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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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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修是陈诚的号,从称呼说,气氛已经平静下来。
“是去前线视察?”
“不,我要去亲自指挥!”蒋介石在沙发上挺挺身子,显出一种凛然不可或夺的气概。说过,又接着发挥道:“我们花费了四五年的时间,前后兴师数百万,动用了全国的人力财力,才把朱毛从江西赶出来。目前他们被困在贵州穷山恶水之间,正是完成剿匪大业的最好时机。如果时机失去,让他们在一个地方扎下根,以后再剿灭他就很难了!”
“先生考虑得既深又远,非有杰出眼光者是想不到的!”陈布雷不绝地点头赞叹。“但是,似乎稍呆些时日,对一些重大问题处理一下再去不迟。”
“有啥重要事体?”蒋介石横过来一眼。
“最近,舆论方面不大好。尤其是华北。”
“什么舆论?”
陈布雷不无气愤地列举了一些报纸的名字,指责他们乱发消息,乱发议论。例如说特务乱抓人,宪兵三团在北平每天要抓三、五十人;谁说了一句抗日的话,就上了黑名单,不是活埋,就是扔到永定河里;说是北平有几口干井,死尸堆得满满的,永定河漂着死尸多少多少。陈布雷最后叹口气说:“这些舆论当然煽动性很大,使得各界都对政府和先生不满。
……“
“这是造谣!”蒋介石不等陈布雷说完,就愤愤然打断了他。
陈布雷笑笑说:“尽管是造谣,但普遍有这种舆论,对政府、对先生也非常不利!”
一句话把蒋介石说火了,他把袖子一甩,愤然叫道:“什么舆论、舆论、舆论!我拿出三万块钱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
蒋介石说过,还用那双深陷的眼睛盯住陈布雷不放。陈布雷平时就很怕那双眼睛,他自己也说不清那里面隐藏着什么东西。只要那双眼睛直直地射过来,他的眼光就躲开去了。尽管他们朝夕相处,这一点并没有改变。今天亦复如是。再加上蒋介石竟说舆论等于狗屁,他不由一惊,把瘦小的身躯往沙发里一缩不言语了。
蒋介石也许觉得话说过了,把语调放得和缓了一些。说:“叫何应钦去处理。……我叫他坐镇北平,为什么他回到南京还不回去?”
“也难怪咧!”陈布雷又试试探探地接上说,“一个中华民国堂堂的军分会负责人,北平行营主任,一个日本兵就敢闯进他的办公室直呼其名,唾了他一脸,这个官也够难当的了。
他怎么还有脸回去?“
“怕死就不要穿军服!”蒋介石又愤然说。
陈诚一向与何应钦不睦。从一九二七年十月,何应钦免去他的师长职务起,他就一直没有淡忘;何况未来的参谋总长究竟谁属,更是丝毫不能相让的显赫目标。陈诚听到这里,立刻义愤填膺地插进来说:“如果国家的大员,都不愿为领袖分忧,那还算什么同志!”
陈布雷不愿在陈、何的矛盾上表示什么,又把问题拉回来,进谏道:“现在全国要求抗日的空气这样高,反对内战的呼声这样强烈,为先生计也总要有个处置,暂时稳定一下华北政局……”
这几句话调子很柔和,说话的声音更是那么细声细气,谁知蒋却象挨了针刺一般,立刻转过脸,瞪着陈布雷说:“拿什么处置?抽部队去?你看抽什么部队?哪个部队能和日本人顶?共产党把我们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消耗完了,我拿什么去打日本?”
一连几个连珠炮式的问句,轰得陈布雷面红耳赤,不言语了。陈布雷即刻低下眼睛,那张本来枯黄很少见过血色的脸,竟一时泛起了红色。蒋介石还觉得意犹未尽,继续教训道:“一些人老是空喊,抗日,抗日,我倒问问,用什么抗日?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我们拿什么去同日本人打仗呢?恐怕不打还好,要打顶多三天就亡国了。也许有人以为我的话是危言耸听,其实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准备,没有国防,就是从现在起准备个三十年,我们想靠物质的力量战胜日本,也还是等于做梦。
何况日本并不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呢?“
这是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陈布雷和陈诚以及他们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都不是第一次听到。陈布雷也无意于今晚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出于对领袖和恩人的忠诚,仅仅想对不利的形势有些补益罢了。他的这一点拳拳之心,也是颇为动人的。
“先生,”他万分诚恳地说,“即是搞点表面文章也好。”
“表面文章?”蒋介石略一沉吟,脸色和蔼了一些,而且微露笑意。“那你们就搞一些么!多搞点文章在报纸上登一登。”
说到这里,陈布雷扼腕叹息,不胜感慨地说:“我们不光是军事上打败仗,文笔上也不行。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宣传人才?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你可以拉点中间党派,帮我们讲话。”
“唉,那些人都是一些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总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肯应。”
“罢了,罢了,”蒋介石摇摇手,“这件事由你去做,至少你可以写一点。把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认认真真地讲一讲。明天我们还是要赶到重庆,要首先解决共党问题。”
陈诚和陈布雷都连连点头。
“我告诉你们,现在的事体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以严峻的目光望着二陈,告诫说,“薛岳给过我一个报告,说共党开过一个什么遵义会议,毛泽东又上台了,你们注意到这件事体吗?”
