司令”这个雅号。
朱德望着自己年轻的妻子，身上背着两支步枪还有不少的东西，虽说她身体相当强健，但毕竟太辛苦了，心中不免有几分怜惜，就问：“小康，你觉着还吃得消吧！”
“没有什么！”康克清闪了闪那双茶褐色的眼睛笑着说，“就是昨天土城撤退太紧张了，敌人紧紧地追着我们，有一个家伙喊：”抓活的！抓活的！‘把我的背包都抓住了……“
朱德一惊，问：“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我把臂一松，敌人就抓去了我的背包，我三脚两步地就窜出去了，也不知道当时我怎么跑得那么快，等敌人再追上来，我已经赶上了队伍。……”
“哎呀，你看有多悬哪！”
“就是丢了一个背包。”康克清笑着说。
朱德不胜埋怨道：“你那个直属队罗里罗克，以后该注点意了！”
康克清见她的收容队已经走远，就笑了笑连忙跑着去赶队伍。
朱德回转身又走到小鬼身边，把小鬼扶了起来。小鬼没骑过马，脚又不敢挨镫，朱德就抱着他，袁国平在另一边接着把他扶上马去。朱德托着他的脚认进马镫，又嘱咐他：“小鬼，可不能把全脚都插进镫里，这是有危险的。”
小鬼在马上点了点头，年长的战士在前面牵着缰绳开始上路。小鬼在马上精神好了许多，走几步就回头看看朱德，终于说：“首长，我好象在哪里见过你，可是又想不起来，你是哪个单位的呀？”
袁国平哈哈大笑，连忙赶上几步说：“你们连这位首长都不认识吗？这是……”
他刚刚要说出口来，就被朱德打断：“我是收容队的。你们啥时候走不动，找我就是啰！”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一行人又穿行在白茫茫的浓雾之中。
大约走了二三十里，来到山谷里的一个村庄。路口上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挎着驳壳枪在那里等候什么。一见马上的小鬼，就高兴地说：“石开！你这小鬼骑谁的马呀！我还以为你今天来不了呢！”
小鬼在马上回头指了指朱德说：“就是那位收容队的首长。”
那个干部一看是朱德，连忙跑过来打了一个敬礼；又回头望望小鬼，带着几分埋怨地说：“哎呀，你怎么骑了总司令的马呀！他那么大年纪……”“呵？总司令！”小鬼和那个年长战士都瞪着圆圆的眼睛，望着这个谁也看不出是总司令的人。
“谁的马不能骑呀！”朱德笑着说。
人们把小鬼从马背上接下来。那个干部背上他走到村子里面去了。小鬼不断地回过头来望着总司令，眼里含着两汪泪水。
又行了十余里，山沟越来越窄，天色更加阴暗，随着一阵阵冷风，飘飘洒洒地下起细雨来。这时大家都已饥肠辘辘，那匹黑马也时不时地停下来，觅食路边的枯草。袁国平看见总司令有些倦意，就乘势建议稍许歇一下，吃点干粮再走。朱德点了点头，就朝山坡上几户人家走去。
袁国平本想给总司令找一间稍许干净点的房子，用眼一撒，附近三五家全是又黑又矮的茅屋，不是用玉米秆就是用竹批子编成的小门。他看见一个人正在门边劈柴，就走了过去。哪知走到屋门口，却忽然不见了。一连喊了两声“老乡”，也没人应，心想，一定是老乡害怕躲起来了，就向屋后找去。
这里朱德推开粗糙的竹批子编成的小门一看，贵州人民惊人的贫困再一次把他惊呆住了。在熏黑的四壁之内，只有一个用树枝和绳子绑成的小床，床上堆着一些柴草，墙角里用几块石头架着一只铁锅，另一个墙角里堆着一个水瓮，几个破瓦罐和几个粗碗，地下还有一个用树墩做成的座子，此外便什么也没有了，真是所谓四壁萧然。朱德踏进屋里，在那个小树墩上坐下。不一时，袁国平领着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进来。那人面呈菜色，身上穿的与其说是衣服，还不如说是些破布筋筋，勉强挂在身上而已。袁国平笑着对朱德说：“他果然是害怕，在竹林里躲起来了；我在外面喊，我们是红军，是干人的队伍，他这才试试探探地走了出来。他是苗族，不过可以讲汉话。”
“我当是猴子兵抓人呢！”那个苗族青年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
朱德笑着说：“多麻烦你们了。我们就是烧点水喝，吃点干粮就走。”