“是的,注意到了。”二陈一齐回答。
“这个人很难对付。在江西我们就吃了他很多亏。”蒋介石的脸上浮起隐隐的愁容。“我本来预计,共党是要分裂的,那就好收拾了,没想到毛泽东又上了台。这人善于声东击西,他的行动往往使人迷惑不解。这次他们突然回师遵义,就很象是他的手法。”
“先生说的是。”陈布雷频频点首。陈诚没有则声,似乎想起四次“围剿”,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说到此处,蒋介石不禁感慨万分,凑近二陈,声音不高,但是颇为沉重地说:“老百姓受了共党的盅惑宣传,在那里高喊抗日还好理解,可叹的是,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些人糊里糊涂地也跟着喊。试问,共产党拉着我的后腿,不消灭共产党,我怎么抗日?我给你们实说了吧,日本人来了,我们总有办法对付;如果让共产党得了天下,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点,你们懂不懂?”
他说完这话时,眼睛直勾勾地望了一阵陈布雷,又望着陈诚,他确实动了真感情了。虽然蒋介石这话决不止是第一次说,但陈布雷、陈诚听来仍有一种使人战栗的力量。
“先生的话很有深意!”陈布雷虔诚地点了点头。
“校长的训示,我陈诚从不敢忘,不消灭共党,我也是死不瞑目的!”陈诚说。
(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建立了重庆行营。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路通令所属遵照。中正手令。
这时,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他向各县都发出了命令:各县均应严密构筑碉堡工事。二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对于渡口,尤须严密坚固,并分段指定部队及团防负责守备,并速派员考察督促。匪未到,则行封锁;匪已到,则死守待援。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他们那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简直和部队的小伙子们差不多了。所以,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方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红军统帅部的领导者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人丛中找出了一个县城,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打鼓新场这个名字作为县城是很新鲜的,老长征们都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后,周恩来在讲党史的时候还提到过它。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开了半天的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甫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的意见否决了。从今天看,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相当健全的表现。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周恩来起草好命令,天已经是后半夜了。三月的夜还是很有些寒意。小兴国给他烧了一壶热茶,他喝了一大杯,暖了暖身子,才睡下来。矇眬间,只听有人“卜、卜、卜”在敲自己的窗棂。接着是轻声地呼唤:“恩来!恩来!”
周恩来虽一向很警觉,但由于过分困倦,不知不觉间又睡熟了。
过了一会儿,窗棂又卜卜卜地响了几声,接着又叫:“恩来,你睡了吗?”
周恩来挣扎着睁开眼睛,定神细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就一骨碌爬起来。那时,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们,几乎人人都不脱衣服睡觉,所以起来得很快。
他把煤油灯捻亮,开了门,见毛泽东披着大衣,手里提着马灯,站在夜色里。
“毛主席,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警卫员呢?”