那位青年连声答应，往锅里添上水，烧起火来。
这时，忽听床上哼了一声，床上的柴草索索地抖动起来。原来屋子里光线很暗，朱德进来时只看到床上堆着柴草，现在仔细一看，才看出是一个老人把身子埋在柴草里。朱德忙问：“这是谁呀？”
“是我阿爸。”那个青年说，“他又犯病了。”
“是打摆子吧？”
“是嘞。”
“这种病，我知道。”朱德说，“冷起来冷得要命。你给他盖上被子嘛！”
那青年指了指床上的草，苦笑着说：“那就是我们的被子。”
朱德细看，才看出那是插秧剩下来的秧苗，用细麻绳扎成的草帘子。因为它比较柔软，当地人把它叫做了“秧被”。这里的穷苦人就是这样过冬的。现在这样的“秧被”，怎么能抵挡剧烈的寒冷呢！朱德望着这索索抖动的枯草，心中一阵难过，就对袁国平说：“快让小崔把我那块军毯拿来！”
不一时，小崔拿来一块灰色军毯，朱德轻轻揭去秧被，给老人盖上毯子，又压上了秧被。那位烧火的青年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一连声说：“官长，这怎么行？这怎么行？”
病人盖上了毯子，安静了许多，朱德心里才渐渐安定下来。忽然，他看见灶火上方的墙上有一个木橛子，一条细麻绳拴着一块黑乌乌的东西。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是什么，就问：“那里挂的是啥子呀？”
“盐巴。”那个青年说。
“盐巴？”朱德显得很惊奇，“怎么那么黑呀？”
“我们干人连这个还没得吃咧！”
青年随后说，这里盐分三种：有钱人家吃白色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干人能吃上点黑盐巴就不错了。听到这里，朱德又问：“为啥子要拴条绳子挂在那里？”
“我们怕吃完哪！”那个青年说，“我们只在做菜时候蘸一蘸就赶快拿出来了。”
朱德沉重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怪不得贵州的穷汉自称干人，真是被剥削得干干净净，啥子也没有了。”
他感情沉重地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笔记本，拔出一支铅笔，将这些难忘的情景记录下来。随后又问那个青年：“你是靠种自己的土地，还是给人家帮工？”
“我哪里有自己的地哟！”他苦笑说，“阿爸种了几亩租地，我是在山下给绅粮家帮工。”他们这里把地主叫做“绅粮”。
朱德问他一年能挣多少工钱，他叹了口气，伸出三个指头，说：“我给他家干了五年活，总共给了我三千个铜板。”“三千个铜板？”朱德在心里盘算了一阵，吃惊地说，“那才合二十七块多钱嘛！五五二十五，一年才合五块钱！”
青年只有咧着嘴苦笑。
朱德看见他这副苦笑，不知怎地，比看见他的哭还要难受。他的铅笔哆哆嗦嗦地在小本上写下几行笔记。
锅里的水已经开了。青年用他家的粗碗舀了几碗开水，恭恭敬敬地端到每个人面前。小崔解开干粮袋哗哗啦啦倒出了一碗炒黄豆。朱德给青年抓了一大把，然后一边吃，一边喝着开水。随后又问起他家里的情况，才知他的阿妈死了不久，现在就剩下他父子三个，他的弟弟出去砍柴去了。
正谈话间，只听床上的老人哼了一声，翻了一个身，秧被滚落下来，接着把军毯也推开了。朱德一看，被头上露出一张枯瘦的老人的脸，额头上蒙着一层虚汗，知道他又热上来了。青年忙从绳子上拽下一块破布，给老人擦了擦汗。老人渐渐地睁开眼睛，望望屋里的人，望望自己盖着的毯子，露出惶惑不解的神情。儿子在他耳边用苗语咕噜了好大一阵，他的脸色开朗起来，用手支着床沿挣扎着坐起，眼睛里流露出深深感激的神情，激动地用苗语说着什么。青年见朱德听不懂，就翻译道：“阿爸说，他一辈子也没见过象你们这样好的军队，你们一来这就好了，这就好了。还说，他不知道你们来，他躺在那里太失礼了。”
“老人家，你是病人嘛！”朱德笑着说，一面示意小崔给老人端水。小崔舀了一碗水给老人端过去。
老人双手接过水，一面喝一面说，说到激动处，呜呜咽咽，大颗的眼泪竟滚到水碗里了……
朱德问他说的什么，青年又翻译道：“阿爸说，他给绅粮家帮了三十六年工，摔了一个碗也要扣钱，磕了一个罐罐也要扣钱，临了一算帐，还欠了绅粮的钱。到现在落了一身病，连个打鸟的泥巴都没得。他今天真是碰到了天底下顶好顶好的人了！”
朱德正在安慰老人，只听门外“扑通”响了一声。小崔推开竹门，见门外一个半大小子，刚把一大捆柴撂到地上。他约有十五六岁，戴着一顶破草帽，披着一领棕蓑衣，光着两只脚板，手里还拿着一把柴刀。他虽然个头不高，但生得十分强健，两个乌黑有神的眼珠，正嘀溜乱转，打量着屋子里的生人。
“你干么这时候才回？”老人瞪着眼睛，有点凶狠地问。
“我跟过路的红军说话了。”小鬼用苗语回答。“你不要扯谎！”老人说，“你再不好好干活，我就不要你了。”
“不要就不要吧。”小鬼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阿爸，我对你说，你不要再骂我了，我要当红军去了。”
“什么？你要当红军？”
“是嘞，那几个红军跟我讲，红军是干人的队伍，我也要给干人打天下去。刚才有几个放牛的，把牛一拴，就跟红军走了……”
这段父子对话用的见苗语，朱德听不懂，正要问个明白，披棕蓑衣的小鬼已经凑到朱德身边，蹲下身子，仰起脸儿用汉语求告说：“老伯伯，我叫扬各，你给我上一个名字，我就跟你走吧！”
“噢，原来你要参军！”朱德微笑着，捏了捏他那圆圆的脸蛋，说，“这可要你老子同意啰！”
小鬼马上用哀求的眼光，望望父亲，又望望哥哥。青年同老人咕噜了好一阵，老人终于点了点头。青年又用汉语说：“阿爸讲，在家也是受苦，就由他去吧！”
看见阿爸答应，小鬼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朱德看他穿得过于破烂，两只脚板还光着，就让小崔给他找一件旧军衣换上，小崔又从自己背包上抽出一双草鞋，小鬼高高兴兴地穿上，一开门，把他那件用以挡风御寒的棕蓑衣远远一丢，就说：“咱们走吧！”
“你好歹吃了饭走呵！”哥哥说。
“不，到队伍上吃去！”
朱德立起身来，向老人告别。老人挣扎着下了地，用双手拉着朱德的手，流着泪说：“我把儿子托付给你了，你就带他走吧！”
“老人家，你就放心吧！”朱德说。
看来小鬼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迎接一个新的世界。并没有人吩咐，他已经推开门，蹿出门外，在大树上解下那匹黑马，立刻牵着走到前面去了。
这时，暮色渐浓，晚雾又起，一行人跋涉在白茫茫的半山间，不到一刻工夫，已经看不到他们的踪迹。
（十八）
中央纵队在转进途中，住在一个并不显眼的村庄，名字倒很奇特，叫“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一声鸡啼，黔滇川三省都听到了。它坐落在一座矮矮的山下，村前是一湾清浅的溪流。这里虽有桃花源般的境界，却实在穷困而又荒凉。那低矮发黑的茅屋，一个比一个破陋。也许正因为它无盛景可述，才故意取了这样一个声势赫赫的名字。
几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这里商量了一番。既然长江前线重兵猬集，一时难渡；滇军前来堵截，也还未到眼前；索性就在云南边界的扎西一带休整几天，观势待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住的房间里。所谓房间，当然也就是那又低又黑的茅屋，刚刚能站起身子。过去每到一地，多半是警卫员取下门板来搭一个铺，临走又上好门板。这里用不着了，因为门上没有门板，只有玉米秸或是竹批子编就的门，只好将稻草铺在地上。地图就更是无法悬挂。毛泽东把周恩来让到地铺上，挥挥手，让警卫员退出去，然后悄声而郑重地说：“恩来，昨天洛甫同志说，博古现在威信不行了，也难以工作，是否改换一下领导。你看如何？”
恩来一听，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粗浓的黑眉皱了一皱，沉吟了一会儿说：“既然提出来了，我看也可以考虑。”
“那么，有谁来担任这个总书记呢？”