“他们一个个都困得要死,”毛泽东笑着说,“我没有喊他们。”
周把毛泽东让进来,坐下,接过马灯放在桌上,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两点,就笑着问:“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我睡不着哇!”毛泽东点起一支烟,“关于打鼓新场的命令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那好。”毛泽东带着庆幸的口吻。“打鼓新场这个仗,我是越想越不放心,也就再也睡不着了。”
说过,他站起来,举着他的马灯,走近地图,用夹着纸烟的黄黄的手指,指了指地图上那个几乎比苍蝇头还要细小的地名,再次陈述他的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打鼓新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是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并不很强;可是他有城墙,修了碉堡,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弱敌加上工事,就相对地强了。事实上,这个仗是一个攻坚战,一打起来,时间就不一定很短。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他侧过脸望了望周恩来的脸色。周恩来神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他看毛泽东一只手举着马灯很累,又搭上了一只手。毛泽东继续指着地图上四面围攻过来的敌人,讲道:“我们周围的敌人一共有一百个团,而且相当密集。如果打鼓新场不能很快解决战斗,敌人就会从四面围上来。这样,我们很可能脱身不得,那就晚了。”
他说过,又分别指了指四周的敌人。在打鼓新场的北面不远,有黔军的一个旅;西北鲁班场一带有周浑元的三个师;西南的黔西、大方、毕节有滇军孙渡的六个旅另两个团;周浑元和孙渡正好形成对红军的南北夹击;再加上吴奇伟的两个师,已从东面进到了刀把水;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占了遵义;以上都距打鼓新场不远。至于叙永、古蔺、桐梓等地还驻有川军主力,也都会要围攻上来,使红军陷于难以摆脱的重围之中。
毛泽东有一条长处,就是他善于说服人,善于做说服工作。他有时也急躁,也会大发雷霆,但他有意说服你时,却温文尔雅,不慌不忙,那口湖南话说得铿锵有致。遵义会议的成功当然是由于客观条件的成熟,众多同志的努力,而毛泽东的善于做说服工作,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今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就又来做说服工作了。他把事实和道理说得那么透彻,这里面就包含着动人的力量。
马灯被放回到桌案上。毛泽东把道理讲完,就坐下来静静地抽烟。周恩来在灯光下皱着两道浓眉,捻着他的美髯,在认真地思考着。周恩来也有一条明显的长处,他善于汲取人们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从不固执己见。他从毛泽东的意见中发现,尽管大家都拥有同样的客观材料,而毛泽东却有更多辩证的思维。他不是只孤立地观察一个条件,而是把这个条件同其它条件联系了起来;他又不是静止地看一个部分,而是从变化中看它的结局。这样他就能通过表面现象更深刻地掌握事物发展。
“好,我看这意见很好。天一亮,我就找大家重议一次。”他望着毛泽东点了点头。“最近,因为打了胜仗,大家的信心是强多了,可是头脑也有点热了。人们的思想总是这样,一时偏到这边,一时又容易偏到那边,看来不是那么好掌握呀!”
说过,他的脸色显得非常明朗,柔和,轻轻地笑起来。
毛泽东见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心里一块石头落下地了。他的声音有些深沉:“恩来,这个棋不好下呀!现在,周围敌人是几十万,我们的战斗部队不过两三万人。只要一步棋走错,就不堪设想!”
说过,毛泽东站起来去取他的马灯,周恩来见他要走,拦住说:“我这里还有点热茶,你喝一杯吧!”
“不喝了,”毛泽东笑着说,“你要是有酒,我倒要喝一杯!”
周恩来说着,从大壶里倒了一杯浓茶递过来,笑着说:“寒夜客来茶当酒嘛!”
毛泽东双手接过,边喝边赞美道:“好,很好,我就是不爱那个牛奶、咖啡。”
周恩来把警卫员小兴国叫起来,送毛泽东回去。他望着毛泽东略略驼背的身影,站了许久。毛泽东的深夜来访,使一场可能出现的挫折和损失避免了,这使他感到庆幸。
天一亮,周恩来就召开了一个会议,将毛泽东的意见再次作了说明。会议意料之外的顺利,大家经过认真考虑,最后同意不打打鼓新场,另觅新的战机。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的一座农舍里,把讨论的结果告诉了他。毛泽东甚为高兴,随后说:“恩来,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同你商量一下。作战不同于讨论其它问题,每次开会一、二十个人,一讨论就是半天,有些事还往往决定不了。这样下去,对作战是很不利的。你以为如何?”
周恩来立刻接上说:“我有同感。这样下去恐怕不行。”
“你看,是不是成立一个军事领导小组,对政治局负责。但也不能象过去博古同志那样自行其是,弄得政治局什么都不知道。”
“好,这个问题我先同洛甫商量一下,然后在会上讨论解决。”
不久,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经过正式讨论,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领导小组。①
①据新发现材料,三人团成立在二渡乌江之前。
散会以后,周恩来同毛泽东一起,走在一条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上。周恩来的神色十分愉快地说:“这就好了,今后会要打更多的胜仗了!”