周恩来并不迟疑，郑重而充满热诚地说：“毛主席，那自然是由你来当最为合适。”
“不，”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还是让洛甫来当一个时期。”
周恩来笑着说：“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好了。”毛泽东的语气里带有某种坚决的意味，“还是让洛甫当一段，这样对团结有利。恩来，你是不是给大家做点工作？”
周恩来点点头，说：“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那就这样吧。下次会议上正式讨论一下。”
毛泽东送周恩来出了小屋，小兴国正牵着两匹马在路上等候，周恩来回头摆了摆手，就翻身上马回军委纵队去了。
这时，警卫员小吴跑来说，刚才在大路边看见休养连过去了，董老、徐老和谢老他们也过去了，就是没见贺子珍。最后说：“我到路上看看吧，也许她掉队了。”
贺子珍从江西出发时，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加上还有点肺病，身体比以前孱弱多了。这是毛泽东相当挂心和忧烦的事。经小吴一提，他立刻想到，在遵义与贺子珍相见时，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贵州三天两头落雨，走这样的山路，岂有不吃力的，她很可能是掉队了。想到这里，就说：“小吴，那咱们就一起去路上看看。”
说着，小吴在前，毛泽东在后，就跨上了村前的大路。大路上，早晨下了一阵雨，虽说停了，路上仍很泥泞。一路上，满眼的红泥窝窝里，到处是红军战士被粘掉的鞋子。有的是布鞋，有的是断了带子的草鞋。这种红泥粘度很大，简直象鬼似地拖得你拉不开脚步，一直到留下你的鞋子为止。单看看这些留下的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也就可以看出战士的艰辛了。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想，贺子珍走这样的路该多么艰难！
小吴领着毛泽东尽可能地找干路走，有时就干脆走在草地上。路上大部队已经过去，只有零零星星的掉队人员在急匆匆地赶路。他们走出两三里路，还不见贺子珍的影子。小吴劝毛泽东先回去，他装作没有听见，只是闷着头迈着大步。眼前来到一个陡坡，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落到深深的谷底去了。他们停住脚步，向下张望了一回，还是不见人影。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刚刚露了露脸的夕阳，也快要落山。毛泽东不禁忧烦起来，就取出一根纸烟燃上，仍然不住地张望。还是小吴眼尖，看见从山谷深处的树丛里走出两个人来，在夕阳淡淡的金晖里，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板桥。等这两个人过了木桥，他已经兴奋地嚷起来：“来了来了，是贺子珍！”
毛泽东眯细着眼仔细一望，那个瘦瘦的高高的身影果然象贺子珍，另一个矮矮的个子却不知道是谁。不一时，两人已经上了陡坡。可以看出，贺子珍爬得非常吃力，那个人赶上来搀扶着她，两个人走得慢腾腾的。一见这情形，小吴三脚两步地往坡下赶，毛泽东也跟着往坡下走。
毛泽东走到半山坡，贺子珍已经远远地望着他高兴地笑了。笑容里似乎含着一点羞涩，或者是感觉掉了队不好意思，不然就是自以为她那大肚子显得不雅。她本来是一个身材十分苗条的秀丽的女子，在人前，她往往一看到自己的肚子就觉得难堪。
毛泽东这时也清楚看到，搀扶贺子珍的是机灵乖巧的刘英，就首先笑着向她打招呼道：“刘英，你怎么碰到子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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