周恩来的喜悦是真诚的。他确实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很杰出的。博古过去说,毛泽东只懂得孙子兵法,这不公平,实际上他是把马列主义的军事思想和民族的军事遗产结合起来了。从一九二七年,他就搞游击战争,他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军事理论上确有杰出之外。周恩来深刻地体会到,越是在困难和被动的环境下,毛泽东往往出现一种奇思,常能出敌意外,有时连自己人也意料不到,这是一般军事家所不及的。也许这就叫天才。最近二渡赤水杀回马枪,就是这方面的例子。而毛泽东这方面的才能,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显然没有充分发挥,在当前困难的形势下,他能多抓抓军事自然是很有利的。
毛泽东在小径上走着,看到周恩来的神情这样兴奋愉快,心中甚为感动。按遵义会议的规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不言而喻,三人小组的成立,周恩来军事上最后的决定权实际上没有了。相比之下,也可以说他的权力削弱了。但是,他不仅没有丝毫的不愉快,反而非常高兴。这使毛泽东不禁想起一件党内的往事。一九三○年,苏共举行十六次代表大会时,当时中共代表团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周恩来。这是斯大林指定的。其中自然包括一个明显的含意,表明周恩来将作为中共新的领导人接替李立三的工作。但是回国以后,在安排党的三中全会时,周恩来却有意识地把瞿秋白摆在首要地位,让瞿秋白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而自己只作共产国际决议的传达报告。结果也是瞿秋白接替了李立三成为党的领导人。这件事常为党内同志所传诵。今天的事情,再一次把毛泽东深深地打动了,他觉得自己的这位战友,这位同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他身上有一种象纯玉一般的象水晶一般的晶莹的品质。尽管他的认识有正确的时候,也有不正确的时候,而他没有私心,永远不争权,却是他最显著的特征。想到这里,毛泽东久久地望着自己的同伴,生出一种由衷的敬意。
两人并肩缓缓而行。他们望着翠绿的群山和小径上的野花,都觉得心情舒畅,反而没再说更多的话。
(二十七)
打鼓新场之战不成,红军又继续寻战。天底下的事往往难如人意,战场上的事更是如此。过去红军疲劳不堪,想避战而不可得,今天想痛痛快快打一仗,却又机会难寻。红军统帅部的人又陷入另一种烦恼之中。至三月十日,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周浑元纵队的一个师开到了鲁班场,尽管距离其它几个师并不远,但如能迅速包围,争取速决,也还是不多不少的“一口菜”。统帅部当即决定,由三军团阻吴奇伟部北援,五军团阻周浑元部主力南援,由一军团集中力量歼灭鲁班场的敌人。战斗于三月十五日下午三时打响。哪知战斗开始后发现,敌人的工事经过数日经营颇为坚固。山上修了碉堡,碉堡外挖了外壕,壕沟外还有树桩和荆棘构成的“土铁丝网”。战斗从下午三时开始,至晚八时,才攻占了几处碉堡,虽然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但自己也伤亡不小。此时,东面的吴奇伟纵队,已自鸭溪向红军逼近。鉴于这种形势,统帅部当机立断,决定停止攻击,以一军团掩护全军由茅台镇三渡赤水。
一军团的军团部设在距鲁班场很近的一个小村里。林彪刚从前面下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在一个农家小院里踱来踱去,显出颇不耐烦的样子。
林彪,时年二十八岁,面貌稍显清癯,双眉浓黑,两眼炯炯有神。他一向多思寡言,含威不露,举止文静,而却内涵勇猛。他在自己领导的部队中经常倡导“三猛战术——猛打,猛冲,猛追”,养成部队一种勇敢善战、一往无前的作风。再加上他颇擅长搞大兵团伏击战,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在几次反“围剿”中打了不少漂亮仗。因此,他提升很快,南昌起义时,还是朱德领导下的一个小小的排长,现在已经是红军中一员战功赫赫的名将了。
“政委怎么还不回来?”林彪停住脚步,声音不高,但却充满着威严。
一个年轻参谋恭敬地答道:“聂政委刚处理完伤员,正在往回走哩!”
林彪继续踱着步子,那对浓眉皱得更紧了。
不一时,一个服装整齐的高个子军人走进了院子。他生着高高的鼻梁,目光睿智温和,举止儒雅。
“荣臻同志,你怎么现在才回?”
“没有那么多担架,不好处理呀!”聂荣臻在屋前面的石阶上坐下来,拍了拍帽子上的灰尘。
“伤亡多少?”林彪又问。
“四百多人,还有不少连排干部。”
“又是一大堆!”
林彪重重地叹了口气。接着把手里的电报递给他的政治委员:“你看看这个。又让我们第三次过赤水河!”
聂荣臻看完电报,又递给林彪,用温和的语调带解释性地说:“为了调动敌人,自然要多走一点路嘛!”
“多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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